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年前，在上海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工作人员开始查票。查票很安静，工作人员只对乘客点一下头，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从口袋里取出票来。工作人员立即用红铅笔在票上划一下，便把脸转向另一位乘客。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声响。
终于，有一个中年乘客拿不出票来。工作人员说：“逃票要罚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动起来。因为一个“逃”字，完全排除了遗忘的可能，听起来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围人的脸，发现大家都有点幸灾乐祸。乘公交车太枯燥，人人都期待着发生一点与自己无关的事，解解闷。
中年乘客这一看就更恼怒了。他拿不出票，却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仅仅要说服工作人员，还要说服周围所有的人。他憋红了脸，慌忙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塞给工作人员，说：“你看我管着多少人，还需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里的一个银行存折。千不该万不该，他居然把这个存折也塞到了工作人员手里，说：“你看看这个，我还用得着逃你的票吗？”
当年的工作人员很有修养，既没有看名片，也没有看存折，而是礼貌地把这两件东西塞回到他手里，说：“这与职位、金钱没有关系，上车买票是一种城市文化。”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当众被教育，何况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么回应，便说：“你还给我说文化？我儿子已经是硕士了……”
这一下，整个车厢的人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这儿怎么冒出来了文化，只是在笑这个乘客说不过人家的时候，拉出儿子来当挡箭牌。
20年过去了，社会变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在公共汽车上出现的最后一个概念——文化，已成为人们区分荣辱的一道防线。
据调查，目前多数城市富裕家庭之间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
据调查，目前多数退休人员晚年生活质量的差异指标，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没有戏剧、音乐、文学、书法方面的兴趣相伴随。
这儿所说的文化，就是每个人身上的文化。
过去，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才会关注，现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关注了。但是，当大家都在向往文化的时候，怎么来处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重要。
我认为，一个人身上要拥有真正的文化，首先应当不再“扮演”文化。
真正有了文化，就不会再“扮演文化”。这个道理，一听就明白。这就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会一边走路一边表演拳脚。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凭着是否扮演，来猜测真假和深浅。
我想起了两件小事。
很多年前，我曾经组织过一次上海人文学科著名教授的聚会，《英汉大词典》主编、复旦大学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也应邀前来。很多教授看到他来了就纷纷围上去，其中好几个对他说话时都夹着英语。但他，从头至尾没说一个英语单词。因为在他看来，那次聚会，从内容到人员，都没有讲英语的理由。而他，更沒有理由去表演英语。
还有一次，东北某地聘请我和当时还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担任文化顾问。聘请仪式上的发言者也许考虑到我们两人都写散文，便美辞滔滔。汪曾祺先生显然有点受不住了，便边听边轻声地把那些话“翻译”成平常口语，像一个语文老师在当场改错。他的资历，使他有资格这么做。发言者说：“今天丽日高照，惠风和畅。”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发言者说：“在场莘莘学子，一代俊彦……”汪先生立即说：“改成在场学生们也挺好……”
这就造成了一种幽默的效果，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发言者不仅没有生气，而且还以自嘲的口气感谢汪先生说：“您老人家已经在做文化顾问了。”
一听就知道，汪曾祺先生和那位发言者，谁更有文化。那位可爱的发言者唯一的毛病，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我一再告诫学生，拥有文化的第一证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省察四周了。
一个真正拥有文化的人，不会扮演“当代名士”。他不会写着半通不通的民国文言，踱着不疾不徐的遗老方步，数着百年文坛的散落残屑，翻着笔迹草率的谁家信笺，又矜持地抖一下宽袖。
他也不会扮演“历史脊梁”。不会用嫉妒来冒充正义，用诽谤来展示勇敢，用疯话来显露风骨，顺便再从电视剧中学一点忧郁的眼神、慈祥的笑容。
他也不会扮演“文坛要人”。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在抱怨：“部长又打来电话，近期有五个论坛……”边叹气边摇头，像是实在受尽了折磨。
我曾从一个文艺刊物上抄录过这样一段论文：“……巴尔特消解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认为作品是单数，文本是复数，但那文本也是一种元语言。福柯则认为不必复现创造主体的荣耀，宁肯归于薄暮时分的荒凉……”
很多朋友认为，这种论文太艰深，没有考虑到广大读者。我则要以内行的身份判定，作者完全不懂自己所写的任何一个概念，只是在“扮演艰深”，恰恰是想吸引广大读者。
种种扮演，本该很累却居然不累，原因是同道很多，互相观摩。由于势头不小，触目皆是，这倒也树立了一个“反向路标”：避开它们，才有可能找到真文化。
当然，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那就是在舞台上。擅长于舞台艺术的人最容易识破生活中的扮演，一看便笑，轻轻拍着对方的肩，说一句：“咳，别演了，剧本太老，又在台下。”
从事文化，从诚实开始。
（杨乐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何谓文化》）
终于，有一个中年乘客拿不出票来。工作人员说：“逃票要罚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动起来。因为一个“逃”字，完全排除了遗忘的可能，听起来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围人的脸，发现大家都有点幸灾乐祸。乘公交车太枯燥，人人都期待着发生一点与自己无关的事，解解闷。
中年乘客这一看就更恼怒了。他拿不出票，却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仅仅要说服工作人员，还要说服周围所有的人。他憋红了脸，慌忙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塞给工作人员，说：“你看我管着多少人，还需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里的一个银行存折。千不该万不该，他居然把这个存折也塞到了工作人员手里，说：“你看看这个，我还用得着逃你的票吗？”
当年的工作人员很有修养，既没有看名片，也没有看存折，而是礼貌地把这两件东西塞回到他手里，说：“这与职位、金钱没有关系，上车买票是一种城市文化。”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当众被教育，何况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么回应，便说：“你还给我说文化？我儿子已经是硕士了……”
这一下，整个车厢的人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这儿怎么冒出来了文化，只是在笑这个乘客说不过人家的时候，拉出儿子来当挡箭牌。
20年过去了，社会变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在公共汽车上出现的最后一个概念——文化，已成为人们区分荣辱的一道防线。
据调查，目前多数城市富裕家庭之间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
据调查，目前多数退休人员晚年生活质量的差异指标，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没有戏剧、音乐、文学、书法方面的兴趣相伴随。
这儿所说的文化，就是每个人身上的文化。
过去，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才会关注，现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关注了。但是，当大家都在向往文化的时候，怎么来处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重要。
我认为，一个人身上要拥有真正的文化，首先应当不再“扮演”文化。
真正有了文化，就不会再“扮演文化”。这个道理，一听就明白。这就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会一边走路一边表演拳脚。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凭着是否扮演，来猜测真假和深浅。
我想起了两件小事。
很多年前，我曾经组织过一次上海人文学科著名教授的聚会，《英汉大词典》主编、复旦大学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也应邀前来。很多教授看到他来了就纷纷围上去，其中好几个对他说话时都夹着英语。但他，从头至尾没说一个英语单词。因为在他看来，那次聚会，从内容到人员，都没有讲英语的理由。而他，更沒有理由去表演英语。
还有一次，东北某地聘请我和当时还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担任文化顾问。聘请仪式上的发言者也许考虑到我们两人都写散文，便美辞滔滔。汪曾祺先生显然有点受不住了，便边听边轻声地把那些话“翻译”成平常口语，像一个语文老师在当场改错。他的资历，使他有资格这么做。发言者说：“今天丽日高照，惠风和畅。”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发言者说：“在场莘莘学子，一代俊彦……”汪先生立即说：“改成在场学生们也挺好……”
这就造成了一种幽默的效果，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发言者不仅没有生气，而且还以自嘲的口气感谢汪先生说：“您老人家已经在做文化顾问了。”
一听就知道，汪曾祺先生和那位发言者，谁更有文化。那位可爱的发言者唯一的毛病，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我一再告诫学生，拥有文化的第一证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省察四周了。
一个真正拥有文化的人，不会扮演“当代名士”。他不会写着半通不通的民国文言，踱着不疾不徐的遗老方步，数着百年文坛的散落残屑，翻着笔迹草率的谁家信笺，又矜持地抖一下宽袖。
他也不会扮演“历史脊梁”。不会用嫉妒来冒充正义，用诽谤来展示勇敢，用疯话来显露风骨，顺便再从电视剧中学一点忧郁的眼神、慈祥的笑容。
他也不会扮演“文坛要人”。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在抱怨：“部长又打来电话，近期有五个论坛……”边叹气边摇头，像是实在受尽了折磨。
我曾从一个文艺刊物上抄录过这样一段论文：“……巴尔特消解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认为作品是单数，文本是复数，但那文本也是一种元语言。福柯则认为不必复现创造主体的荣耀，宁肯归于薄暮时分的荒凉……”
很多朋友认为，这种论文太艰深，没有考虑到广大读者。我则要以内行的身份判定，作者完全不懂自己所写的任何一个概念，只是在“扮演艰深”，恰恰是想吸引广大读者。
种种扮演，本该很累却居然不累，原因是同道很多，互相观摩。由于势头不小，触目皆是，这倒也树立了一个“反向路标”：避开它们，才有可能找到真文化。
当然，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那就是在舞台上。擅长于舞台艺术的人最容易识破生活中的扮演，一看便笑，轻轻拍着对方的肩，说一句：“咳，别演了，剧本太老，又在台下。”
从事文化，从诚实开始。
（杨乐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何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