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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侄子徐炎说,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后,张幼仪一直是希望能够复婚的。张幼仪总是把徐志摩的油画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将关于他的信息放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虽然能干的张幼仪内心明白,只要她愿意,在很多方面她都可以做得比男人还好,可是一个骨子里传统的女人,还是会把她的第一个男人当做终生。
至于徐志摩,脱离了夫妻关系以后,用朋友的眼光来看张幼仪,也另有体会了,“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可是,尊重依旧代替不了爱,1925年,他们3岁的儿子彼得早逝,张幼仪让徐陪她喝咖啡,看歌剧《茶花女》,看萧伯纳的《JoanDare》,在最心痛的时刻,她仍然希望志摩陪在她身边。可是,徐志摩却在给陆小曼的信里大发牢骚,“再隔一个星期到柏林,又得对付张幼仪,我口虽硬,心头可是不免发腻。小曼,你懂是不是?这一来,柏林又变成了无趣的难关。”
柏拉图曾经说过:“个体在另一个人身上寻找的,不是他自己的另一半,而是与他的灵魂结合在一起的真理。”张幼仪显然不是徐志摩的真理,林徽因以及后来的陆小曼才是他追求的真理,张幼仪几乎不幸地站在了真理的对立面。这是她无法摆脱的悲哀和不幸。
张幼仪1949年去了香港,认识了租她房屋的苏记之,一个专门治花柳病的医生。这位医生性情温和,谈吐风雅,不料老婆弃他而去,他独自抚养四个孩子。相似的命运让房东与房客惺惺相惜,加上宛如一家人地住在一起,难免日久生情。1953年,苏记之向张幼仪求婚了。
张幼仪先后给自己的二哥张君劢、四哥张公权、儿子阿欢写了信。二哥当年规定妹妹离婚后5年内不许再嫁,现在三十多年是多少个5年,于是回了个电报,只有一个字“好”。可是回到家里又反悔了,跑回去又拍了个电报,变成两个字“不好”。四哥当年为妹妹做媒失败,自己对原配也不满意,处理自己的问题很干脆,离婚娶了个知识女性,对妹妹却另有要求不许她再嫁。现在面对孤苦了大半辈子的妹妹的来信,他未置可否,说“让我考虑考虑”。只有儿子阿欢的信让张幼仪泪流满面,放下一颗心。信写得通情达理,情真意切,“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53年8月,张幼仪和苏记之在日本东京一家大酒店举行了婚礼,53岁的张幼仪漂泊到此,终于找到了一个停靠的港湾。两位历经沧桑的“好”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和美平静地生活了20年,苏记之因为肠癌先走一步。
张幼仪来到美国,希望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不料遭到儿媳拒绝:“你姓苏,我们姓徐,不能住在一个屋檐下。”面对亲情的疏离,70多岁的老人依然沿袭着她一贯的坚强和隐忍,在儿子附近住下来,开始她有规律的生活:每天7点半起床,做完操吃早餐,一碗麦片粥,一个白煮蛋。平时上上老年课程,德文班、有氧操、编织班之类的。每周还搓一次麻将,允许自己有200美金的输赢。还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
在徐志摩的各版本传记里,张幼仪也只有薄薄的几页,在徐志摩活色生香的感情生活里,她是惨淡、单调的一笔,没有人过多地关注。她自己也沉默着,从不向别人披露那些陈年往事。直到上世纪80年代,她九弟的孙女张邦梅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无意发现,她的姑奶奶竟然是大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夫人。这才有了1983年到1988年5年间,两代人陆陆续续的谈心,也才有了《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才让我们对张幼仪有了多一些的了解。
张幼仪没有能够看到这本记录了她一生悲欢的书,面对孙辈的逼问,她在临终前终于梳理清楚自己对徐志摩的感情:“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跟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生如夏花摘自《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民国那些女子》,文化艺术出版社)
至于徐志摩,脱离了夫妻关系以后,用朋友的眼光来看张幼仪,也另有体会了,“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可是,尊重依旧代替不了爱,1925年,他们3岁的儿子彼得早逝,张幼仪让徐陪她喝咖啡,看歌剧《茶花女》,看萧伯纳的《JoanDare》,在最心痛的时刻,她仍然希望志摩陪在她身边。可是,徐志摩却在给陆小曼的信里大发牢骚,“再隔一个星期到柏林,又得对付张幼仪,我口虽硬,心头可是不免发腻。小曼,你懂是不是?这一来,柏林又变成了无趣的难关。”
柏拉图曾经说过:“个体在另一个人身上寻找的,不是他自己的另一半,而是与他的灵魂结合在一起的真理。”张幼仪显然不是徐志摩的真理,林徽因以及后来的陆小曼才是他追求的真理,张幼仪几乎不幸地站在了真理的对立面。这是她无法摆脱的悲哀和不幸。
张幼仪1949年去了香港,认识了租她房屋的苏记之,一个专门治花柳病的医生。这位医生性情温和,谈吐风雅,不料老婆弃他而去,他独自抚养四个孩子。相似的命运让房东与房客惺惺相惜,加上宛如一家人地住在一起,难免日久生情。1953年,苏记之向张幼仪求婚了。
张幼仪先后给自己的二哥张君劢、四哥张公权、儿子阿欢写了信。二哥当年规定妹妹离婚后5年内不许再嫁,现在三十多年是多少个5年,于是回了个电报,只有一个字“好”。可是回到家里又反悔了,跑回去又拍了个电报,变成两个字“不好”。四哥当年为妹妹做媒失败,自己对原配也不满意,处理自己的问题很干脆,离婚娶了个知识女性,对妹妹却另有要求不许她再嫁。现在面对孤苦了大半辈子的妹妹的来信,他未置可否,说“让我考虑考虑”。只有儿子阿欢的信让张幼仪泪流满面,放下一颗心。信写得通情达理,情真意切,“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53年8月,张幼仪和苏记之在日本东京一家大酒店举行了婚礼,53岁的张幼仪漂泊到此,终于找到了一个停靠的港湾。两位历经沧桑的“好”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和美平静地生活了20年,苏记之因为肠癌先走一步。
张幼仪来到美国,希望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不料遭到儿媳拒绝:“你姓苏,我们姓徐,不能住在一个屋檐下。”面对亲情的疏离,70多岁的老人依然沿袭着她一贯的坚强和隐忍,在儿子附近住下来,开始她有规律的生活:每天7点半起床,做完操吃早餐,一碗麦片粥,一个白煮蛋。平时上上老年课程,德文班、有氧操、编织班之类的。每周还搓一次麻将,允许自己有200美金的输赢。还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
在徐志摩的各版本传记里,张幼仪也只有薄薄的几页,在徐志摩活色生香的感情生活里,她是惨淡、单调的一笔,没有人过多地关注。她自己也沉默着,从不向别人披露那些陈年往事。直到上世纪80年代,她九弟的孙女张邦梅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无意发现,她的姑奶奶竟然是大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夫人。这才有了1983年到1988年5年间,两代人陆陆续续的谈心,也才有了《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才让我们对张幼仪有了多一些的了解。
张幼仪没有能够看到这本记录了她一生悲欢的书,面对孙辈的逼问,她在临终前终于梳理清楚自己对徐志摩的感情:“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跟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生如夏花摘自《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民国那些女子》,文化艺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