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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奶奶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客家妇女。她一生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只是在自己并不大的天地里，默默而顽强地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她几十年如一日围绕着灶台转，只知付出，从不指望回报。她以刚强坚韧的性格和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赢得了乡亲们的尊敬。
“来生我俩还做夫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被称之为“红色故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从事革命实践活动。我的家乡会昌县紧邻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邓小平同志曾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在这片红土地上留下了他光辉的历史足迹。
1905年5月，奶奶肖长娣生于会昌西江千工段村。家里穷得叮当响，3岁时，父母就将她送到邻村的西江大田村许家做童养媳。奶奶和爷爷虽然是父母沿袭封建习俗而硬把他俩拉在一起的，也不懂得爱情为何物，但是，由于他俩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有着共同的生活境遇，很快培植起了纯洁无邪的真挚感情。奶奶生育了3个孩子，长大成人的2个。爷爷许先培在家排行老二，上有哥哥许先坤，下有弟弟许先塘，三兄弟均在家种田。爷爷身材魁梧，聪明能干，是一流的“田把式”，在十里八村威望很高。1932年5月，受到革命耳濡目染的爷爷很想参加工农红军，就和奶奶商量，奶奶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走了，这个家怎么办？”爷爷回答说：“红军要推翻地主剥削阶级，使全国人民能过上好日子。我走了，这个家就辛苦你了。”在爷爷的劝说和开导下，奶奶终于同意了爷爷参加红军。
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瞎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临行前，爷爷满怀深情地抱起儿子对奶奶说：“最放心不下的是祖萌、祖英和小三子3个年幼的孩子。这一走，不知何时归来，如果没有我的消息，你就自己把孩子养大吧！”奶奶以十分支持和无限深情的口气说：“先培，你是公家人，不可误了公家事，去吧！孩子我会养，家中的事情莫挂心，你放心走吧。不管你走多长时间，走到哪里，哪怕是天边，我也等你回来！”在奶奶的带动下，大奶奶杨带发和小奶奶丁带娣也送丈夫参加红军长征了。奶奶三妯娌这一壮举，在中央苏区一时传为美谈。那时奶奶和爷爷都只有29岁。分别时，爷爷信心十足地对奶奶说：“白狗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等着吧，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奶奶含着热泪送别爷爷。河水呜咽，凉风习习，奶奶久久地站在河边，凝望着远去的红军队伍，盼望着爷爷早日归来……
爷爷长征后，奶奶一直被贫困的生活苦苦煎熬着，她十分思念爷爷。无论险恶的环境，还是艰苦的岁月，都不能冲淡奶奶对爷爷的思念。一个个黄昏，奶奶总是倚门长望远方，遥祝爷爷平平安安。一回回梦中，奶奶总是深情地呼唤：“先培，你在哪里？你身体可好？你何时归来？”奶奶深信，狂风暴雨总有一天会过去，温暖明媚的春光总有一天会洒满人间。
奶奶盼星星，盼月亮，盼了16年，几千个日日夜夜，眼睛望穿了，眼泪流干了，可是盼来的不是亲人的团聚，而是解放后民政部门颁发的一张“红军烈属证”，而且连牺牲的地点、时间和埋葬地都不知道。几乎同时，大奶奶和小奶奶家也分别收到了“红军烈属证”。一门三烈士，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全家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奶奶当年还年轻，是另配姻缘，还是守寡不嫁？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奶奶彻夜不眠地考虑过，最后选择了后者。她说：“我要为先培尽忠。今生等不到，我等来生。来生我俩还做夫妻。”奶奶心甘情愿地守一辈子寡，当一辈子红军烈属。
奶奶肖长娣
“没有过不了的坎”
爷爷三兄弟参加长征后，家中顿失支撑，生活陷入困境。这个大家庭谁来管？按照乡俗，家中应由大奶奶主持家政，可她身怀六甲，身体欠佳；奶奶虽然排行老二，但她从小就来到许家，家况熟悉，办事公道，人品又好，成了家中的主心骨。于是，家庭的重担落在了奶奶的肩膀上。但是，要挑起这一重担，谈何容易？当时全家老小8口（不包括参加长征的三兄弟）吃饭，这对面朝黄土、土里刨食的农家人来说，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能干的奶奶在上任“当家人”的头一天就立下“军令状”：“我们许家的男子汉都走了，我们留在家的‘娘子军’、‘小萝卜头’，再苦再累也要过下去，只要大家心齐，艰苦奋斗，就没有过不了的坎。”奶奶带领全家人在生活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进。村民们说奶奶这是亲情的“长征”，坚毅的苦熬，精神的追求。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纠集“还乡团”、“铲共团”，对苏区人民进行了疯狂报复。他们狂叫：“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人。”在敌人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成为“无人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一家人面临这种险恶的环境，心里难免有点惊慌，而奶奶却沉着、果断地带领全家人“大逃亡”，躲过一次次危险。在血雨腥风、兵荒马乱的艰苦岁月，全家人风餐露宿，过着“天当被，地当床，野菜、野果当主粮”的“野人”生活。有一次，全家人被迫躲藏到深山老林，寒冷和野兽随时都可能夺走人的生命，可是就在这险恶的环境里，大奶奶要临产了。没有妇产科医院，也没有接生婆，怎么办？奶奶只好用农村的土办法大胆地为大奶奶接生，使堂叔祖芹顺利地来到人间。这位堂叔就是大爷爷许先坤的遗腹子。待敌人走后，村里平静了，奶奶才用围裙兜着堂叔下山平安地回到家里。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红军长征后，以前逃跑出去的豪绅地主转眼间返乡，疯狂地向农民反攻倒算。苏区人民分得的土地房屋被夺走，废除的债务一律要还清。地主豪绅强行收回田地，再交给农民耕种，收取沉重的租税。我们家因为“有共匪嫌疑”租不到田地耕种，还是亲戚朋友帮忙，以亲戚的名义，租种了二亩土质很差、又没有水源的瘦田。没有耕牛、犁耙等生产工具，就出卖劳动力换取牛工和租用生产工具。有时换不到牛工，父亲只好在前面做牛拉犁，奶奶在后面扶犁。由于生产力低下，田又瘦，水稻产量不高，每年收获的稻谷缴去田租后所剩无几，连糊口都困难，一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无米下锅怎么办？奶奶就带着家人挖田螺草等野菜充饥，到别人家挖完番薯的地里寻找“漏网之薯”和番薯根煮粥糊口。在那青黄不接的日子里，家里蒸饭用的饭甑使用率极低，饭甑经常发霉，有时长出一层长长的绿毛来。
造了“造反派”的反
奶奶不但承担大家庭的家政，而且含辛茹苦，把父亲两兄弟培养成人。1949年9月奶奶送父亲参加革命，叔叔也在家乡参加了工作。我们许家是“红军烈属之家”，也是“革命之家”。
正当我们家人丁兴旺，在工作和生活较为顺利时，不料一场“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父亲曾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母亲时任公社社长，都被打成“走资派”。父母被抄家隔离，关入“牛棚”，挂牌满街游斗，接受难堪的侮辱和殴打。那时，我们兄弟姐妹一群“小萝卜头”，属于所谓的“黑五类崽女”，蒙受屈辱和歧视，一度不能加入“红小兵”、“红卫兵”。奶奶就像“老母鸡”那样，用坚强的翅膀庇护着我们这群“小鸡”。一次，母亲被造反派揪到大街中心的舞台上批斗。母亲头戴“高帽子”，身挂写有“打倒走资派周滢”的牌子。造反派个个“义愤填膺”，口号声震耳欲聋：“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周滢不投降就叫她灭亡！”“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批斗台上，造反派正板着脸孔，怒气冲冲地批斗母亲，台下的群众对造反派的行为敢怒不敢言。突然，一个60多岁的农村妇女，迎着扑面的寒风，步履沉重地走向批斗台。她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妇女，个子不高，身穿襟衣衫，头扎黑色皱帕。人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们在打听：这个勇敢的“不速之客”是谁？她要干什么？她就是我奶奶肖长娣。她看到勤勤恳恳为党工作，而且怀有身孕，身体虚弱的儿媳被野蛮地批斗的情景，愤怒得不能自已，她对造反派嚷开了：“你们要干什么？我是红军烈属，我们家是革命的，是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我儿媳妇没有做亏心事，你们把她放掉，让她跟我回家。”她责问造反派：“你们凭什么批斗她？太欺负人了！”奶奶被强烈的感情撞击着，走向台中间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会场上，一个个群众都向奶奶投来崇敬的目光！孤立无援的母亲看到奶奶的信任和支持，感到一股暖流缓缓地流入自己的心田，冰冷的心又开始复苏了。
默默付出 不求回报
父亲自小聪明好学，村里人都夸他是一棵好苗苗，长大后准有出息，准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奶奶虽然没有上过学，目不识丁，但她和许多乡亲一样认准一个死理：孩子读书没错，哪怕砸锅卖铁拆祖屋的砖瓦卖，也要供孩子读书。为了给红军后代读书，奶奶跨出省门到福建长汀等地做起了挑夫。挑担是身强力壮的男子汉的专利，像奶奶那样瘦弱的女子挑担，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那卖苦力挑担的日日夜夜，奶奶勒紧裤腰带，卷起裤腿，脚穿草鞋，翻山越岭，过河渡江。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手捧几口山泉喝；困了，就在路边大树下歇歇脚。双肩磨红肿了，双脚打起了血泡，奶奶仍咬牙忍痛坚持挑担。挑夫的报酬是按重量和路程计算的。究竟要流多少血汗才能换回一个光洋？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她就是这样赚取一些血汗钱，给父亲读书交学费。从福建做挑夫回来，她白天在田头地角挥锄耕作，累得汗流浃背；晚上，在昏暗的松油灯下打草鞋，常常是“开夜车”到鸡鸣四更后才上床休息。奶奶经常挑担子到街上卖草鞋，卖完草鞋，来来回回走过包子铺看见热气腾腾、香喷喷的包子，咽下口水，也舍不得买一个包子吃，她把钱省下来补贴家用。奶奶就是这样勤俭节约，以坚强的毅力，撑起贫困家庭的一片天，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解放后，政府对红军烈属慰问，按牺牲人头发给一次性抚恤金300元人民币。政府还组织群众帮助烈军属耕田。土改分土地时，给烈军属分好田，而且给烈士也分了一份，从此家里的生活才慢慢好起来。
1959年5月，叔叔因病去世，父母把奶奶接到家中。从此，奶奶和我们朝夕相处，家务事全由奶奶承揽，父母再也不用为家事分神，一心一意干工作。家中一日三餐，奶奶忙得团团转。天不亮，奶奶就起床做早饭，帮助孙儿、孙女穿衣盛饭。待家人上班上学了，她又要挑水、洗衣服、忙中饭。奶奶的一生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字：为家人服务。她从不嫌累，从不叫苦，从不指望回报。奶奶做好饭菜，坐在桌角，望着儿孙济济一堂，热热闹闹地围着桌子狼吞虎咽，自己只夹起一夹青菜或咸菜，饱经风霜的脸上总是挂着慈爱的笑容。家人劝她对自己好一点，多吃一点，吃好一点，甚至对她采取激将法，但无济于事，她仍然“我行我素”做她的“小媳妇”。在奶奶的操持下，我们家其乐融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年年被评为“五好家庭”。
1975年9月，奶奶自知自己来日不多，就把母亲叫去，从容地安排“后事”。她用干瘦的手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包了又包的小包包，小心翼翼地一层层打开，呈现在眼前的是两枚银元。奶奶把银元交给母亲说：“我没有什么宝贝留下来，只有这两枚光洋，是你公公去长征时留给我的，我十分珍惜，即使过去家里穷得没饭吃，我都舍不得用。我保存它们是为了时刻提醒家人，公公是在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为国家为人民而死，很光荣！他的血没有白流。”母亲接过爷爷留下的唯一的一件遗物，不由自主地从心田涌出一股暖流。她深深地懂得，只有把自己全部身心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才是对为党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爷爷的最好纪念。
1976年5月，我和大弟许滨接到奶奶病危的电报，星夜赶回老家，可是奶奶已经入棺。我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扑在棺木上嚎啕大哭，我千呼万唤，可是始终未能把奶奶喊醒。至今回想往事，痛心疾首。奶奶为子孙后代操碎了心，她想的都是别人，唯独没有自己。奶奶的心血，融进了我们的心中。我们和奶奶的感情，比山高，比海深，再漫长的岁月，也不能冲淡我们对奶奶的深情怀念。
责编/晓辉
“来生我俩还做夫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被称之为“红色故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从事革命实践活动。我的家乡会昌县紧邻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邓小平同志曾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在这片红土地上留下了他光辉的历史足迹。
1905年5月，奶奶肖长娣生于会昌西江千工段村。家里穷得叮当响，3岁时，父母就将她送到邻村的西江大田村许家做童养媳。奶奶和爷爷虽然是父母沿袭封建习俗而硬把他俩拉在一起的，也不懂得爱情为何物，但是，由于他俩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有着共同的生活境遇，很快培植起了纯洁无邪的真挚感情。奶奶生育了3个孩子，长大成人的2个。爷爷许先培在家排行老二，上有哥哥许先坤，下有弟弟许先塘，三兄弟均在家种田。爷爷身材魁梧，聪明能干，是一流的“田把式”，在十里八村威望很高。1932年5月，受到革命耳濡目染的爷爷很想参加工农红军，就和奶奶商量，奶奶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走了，这个家怎么办？”爷爷回答说：“红军要推翻地主剥削阶级，使全国人民能过上好日子。我走了，这个家就辛苦你了。”在爷爷的劝说和开导下，奶奶终于同意了爷爷参加红军。
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瞎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临行前，爷爷满怀深情地抱起儿子对奶奶说：“最放心不下的是祖萌、祖英和小三子3个年幼的孩子。这一走，不知何时归来，如果没有我的消息，你就自己把孩子养大吧！”奶奶以十分支持和无限深情的口气说：“先培，你是公家人，不可误了公家事，去吧！孩子我会养，家中的事情莫挂心，你放心走吧。不管你走多长时间，走到哪里，哪怕是天边，我也等你回来！”在奶奶的带动下，大奶奶杨带发和小奶奶丁带娣也送丈夫参加红军长征了。奶奶三妯娌这一壮举，在中央苏区一时传为美谈。那时奶奶和爷爷都只有29岁。分别时，爷爷信心十足地对奶奶说：“白狗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等着吧，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奶奶含着热泪送别爷爷。河水呜咽，凉风习习，奶奶久久地站在河边，凝望着远去的红军队伍，盼望着爷爷早日归来……
爷爷长征后，奶奶一直被贫困的生活苦苦煎熬着，她十分思念爷爷。无论险恶的环境，还是艰苦的岁月，都不能冲淡奶奶对爷爷的思念。一个个黄昏，奶奶总是倚门长望远方，遥祝爷爷平平安安。一回回梦中，奶奶总是深情地呼唤：“先培，你在哪里？你身体可好？你何时归来？”奶奶深信，狂风暴雨总有一天会过去，温暖明媚的春光总有一天会洒满人间。
奶奶盼星星，盼月亮，盼了16年，几千个日日夜夜，眼睛望穿了，眼泪流干了，可是盼来的不是亲人的团聚，而是解放后民政部门颁发的一张“红军烈属证”，而且连牺牲的地点、时间和埋葬地都不知道。几乎同时，大奶奶和小奶奶家也分别收到了“红军烈属证”。一门三烈士，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全家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奶奶当年还年轻，是另配姻缘，还是守寡不嫁？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奶奶彻夜不眠地考虑过，最后选择了后者。她说：“我要为先培尽忠。今生等不到，我等来生。来生我俩还做夫妻。”奶奶心甘情愿地守一辈子寡，当一辈子红军烈属。
奶奶肖长娣
“没有过不了的坎”
爷爷三兄弟参加长征后，家中顿失支撑，生活陷入困境。这个大家庭谁来管？按照乡俗，家中应由大奶奶主持家政，可她身怀六甲，身体欠佳；奶奶虽然排行老二，但她从小就来到许家，家况熟悉，办事公道，人品又好，成了家中的主心骨。于是，家庭的重担落在了奶奶的肩膀上。但是，要挑起这一重担，谈何容易？当时全家老小8口（不包括参加长征的三兄弟）吃饭，这对面朝黄土、土里刨食的农家人来说，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能干的奶奶在上任“当家人”的头一天就立下“军令状”：“我们许家的男子汉都走了，我们留在家的‘娘子军’、‘小萝卜头’，再苦再累也要过下去，只要大家心齐，艰苦奋斗，就没有过不了的坎。”奶奶带领全家人在生活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进。村民们说奶奶这是亲情的“长征”，坚毅的苦熬，精神的追求。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纠集“还乡团”、“铲共团”，对苏区人民进行了疯狂报复。他们狂叫：“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人。”在敌人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成为“无人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一家人面临这种险恶的环境，心里难免有点惊慌，而奶奶却沉着、果断地带领全家人“大逃亡”，躲过一次次危险。在血雨腥风、兵荒马乱的艰苦岁月，全家人风餐露宿，过着“天当被，地当床，野菜、野果当主粮”的“野人”生活。有一次，全家人被迫躲藏到深山老林，寒冷和野兽随时都可能夺走人的生命，可是就在这险恶的环境里，大奶奶要临产了。没有妇产科医院，也没有接生婆，怎么办？奶奶只好用农村的土办法大胆地为大奶奶接生，使堂叔祖芹顺利地来到人间。这位堂叔就是大爷爷许先坤的遗腹子。待敌人走后，村里平静了，奶奶才用围裙兜着堂叔下山平安地回到家里。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红军长征后，以前逃跑出去的豪绅地主转眼间返乡，疯狂地向农民反攻倒算。苏区人民分得的土地房屋被夺走，废除的债务一律要还清。地主豪绅强行收回田地，再交给农民耕种，收取沉重的租税。我们家因为“有共匪嫌疑”租不到田地耕种，还是亲戚朋友帮忙，以亲戚的名义，租种了二亩土质很差、又没有水源的瘦田。没有耕牛、犁耙等生产工具，就出卖劳动力换取牛工和租用生产工具。有时换不到牛工，父亲只好在前面做牛拉犁，奶奶在后面扶犁。由于生产力低下，田又瘦，水稻产量不高，每年收获的稻谷缴去田租后所剩无几，连糊口都困难，一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无米下锅怎么办？奶奶就带着家人挖田螺草等野菜充饥，到别人家挖完番薯的地里寻找“漏网之薯”和番薯根煮粥糊口。在那青黄不接的日子里，家里蒸饭用的饭甑使用率极低，饭甑经常发霉，有时长出一层长长的绿毛来。
造了“造反派”的反
奶奶不但承担大家庭的家政，而且含辛茹苦，把父亲两兄弟培养成人。1949年9月奶奶送父亲参加革命，叔叔也在家乡参加了工作。我们许家是“红军烈属之家”，也是“革命之家”。
正当我们家人丁兴旺，在工作和生活较为顺利时，不料一场“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父亲曾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母亲时任公社社长，都被打成“走资派”。父母被抄家隔离，关入“牛棚”，挂牌满街游斗，接受难堪的侮辱和殴打。那时，我们兄弟姐妹一群“小萝卜头”，属于所谓的“黑五类崽女”，蒙受屈辱和歧视，一度不能加入“红小兵”、“红卫兵”。奶奶就像“老母鸡”那样，用坚强的翅膀庇护着我们这群“小鸡”。一次，母亲被造反派揪到大街中心的舞台上批斗。母亲头戴“高帽子”，身挂写有“打倒走资派周滢”的牌子。造反派个个“义愤填膺”，口号声震耳欲聋：“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周滢不投降就叫她灭亡！”“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批斗台上，造反派正板着脸孔，怒气冲冲地批斗母亲，台下的群众对造反派的行为敢怒不敢言。突然，一个60多岁的农村妇女，迎着扑面的寒风，步履沉重地走向批斗台。她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妇女，个子不高，身穿襟衣衫，头扎黑色皱帕。人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们在打听：这个勇敢的“不速之客”是谁？她要干什么？她就是我奶奶肖长娣。她看到勤勤恳恳为党工作，而且怀有身孕，身体虚弱的儿媳被野蛮地批斗的情景，愤怒得不能自已，她对造反派嚷开了：“你们要干什么？我是红军烈属，我们家是革命的，是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我儿媳妇没有做亏心事，你们把她放掉，让她跟我回家。”她责问造反派：“你们凭什么批斗她？太欺负人了！”奶奶被强烈的感情撞击着，走向台中间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会场上，一个个群众都向奶奶投来崇敬的目光！孤立无援的母亲看到奶奶的信任和支持，感到一股暖流缓缓地流入自己的心田，冰冷的心又开始复苏了。
默默付出 不求回报
父亲自小聪明好学，村里人都夸他是一棵好苗苗，长大后准有出息，准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奶奶虽然没有上过学，目不识丁，但她和许多乡亲一样认准一个死理：孩子读书没错，哪怕砸锅卖铁拆祖屋的砖瓦卖，也要供孩子读书。为了给红军后代读书，奶奶跨出省门到福建长汀等地做起了挑夫。挑担是身强力壮的男子汉的专利，像奶奶那样瘦弱的女子挑担，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那卖苦力挑担的日日夜夜，奶奶勒紧裤腰带，卷起裤腿，脚穿草鞋，翻山越岭，过河渡江。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手捧几口山泉喝；困了，就在路边大树下歇歇脚。双肩磨红肿了，双脚打起了血泡，奶奶仍咬牙忍痛坚持挑担。挑夫的报酬是按重量和路程计算的。究竟要流多少血汗才能换回一个光洋？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她就是这样赚取一些血汗钱，给父亲读书交学费。从福建做挑夫回来，她白天在田头地角挥锄耕作，累得汗流浃背；晚上，在昏暗的松油灯下打草鞋，常常是“开夜车”到鸡鸣四更后才上床休息。奶奶经常挑担子到街上卖草鞋，卖完草鞋，来来回回走过包子铺看见热气腾腾、香喷喷的包子，咽下口水，也舍不得买一个包子吃，她把钱省下来补贴家用。奶奶就是这样勤俭节约，以坚强的毅力，撑起贫困家庭的一片天，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解放后，政府对红军烈属慰问，按牺牲人头发给一次性抚恤金300元人民币。政府还组织群众帮助烈军属耕田。土改分土地时，给烈军属分好田，而且给烈士也分了一份，从此家里的生活才慢慢好起来。
1959年5月，叔叔因病去世，父母把奶奶接到家中。从此，奶奶和我们朝夕相处，家务事全由奶奶承揽，父母再也不用为家事分神，一心一意干工作。家中一日三餐，奶奶忙得团团转。天不亮，奶奶就起床做早饭，帮助孙儿、孙女穿衣盛饭。待家人上班上学了，她又要挑水、洗衣服、忙中饭。奶奶的一生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字：为家人服务。她从不嫌累，从不叫苦，从不指望回报。奶奶做好饭菜，坐在桌角，望着儿孙济济一堂，热热闹闹地围着桌子狼吞虎咽，自己只夹起一夹青菜或咸菜，饱经风霜的脸上总是挂着慈爱的笑容。家人劝她对自己好一点，多吃一点，吃好一点，甚至对她采取激将法，但无济于事，她仍然“我行我素”做她的“小媳妇”。在奶奶的操持下，我们家其乐融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年年被评为“五好家庭”。
1975年9月，奶奶自知自己来日不多，就把母亲叫去，从容地安排“后事”。她用干瘦的手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包了又包的小包包，小心翼翼地一层层打开，呈现在眼前的是两枚银元。奶奶把银元交给母亲说：“我没有什么宝贝留下来，只有这两枚光洋，是你公公去长征时留给我的，我十分珍惜，即使过去家里穷得没饭吃，我都舍不得用。我保存它们是为了时刻提醒家人，公公是在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为国家为人民而死，很光荣！他的血没有白流。”母亲接过爷爷留下的唯一的一件遗物，不由自主地从心田涌出一股暖流。她深深地懂得，只有把自己全部身心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才是对为党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爷爷的最好纪念。
1976年5月，我和大弟许滨接到奶奶病危的电报，星夜赶回老家，可是奶奶已经入棺。我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扑在棺木上嚎啕大哭，我千呼万唤，可是始终未能把奶奶喊醒。至今回想往事，痛心疾首。奶奶为子孙后代操碎了心，她想的都是别人，唯独没有自己。奶奶的心血，融进了我们的心中。我们和奶奶的感情，比山高，比海深，再漫长的岁月，也不能冲淡我们对奶奶的深情怀念。
责编/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