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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20年，一波诡异的新冠肺炎疫情汹汹而来。在这场疫情中经历的一些事，让我对国际传播工作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一
今年1月23日，九省通衢武汉封城。几天之后，一个名为“封城日记”的系列视频在网上蹿红。后来得知，拍摄者是一位网名“蜘蛛”的37岁自由影视工作者。我看了他7集视频封城日记，感觉内容超过了我当时看到的所有官媒报道。官媒报道充满了对白衣战士英勇逆行的赞颂，对全国驰援武汉的激昂，对武汉生活供应保障的承诺，当然不错。可是仍感缺憾。那就是，缺少“蜘蛛”视频所展示的封城中武汉市民们真实的生活常态和心情。
在“蜘蛛”的视频中，我看到官媒报道中难得见到的一些封城之初的短板。比如，公共交通停运了，但是医护人员上下班的接送却一时没有跟上。还有一些有了症状的病人住不进医院，只能自行在家隔离，会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其实，在仓促封城之初，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媒体无需回避。
“蜘蛛”视频在真实展现这些问题的同时，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一种积极“补台”的精神，而没有抱怨。比如，他和朋友自发义务接送一些医务工作者上下班。后来有新规定出台，这种个体行为不再能夠进行，他又主动参加到有组织的志愿者队伍中。我从他的“封城日记”中既看到武汉封城之后国家的物资保障，也看到人们从慌乱无措到渐渐走向镇定，步入正轨，相互扶持，努力生活。拍摄者平实的叙述没有豪言壮语和慷慨激昂，效果却更加感人。
这个视频日记的播放量很快达到千万级，也在海外有了影响。但很可能是因为他报道的内容不符合某些势力的需要，他的视频没有像某作家日记那样大火，更没有名人“公知”为他站台吹捧。然而我觉得他真正代表了那个时期武汉平民百姓的主旋律。
作为多年从事国际传播的新闻工作者，我从“蜘蛛”的“封城日记”视频中感悟到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当中优秀者的能力和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就是，在报道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时，我们不仅需要宏大叙事，也需要尽量地接地气，如实报道我们前进中的短板和不足。毕竟我们本来就是在弥补短板、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中抗击疫情和发展进步的。不回避这些短板、困难和问题，并展示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我们讲述的抗击疫情的中国故事才能打动人心。而单一的宏大叙事，既脱离实际，也容易让人疲劳厌倦。
二
很快，出现了所谓“吹哨人”的舆情。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突然被国内一些媒体说成是因为警醒公众预防疫情而遭到迫害的武汉疫情“吹哨人”，不幸感染新冠病毒，住院治疗，后病重不治，于2月7日去世。李文亮医生是共产党员，去世后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评定为烈士，并被有关部门追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他是一个好人，老实本分的医生，但他不是被某些势力别有用心地标签化的“吹哨人”。
国家监委调查组3月19日发布的《关于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有关情况调查的通报》说得很清楚：最早发现并根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及时上报疫情的，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调查组在答记者问中指出，“在有关部门和专家尚未对不明确原因肺炎作出明确判断、对疫情还没有准确认识的情况下”，李文亮医生“没有对信息进行核实就转发了，信息部分内容与当时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同时，调查组也指出，他“在微信群中发布信息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主观故意”。
说李文亮医生是“吹哨人”其实很荒谬。查一查英文维基百科对“吹哨人”的定义，他通常是某个机构内部揭发被认为非法、不道德或不正确的秘密信息或行为的人士，且会面临遭受被揭发者严厉打击报复的风险。李文亮医生完全不属于这种情况。在他之前，已经有张继先医生依法按程序上报了疫情，而在他于微信群中发布了“与当时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的信息之后的第二天，即2019年12月31日，中国就向世卫组织吹了哨，报告了湖北武汉的一组肺炎病例，最终确认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此后中央在不到20天内相继派出三个高级别专家组到武汉调查，得出“肯定人传人”的结论，导致武汉封城。所有这些举措，与李文亮医生是否“吹哨”，都毫无关系。给李文亮贴上“吹哨人”的标签，其实是在给中国体制定罪：故意隐瞒疫情，迫害揭发人。如调查组在答记者问中所指出的，就是“为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煽风点火、蛊惑人心、挑动社会情绪”。
在此之前国内媒体中很少见到的“吹哨人”这个舶来概念，一时成为流行语。所谓“吹哨人”的势也被国内一些媒体造起来了，而且从国内造到国外，连世卫组织负责人都相信了这种鬼话。而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内外媒体抢吃李文亮医生的“人血馒头”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2月6日晚，李文亮医生还在抢救中，他们就宣布了他的死讯。他去世后，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卫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西方媒体罕见地做了大量报道，称李文亮是“讲真话的英雄”，他的去世引发了“愤怒、悲恸和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某教授甚至对外媒声称，如果处理不当，公众对李文亮之死的愤怒就会以难以控制的方式“爆炸”。在这波汹汹舆情中，参与造势的一些国内市场化媒体和自媒体与西方媒体的配合互动，带了很多官媒和社交媒体的节奏，而外宣媒体却明显缺位或被“带节奏”。
最后平息这波舆情的，是中央及时发出的派遣调查组的通告。借用一位自媒体人的概括，调查组后来的通报及答记者问以确凿的事实说明了五点：1.中国没有隐瞒疫情。2.李文亮擅自发布有关疫情信息的做法是不对的，也不是“吹哨人”。3.警察对他的处理存在瑕疵。4.李文亮是我们自己人，不是反体制的。5.类似“哨子”的概念是别有用心的炒作，其目的不会得逞。
中央做得很漂亮。遗憾的是，我们的官媒和外宣媒体在这波舆情中，却没有能够及时有效地在中央作出决策之前，把这些意思表达出来，正确影响和引导舆论。
李文亮是尽职尽责的医生，是抗疫英雄，却不是所谓反体制的“吹哨英雄”。西方媒体对他的标榜其实是对他的侮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大肆吹捧他的国内外媒体，正是助力病毒致他于死命的帮凶。在李文亮医生住进重症监护病房之后还追着让他发微博或接受采访的媒体，与允许媒体这样罔顾一个重症病人生命的医院，都对他的去世难辞其咎。对他人的生命如此漠视的媒体，能关心什么言论自由？在李文亮医生病重期间抓住他不放的那些媒体应当反思。 这波舆情让我感悟到，国内某些自由化市场媒体和自媒体与西方势力遥相呼应，已经成为我们外宣的阻力。如今的外宣已经不能再单纯向外了。我们需要对他们造势的能力更加警觉，对他们制造的舆情炸点更加敏感，同时也要注意必要时打造我们自己在国内舆论场特别是社交媒体平台的影响力。我们一些外宣媒体已经到推特、脸书等国外社交媒体平台博弈，虽然不时遭到美国政府封杀，但也还是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可是他们在国内却鲜为人知，就显得没有根基。反而很多在国内引起注意力的网红，在国外更容易得到关注。这种传播路径值得我们研究。
三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却出人意料地在全球大流行，成为百年未见的世界公共健康危机。与此同时，国际舆论场似乎更加云谲波诡，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首的一帮西方政客掀起一波又一波反华反共鼓噪，从“甩锅”“退群”到打压中国企业和经济到外交制裁，阴招不断。
这看似严峻险恶的国际舆论环境，其实是成立近百年的中国共产党和已经7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常态。
这里，我们应当学习毛主席1940年2月1日发表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学学他当年应对那些反共鼓噪的气魄和定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高喊着“统一”，却要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毛主席在这篇演讲中，历数中共真心实意地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危险倾向，以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五分之二的侵华日军兵力的业绩，理直气壮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同志们，当然不能是这样的。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不是取消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们向落后的人们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们向进步的人们看齐。”
这样的气魄和定力，仍然是我们今天应对国际舆情的榜样。诚然，我们今天各级政府工作不是没有缺点或者短板，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疫情的出色控制力，对人民健康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复工复产恢复经济的效率，还有中共自身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应当给我们足够的自信在国际舆论场讲出我们的道理。须知，外宣工作不是简单地辟谣，不是别人出招我接招，而是把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追求昭告世界，争取和团结最大多数的人。
我们的目标和追求，光明正大，也非常简单。就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合作共赢，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当前，当务之急是全世界人民团结抗疫。
可能让我们一些同志郁闷的是，这个道理跟美国人总是讲不通。其实这要看跟谁讲了。跟目前的特朗普、蓬佩奥讲，那是讲不通。每每看到我們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奉劝他们摒弃单边主义冷战思维，我就觉得好笑。他们这些人历来奉行的就是美国至上、一家独大，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威胁到“美国第一”的地位，更遑论“共赢”。除了冷战思维，他们还没有进化到其他思维的文明，指望他们放弃这个思维，那真是鸡同鸭讲。
但是跟特朗普们讲不通，不意味着跟别人讲不通。所以我们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构建我们自己的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新的话语体系，二是把外宣工作的对象，首先放在能够理解和认同我们的目标和追求的广大人群中，而不是少数泥古不化的老顽固身上。共同富裕和一家独大，合作共赢和唯我独尊，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对于那些老顽固，当然也需要驳斥，但是驳斥的着眼点应当是争取被他们蒙蔽的大多数中间人群，而不是直接和他们硬怼。
话语体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我们很多人都被西方话语体系带得找不到北了。比如用西方话语体系，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协商多党合作”成了“一党专制”，成了“集权”。是这样吗？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曾经很尖锐地指出，西方的民主是对抗（confrontation），我们的民主是协商（consultation）！这话赢得了听他演讲的很多尼泊尔国会议员和大学教授们的赞同。
这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也是建立我们国际传播新话语体系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淡定从容，而不要奢想一蹴而就，急于求成。这里倒是应该学学美国的心理战技巧。按照他们“说服，改变，影响”的心理战原则，他们注重的是长期“滴水穿石”的效果。而我们铺天盖地大水漫灌很多，在“滴水穿石”方面做得却远远不够。
四
这些年我在一家对外传播的媒体审改英文稿，常常会遇到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稿件。复产复工后，上海筹备第三届进博会的一篇报道，把我看傻了。那篇文中的一段英文，我完全没有看懂。查看中文原文，看到这样的行文：“虹桥进口商品保税交易中心（二期），是上海承接辐射进博会功能溢出效应主平台的重要支撑”。
我晕！辐射、功能溢出效应、主平台、重要支撑……一堆大的砸死人的概念，是中国话吗？是人话吗？我请教了好几位中文专家级的朋友，他们都说看不懂。
我顿时想到了我们这些年一提再提的“争夺国际话语权”。如果我们的国际传播充斥了这类莫名其妙的功能溢出效应的措辞或概念，我觉得那个话语权真是不夺也罢。因为根本没人能听懂或者愿意听你在说什么。
所以，争夺话语权，还是要从学会讲人话开始。
一
今年1月23日，九省通衢武汉封城。几天之后，一个名为“封城日记”的系列视频在网上蹿红。后来得知，拍摄者是一位网名“蜘蛛”的37岁自由影视工作者。我看了他7集视频封城日记，感觉内容超过了我当时看到的所有官媒报道。官媒报道充满了对白衣战士英勇逆行的赞颂，对全国驰援武汉的激昂，对武汉生活供应保障的承诺，当然不错。可是仍感缺憾。那就是，缺少“蜘蛛”视频所展示的封城中武汉市民们真实的生活常态和心情。
在“蜘蛛”的视频中，我看到官媒报道中难得见到的一些封城之初的短板。比如，公共交通停运了，但是医护人员上下班的接送却一时没有跟上。还有一些有了症状的病人住不进医院，只能自行在家隔离，会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其实，在仓促封城之初，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媒体无需回避。
“蜘蛛”视频在真实展现这些问题的同时，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一种积极“补台”的精神，而没有抱怨。比如，他和朋友自发义务接送一些医务工作者上下班。后来有新规定出台，这种个体行为不再能夠进行，他又主动参加到有组织的志愿者队伍中。我从他的“封城日记”中既看到武汉封城之后国家的物资保障，也看到人们从慌乱无措到渐渐走向镇定，步入正轨，相互扶持，努力生活。拍摄者平实的叙述没有豪言壮语和慷慨激昂，效果却更加感人。
这个视频日记的播放量很快达到千万级，也在海外有了影响。但很可能是因为他报道的内容不符合某些势力的需要，他的视频没有像某作家日记那样大火，更没有名人“公知”为他站台吹捧。然而我觉得他真正代表了那个时期武汉平民百姓的主旋律。
作为多年从事国际传播的新闻工作者，我从“蜘蛛”的“封城日记”视频中感悟到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当中优秀者的能力和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就是，在报道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时，我们不仅需要宏大叙事，也需要尽量地接地气，如实报道我们前进中的短板和不足。毕竟我们本来就是在弥补短板、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中抗击疫情和发展进步的。不回避这些短板、困难和问题，并展示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我们讲述的抗击疫情的中国故事才能打动人心。而单一的宏大叙事，既脱离实际，也容易让人疲劳厌倦。
二
很快，出现了所谓“吹哨人”的舆情。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突然被国内一些媒体说成是因为警醒公众预防疫情而遭到迫害的武汉疫情“吹哨人”，不幸感染新冠病毒，住院治疗，后病重不治，于2月7日去世。李文亮医生是共产党员，去世后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评定为烈士，并被有关部门追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他是一个好人，老实本分的医生，但他不是被某些势力别有用心地标签化的“吹哨人”。
国家监委调查组3月19日发布的《关于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有关情况调查的通报》说得很清楚：最早发现并根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及时上报疫情的，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调查组在答记者问中指出，“在有关部门和专家尚未对不明确原因肺炎作出明确判断、对疫情还没有准确认识的情况下”，李文亮医生“没有对信息进行核实就转发了，信息部分内容与当时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同时，调查组也指出，他“在微信群中发布信息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主观故意”。
说李文亮医生是“吹哨人”其实很荒谬。查一查英文维基百科对“吹哨人”的定义，他通常是某个机构内部揭发被认为非法、不道德或不正确的秘密信息或行为的人士，且会面临遭受被揭发者严厉打击报复的风险。李文亮医生完全不属于这种情况。在他之前，已经有张继先医生依法按程序上报了疫情，而在他于微信群中发布了“与当时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的信息之后的第二天，即2019年12月31日，中国就向世卫组织吹了哨，报告了湖北武汉的一组肺炎病例，最终确认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此后中央在不到20天内相继派出三个高级别专家组到武汉调查，得出“肯定人传人”的结论，导致武汉封城。所有这些举措，与李文亮医生是否“吹哨”，都毫无关系。给李文亮贴上“吹哨人”的标签，其实是在给中国体制定罪：故意隐瞒疫情，迫害揭发人。如调查组在答记者问中所指出的，就是“为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煽风点火、蛊惑人心、挑动社会情绪”。
在此之前国内媒体中很少见到的“吹哨人”这个舶来概念，一时成为流行语。所谓“吹哨人”的势也被国内一些媒体造起来了，而且从国内造到国外，连世卫组织负责人都相信了这种鬼话。而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内外媒体抢吃李文亮医生的“人血馒头”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2月6日晚，李文亮医生还在抢救中，他们就宣布了他的死讯。他去世后，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卫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西方媒体罕见地做了大量报道，称李文亮是“讲真话的英雄”，他的去世引发了“愤怒、悲恸和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某教授甚至对外媒声称，如果处理不当，公众对李文亮之死的愤怒就会以难以控制的方式“爆炸”。在这波汹汹舆情中，参与造势的一些国内市场化媒体和自媒体与西方媒体的配合互动，带了很多官媒和社交媒体的节奏，而外宣媒体却明显缺位或被“带节奏”。
最后平息这波舆情的，是中央及时发出的派遣调查组的通告。借用一位自媒体人的概括，调查组后来的通报及答记者问以确凿的事实说明了五点：1.中国没有隐瞒疫情。2.李文亮擅自发布有关疫情信息的做法是不对的，也不是“吹哨人”。3.警察对他的处理存在瑕疵。4.李文亮是我们自己人，不是反体制的。5.类似“哨子”的概念是别有用心的炒作，其目的不会得逞。
中央做得很漂亮。遗憾的是，我们的官媒和外宣媒体在这波舆情中，却没有能够及时有效地在中央作出决策之前，把这些意思表达出来，正确影响和引导舆论。
李文亮是尽职尽责的医生，是抗疫英雄，却不是所谓反体制的“吹哨英雄”。西方媒体对他的标榜其实是对他的侮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大肆吹捧他的国内外媒体，正是助力病毒致他于死命的帮凶。在李文亮医生住进重症监护病房之后还追着让他发微博或接受采访的媒体，与允许媒体这样罔顾一个重症病人生命的医院，都对他的去世难辞其咎。对他人的生命如此漠视的媒体，能关心什么言论自由？在李文亮医生病重期间抓住他不放的那些媒体应当反思。 这波舆情让我感悟到，国内某些自由化市场媒体和自媒体与西方势力遥相呼应，已经成为我们外宣的阻力。如今的外宣已经不能再单纯向外了。我们需要对他们造势的能力更加警觉，对他们制造的舆情炸点更加敏感，同时也要注意必要时打造我们自己在国内舆论场特别是社交媒体平台的影响力。我们一些外宣媒体已经到推特、脸书等国外社交媒体平台博弈，虽然不时遭到美国政府封杀，但也还是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可是他们在国内却鲜为人知，就显得没有根基。反而很多在国内引起注意力的网红，在国外更容易得到关注。这种传播路径值得我们研究。
三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却出人意料地在全球大流行，成为百年未见的世界公共健康危机。与此同时，国际舆论场似乎更加云谲波诡，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首的一帮西方政客掀起一波又一波反华反共鼓噪，从“甩锅”“退群”到打压中国企业和经济到外交制裁，阴招不断。
这看似严峻险恶的国际舆论环境，其实是成立近百年的中国共产党和已经7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常态。
这里，我们应当学习毛主席1940年2月1日发表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学学他当年应对那些反共鼓噪的气魄和定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高喊着“统一”，却要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毛主席在这篇演讲中，历数中共真心实意地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危险倾向，以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五分之二的侵华日军兵力的业绩，理直气壮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同志们，当然不能是这样的。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不是取消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们向落后的人们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们向进步的人们看齐。”
这样的气魄和定力，仍然是我们今天应对国际舆情的榜样。诚然，我们今天各级政府工作不是没有缺点或者短板，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疫情的出色控制力，对人民健康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复工复产恢复经济的效率，还有中共自身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应当给我们足够的自信在国际舆论场讲出我们的道理。须知，外宣工作不是简单地辟谣，不是别人出招我接招，而是把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追求昭告世界，争取和团结最大多数的人。
我们的目标和追求，光明正大，也非常简单。就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合作共赢，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当前，当务之急是全世界人民团结抗疫。
可能让我们一些同志郁闷的是，这个道理跟美国人总是讲不通。其实这要看跟谁讲了。跟目前的特朗普、蓬佩奥讲，那是讲不通。每每看到我們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奉劝他们摒弃单边主义冷战思维，我就觉得好笑。他们这些人历来奉行的就是美国至上、一家独大，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威胁到“美国第一”的地位，更遑论“共赢”。除了冷战思维，他们还没有进化到其他思维的文明，指望他们放弃这个思维，那真是鸡同鸭讲。
但是跟特朗普们讲不通，不意味着跟别人讲不通。所以我们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构建我们自己的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新的话语体系，二是把外宣工作的对象，首先放在能够理解和认同我们的目标和追求的广大人群中，而不是少数泥古不化的老顽固身上。共同富裕和一家独大，合作共赢和唯我独尊，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对于那些老顽固，当然也需要驳斥，但是驳斥的着眼点应当是争取被他们蒙蔽的大多数中间人群，而不是直接和他们硬怼。
话语体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我们很多人都被西方话语体系带得找不到北了。比如用西方话语体系，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协商多党合作”成了“一党专制”，成了“集权”。是这样吗？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曾经很尖锐地指出，西方的民主是对抗（confrontation），我们的民主是协商（consultation）！这话赢得了听他演讲的很多尼泊尔国会议员和大学教授们的赞同。
这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也是建立我们国际传播新话语体系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淡定从容，而不要奢想一蹴而就，急于求成。这里倒是应该学学美国的心理战技巧。按照他们“说服，改变，影响”的心理战原则，他们注重的是长期“滴水穿石”的效果。而我们铺天盖地大水漫灌很多，在“滴水穿石”方面做得却远远不够。
四
这些年我在一家对外传播的媒体审改英文稿，常常会遇到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稿件。复产复工后，上海筹备第三届进博会的一篇报道，把我看傻了。那篇文中的一段英文，我完全没有看懂。查看中文原文，看到这样的行文：“虹桥进口商品保税交易中心（二期），是上海承接辐射进博会功能溢出效应主平台的重要支撑”。
我晕！辐射、功能溢出效应、主平台、重要支撑……一堆大的砸死人的概念，是中国话吗？是人话吗？我请教了好几位中文专家级的朋友，他们都说看不懂。
我顿时想到了我们这些年一提再提的“争夺国际话语权”。如果我们的国际传播充斥了这类莫名其妙的功能溢出效应的措辞或概念，我觉得那个话语权真是不夺也罢。因为根本没人能听懂或者愿意听你在说什么。
所以，争夺话语权，还是要从学会讲人话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