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家梁羽生逝世。现代武侠小说世界，就像西洋古典音乐，梁羽生有如巴哈与韩德尔，金庸是莫扎特和贝多芬，然而西洋古典音乐后来人才辈出，港台的武侠小说，只有金梁并开风气之先，后来却无以为继。台湾的古龙，严格来说，写的不算武侠小说，只是穿上古装的特技加侦探，把他比作圆舞曲一枝独秀的施特劳斯仍差一点。
　　梁羽生终其创作的一生，有人说，都活在“瑜亮情结”的心理阴影之中。我认识的梁羽生，却不是电影《莫扎特传》(Amadeus)里以嫉妒之心暗置莫扎特于死地的宫廷乐师萨里埃利，而是对金庸百般推崇。确实，金庸和梁羽生性格不一样，金庸深婉，梁羽生纯真；金庸的作品重“术”，因为金庸对人性的阴暗面所知甚深；梁羽生的小说重“道”，对人性的光明面擅长歌颂。对坏人的性格研究兴趣不大。梁羽生的人物比较平面，金庸的人物却以立体见长——岳不群之“大邪若正”，韦小宝“大义若痞”，园开千艳，变化多端。
　　虽然梁羽生的中国传统诗词和对联工夫着力更高，但小说不是诗词，金庸反倒没有这方面的包袱。因为金梁虽然50年代并为香港《大公报》的同事，两人都很宽和，但金庸的性格向往个人的自由，梁羽生随和之外，较能“服从组织”。金庸后来脱离了“爱国机构”，自立门户办报，是历史和性格的必然发展。60年代，“文革”的动荡冲击香港，金庸独立思考，发表了对时局的另类看法，而且创办了《明报月刊》，在中国“破四旧”的时候，金庸偏偏以倡护中国传统的精致文化为己任。梁羽生在香港的极左年代，做了“逍遥派”，对金庸的成就，甚为认同而佩服。
　　论梁羽生作品，不能不提金庸，这就显示，梁羽生如果没有“情结”，自是难使人置信。梁羽生小说多产，但由于思想局限，受到“文革”影响，香港的左派组织。也不例外。武侠小说的侠义行为，在那个愚昧的时代，被视为“宣扬个人英雄主义”，要突出“人民群众的作用”。武侠小说如果突出“人民群众”，还有什么武侠可言?梁羽生作品较为精彩的，多半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萍踪侠影录》浪漫绮丽，《云海玉弓缘》飘逸奇诡，《江湖三女侠》秀采多姿，各有特色。可惜到了后来，小说的英雄主角，不论时代背景设在抗金的南宋，还是反清复明的清初，几乎都要投靠“义军”，体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正确主题思想。
　　金庸作品更受欢迎，是因为金庸不自我重复，小说贯穿着作者无拘无束的个性自由。在殖民地时代的香港，金庸当了报纸的老板，得以享有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个人创作自由。金庸的小说，是华人世界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作品。金庸把握了人生的机遇，一飞冲天；梁羽生却终其一生，没有如此雄心壮志的抉择。要比较金梁作品的高下，从而“抑金贬梁”，须了解两位名家在香港创作的那段独特的时代背景，纯就作品本身判断，似乎不大公平。
　　梁羽生健谈，金庸慎言。梁羽生喜欢发表高论，让别人做听众，公布他的文史心得；金庸在满座宾客之间，无论多么熟稔，更乐于聆听。梁羽生的才华，在于小说、对联、棋艺、文史；金庸的本领，却在小说一家之外，还善营商和企业管理。如果时代的机遇允许，金庸还会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
　　梁羽生晚年隐居澳洲悉尼，十多年来，他患过三场大病：90年代初期，诊出膀胱癌而治愈；继而是心脏病，险死而手术复生。然后是严重的糖尿病，他来香港访友，还要自备胰岛素的针筒。梁羽生笑说，他经历了“三上三下”，三场大劫而不死，他是如此开朗而可爱的一个人。
　　去年12月初，梁羽生先生的大公子来电密告：爸爸得了末期鼻咽癌，请勿向外界透露。我说：明天金庸先生请吃饭，可以告诉他吗?他沉吟了半晌，说：可以。
　　金庸得知，说起了梁羽生年轻时的趣事，那一夜，举杯之际，也涌现了一丝淡淡的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