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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会有所下降，更加注重经济的质量而非单纯看重数量。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两个支柱：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在新常态下这两个产业会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最后变成普通产业。在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下行的同时，需要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用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弥补以往两个产业下行造成的需求缺口。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概括为“退二进三”。
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性
传统制造业在新常态下持续下行的三个原因是出口增速的下降、劳动力成本和各项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过去十年中国一直享受着加入WTO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利用本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欧美的巨大市场很迅速地推动了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但是长期的出口使得国际间出现了比较大的收支不平衡，在全球经济由失衡走向再平衡的过程中我国的出口增速必然会出现放缓的趋势。劳动力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供给充裕，低端劳动力甚至出现了不足，继而工资会出现长期的上涨趋势，劳动力成本提高已成定局。可以预见，在未来长期而言利率会上升，人民币汇率会上调，农产品价格会上升进而劳动力成本会上升，自然资源的价格会上调，随着环保执法力度的加强环保成本会上升。这些价格的上调严格意义上不是价格的上涨而是原来被严重低估的价格回归到正常水平，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必然会打击传统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传统制造业在未来会变成一个普通产业，不会是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同时传统制造业很多都是中低端的制造业，中低端制造业的发展会带来三个局限：一是中低端制造业阻碍制造业竞争力的增强。中低端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低利润区段，这个区段的产业利润率很低，抗风险能力很差，一旦遇到国际经济的大幅波动，就会受到很大冲击。二是中低端制造业可能把我国拖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连续十多年取得每年8%的GDP增速并非中国专利，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国和亚洲四小虎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曾连续几十年取得了很高的经济增速，被誉为“拉美奇迹”和“亚洲四小虎奇迹”。但是后来却都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经济的增长太过于依赖中低端的制造业，在本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这些中低端的制造业被资本的逐利性牵引逐步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原来由中低端制造业带来的表面繁荣也就随着一波资本转移而谢幕，从此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以史为鉴，这些国家的失败教训告诉我们，必须把中低端制造业升级为中高端制造业，否则就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三是中低端制造业限制了改革。因为不同的产业结构需要的体制不同，中低端产业需要的是一种粗放的体制，这种体制可以用低廉的环境成本去支持中低端产业的发展，甚至不惜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来维护中低端产业。而这种粗放的体制也和更现代化的中高端产业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因为中高端产业需要更加精细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在资本、土地、人力资源分配等方面更加有效率，和传统的“人治”型的粗放体制不同，需要更加“法治”的以规则为核心更加透明化的体制。如果仍然让中低端产业主导中国经济就必然把体制锁定在一个粗放的体制之中，无法让体制朝着更加先进的方向迈进。同时，如果体制长期保持为一个低端粗放偏向“人治”的体制，就不能为中高端产业提供一个生存的土壤，最终也会遏制中高端产业的发展。
房地产业在新常态下也会持续下行，在未来城市化增速会出现放缓趋势，因为随着刘易斯拐点的逐步逼近，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日趋明显，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也会减慢。城市化的速度放缓会减缓对房地产需求的增长速度，而现在房地产市场已告别了过去的猛涨时代进入调整期。这里需要强调，房地产的价格并不是由该房产的成本决定的，而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一旦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即便该房产的成本较高，也会出现比较大的价格调整，尤其是在人口净流出的城市，这种调整甚至会非常的剧烈。
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在新常态下政府的主要政策会集中于以下三方面：一是利用市场手段压缩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存在的过剩产能，化解产能过剩风险。二是利用市场手段配合行政手段降低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构的杠杆率，让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重归稳健，化解经济泡沫化风险。三是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新的支柱产业，使得经济在房地产业和传统制造业这两个老支柱产业变为普通产业后，利用新的支柱产业实现经济增长。前两个方面的政策无疑会使得经济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而新支柱产业的培育又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为了让大家在这种调整之下保持平常心和一种平和的心态，政府主动调低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期，让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不至于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出现不必要的慌乱。房地产和传统制造业的收缩会通过上下游需求的传导很大程度上拉低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培育新的支柱产业就显得非常重要。
服务业主要有消费服务、商务服务、生产服务、精神服务四种。消费服务是为具体消费者生活提供的服务，过去我国居民收入很低，对消费服务的质量要求不高，但是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很多居民更加需要高质量的消费服务。商务服务是为商务活动提供的服务，如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投资咨询公司、管理咨询公司等，随着创新创业的深入开展，对商务服务的需求会更加灵活多样，商务服务本身也将会成为一个朝阳产业。生产服务是指为工农业生产提供的服务，如工业设计、建筑设计、产品包装设计和物流方案设计等，在过去粗放式的发展历程中生产服务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但是随着集约化精细化生产时代的到来，经济对生产服务的需求会快速增加。精神服务与物质性消费服务相对应，主要指用于满足人们精神享受的服务，如影视、出版、音乐、旅游等，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对精神服务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聚焦在八个产业，这八个产业是未来国家积极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会代表着国家在国际上的战略竞争力。八个产业分别是：1.新能源，未来太阳能、核电、风电等新能源会成为朝阳产业，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和自然资源的枯竭，新能源会越来越重要。2.新材料，未来在医疗、工业、军事科技等领域新型复合材料会发挥越来越突出的革命性作用。3.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在医疗领域可以开发出革命性的新疗法和新诊断手段，在农业领域更是可以引领新农业的发展，开发出新种子新生物化肥和新农药等。4.信息技术，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技术革命红利并没有彻底释放完成，新的商业模式和生活模式会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而蓬勃发展，未来新信息技术在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领域有很多创新和发展的空间。5.节能环保，在过去粗放式发展过程中很多生产工艺没有考虑到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造成了很多污染和资源浪费，未来节能环保设备投资需求量巨大。6.广义机器人，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劳动力缺乏正使得广义机器人成为替代人工劳动的必然选择。7.高端装备制造，在航天、航空、航海和海洋开发工程等领域高端装备制造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8.现代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五大产业：①飞机制造，我国人口众多，国土中平原较少山地较多，因此无论是民航，还是军用飞机都有很大的需求上升空间，飞机制造产业将出现巨大机遇。②高铁装备制造，我国高铁技术发展成熟，在新建高铁和运营高铁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我国高铁装备制造将会快速发展。③现代船舶制造，我国国际贸易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并保持增长，进出口大多使用海运，现代船舶在未来还有很多需求。④核电装备制造，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和化石燃料的枯竭，光伏发电和风电成本偏高，核电作为理想的低成本替代選项，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点。⑤特变高压输电装备制造，随着新能源技术电动车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对电力运输的需求会出现大幅增长，在此趋势下特变高压输电装备制造会得到很大发展。
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制造业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原则就是需要“完善市场和有信政府”。“完善市场”指的是依靠市场作为决定性力量的市场环境。过去我国的市场环境中权力占的比重比较大，属于典型的“不完善市场”，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很多产业存在比较严重的垄断，另一方面在很多经济领域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等手段影响市场运行。垄断的维持主要依靠两个要素：第一是行政性的行业准入门槛，通过制定产业政策禁止非公有资本进入某些行业，或者名义上开放某些行业实际上在审批过程中不让民营资本进入，即俗称的“玻璃门”；第二是金融管制，即政府通过控制金融机构的资金投放不给进入某些行业的民营企业提供资金，使得进入这些垄断领域的民营资本自觉退出，即俗称的“旋转门”。垄断还阻碍了技术进步，很多上游产业都是国有资本集中的垄断性行业，这些垄断企业凭借垄断地位坐享垄断利润，缺乏竞争压力也没有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除了垄断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外，另一个市场不完善的体现就是市场缺乏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指的是经济活动主体的经营行为要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为了赚钱而肆意违法，即不能靠违法的手段来赚钱。比如三聚氰胺事件和毒胶囊事件和众多有毒食品事件中的企业，明知自己的生产工艺会产生对人体有毒的物质，但仍然抱着侥幸心理违反法律。
“有信政府”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的“信”要求政府对于自己制定的法律要严格执行，做到言出必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另一方面的“信”主要指“恒”，要求政府的经济政策要具有长期一致性，不能频繁变动，要让社会公众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长期预期。过去产业结构调整效果不佳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比如对于一些严重违反环境保护法的高污染企业不给予相应的处罚，执法不严使得这些企业对于自己的高污染高能耗行为不负担任何成本，也没有任何动力去进行技术升级。
政府的“信”还表现在承诺经济政策的长期一致上。必须承认过去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是各种经营主体缺乏对经济长期一致的稳定预期。一旦缺乏长期稳定的预期，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必定是非常短期化和短视化的。因为产业升级是一个耗时比较长的过程，企业行为短期化会使得经营者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国有企业的高管由国资委或中组部任命，这些高管自己并不确定自己能够在这个企业任职多久，他们很容易想到自己在这个企业费了很多力气进行产业升级，但是这种产业升级完成后，收获期到来时自己就被调到另一个企业任职了。可以考虑延长国企高管的任期，即便该高管调离该企业也要保证该高管的待遇和该企业的后续经营状况相挂钩。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政府政策一致性主要是指对于民营企业的态度要保持长期一致，才能让民营企业建立一个比较长期的预期，在一个比较长的预期之下制定自己的经营计划。政府应减少政策的变动，主动维持政策的稳定性是建立“有信政府”的核心。
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性
传统制造业在新常态下持续下行的三个原因是出口增速的下降、劳动力成本和各项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过去十年中国一直享受着加入WTO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利用本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欧美的巨大市场很迅速地推动了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但是长期的出口使得国际间出现了比较大的收支不平衡，在全球经济由失衡走向再平衡的过程中我国的出口增速必然会出现放缓的趋势。劳动力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供给充裕，低端劳动力甚至出现了不足，继而工资会出现长期的上涨趋势，劳动力成本提高已成定局。可以预见，在未来长期而言利率会上升，人民币汇率会上调，农产品价格会上升进而劳动力成本会上升，自然资源的价格会上调，随着环保执法力度的加强环保成本会上升。这些价格的上调严格意义上不是价格的上涨而是原来被严重低估的价格回归到正常水平，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必然会打击传统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传统制造业在未来会变成一个普通产业，不会是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同时传统制造业很多都是中低端的制造业，中低端制造业的发展会带来三个局限：一是中低端制造业阻碍制造业竞争力的增强。中低端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低利润区段，这个区段的产业利润率很低，抗风险能力很差，一旦遇到国际经济的大幅波动，就会受到很大冲击。二是中低端制造业可能把我国拖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连续十多年取得每年8%的GDP增速并非中国专利，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国和亚洲四小虎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曾连续几十年取得了很高的经济增速，被誉为“拉美奇迹”和“亚洲四小虎奇迹”。但是后来却都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经济的增长太过于依赖中低端的制造业，在本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这些中低端的制造业被资本的逐利性牵引逐步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原来由中低端制造业带来的表面繁荣也就随着一波资本转移而谢幕，从此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以史为鉴，这些国家的失败教训告诉我们，必须把中低端制造业升级为中高端制造业，否则就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三是中低端制造业限制了改革。因为不同的产业结构需要的体制不同，中低端产业需要的是一种粗放的体制，这种体制可以用低廉的环境成本去支持中低端产业的发展，甚至不惜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来维护中低端产业。而这种粗放的体制也和更现代化的中高端产业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因为中高端产业需要更加精细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在资本、土地、人力资源分配等方面更加有效率，和传统的“人治”型的粗放体制不同，需要更加“法治”的以规则为核心更加透明化的体制。如果仍然让中低端产业主导中国经济就必然把体制锁定在一个粗放的体制之中，无法让体制朝着更加先进的方向迈进。同时，如果体制长期保持为一个低端粗放偏向“人治”的体制，就不能为中高端产业提供一个生存的土壤，最终也会遏制中高端产业的发展。
房地产业在新常态下也会持续下行，在未来城市化增速会出现放缓趋势，因为随着刘易斯拐点的逐步逼近，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日趋明显，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也会减慢。城市化的速度放缓会减缓对房地产需求的增长速度，而现在房地产市场已告别了过去的猛涨时代进入调整期。这里需要强调，房地产的价格并不是由该房产的成本决定的，而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一旦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即便该房产的成本较高，也会出现比较大的价格调整，尤其是在人口净流出的城市，这种调整甚至会非常的剧烈。
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在新常态下政府的主要政策会集中于以下三方面：一是利用市场手段压缩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存在的过剩产能，化解产能过剩风险。二是利用市场手段配合行政手段降低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构的杠杆率，让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重归稳健，化解经济泡沫化风险。三是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新的支柱产业，使得经济在房地产业和传统制造业这两个老支柱产业变为普通产业后，利用新的支柱产业实现经济增长。前两个方面的政策无疑会使得经济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而新支柱产业的培育又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为了让大家在这种调整之下保持平常心和一种平和的心态，政府主动调低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期，让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不至于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出现不必要的慌乱。房地产和传统制造业的收缩会通过上下游需求的传导很大程度上拉低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培育新的支柱产业就显得非常重要。
服务业主要有消费服务、商务服务、生产服务、精神服务四种。消费服务是为具体消费者生活提供的服务，过去我国居民收入很低，对消费服务的质量要求不高，但是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很多居民更加需要高质量的消费服务。商务服务是为商务活动提供的服务，如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投资咨询公司、管理咨询公司等，随着创新创业的深入开展，对商务服务的需求会更加灵活多样，商务服务本身也将会成为一个朝阳产业。生产服务是指为工农业生产提供的服务，如工业设计、建筑设计、产品包装设计和物流方案设计等，在过去粗放式的发展历程中生产服务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但是随着集约化精细化生产时代的到来，经济对生产服务的需求会快速增加。精神服务与物质性消费服务相对应，主要指用于满足人们精神享受的服务，如影视、出版、音乐、旅游等，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对精神服务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聚焦在八个产业，这八个产业是未来国家积极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会代表着国家在国际上的战略竞争力。八个产业分别是：1.新能源，未来太阳能、核电、风电等新能源会成为朝阳产业，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和自然资源的枯竭，新能源会越来越重要。2.新材料，未来在医疗、工业、军事科技等领域新型复合材料会发挥越来越突出的革命性作用。3.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在医疗领域可以开发出革命性的新疗法和新诊断手段，在农业领域更是可以引领新农业的发展，开发出新种子新生物化肥和新农药等。4.信息技术，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技术革命红利并没有彻底释放完成，新的商业模式和生活模式会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而蓬勃发展，未来新信息技术在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领域有很多创新和发展的空间。5.节能环保，在过去粗放式发展过程中很多生产工艺没有考虑到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造成了很多污染和资源浪费，未来节能环保设备投资需求量巨大。6.广义机器人，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劳动力缺乏正使得广义机器人成为替代人工劳动的必然选择。7.高端装备制造，在航天、航空、航海和海洋开发工程等领域高端装备制造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8.现代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五大产业：①飞机制造，我国人口众多，国土中平原较少山地较多，因此无论是民航，还是军用飞机都有很大的需求上升空间，飞机制造产业将出现巨大机遇。②高铁装备制造，我国高铁技术发展成熟，在新建高铁和运营高铁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我国高铁装备制造将会快速发展。③现代船舶制造，我国国际贸易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并保持增长，进出口大多使用海运，现代船舶在未来还有很多需求。④核电装备制造，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和化石燃料的枯竭，光伏发电和风电成本偏高，核电作为理想的低成本替代選项，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点。⑤特变高压输电装备制造，随着新能源技术电动车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对电力运输的需求会出现大幅增长，在此趋势下特变高压输电装备制造会得到很大发展。
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制造业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原则就是需要“完善市场和有信政府”。“完善市场”指的是依靠市场作为决定性力量的市场环境。过去我国的市场环境中权力占的比重比较大，属于典型的“不完善市场”，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很多产业存在比较严重的垄断，另一方面在很多经济领域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等手段影响市场运行。垄断的维持主要依靠两个要素：第一是行政性的行业准入门槛，通过制定产业政策禁止非公有资本进入某些行业，或者名义上开放某些行业实际上在审批过程中不让民营资本进入，即俗称的“玻璃门”；第二是金融管制，即政府通过控制金融机构的资金投放不给进入某些行业的民营企业提供资金，使得进入这些垄断领域的民营资本自觉退出，即俗称的“旋转门”。垄断还阻碍了技术进步，很多上游产业都是国有资本集中的垄断性行业，这些垄断企业凭借垄断地位坐享垄断利润，缺乏竞争压力也没有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除了垄断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外，另一个市场不完善的体现就是市场缺乏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指的是经济活动主体的经营行为要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为了赚钱而肆意违法，即不能靠违法的手段来赚钱。比如三聚氰胺事件和毒胶囊事件和众多有毒食品事件中的企业，明知自己的生产工艺会产生对人体有毒的物质，但仍然抱着侥幸心理违反法律。
“有信政府”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的“信”要求政府对于自己制定的法律要严格执行，做到言出必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另一方面的“信”主要指“恒”，要求政府的经济政策要具有长期一致性，不能频繁变动，要让社会公众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长期预期。过去产业结构调整效果不佳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比如对于一些严重违反环境保护法的高污染企业不给予相应的处罚，执法不严使得这些企业对于自己的高污染高能耗行为不负担任何成本，也没有任何动力去进行技术升级。
政府的“信”还表现在承诺经济政策的长期一致上。必须承认过去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是各种经营主体缺乏对经济长期一致的稳定预期。一旦缺乏长期稳定的预期，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必定是非常短期化和短视化的。因为产业升级是一个耗时比较长的过程，企业行为短期化会使得经营者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国有企业的高管由国资委或中组部任命，这些高管自己并不确定自己能够在这个企业任职多久，他们很容易想到自己在这个企业费了很多力气进行产业升级，但是这种产业升级完成后，收获期到来时自己就被调到另一个企业任职了。可以考虑延长国企高管的任期，即便该高管调离该企业也要保证该高管的待遇和该企业的后续经营状况相挂钩。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政府政策一致性主要是指对于民营企业的态度要保持长期一致，才能让民营企业建立一个比较长期的预期，在一个比较长的预期之下制定自己的经营计划。政府应减少政策的变动，主动维持政策的稳定性是建立“有信政府”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