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个转型的世界！连一贯为服务对象提供“转型策略”的传统智库，也到了不得不谋求转型的时候了。这是上海社科院王健研究员主编的新书《智库转型》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
　　一般认为，智库是指一种专门为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服务，生产公共思想和公共知识的社会组织，它的基本特征包括思想创新性、政策影响力和公众关注度。智库具有“四大”特性：独立性、非营利性、现实性和政治性。但是由于各类智力服务机构的价值取向、资金来源、研究领域、专家构成有所不同，往往代言不同的政党和利益集团，背景和使命也异常复杂，因此，《智库转型》一书的核心观点就认为智库的本质并不在于非营利性、市场化和独立性，而在于能否按照政治、經济或社会的需要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
　　在西方发达国家，智库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外脑”，曾经广泛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政策设计，并直接为本国政府参与国际事务和战略竞争提供咨询服务，被认为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如历史上最著名的智库影响案例，就是美国兰德公司对朝鲜战争局势的判断。当时，兰德公司准确地作出了中国政府出兵半岛的预测。这一预测虽然不为美国政府决策层采信，但为兰德公司赢得了声。最后，它被邀请参与停战设计。
　　可以说，世界各国多数智库大都以承担政府委托的研究课题作为自身业务重心，而且经常围绕本国政府关注的政治经济问题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定期或者不定期推出有关具体政策问题的研究报告或书籍。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多少、其政策建议被政府采购或采纳的情况，往往是判断一个智库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在西方，大多数智库都会在总统就任前后公布其政策思想方案，以期对新政府的政策加以影响。如美国传统基金会在1980年推出的《领导者的使命》对里根政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政府官员曾经人手一册；大西洋理事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报告，后来成为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中“主流派”的意见；进步政策研究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变革方案》则被克林顿政府奉为圭臬。
　　相应的决策判断能力和政策的设计成功案例，不断地为智库从业高手赢得了名声、爵位和利益。不过，西方智库的神话都集中在上个世纪。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屡屡预测失误或对重大事件毫无预警的西方智库开始饱受诟病。如在欧洲，传统智库的精英们对希腊危机束手无策、对欧元区的前途判断也给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具体结论。同样，包括胡佛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经济研究所等在内的美国著名智库，不但都没有准确地预测到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是在这一重大事件爆发之后，对于其发展走向和相关影响也缺乏合理的评估。
　　最近一个时期西方智库过多“滑铁卢”式的表现，自然引发了公众、媒体的嘲讽和社会各界的不满。加上西方经济低迷背景下导致的政府开支紧缩，已经影响到对智库成果的采购力度；因此，以往那些著名的智库开始放下架子、营销自己。如胡佛研究所近年来就积极谋求转型，开始强调智库的生命力在于其影响力，而影响力的大小则主要来自公众对智库成员及其研究成果的认可程度。所以，该机构开始将社会影响放在了学术影响之前，甚至破天荒地将一大部分经费用于媒体宣传，推广自己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对此，胡佛研究所现任所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雷西安很经典地总结道——“自我封闭在舒适的象牙塔之内乃是智库的职业风险。”
　　不过，转型中的胡佛研究所还是力图保持相应的独立性。如在开发平面媒体方面，不只是利用大众报纸广发专栏文章，还自办高品质出版物，如《胡佛文摘》、《未来教育》等，而且依托胡佛出版社每年发行上百种图书；在电子媒体方面，不但加强了电台和电视台的宣传力度，力求真正作到“电台有声，电视有影”，而且与时俱进加强了互联网上的自我宣传。
　　类似胡佛研究所的转型，目前在西方智库界已经是个普遍性的选择。智库的掌门者们仿佛已经认定“酒香也怕巷子深”——再有品位的研究成果也经不起低调的埋没。智库如何华丽转身、走进公众视野、引领社会思潮，也是全球智库急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而西方智库的转型，显然对中国智库也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