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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诗歌在参与新诗百年进程的起始阶段，业绩不可谓不显赫。不过，跳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攒下的“红利”和“现代”诗歌改良的历史留白而进入1980年代以来的当下视域，无论在诗歌技艺、精神征候、思考效能、经验积累等哪个维度的传承上，嘉兴诗歌的历史“断裂”感都十分显赫！以文本为实证的新诗潮积聚了伊甸、千叶、张典、邹汉明、张敏华、津渡、起子、雨橡、汉江、小雅、沈宏、尤佑、李平、王学海、金问渔、冬箫、晓弦等十多位诗人，齐刷刷地站在各自的诗行里，“他们”的组成更像是一场“新的出发”。此一“群”之气象，沉静、踏实、不事张扬，他们恪守诗道，各有出彩。
伊甸以鲜明的主题书写倾向和“克制的愤怒”擎举着当代嘉兴诗歌的大旗，无论看资历还是实力，抑或诗艺的探索与实践，他绝对是嘉兴诗歌当仁不让的“门户”。他喜欢以并联的形态铺开思绪，心无旁骛地“致力于人生向善的努力”的声索，他无比强烈地期冀能够如荷马、但丁、歌德、普希金、惠特曼、屈原、杜甫等大师一样，通过作品安放自己作为一个诗人跳动的“赤子之心”，当然，如此“高标准”自然就成了绑缚他灵魂的一条铁索。“疼痛”是他诗歌书写的底色。他是一个始终能让念想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的人，其诗一直在塑造着他挥舞一柄大锤将混浊现实击打得梆梆作响的形象，这种遵循《易·系辞传》载言的“立象以尽意”的生命建构实为难得。因此，他的诗歌，从不回避灵魂、孤独、死亡、绝望、黑暗、沧桑等大词书写，并执意对复杂的人性切片作强力策动。他的发声对抗性很强，始终保有直击的力量，“一棵树承受暴雨、狂风和寒流/一盏小小的灯承受无边无际的黑暗/一条瘦骨嶙峋的路承受坏人的践踏/也承受好人的践踏……”（《承受》片段）不难理解，他诗中的日常生活情景，总是有如条件反射一般进行重力加载，被赋予了一层醒世的意义。他的“忏悔”，或向世人抛出“忏悔”的暗示，抑或“苦大仇深”的气度，都是为着“诗言志”的期待。追问、苛责、愤世嫉俗是他诗歌“济世”的母本，当然也是他的“普世价值”基调。帕斯认为：“一个人唯有感受了摧毁语言或创造另一种语言的诱惑，体验了无涵义的魅力，体验了无法表达的涵义的同样可怕的魅力之后，他方成为一个诗人。”从这个意义说，他的诗歌是传统的筋骨，或者说是对传统的强突。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诗人的千叶已完成了其写作的练习期，奉献了一批成色十足的优秀作品。她的诗歌语言克制、冷静、准确，而且不乏陌生化的效果。有别于许多女诗人较易出现的过分依赖感性的写作，她的作品在智性和哲思上有着更多的探索。”这是首届江南诗歌奖给深居平湖的诗人千叶颁发“提名奖”时的颁奖词。她在诗歌中，说出隐秘情感经验的气息与节奏让读者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她能在清晰的表达与小巧的体量中打开诡谲的想象，并通过想象试图建构自我认定的精神秩序，尽力展现除尘之后的世界本相：“为了易朽、短暂的躯体/微微感到/我，/要把流水的声音赶上/那里，尘土的心脏开满了花//去央求崩溃的萤火虫吧！/也好把今天的月亮赶上/那么，嗨/有一封信就可以慢慢寄出了”（《为了》），语言干净冷峭，反向的美学胆识，超然的从容调度，说出了真意，又隐含了更大的未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千叶是嘉兴当代诗人中，除伊甸之外，可以担当起“已经确立且基本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诗歌艺术生命”之誉的诗人。
相对而言，张典的不可忽视表现在文本的力量上，他的诗歌，外工内厉，形式的规矩、节制，只不过是深蓝之上的“平和”。“月亮射出的箭，一支比一支唐突。”这才是他诗歌的法度，内在的昂首张扬着指点江山的野心，这个“野”，既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庄子哲思，也是李贺“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的狷介。诗歌是他秉持不羁性情的“韬晦”之功，在这样的书写里，他才可尽兴于还原那个放达的自我和回到自由的太初。艺术的最高美学指标之一是“生趣”，懂得庄谐并举，把高音大嗓沉下来，把板着的面孔化成哏角儿的音容，让其中的主体部分回到日常状态，也是诗歌先锋性的指标性元素。一直以来，张典都在自我边缘化的隐遁中强势进入诗歌的核心，并且显赫地形成了我行我素的“诗与思”。
按照艾略特的说法，真正的大诗人都在写下自己的时候写下他的时代。因政体的高压和钢铁甲的横冲直撞，在1990年代的时代语境里，嘉兴诗歌也然呼应着全国诗坛的万马齐喑，“精神能见度”低到足以让一切陷入“方向不明的惶恐”之中。邹汉明的意义正是由于“挺住了”在这个“断裂带”上的诗意生长。这一时期，弃笔，下海，已经成了诗人跳崖式逃亡的标志，而坚守者，却不得已地以更低的姿态匍匐于诗歌道场，开始审视个人命运与宏大叙事的鸿壑，他们——自觉移出集结号般的抒情大合唱，展现出个人化语境的纵深。在嘉兴，邹汉明因“地方性知识”经验的优渥而逐步将诗歌的“本地口音”放大，他的诗歌“讽喻”性强，表现出如克利安思·布鲁克斯主张的视“反讽”为“一种结构性原则”，展示了讽喻形式的多样性：悲剧性反讽、自我反讽、嬉弄的、极端的、挖苦的、温和的反讽，等等。“现在让我试着回答/这个事关面容的问题/我知，每个人的身上/居住着善与恶，黑与白，天真与经验/但岁月是一支牙膏/得把恶一点一点挤出来/此时，你的面容就会向善的一面转化/反之，有人把善挤出来/恶的面相一点一点就会显露它的峥嵘”（《面容问题》）。这种自嘲有时指向单一的自我，有时又捶打着强大的外部世界，几乎每一句都跃跃着一定的攻击性，他刻意让诗歌拔除阳春白雪的花式美学表征，自觉背离肤浅浮泛的空洞病灶。
在嘉兴诗坛，张敏华是其中最为勤勉的诗人之一，他一直乐此不疲地为自己“加冕”，这种“索要”的执念推动，使得他的诗写无处不在。他的可贵还在于敢“摘下面具”，虽然这并非作为诗人的必要手段，但正是如此的砥砺，让福柯所言的“求真意志”才有在诗歌中萌芽与生长。事实是，他的巡航状态补强了其诗“表情模糊”的一面，近两年来，他开始突破半口语带出的“轻描淡写”的诗意，寻求介入当下的力量，对人性的探测与省察，对生命的感悟与诠释，渐渐生发劲道，诗意渐渐丰茂起来。“生命证词”的诗意探测一直是他的诗歌恒定的主题，实属不易。 津渡的诗歌有一种特殊的抒情气质，从湖北到海盐再到北京的生活轨迹，丰富了他的精神旨趣。故乡与异乡的地域互涉使他在修辞中找到了有差别化的诗歌景致，并因深入的洞察与静思物我的执着而焕发着安谧的气场。我喜欢津渡诗歌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急转直下或陡然隆升的格调以及粗疏的走笔姿态。其诗手法多样，时而干冷，时而柔媚，时而粗糙，时而平实，时而湿滑……维特根斯坦说：“意义即使用！”对生活的介入，他不回避，不躲闪，在当代诗歌普遍除却“意义”的背景下，那么，“使用”价值就成了“能指”的命根。津渡的诗歌在语言的陌生化处理上，常常展现出“强接”“反制”“错位”“抓扯”“缠绊”这样的美学趣味，以至于诗虽短但装载的信息量却不小。这主要得益于他用力的分寸把握，有时是笨拙地铺排，直白地讲述；有时是写得眼冒红光，志得意满。总之，他的诗温润、透彻、明亮、简约而饱满。对自身与外物的经验增补与情感焊接，富有创见。表达上，由于事先的功课做足而显得入木三分，宗教感与个人化语境的幽蓝火花多有闪现。
提起同城诗人费立新，我就心生敬意，我喜欢他那真正的超然心境。他对诗外功名的遽然超脱，对事物本质的准确界定，对生命意识的冷静深思，对人文精神的默默恪守，都处在较高的层级。他的诗数量不多，但都保持了强力的素质，即便放在当代诗坛的“台面上”考量，也毫不逊色。他功力扎实，作品内涵深邃，叙述从容，诗真诗美有见地，尤其是对自我灵魂的内视一直保持着透彻、真切的主见。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凌晨》，此诗写实于一个生活细节：凌晨四点听蝉鸣，睡觉不成见通灵，于是，五味杂陈的世相一并在心里翻转，“那些蝉，像城里的农民工/在没有空调的屋子里/也会睡不着”，这个联想带起的悲悯感自然而具触动效果。“天空沉闷像一个锅盖……”这独特及地的想象与结尾两行“那些蝉，并不知道它们栖身的树枝/树根早已腐烂”，揭示现实的批判强度，产生了惊世骇俗的感染力，体现了诗人不俗的艺术发现功力。对造成浮躁泛滥的根源的扎针，是此诗的隐在意义，也是诗人立言的价值所在！
起子的诗抛开了语言对诗意遮蔽的一切可能，他的现实批判是举重若轻的，他将艺术前沿的现代技法植入诗歌，产生了独特的视觉效果与诗学样式。他的诗实验性强，融合了口语、日常、当下、即时性、瞬间感念，以及细节的殖生等特点，“橡皮”质素明显，但却有着自己对诗歌的细致理解，柔软与坚硬并置，所指与能指俱在，比较契合朱光潜提出的“诗即游戏”一说。在我看来，他的诗并不激进，反而很“规矩”，他在试图让语言说出本有的诗意，即所谓的“语言本体的自觉”，因此，起子写出了别于他人却平行于生活的诗歌，他的作品能“墙外开花”，本身就是实力的体现。如果说拒绝抒情在经由第三代诗歌运动并有过铺天盖地的写作实验而至于今天已经不再新鲜的话，那么在这次的诗里他的先锋表现则是从剥离情感的游戏开始回到内心的灵异，小叙事已经不再作为“调味”的手段，而是有了生活宽窄度的强化。所以在他的诗中，现实更具有“微观”的可信度。
相对于起子的前突，沈宏的诗则显现了一种人生的“内敛”，有着成熟的沉稳，他的诗歌对“熟悉的陌生”的特质诠释得比较彻底，可以看出他浸淫诗歌已经年，艺术特质笃实，对诗行的转换与情感逻辑的关联操持有度，有着自在从容的文本驾驭能力和醒目的生命宽度。他探入生活的触觉除了为着“良心的发现”，更是为了“喊醒自己”，也正是这些一往情深的诗意铺展，他才有更高层次的向往温暖。
很显然，雨橡和尤佑在嘉兴诗人中具有的诗歌标本意义远远大于诗外的功名确认，一个50后，一个80后，他们接通代际的可能在诗写中得以实现。他们都一样以“超现实”的姿态挖掘着生命意志里的诗意。
不同的是，雨橡的“超现实”简约通透，笔法精细，意象殖生明晰，意境高妙幽微，与东方美学诉求高度一致。雨橡的诗歌，整体而言，展现了他生命的真实形态，诗绪及物，忠实于己有生活，萨特认为，人与万物的区别在于，任何时候，人都能为自己的生命选择意义——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义。作为精神存在并提升人生境界的诗歌，在恰当的时候的恰当的环境里与诗意的雨橡相遇，这种沛然生成的感觉触动着他那凡尘淹没的身体里的柔软，点燃了血液里真诚的火焰。他需要这份表达和对这种表达的执着的延展，完成对“生”的修补。因此，他的诗歌表现出来的基于存在的超现实主义诗学倾向特别明显，隐在的哲理性表现出对真实的个体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揭示人的存在本质和人生的痛苦与幸福回望。雨橡的诗，即事发感，真切动人，注重细节，刻绘生动，结构精巧，言简意赅，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那些平凡的琐事及状写普通的人物心态，寄寓自己真实的生活感受，阐释妙味的日常经验，因真切生动，故回味无穷。尤佑的“超现实”依赖深度意象的重叠与编织，隐晦的诗意夹带着繁密的思绪，耽于“修辞的美学立场”而获得整体的完整性。他的诗既有人文背景下的乡愁回溯，更有城市化进程中的焦虑渗透，日常在他的诗里是深度意象的谜团，在灵魂的守望与良知的容留中，他赋予诗歌更多的义务，尽管这种诉求难免含混，但却能让他时刻摸得着肋骨之下的心跳声，他为此而勤勉，甚至显得有些固执己见，不过，他似乎还得认真听听洛特雷阿蒙的声音：“个人化诗歌已经过时，它完成了相应的杂耍和偶然的扭曲。”尽管自媒体时代的诗人们对洛特雷阿蒙的忠告或许会不以为然，但那些洪水滔天般泛滥于自媒体的诗歌真正细察起来，又有多少可堪“个人化”之说？此乃后话。
在我拿到的这批稿子里，以汉江、小雅、金问渔、冬箫、王学海为代表的海宁诗人，相互间的关联性比较密切一些，这或许得益于海宁的诗歌土壤的培育，以及徐志摩、穆旦等前辈诗人诗歌的涵养，他们都致力于“生命诗学”的苦心经营，诗思在当下和记忆的二重场域穿梭游弋，既有如布罗茨基认知的“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的挽歌质地，又不乏在“即刻”时光中发现“此在”的诗意。因此他们的诗歌依然保有抒情性的恬淡、轻柔、禅定，或者钟情于歌吟的颤动与回声。他们是一群自足的华服行者，举止优雅，谈吐有节，诗歌的当下就是他们精神的延续，他们为此而陶醉，现实已经换变成“生活和事物的纹理”，他们在“用诗创造一种可爱的秩序”，并为这种“激情”和“苦行”欢欣鼓舞。
是的，我相信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窘境真正降临时，诗人们的“孤独”才刚刚开始。“把孤独交给星空/也就有了孤独的心境/这尘世，有许多的江湖和边界/我，并未领略”，李平对“孤独”主题涉猎的小心翼翼和对“净念”的探求，是令人振奋的，而晓弦受启于物事的交辉与交响而获得的持久的“亢奋”，都业已成诗，他们的作品忠实地反映了各自在诗写向度上的进展。同样，据我所知未在此列的邵洪海、呐石、白地、沈娟蕾等诗人的诗意坚守都不乏亮点，都值得称道与评述！
不过，如考量的视点严苛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就出现了，以“稻作”起始并延续气脉的吴越文化，在当代诗歌这儿，少见“岁月的遗照”。当我试图打开诗歌承担地域文脉的当代图景时，难免不为文学嘉军中的诗歌方阵在表面上的式微和事实上的“被式微”而略感心情沉重，团队形象的“一盘散沙”为灌耳之最强音。尽管，我们或许可以诗歌规律的文本生态和诗人任意生长的艺术特性为当代嘉兴诗歌加分，可以从嘉兴诗人少了人为的抱团与外力的强势助推而侥幸地行进在正确的大道上为理。但真相不可回避，如果硬说当代嘉兴有享誉全国的“超一流诗人”那叫不真诚，更何况，这其中的新锐似乎断档严重，80后诗歌略显成熟的，少见！不过，以诗歌的客观性辩证性哲理性名义，嘉兴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留声：正是“一盘散沙”的各自为阵，在保证了诗意书写得以自由与个性的同时，又可最大限度地促成“沙里淘金”或“聚沙成塔”的诗意可能。
同样不可否定的是，在嘉兴，汉语新诗已经出发，只要看看风靡于读者认知且叫好不断的徐志摩诗歌，和在诗坛内部，更为诗人们信服的更接近诗歌本质化的穆旦的探索与实践，以及正在承前启后的这批当代诗人及其文本，那么，对明天寄予新希望，可期！
伊甸以鲜明的主题书写倾向和“克制的愤怒”擎举着当代嘉兴诗歌的大旗，无论看资历还是实力，抑或诗艺的探索与实践，他绝对是嘉兴诗歌当仁不让的“门户”。他喜欢以并联的形态铺开思绪，心无旁骛地“致力于人生向善的努力”的声索，他无比强烈地期冀能够如荷马、但丁、歌德、普希金、惠特曼、屈原、杜甫等大师一样，通过作品安放自己作为一个诗人跳动的“赤子之心”，当然，如此“高标准”自然就成了绑缚他灵魂的一条铁索。“疼痛”是他诗歌书写的底色。他是一个始终能让念想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的人，其诗一直在塑造着他挥舞一柄大锤将混浊现实击打得梆梆作响的形象，这种遵循《易·系辞传》载言的“立象以尽意”的生命建构实为难得。因此，他的诗歌，从不回避灵魂、孤独、死亡、绝望、黑暗、沧桑等大词书写，并执意对复杂的人性切片作强力策动。他的发声对抗性很强，始终保有直击的力量，“一棵树承受暴雨、狂风和寒流/一盏小小的灯承受无边无际的黑暗/一条瘦骨嶙峋的路承受坏人的践踏/也承受好人的践踏……”（《承受》片段）不难理解，他诗中的日常生活情景，总是有如条件反射一般进行重力加载，被赋予了一层醒世的意义。他的“忏悔”，或向世人抛出“忏悔”的暗示，抑或“苦大仇深”的气度，都是为着“诗言志”的期待。追问、苛责、愤世嫉俗是他诗歌“济世”的母本，当然也是他的“普世价值”基调。帕斯认为：“一个人唯有感受了摧毁语言或创造另一种语言的诱惑，体验了无涵义的魅力，体验了无法表达的涵义的同样可怕的魅力之后，他方成为一个诗人。”从这个意义说，他的诗歌是传统的筋骨，或者说是对传统的强突。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诗人的千叶已完成了其写作的练习期，奉献了一批成色十足的优秀作品。她的诗歌语言克制、冷静、准确，而且不乏陌生化的效果。有别于许多女诗人较易出现的过分依赖感性的写作，她的作品在智性和哲思上有着更多的探索。”这是首届江南诗歌奖给深居平湖的诗人千叶颁发“提名奖”时的颁奖词。她在诗歌中，说出隐秘情感经验的气息与节奏让读者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她能在清晰的表达与小巧的体量中打开诡谲的想象，并通过想象试图建构自我认定的精神秩序，尽力展现除尘之后的世界本相：“为了易朽、短暂的躯体/微微感到/我，/要把流水的声音赶上/那里，尘土的心脏开满了花//去央求崩溃的萤火虫吧！/也好把今天的月亮赶上/那么，嗨/有一封信就可以慢慢寄出了”（《为了》），语言干净冷峭，反向的美学胆识，超然的从容调度，说出了真意，又隐含了更大的未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千叶是嘉兴当代诗人中，除伊甸之外，可以担当起“已经确立且基本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诗歌艺术生命”之誉的诗人。
相对而言，张典的不可忽视表现在文本的力量上，他的诗歌，外工内厉，形式的规矩、节制，只不过是深蓝之上的“平和”。“月亮射出的箭，一支比一支唐突。”这才是他诗歌的法度，内在的昂首张扬着指点江山的野心，这个“野”，既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庄子哲思，也是李贺“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的狷介。诗歌是他秉持不羁性情的“韬晦”之功，在这样的书写里，他才可尽兴于还原那个放达的自我和回到自由的太初。艺术的最高美学指标之一是“生趣”，懂得庄谐并举，把高音大嗓沉下来，把板着的面孔化成哏角儿的音容，让其中的主体部分回到日常状态，也是诗歌先锋性的指标性元素。一直以来，张典都在自我边缘化的隐遁中强势进入诗歌的核心，并且显赫地形成了我行我素的“诗与思”。
按照艾略特的说法，真正的大诗人都在写下自己的时候写下他的时代。因政体的高压和钢铁甲的横冲直撞，在1990年代的时代语境里，嘉兴诗歌也然呼应着全国诗坛的万马齐喑，“精神能见度”低到足以让一切陷入“方向不明的惶恐”之中。邹汉明的意义正是由于“挺住了”在这个“断裂带”上的诗意生长。这一时期，弃笔，下海，已经成了诗人跳崖式逃亡的标志，而坚守者，却不得已地以更低的姿态匍匐于诗歌道场，开始审视个人命运与宏大叙事的鸿壑，他们——自觉移出集结号般的抒情大合唱，展现出个人化语境的纵深。在嘉兴，邹汉明因“地方性知识”经验的优渥而逐步将诗歌的“本地口音”放大，他的诗歌“讽喻”性强，表现出如克利安思·布鲁克斯主张的视“反讽”为“一种结构性原则”，展示了讽喻形式的多样性：悲剧性反讽、自我反讽、嬉弄的、极端的、挖苦的、温和的反讽，等等。“现在让我试着回答/这个事关面容的问题/我知，每个人的身上/居住着善与恶，黑与白，天真与经验/但岁月是一支牙膏/得把恶一点一点挤出来/此时，你的面容就会向善的一面转化/反之，有人把善挤出来/恶的面相一点一点就会显露它的峥嵘”（《面容问题》）。这种自嘲有时指向单一的自我，有时又捶打着强大的外部世界，几乎每一句都跃跃着一定的攻击性，他刻意让诗歌拔除阳春白雪的花式美学表征，自觉背离肤浅浮泛的空洞病灶。
在嘉兴诗坛，张敏华是其中最为勤勉的诗人之一，他一直乐此不疲地为自己“加冕”，这种“索要”的执念推动，使得他的诗写无处不在。他的可贵还在于敢“摘下面具”，虽然这并非作为诗人的必要手段，但正是如此的砥砺，让福柯所言的“求真意志”才有在诗歌中萌芽与生长。事实是，他的巡航状态补强了其诗“表情模糊”的一面，近两年来，他开始突破半口语带出的“轻描淡写”的诗意，寻求介入当下的力量，对人性的探测与省察，对生命的感悟与诠释，渐渐生发劲道，诗意渐渐丰茂起来。“生命证词”的诗意探测一直是他的诗歌恒定的主题，实属不易。 津渡的诗歌有一种特殊的抒情气质，从湖北到海盐再到北京的生活轨迹，丰富了他的精神旨趣。故乡与异乡的地域互涉使他在修辞中找到了有差别化的诗歌景致，并因深入的洞察与静思物我的执着而焕发着安谧的气场。我喜欢津渡诗歌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急转直下或陡然隆升的格调以及粗疏的走笔姿态。其诗手法多样，时而干冷，时而柔媚，时而粗糙，时而平实，时而湿滑……维特根斯坦说：“意义即使用！”对生活的介入，他不回避，不躲闪，在当代诗歌普遍除却“意义”的背景下，那么，“使用”价值就成了“能指”的命根。津渡的诗歌在语言的陌生化处理上，常常展现出“强接”“反制”“错位”“抓扯”“缠绊”这样的美学趣味，以至于诗虽短但装载的信息量却不小。这主要得益于他用力的分寸把握，有时是笨拙地铺排，直白地讲述；有时是写得眼冒红光，志得意满。总之，他的诗温润、透彻、明亮、简约而饱满。对自身与外物的经验增补与情感焊接，富有创见。表达上，由于事先的功课做足而显得入木三分，宗教感与个人化语境的幽蓝火花多有闪现。
提起同城诗人费立新，我就心生敬意，我喜欢他那真正的超然心境。他对诗外功名的遽然超脱，对事物本质的准确界定，对生命意识的冷静深思，对人文精神的默默恪守，都处在较高的层级。他的诗数量不多，但都保持了强力的素质，即便放在当代诗坛的“台面上”考量，也毫不逊色。他功力扎实，作品内涵深邃，叙述从容，诗真诗美有见地，尤其是对自我灵魂的内视一直保持着透彻、真切的主见。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凌晨》，此诗写实于一个生活细节：凌晨四点听蝉鸣，睡觉不成见通灵，于是，五味杂陈的世相一并在心里翻转，“那些蝉，像城里的农民工/在没有空调的屋子里/也会睡不着”，这个联想带起的悲悯感自然而具触动效果。“天空沉闷像一个锅盖……”这独特及地的想象与结尾两行“那些蝉，并不知道它们栖身的树枝/树根早已腐烂”，揭示现实的批判强度，产生了惊世骇俗的感染力，体现了诗人不俗的艺术发现功力。对造成浮躁泛滥的根源的扎针，是此诗的隐在意义，也是诗人立言的价值所在！
起子的诗抛开了语言对诗意遮蔽的一切可能，他的现实批判是举重若轻的，他将艺术前沿的现代技法植入诗歌，产生了独特的视觉效果与诗学样式。他的诗实验性强，融合了口语、日常、当下、即时性、瞬间感念，以及细节的殖生等特点，“橡皮”质素明显，但却有着自己对诗歌的细致理解，柔软与坚硬并置，所指与能指俱在，比较契合朱光潜提出的“诗即游戏”一说。在我看来，他的诗并不激进，反而很“规矩”，他在试图让语言说出本有的诗意，即所谓的“语言本体的自觉”，因此，起子写出了别于他人却平行于生活的诗歌，他的作品能“墙外开花”，本身就是实力的体现。如果说拒绝抒情在经由第三代诗歌运动并有过铺天盖地的写作实验而至于今天已经不再新鲜的话，那么在这次的诗里他的先锋表现则是从剥离情感的游戏开始回到内心的灵异，小叙事已经不再作为“调味”的手段，而是有了生活宽窄度的强化。所以在他的诗中，现实更具有“微观”的可信度。
相对于起子的前突，沈宏的诗则显现了一种人生的“内敛”，有着成熟的沉稳，他的诗歌对“熟悉的陌生”的特质诠释得比较彻底，可以看出他浸淫诗歌已经年，艺术特质笃实，对诗行的转换与情感逻辑的关联操持有度，有着自在从容的文本驾驭能力和醒目的生命宽度。他探入生活的触觉除了为着“良心的发现”，更是为了“喊醒自己”，也正是这些一往情深的诗意铺展，他才有更高层次的向往温暖。
很显然，雨橡和尤佑在嘉兴诗人中具有的诗歌标本意义远远大于诗外的功名确认，一个50后，一个80后，他们接通代际的可能在诗写中得以实现。他们都一样以“超现实”的姿态挖掘着生命意志里的诗意。
不同的是，雨橡的“超现实”简约通透，笔法精细，意象殖生明晰，意境高妙幽微，与东方美学诉求高度一致。雨橡的诗歌，整体而言，展现了他生命的真实形态，诗绪及物，忠实于己有生活，萨特认为，人与万物的区别在于，任何时候，人都能为自己的生命选择意义——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义。作为精神存在并提升人生境界的诗歌，在恰当的时候的恰当的环境里与诗意的雨橡相遇，这种沛然生成的感觉触动着他那凡尘淹没的身体里的柔软，点燃了血液里真诚的火焰。他需要这份表达和对这种表达的执着的延展，完成对“生”的修补。因此，他的诗歌表现出来的基于存在的超现实主义诗学倾向特别明显，隐在的哲理性表现出对真实的个体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揭示人的存在本质和人生的痛苦与幸福回望。雨橡的诗，即事发感，真切动人，注重细节，刻绘生动，结构精巧，言简意赅，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那些平凡的琐事及状写普通的人物心态，寄寓自己真实的生活感受，阐释妙味的日常经验，因真切生动，故回味无穷。尤佑的“超现实”依赖深度意象的重叠与编织，隐晦的诗意夹带着繁密的思绪，耽于“修辞的美学立场”而获得整体的完整性。他的诗既有人文背景下的乡愁回溯，更有城市化进程中的焦虑渗透，日常在他的诗里是深度意象的谜团，在灵魂的守望与良知的容留中，他赋予诗歌更多的义务，尽管这种诉求难免含混，但却能让他时刻摸得着肋骨之下的心跳声，他为此而勤勉，甚至显得有些固执己见，不过，他似乎还得认真听听洛特雷阿蒙的声音：“个人化诗歌已经过时，它完成了相应的杂耍和偶然的扭曲。”尽管自媒体时代的诗人们对洛特雷阿蒙的忠告或许会不以为然，但那些洪水滔天般泛滥于自媒体的诗歌真正细察起来，又有多少可堪“个人化”之说？此乃后话。
在我拿到的这批稿子里，以汉江、小雅、金问渔、冬箫、王学海为代表的海宁诗人，相互间的关联性比较密切一些，这或许得益于海宁的诗歌土壤的培育，以及徐志摩、穆旦等前辈诗人诗歌的涵养，他们都致力于“生命诗学”的苦心经营，诗思在当下和记忆的二重场域穿梭游弋，既有如布罗茨基认知的“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的挽歌质地，又不乏在“即刻”时光中发现“此在”的诗意。因此他们的诗歌依然保有抒情性的恬淡、轻柔、禅定，或者钟情于歌吟的颤动与回声。他们是一群自足的华服行者，举止优雅，谈吐有节，诗歌的当下就是他们精神的延续，他们为此而陶醉，现实已经换变成“生活和事物的纹理”，他们在“用诗创造一种可爱的秩序”，并为这种“激情”和“苦行”欢欣鼓舞。
是的，我相信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窘境真正降临时，诗人们的“孤独”才刚刚开始。“把孤独交给星空/也就有了孤独的心境/这尘世，有许多的江湖和边界/我，并未领略”，李平对“孤独”主题涉猎的小心翼翼和对“净念”的探求，是令人振奋的，而晓弦受启于物事的交辉与交响而获得的持久的“亢奋”，都业已成诗，他们的作品忠实地反映了各自在诗写向度上的进展。同样，据我所知未在此列的邵洪海、呐石、白地、沈娟蕾等诗人的诗意坚守都不乏亮点，都值得称道与评述！
不过，如考量的视点严苛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就出现了，以“稻作”起始并延续气脉的吴越文化，在当代诗歌这儿，少见“岁月的遗照”。当我试图打开诗歌承担地域文脉的当代图景时，难免不为文学嘉军中的诗歌方阵在表面上的式微和事实上的“被式微”而略感心情沉重，团队形象的“一盘散沙”为灌耳之最强音。尽管，我们或许可以诗歌规律的文本生态和诗人任意生长的艺术特性为当代嘉兴诗歌加分，可以从嘉兴诗人少了人为的抱团与外力的强势助推而侥幸地行进在正确的大道上为理。但真相不可回避，如果硬说当代嘉兴有享誉全国的“超一流诗人”那叫不真诚，更何况，这其中的新锐似乎断档严重，80后诗歌略显成熟的，少见！不过，以诗歌的客观性辩证性哲理性名义，嘉兴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留声：正是“一盘散沙”的各自为阵，在保证了诗意书写得以自由与个性的同时，又可最大限度地促成“沙里淘金”或“聚沙成塔”的诗意可能。
同样不可否定的是，在嘉兴，汉语新诗已经出发，只要看看风靡于读者认知且叫好不断的徐志摩诗歌，和在诗坛内部，更为诗人们信服的更接近诗歌本质化的穆旦的探索与实践，以及正在承前启后的这批当代诗人及其文本，那么，对明天寄予新希望，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