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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接到300多个邀约，内容涉及采访、演出、评委、电视节目录制、讲座、座谈会，有时连续一个多月都不在北京……你可能想象不到，如此有人气的并不是什么一线大腕儿，而是一位87岁老艺术家的日常，他就是歌唱家李光曦。
一个年近90的老人腰不弯，背不驼，头发浓密，眼神清亮，思路清晰，一句废话都没有，简直令人惊叹。李光曦说他的秘诀就是做有意义的事。什么叫有意义？十个字：过好每一天，争取有点用。
每天坚持练一遍哑铃操
过好每一天就是要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和身体，有空了在家里弄点顺口的，把觉睡足叫“充电”，把便排顺畅叫“排毒”，这两件事绝对不能含糊，另外还要多运动，最后还要做到少生气，让自己心情顺畅。我家里有一对哑铃，总重20公斤，运动专家曾经告诉我，男人靠四组肌肉支撑生命，双臂、双腿、腹肌、胸大肌，于是我自己编了一套哑铃操，每天都要做一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比较多，有些人就特别谨慎，惜字如金，不交朋友，当时还觉得他们有城府，君子不多言，结果等到老了，不会说话了！傻了！头脑和说话机能都退化了。小时候我喜欢传统曲艺，京韵大鼓名家刘保全唱的《大西厢》，15分钟几千句词，从头到尾我都能背下来，70多年了都没忘，现在随口就来。我还跟美国黑人学习用手脚打鼓點，每只手脚的拍子都不一样，同一时间落下完成各自的节奏，非常难，需要超高的肌肉协调性和节奏感。我就是用这些方法来保持自己的身体机能不退化。
说来神奇，55岁那年我眼睛花了，配了300度的老花镜，头发也哗哗往下掉，但是10年后我又把眼镜摘掉了，头发也不掉了，一直保持到现在，而且没有吃任何营养品，有一次《口述历史》栏目组的人跟我说，他们采访了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我是第一位对答如流的。家里墙上的一幅照片，是2007年我和爱人金婚50年拍的，马上就60年了，无化妆无PS，如今我的状态和10年前一模一样。
在老艺术家圈里，我还是出名的喜欢健走，但是2014年的一次受伤让我再也没法健步如飞了。当时中央电视台录制《非常6+1》，我客串主持，主持台距地面两米高，亮相之后本该往右走，但眼睛被灯光晃了一下迷迷糊糊的就往前迈了腿，直接掉进了灯光池，当时筋骨和内脏没问题，只是膝盖骨被砸烂了，做手术换成了合金钢，两年过去了还是不舒服，走路受到了一点影响，以前和我爱人出去我总嫌她慢，你走快点！现在她走着走着一回头，哎，快点！所以谁也别吹牛。
一肚子故事愿讲给大家听
人老了，最怕萎靡不振、混吃等死。人要有生活的信心，自己鼓舞自己，做点事情让自己有价值，现在我在台上唱歌，大家在台下鼓掌，我给大家带来愉快的感受，这就是我的价值，在精神上特别满足。我几乎就没有不受欢迎的时候，很多活动都愿意找我，最近参加了几个座谈会，内容涉及戒毒、环保、养生、教育，我虽不是专业人士，总有些个人经验可以分享。从1985年起，我就开始到处讲课，走了很多学校、机关和党校，主题就是《音乐欣赏和人生感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将近68年的时间，我经历了太多，怀揣着一肚子故事和感受，古今中外，非常受欢迎。我最喜欢马克思说的“人活着要任何学识不陌生”，做一个有心人，积少成多就丰富了。
想要保持艺术状态常青，不仅要有天赋还要下一辈子功夫，现在我每天都要练声，三天不唱机能就退化。很多艺术家都不愿意让孩子接自己的班，因为他们知道太难了，如果半途而废了就什么都不是，除了下功夫，天灾、人祸、婚变、身体，哪个都很关键。每年我还会担任很多少儿比赛的评委，经常是四五百个孩子参加，一两千个家长陪着从外地来到北京，每次都给家长泼冷水，今天你们让孩子到北京长见识，学习交流很好，但你们要知道这一行有多难，一万个孩子才出来一个，当某一天发现你的孩子是9999中的一个，不要怪我没提醒你们。
我有三个孩子。我是演员，从小就教育孩子一定不要出去炫耀，一概不准挑吃挑穿，不管经济多困难，必须好好读书，我和爱人做到节衣缩食，以身作则。总结教育孩子有八个字“是非善恶，利害得失”。孩子小一点教是非善恶，大一点教利害得失，如果家长糊涂，把利害得失放在前面，给孩子种下恶根，一辈子改不了。
“旅游纪念”贴满了冰箱
也许有人觉得我的人生一定是顺风顺水，才如此有风度、睿智、平和，其实刚好相反，我父亲英年早逝，中学还没读完我就承担起养家的重担，之后也从未上过音乐学院，没有正统学习过歌剧，所在的中央歌剧院的领导一辈子都拿我当业余演员，有一位老领导去世前还跟我说，你还是要加强基本功啊！
我一直就是这样一位“业余”演员，1962年进中央歌剧院8年后成为了第一号台柱子，当时中央歌剧院有500人，只要登李光曦的名字，票就能卖光。上海2400人的大剧院，在70人乐队的伴奏下，没有扩音，我连唱30场大歌剧，15大段唱段，3个小时跑上跑下，晚上还带着铺盖卷睡后台。领导担心把我累坏，给租了个小旅馆，结果其他人有意见了，各种风言风语，领导就给大家做工作，“咱们都靠他一个人养活，没他票卖不出去！”
别看是男一号，我拿的却是群众演员的待遇，演一场大歌剧只给两毛钱夜宵费。“文革”后领导让我参加一个外国代表团的座谈会，我没去，因为没衣服穿，我所有的衣服都是打补丁的，领导让我买个的确良的衣服，那时一件的确良衣服要10块钱，我买了全家饭费就少了10块。那时候走在大街上，什么都想吃，只能忍着。尽管受过委屈，我并没有怨念丛生，因为有支持我的观众，我一上台观众就火爆，这是我的根！
苦日子过了很多年，现在的我也学会了享受生活，一次春节后在海南住了40天，夏天又在山东住了一个月。老了最享受的是出去旅游，家里的冰箱上整整贴了三面的冰箱贴。每一个冰箱贴都是货真价实从当地带回来的，因为贴得太满了，以至于影响了冰箱的散热，这才把一部分转移到了别处。
一个年近90的老人腰不弯，背不驼，头发浓密，眼神清亮，思路清晰，一句废话都没有，简直令人惊叹。李光曦说他的秘诀就是做有意义的事。什么叫有意义？十个字：过好每一天，争取有点用。
每天坚持练一遍哑铃操
过好每一天就是要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和身体，有空了在家里弄点顺口的，把觉睡足叫“充电”，把便排顺畅叫“排毒”，这两件事绝对不能含糊，另外还要多运动，最后还要做到少生气，让自己心情顺畅。我家里有一对哑铃，总重20公斤，运动专家曾经告诉我，男人靠四组肌肉支撑生命，双臂、双腿、腹肌、胸大肌，于是我自己编了一套哑铃操，每天都要做一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比较多，有些人就特别谨慎，惜字如金，不交朋友，当时还觉得他们有城府，君子不多言，结果等到老了，不会说话了！傻了！头脑和说话机能都退化了。小时候我喜欢传统曲艺，京韵大鼓名家刘保全唱的《大西厢》，15分钟几千句词，从头到尾我都能背下来，70多年了都没忘，现在随口就来。我还跟美国黑人学习用手脚打鼓點，每只手脚的拍子都不一样，同一时间落下完成各自的节奏，非常难，需要超高的肌肉协调性和节奏感。我就是用这些方法来保持自己的身体机能不退化。
说来神奇，55岁那年我眼睛花了，配了300度的老花镜，头发也哗哗往下掉，但是10年后我又把眼镜摘掉了，头发也不掉了，一直保持到现在，而且没有吃任何营养品，有一次《口述历史》栏目组的人跟我说，他们采访了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我是第一位对答如流的。家里墙上的一幅照片，是2007年我和爱人金婚50年拍的，马上就60年了，无化妆无PS，如今我的状态和10年前一模一样。
在老艺术家圈里，我还是出名的喜欢健走，但是2014年的一次受伤让我再也没法健步如飞了。当时中央电视台录制《非常6+1》，我客串主持，主持台距地面两米高，亮相之后本该往右走，但眼睛被灯光晃了一下迷迷糊糊的就往前迈了腿，直接掉进了灯光池，当时筋骨和内脏没问题，只是膝盖骨被砸烂了，做手术换成了合金钢，两年过去了还是不舒服，走路受到了一点影响，以前和我爱人出去我总嫌她慢，你走快点！现在她走着走着一回头，哎，快点！所以谁也别吹牛。
一肚子故事愿讲给大家听
人老了，最怕萎靡不振、混吃等死。人要有生活的信心，自己鼓舞自己，做点事情让自己有价值，现在我在台上唱歌，大家在台下鼓掌，我给大家带来愉快的感受，这就是我的价值，在精神上特别满足。我几乎就没有不受欢迎的时候，很多活动都愿意找我，最近参加了几个座谈会，内容涉及戒毒、环保、养生、教育，我虽不是专业人士，总有些个人经验可以分享。从1985年起，我就开始到处讲课，走了很多学校、机关和党校，主题就是《音乐欣赏和人生感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将近68年的时间，我经历了太多，怀揣着一肚子故事和感受，古今中外，非常受欢迎。我最喜欢马克思说的“人活着要任何学识不陌生”，做一个有心人，积少成多就丰富了。
想要保持艺术状态常青，不仅要有天赋还要下一辈子功夫，现在我每天都要练声，三天不唱机能就退化。很多艺术家都不愿意让孩子接自己的班，因为他们知道太难了，如果半途而废了就什么都不是，除了下功夫，天灾、人祸、婚变、身体，哪个都很关键。每年我还会担任很多少儿比赛的评委，经常是四五百个孩子参加，一两千个家长陪着从外地来到北京，每次都给家长泼冷水，今天你们让孩子到北京长见识，学习交流很好，但你们要知道这一行有多难，一万个孩子才出来一个，当某一天发现你的孩子是9999中的一个，不要怪我没提醒你们。
我有三个孩子。我是演员，从小就教育孩子一定不要出去炫耀，一概不准挑吃挑穿，不管经济多困难，必须好好读书，我和爱人做到节衣缩食，以身作则。总结教育孩子有八个字“是非善恶，利害得失”。孩子小一点教是非善恶，大一点教利害得失，如果家长糊涂，把利害得失放在前面，给孩子种下恶根，一辈子改不了。
“旅游纪念”贴满了冰箱
也许有人觉得我的人生一定是顺风顺水，才如此有风度、睿智、平和，其实刚好相反，我父亲英年早逝，中学还没读完我就承担起养家的重担，之后也从未上过音乐学院，没有正统学习过歌剧，所在的中央歌剧院的领导一辈子都拿我当业余演员，有一位老领导去世前还跟我说，你还是要加强基本功啊！
我一直就是这样一位“业余”演员，1962年进中央歌剧院8年后成为了第一号台柱子，当时中央歌剧院有500人，只要登李光曦的名字，票就能卖光。上海2400人的大剧院，在70人乐队的伴奏下，没有扩音，我连唱30场大歌剧，15大段唱段，3个小时跑上跑下，晚上还带着铺盖卷睡后台。领导担心把我累坏，给租了个小旅馆，结果其他人有意见了，各种风言风语，领导就给大家做工作，“咱们都靠他一个人养活，没他票卖不出去！”
别看是男一号，我拿的却是群众演员的待遇，演一场大歌剧只给两毛钱夜宵费。“文革”后领导让我参加一个外国代表团的座谈会，我没去，因为没衣服穿，我所有的衣服都是打补丁的，领导让我买个的确良的衣服，那时一件的确良衣服要10块钱，我买了全家饭费就少了10块。那时候走在大街上，什么都想吃，只能忍着。尽管受过委屈，我并没有怨念丛生，因为有支持我的观众，我一上台观众就火爆，这是我的根！
苦日子过了很多年，现在的我也学会了享受生活，一次春节后在海南住了40天，夏天又在山东住了一个月。老了最享受的是出去旅游，家里的冰箱上整整贴了三面的冰箱贴。每一个冰箱贴都是货真价实从当地带回来的，因为贴得太满了，以至于影响了冰箱的散热，这才把一部分转移到了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