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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种族歧视一直是困扰美国社会稳定的一大问题。而警察与黑人之间的冲突则是种族歧视的一个缩影。但是，本文并非讨论美国种族歧视问题，而是借助因种族歧视而在美国社会引起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来谈中国的信访活动。本文以齐默尔曼案以及由该案件所引起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为切入点，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官员对待民众游行示威的态度、做法的差异来凸显新特征下的中国信访活动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齐默尔曼；游行示威；新特征；信访活动；中国社会；影响
两年前，美国福罗里达州协警齐默尔曼枪杀黑人少年马丁案引起了数以万计的维权者走上街头抗议法院的判决，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骚乱。在该案中，地方法院初审判决该指控不成立，齐默尔曼被无罪当庭释放。而在随后的重审中齐默尔曼依然被无罪开释。在种族矛盾十分严重的美国，美国法院能够一改先前妥协态度（1991年3月3日，四名洛杉矶白人警察殴打黑人青年洛德尼.金案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力求个案公平正义，其勇气实在可嘉。
一、现阶段中国信访活动呈现的新特征
齐默尔曼事件后，美国民众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游行及其它抗议活动。这让我们不由自主的联想起历来被人们所诟病的中国信访活动。其实，示威游行和我国的信访活动的功能是一样的，都是一种表达诉求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人们可以给公权力施压，从而保障自己的权利。虽然我们国家也有关于示威游行的法律法规，但是由于历史、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原因，很少看到中国人通过示威游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中国人更倾向于借助其特有的信访活动去表达自己的诉求。
有关信访活动的争议由来已久，而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此，我们不需要再花大量篇幅去照搬别人提出来的有关信访活动的功过得失。而是需要去探究现阶段我国信访活动所呈现的新特征。
在中央，胡锦涛主席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由此开始，和谐和稳定成为各级行政、司法机关的头等大事。不言而喻，和谐和稳定也一跃成为考核官员升迁的重要指标之一。信访活动的新特征由此开始初见端倪。后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梦。中国梦继承和发展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示。在中国梦的推动下，信访活动的新特征进一步发展和成型。
首先，在一定程度上，中央对信访活动进行了必要的限制。这是现阶段信访制度的最基本特征。中央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与之相对应，剔除社会现象中不和谐因素（社会现象往往是社会现状的反映，但不是任何社会现状都能够及时通过社会现象反映出来）是必要手段。也许国家的本意并非想把信访活动纳入此次剔除行动的行列中。但是试想，如果信访者还能大摇大摆，招摇过市于省会、首都等重要场所肆无忌惮的表达自己的诉求，动辄堵塞交通，那么这种景象能称得上和谐稳定吗？搞面子工程是中国官员的最擅长的通病。在各级地方官员看来，信访活动所造成的混乱景象是有违国家精神要义的。更何况中央的执政者都宣称信访“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经常性的政治任务”。[1] 各种信访责任追究制也越来越具体和越来越严格1。信访活动不仅给自己的政绩抹黑，而且直接影响上级领导的政绩。因此，中央有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中国梦的方针政策实际限制了中国的信访活动。
其次，各级地方官员对信访活动持不同程度的恐惧心理。中央的方针政策已经出炉，基于上级或明或暗的指示以及自己官位、前途的考虑，各地方官员自然而然会从各个方面采取措施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至少要从表面上尽量消除不和谐的社会现象来应付上级的检验考核。如此一来，各级官员就会把限访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上。由于此事关系重大，如果处理不好，轻则被上级训斥，重则被降级、免职，更甚者信访可能会成为彻查自身不检点行为的导火索，最终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因此多数官员自身已经对信访者产生了恐惧的心里，害怕信访者的信访活动会给自己带来种种难以收场的灾难。为防止类此局面的产生，各级官员开始在限访问题上挖空心思、各显神通。
再者，既然各级地方官要限制信访者上访，那么他们就不可避免要在事前、事中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事前为信访者反映问题设立专门的通道并及时合理的解决信访者所反映的问题；组成工作小组深入基层解决信访者的问题等等。采取上述或类似措施积极主动解决信访者问题的做法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这也是绝大多数基层行政、司法机关现阶段的通用做法。但是，面对良莠不齐的各级官员和信访者，面对错综复杂的信访事件，他们又怎么能够保证上述传统的措施能够及时有效的处理所有信访事件呢？如果传统的常规措施已经失效，那么就必须有相应的补救措施跟进。例如，以前我们经常在电视、报纸或网络上看到有关地方驻京办事处的报道。地方驻京办事处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防止信访者将事态扩大。同时，正是这个驻京办事机构过去给我们呈现了许许多多官员殴打、强行带回信访者的画面。但是，这种补救措施与中央所提倡的文明、和谐背道而驰。而且，现代通信技术越来越发达，各类媒体也对曝光此类事件乐此不疲。以致于此类事件的负面影响往往会迅速扩大蔓延。这种不良影响严重损坏了国家机关的形象。因此，我们看到几年前国务院明文禁止各级地方政府在京城设立驻京办事处。这些变化都使得各级地方官员不得不重新考虑现有的限访模式。他们渐渐认识到，从前大张旗鼓暴力阻止信访者上访的时代已经悄然离去。但是，信访者依然存在，限访的重担仍然在肩。因此，他们必须抛弃旧的限访措施，改用更为隐蔽、有效的文明的限访方式。总之，在限访方式方面，现阶段信访活动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限访活动由地上转为地下，变得更加隐蔽；二、各种暴力的限访措施大量减少，慢慢淡出公众视线，取而代之的是较为文明的限访方式。
最后，信访人自身的心态、动机以及采取的信访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就信访者的心态而言，信访者过去对信访的恐惧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甚至是完全消除。先前，信访者往往遭受殴打、辱骂等人身攻击。信访者被强制带回后可能还会面临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等指控，从而被拘留、罚款。而现在，驻京办事处等具有限访功能的机构已被取缔，有关信访事件的曝光度也在不断提高。这些变化都使得信访者的人身权利得到了相应的保障。二、就信访者的动机而言，早期的信访者不仅要冒着巨大的人身风险，而且信访成功的几率也不大。但是，当前的信访者人身权利得到了相应的保障。除此之外，无论信访人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凡是经过信访的案件，该案件不仅耗时短，而且信访者多多少少都会获得某种利益（各级地方官员常常以该利益作为平息信访事件的条件）。如此一来，原本一些通过正规途径就可以解决的事件常常会变成信访案件。更有甚者，一些居心叵测的信访者以信访为利器，威胁地方官员，扭曲是非，无理取闹，最终绑架地方官员、行政和司法机构来牟取非法利益。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各地方官员也只好忍气吞声，以牺牲部分当事人或者本机构利益来换取“太平盛世”。三、在信访过程中，信访者表达诉求的方式也在与时俱进。一些不法信访者看清了国家信访政策的变化，摸准了官员的脉搏，掐住了官员的恐惧心态，他们故意采取一些过激行为来威逼地方官员，让其满足自己的不合理要求。例如，先前情理交融、声泪俱下的和平陈述如今演变为大哭大闹、私拉乱扯。他们甚至聚众围堵行政、司法机构，硬闯两会现场。 二、在新特征下，中国信访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美国的游行示威活动和中国的信访活动同作为表达诉求的途径，他们对各自的国家和社会产生了哪些不同的影响呢？
在文章开始关于齐默尔曼案的叙述中，我们解到，为了消除民众的质疑，美国政府和司法机构不仅接受了民众的诉求，下令重新调查此案，而且严格地按照本国的法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作出了符合美国法治精神和法律逻辑的判决结果。虽然，这一判决结果与民众的期望相差甚远；但是，法律判决的依据是事实证据，而不是民众对某事件的情感期望。法律应该是理性的。面对这一令人失望的判决结果，一部分美国民众走上街头，高举标语，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慨。有的民众情绪过于激动，他们甚至用暴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一判决的失望。
美国政府和司法机关深知美国民众游行示威所暗含的深意——民众渴望生活在公正、公平的社会中，希望自身的权利能够得到完全的保障。然而，民众的专业知识有限，文化素养参差不齐，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一定适当。再加上民众往往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很少深究其中的深层次细节。而媒体出于某种目的常常又对某事件片面的进行大肆渲染。因此，民众的情绪往往被激发而失去或者弱化了自身的辨别能力。但是，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求正义和公平。因此，美国政府和司法机关一方面尽量的通过各种途径使民众全面了解某一事件，解除民众的疑问，消除民众的忧虑；令一方面则牢牢守住正义和公平的底线。他们深知，即使现阶段民众可能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做法，但是，只要他们自己严格按照法律和证据办事，守住正义和公平的底线，作出公正、合理的判断，他们就已经完全履行了自己对民众的承诺。民众的示威游行对他们的行为是一种鞭策和约束，对他们的心灵是一次净化和洗礼。
在中国，新特征下的信访活动一方面根植于现阶段错综复杂的社会现状，另一方面又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中国梦的方针政策，国家各地方行政、司法机构把限访工作作为日常最重要工作。有的机构甚至将信访事件承包给官员本人，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内部规定，即“谁出事，谁接访”。看似简简单单的六字规定却蕴含了丰富的潜在信息。表面上看，一是要求各官员竭尽所能将事件处理到位，处理好相关矛盾和问题，避免一方或多方当事人走上信访道路；二是明确了工作的责任制。直接将信访事件与官员本人政绩捆绑在一起。
此条规定对民众有利的一面是：它清楚的划分了每个事件的责任人，可以有效避免一事多人分管或者一事无人管理的杂乱现象。同时，它迫使官员积极主动的处理民众的问题，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各官员的主观能动性。并且，它有助于改善官员对待当事人的态度（官员为了尽快处理问题更多的会采取温和的态度），提升了政服务水平。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此规定所隐藏的深意：“出事”是此规定的核心之一，那何为“出事”呢？由“接访”我们可以推导出所谓的“出事”就是指“信访活动”。
将“出事”简单地等同于“信访活动”是此不成文规定的最大弊端之一。信访可以分为正当信访和非正当信访。一旦将非正当信访也纳入“出事”的行列，各级官员面对无理信访者时就会畏首畏尾，不能坚持正义和真理。为了自己的政绩，官员会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和稀泥，以达到他们息事宁人的目的。而且，部分官员还加入了欺软怕硬的队伍，帮助那些无理信访者损害正义者一方的利益。更有甚者，在黔驴技穷之际，部分官员为平息信访事件不惜以国家政府的利益作为交换。面对如此情景，事件中正义的一方不禁会感慨自己命运不济，感叹社会世风日下。于是，今后再次遇到类似情况，需要诉诸公立救济时，他们会踌躇不前，甚至经历了上次的教训，他们或许会毅然选择隐忍沉默。
此时，各级地方官员也许正忙于弹冠相庆。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和谐、维稳”的指示。整个社会也会在这一片隐忍中呈现出一种歌舞升平、其乐融融的盛世景象。但是，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吗？一个社会中，当大量的穷苦人民都不愿意去诉说自己的痛苦与不幸的时候，这个社会也将走到尽头。长此以往，新特征下的信访活动会从根本上消解国家的宪政基础。[2]
整个事件中获利最大的要数那些无理信访者了。获利之后，他们开始激动不已、疯狂至极。他们开始像棕熊垂涎蜂蜜的甘甜一样不断的去寻思、回味。最终，他们无法忍受这相思之苦，他们起身行动了，去寻找、去创造获取蜂蜜的机会。与此同时，这种机会的机会成本却在逐步降低。有过类似遭遇却无法为自己伸张正义的人深知，即使自己再次诉诸于公立救济，不仅其过程耗财耗时耗力，结果也未必公平。他们索性选择隐忍，相比之下，隐忍说不定还算“赚了”。
写到这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吴思先生《潜规则》一书所描绘的历史轮回中。几千年中国潜规则的历史长河继续向前滚滚流淌着。不同的是，此刻官员已经演变成为一名配角，而主角则创造性的变成了普通的公民。不知道这是否是“潜规则”千百年来在民间深度普及的结果。但是，长此以往，我国几千年来的道德底线将被全部摧毁，与之相伴，象征公平正义的法律恐怕也会被束之高阁了。
美国的示威游行和中国的信访活动同样都是民众向政府施压的一种方式，目的是为了让政府满足自己的诉求。但是，美国官员能够坚守自己的信仰，担起民众赋予的重任。他们不仅考虑当前美国民众的诉求，更关注长久以来支撑美国整个国家的公平和正义。虽然他们还做得不够完美，也出现过践踏公平与正义的事件（四名洛杉矶白人警察殴打黑人青年洛德尼.金案）；但是，齐默尔曼案将一洗前耻，将美国重新带回社会发展的正轨。但是，个别中国官员在面对民众诉求时，他们更多地是考虑当前的、暂时的、表面化的稳定，而忽视真正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公平与正义。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势必会动摇国之根本。
三、结束语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正值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上明确提出“严格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的要求。同时，全会提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要求用立案登记制度代替现行的立案审查制度。我们认为，上述举措对解决中国现阶段的信访制度无疑是一大利好。一方面它畅通了民众诉求的通道，可以从根本上缓解现阶段信访案件高发的状况；另一方面它明确了涉法涉诉案件的处理原则，将其纳入法治渠道加以解决，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扫清了一大障碍。
但是，现阶段司法体系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比如司法系统尚未完全独立、司法资源十分有限、诉讼成本太高等等。此外，民众法律意识和诉讼意识还比较单薄。这些都是制约信访制度变革，阻碍法治中国建设的不利因素。但是，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这些问题终将解决，法治中国终将实现。
作者简介：路自然（1990-），男，河南平顶山人，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教育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
参考文献：
[1]第三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1982年2月.
[2]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2004年12月2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注释：
1.如2008年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国家信访局颁布的“关地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和中共中央纪委制订的“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关键词】齐默尔曼；游行示威；新特征；信访活动；中国社会；影响
两年前，美国福罗里达州协警齐默尔曼枪杀黑人少年马丁案引起了数以万计的维权者走上街头抗议法院的判决，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骚乱。在该案中，地方法院初审判决该指控不成立，齐默尔曼被无罪当庭释放。而在随后的重审中齐默尔曼依然被无罪开释。在种族矛盾十分严重的美国，美国法院能够一改先前妥协态度（1991年3月3日，四名洛杉矶白人警察殴打黑人青年洛德尼.金案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力求个案公平正义，其勇气实在可嘉。
一、现阶段中国信访活动呈现的新特征
齐默尔曼事件后，美国民众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游行及其它抗议活动。这让我们不由自主的联想起历来被人们所诟病的中国信访活动。其实，示威游行和我国的信访活动的功能是一样的，都是一种表达诉求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人们可以给公权力施压，从而保障自己的权利。虽然我们国家也有关于示威游行的法律法规，但是由于历史、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原因，很少看到中国人通过示威游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中国人更倾向于借助其特有的信访活动去表达自己的诉求。
有关信访活动的争议由来已久，而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此，我们不需要再花大量篇幅去照搬别人提出来的有关信访活动的功过得失。而是需要去探究现阶段我国信访活动所呈现的新特征。
在中央，胡锦涛主席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由此开始，和谐和稳定成为各级行政、司法机关的头等大事。不言而喻，和谐和稳定也一跃成为考核官员升迁的重要指标之一。信访活动的新特征由此开始初见端倪。后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梦。中国梦继承和发展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示。在中国梦的推动下，信访活动的新特征进一步发展和成型。
首先，在一定程度上，中央对信访活动进行了必要的限制。这是现阶段信访制度的最基本特征。中央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与之相对应，剔除社会现象中不和谐因素（社会现象往往是社会现状的反映，但不是任何社会现状都能够及时通过社会现象反映出来）是必要手段。也许国家的本意并非想把信访活动纳入此次剔除行动的行列中。但是试想，如果信访者还能大摇大摆，招摇过市于省会、首都等重要场所肆无忌惮的表达自己的诉求，动辄堵塞交通，那么这种景象能称得上和谐稳定吗？搞面子工程是中国官员的最擅长的通病。在各级地方官员看来，信访活动所造成的混乱景象是有违国家精神要义的。更何况中央的执政者都宣称信访“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经常性的政治任务”。[1] 各种信访责任追究制也越来越具体和越来越严格1。信访活动不仅给自己的政绩抹黑，而且直接影响上级领导的政绩。因此，中央有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中国梦的方针政策实际限制了中国的信访活动。
其次，各级地方官员对信访活动持不同程度的恐惧心理。中央的方针政策已经出炉，基于上级或明或暗的指示以及自己官位、前途的考虑，各地方官员自然而然会从各个方面采取措施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至少要从表面上尽量消除不和谐的社会现象来应付上级的检验考核。如此一来，各级官员就会把限访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上。由于此事关系重大，如果处理不好，轻则被上级训斥，重则被降级、免职，更甚者信访可能会成为彻查自身不检点行为的导火索，最终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因此多数官员自身已经对信访者产生了恐惧的心里，害怕信访者的信访活动会给自己带来种种难以收场的灾难。为防止类此局面的产生，各级官员开始在限访问题上挖空心思、各显神通。
再者，既然各级地方官要限制信访者上访，那么他们就不可避免要在事前、事中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事前为信访者反映问题设立专门的通道并及时合理的解决信访者所反映的问题；组成工作小组深入基层解决信访者的问题等等。采取上述或类似措施积极主动解决信访者问题的做法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这也是绝大多数基层行政、司法机关现阶段的通用做法。但是，面对良莠不齐的各级官员和信访者，面对错综复杂的信访事件，他们又怎么能够保证上述传统的措施能够及时有效的处理所有信访事件呢？如果传统的常规措施已经失效，那么就必须有相应的补救措施跟进。例如，以前我们经常在电视、报纸或网络上看到有关地方驻京办事处的报道。地方驻京办事处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防止信访者将事态扩大。同时，正是这个驻京办事机构过去给我们呈现了许许多多官员殴打、强行带回信访者的画面。但是，这种补救措施与中央所提倡的文明、和谐背道而驰。而且，现代通信技术越来越发达，各类媒体也对曝光此类事件乐此不疲。以致于此类事件的负面影响往往会迅速扩大蔓延。这种不良影响严重损坏了国家机关的形象。因此，我们看到几年前国务院明文禁止各级地方政府在京城设立驻京办事处。这些变化都使得各级地方官员不得不重新考虑现有的限访模式。他们渐渐认识到，从前大张旗鼓暴力阻止信访者上访的时代已经悄然离去。但是，信访者依然存在，限访的重担仍然在肩。因此，他们必须抛弃旧的限访措施，改用更为隐蔽、有效的文明的限访方式。总之，在限访方式方面，现阶段信访活动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限访活动由地上转为地下，变得更加隐蔽；二、各种暴力的限访措施大量减少，慢慢淡出公众视线，取而代之的是较为文明的限访方式。
最后，信访人自身的心态、动机以及采取的信访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就信访者的心态而言，信访者过去对信访的恐惧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甚至是完全消除。先前，信访者往往遭受殴打、辱骂等人身攻击。信访者被强制带回后可能还会面临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等指控，从而被拘留、罚款。而现在，驻京办事处等具有限访功能的机构已被取缔，有关信访事件的曝光度也在不断提高。这些变化都使得信访者的人身权利得到了相应的保障。二、就信访者的动机而言，早期的信访者不仅要冒着巨大的人身风险，而且信访成功的几率也不大。但是，当前的信访者人身权利得到了相应的保障。除此之外，无论信访人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凡是经过信访的案件，该案件不仅耗时短，而且信访者多多少少都会获得某种利益（各级地方官员常常以该利益作为平息信访事件的条件）。如此一来，原本一些通过正规途径就可以解决的事件常常会变成信访案件。更有甚者，一些居心叵测的信访者以信访为利器，威胁地方官员，扭曲是非，无理取闹，最终绑架地方官员、行政和司法机构来牟取非法利益。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各地方官员也只好忍气吞声，以牺牲部分当事人或者本机构利益来换取“太平盛世”。三、在信访过程中，信访者表达诉求的方式也在与时俱进。一些不法信访者看清了国家信访政策的变化，摸准了官员的脉搏，掐住了官员的恐惧心态，他们故意采取一些过激行为来威逼地方官员，让其满足自己的不合理要求。例如，先前情理交融、声泪俱下的和平陈述如今演变为大哭大闹、私拉乱扯。他们甚至聚众围堵行政、司法机构，硬闯两会现场。 二、在新特征下，中国信访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美国的游行示威活动和中国的信访活动同作为表达诉求的途径，他们对各自的国家和社会产生了哪些不同的影响呢？
在文章开始关于齐默尔曼案的叙述中，我们解到，为了消除民众的质疑，美国政府和司法机构不仅接受了民众的诉求，下令重新调查此案，而且严格地按照本国的法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作出了符合美国法治精神和法律逻辑的判决结果。虽然，这一判决结果与民众的期望相差甚远；但是，法律判决的依据是事实证据，而不是民众对某事件的情感期望。法律应该是理性的。面对这一令人失望的判决结果，一部分美国民众走上街头，高举标语，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慨。有的民众情绪过于激动，他们甚至用暴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一判决的失望。
美国政府和司法机关深知美国民众游行示威所暗含的深意——民众渴望生活在公正、公平的社会中，希望自身的权利能够得到完全的保障。然而，民众的专业知识有限，文化素养参差不齐，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一定适当。再加上民众往往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很少深究其中的深层次细节。而媒体出于某种目的常常又对某事件片面的进行大肆渲染。因此，民众的情绪往往被激发而失去或者弱化了自身的辨别能力。但是，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求正义和公平。因此，美国政府和司法机关一方面尽量的通过各种途径使民众全面了解某一事件，解除民众的疑问，消除民众的忧虑；令一方面则牢牢守住正义和公平的底线。他们深知，即使现阶段民众可能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做法，但是，只要他们自己严格按照法律和证据办事，守住正义和公平的底线，作出公正、合理的判断，他们就已经完全履行了自己对民众的承诺。民众的示威游行对他们的行为是一种鞭策和约束，对他们的心灵是一次净化和洗礼。
在中国，新特征下的信访活动一方面根植于现阶段错综复杂的社会现状，另一方面又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中国梦的方针政策，国家各地方行政、司法机构把限访工作作为日常最重要工作。有的机构甚至将信访事件承包给官员本人，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内部规定，即“谁出事，谁接访”。看似简简单单的六字规定却蕴含了丰富的潜在信息。表面上看，一是要求各官员竭尽所能将事件处理到位，处理好相关矛盾和问题，避免一方或多方当事人走上信访道路；二是明确了工作的责任制。直接将信访事件与官员本人政绩捆绑在一起。
此条规定对民众有利的一面是：它清楚的划分了每个事件的责任人，可以有效避免一事多人分管或者一事无人管理的杂乱现象。同时，它迫使官员积极主动的处理民众的问题，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各官员的主观能动性。并且，它有助于改善官员对待当事人的态度（官员为了尽快处理问题更多的会采取温和的态度），提升了政服务水平。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此规定所隐藏的深意：“出事”是此规定的核心之一，那何为“出事”呢？由“接访”我们可以推导出所谓的“出事”就是指“信访活动”。
将“出事”简单地等同于“信访活动”是此不成文规定的最大弊端之一。信访可以分为正当信访和非正当信访。一旦将非正当信访也纳入“出事”的行列，各级官员面对无理信访者时就会畏首畏尾，不能坚持正义和真理。为了自己的政绩，官员会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和稀泥，以达到他们息事宁人的目的。而且，部分官员还加入了欺软怕硬的队伍，帮助那些无理信访者损害正义者一方的利益。更有甚者，在黔驴技穷之际，部分官员为平息信访事件不惜以国家政府的利益作为交换。面对如此情景，事件中正义的一方不禁会感慨自己命运不济，感叹社会世风日下。于是，今后再次遇到类似情况，需要诉诸公立救济时，他们会踌躇不前，甚至经历了上次的教训，他们或许会毅然选择隐忍沉默。
此时，各级地方官员也许正忙于弹冠相庆。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和谐、维稳”的指示。整个社会也会在这一片隐忍中呈现出一种歌舞升平、其乐融融的盛世景象。但是，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吗？一个社会中，当大量的穷苦人民都不愿意去诉说自己的痛苦与不幸的时候，这个社会也将走到尽头。长此以往，新特征下的信访活动会从根本上消解国家的宪政基础。[2]
整个事件中获利最大的要数那些无理信访者了。获利之后，他们开始激动不已、疯狂至极。他们开始像棕熊垂涎蜂蜜的甘甜一样不断的去寻思、回味。最终，他们无法忍受这相思之苦，他们起身行动了，去寻找、去创造获取蜂蜜的机会。与此同时，这种机会的机会成本却在逐步降低。有过类似遭遇却无法为自己伸张正义的人深知，即使自己再次诉诸于公立救济，不仅其过程耗财耗时耗力，结果也未必公平。他们索性选择隐忍，相比之下，隐忍说不定还算“赚了”。
写到这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吴思先生《潜规则》一书所描绘的历史轮回中。几千年中国潜规则的历史长河继续向前滚滚流淌着。不同的是，此刻官员已经演变成为一名配角，而主角则创造性的变成了普通的公民。不知道这是否是“潜规则”千百年来在民间深度普及的结果。但是，长此以往，我国几千年来的道德底线将被全部摧毁，与之相伴，象征公平正义的法律恐怕也会被束之高阁了。
美国的示威游行和中国的信访活动同样都是民众向政府施压的一种方式，目的是为了让政府满足自己的诉求。但是，美国官员能够坚守自己的信仰，担起民众赋予的重任。他们不仅考虑当前美国民众的诉求，更关注长久以来支撑美国整个国家的公平和正义。虽然他们还做得不够完美，也出现过践踏公平与正义的事件（四名洛杉矶白人警察殴打黑人青年洛德尼.金案）；但是，齐默尔曼案将一洗前耻，将美国重新带回社会发展的正轨。但是，个别中国官员在面对民众诉求时，他们更多地是考虑当前的、暂时的、表面化的稳定，而忽视真正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公平与正义。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势必会动摇国之根本。
三、结束语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正值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上明确提出“严格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的要求。同时，全会提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要求用立案登记制度代替现行的立案审查制度。我们认为，上述举措对解决中国现阶段的信访制度无疑是一大利好。一方面它畅通了民众诉求的通道，可以从根本上缓解现阶段信访案件高发的状况；另一方面它明确了涉法涉诉案件的处理原则，将其纳入法治渠道加以解决，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扫清了一大障碍。
但是，现阶段司法体系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比如司法系统尚未完全独立、司法资源十分有限、诉讼成本太高等等。此外，民众法律意识和诉讼意识还比较单薄。这些都是制约信访制度变革，阻碍法治中国建设的不利因素。但是，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这些问题终将解决，法治中国终将实现。
作者简介：路自然（1990-），男，河南平顶山人，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教育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
参考文献：
[1]第三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1982年2月.
[2]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2004年12月2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注释：
1.如2008年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国家信访局颁布的“关地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和中共中央纪委制订的“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