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侄子徐炎说，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后，张幼仪一直是希望能够复婚的。张幼仪总是把徐志摩的油画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将关于他的信息放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虽然能干的张幼仪内心明白，只要她愿意，在很多方面她都可以做得比男人还好，可是一个骨子里传统的女人，还是会把她的第一个男人当做终生。
　　至于徐志摩，脱离了夫妻关系以后，用朋友的眼光来看张幼仪，也另有体会了，“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可是，尊重依旧代替不了爱，1925年，他们3岁的儿子彼得早逝，张幼仪让徐陪她喝咖啡，看歌剧《茶花女》，看萧伯纳的《JoanDare》，在最心痛的时刻，她仍然希望志摩陪在她身边。可是，徐志摩却在给陆小曼的信里大发牢骚，“再隔一个星期到柏林，又得对付张幼仪，我口虽硬，心头可是不免发腻。小曼，你懂是不是？这一来，柏林又变成了无趣的难关。”
　　柏拉图曾经说过：“个体在另一个人身上寻找的，不是他自己的另一半，而是与他的灵魂结合在一起的真理。”张幼仪显然不是徐志摩的真理，林徽因以及后来的陆小曼才是他追求的真理，张幼仪几乎不幸地站在了真理的对立面。这是她无法摆脱的悲哀和不幸。
　　张幼仪1949年去了香港，认识了租她房屋的苏记之，一个专门治花柳病的医生。这位医生性情温和，谈吐风雅，不料老婆弃他而去，他独自抚养四个孩子。相似的命运让房东与房客惺惺相惜，加上宛如一家人地住在一起，难免日久生情。1953年，苏记之向张幼仪求婚了。
　　张幼仪先后给自己的二哥张君劢、四哥张公权、儿子阿欢写了信。二哥当年规定妹妹离婚后5年内不许再嫁，现在三十多年是多少个5年，于是回了个电报，只有一个字“好”。可是回到家里又反悔了，跑回去又拍了个电报，变成两个字“不好”。四哥当年为妹妹做媒失败，自己对原配也不满意，处理自己的问题很干脆，离婚娶了个知识女性，对妹妹却另有要求不许她再嫁。现在面对孤苦了大半辈子的妹妹的来信，他未置可否，说“让我考虑考虑”。只有儿子阿欢的信让张幼仪泪流满面，放下一颗心。信写得通情达理，情真意切，“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53年8月，张幼仪和苏记之在日本东京一家大酒店举行了婚礼，53岁的张幼仪漂泊到此，终于找到了一个停靠的港湾。两位历经沧桑的“好”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和美平静地生活了20年，苏记之因为肠癌先走一步。
　　张幼仪来到美国，希望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不料遭到儿媳拒绝：“你姓苏，我们姓徐，不能住在一个屋檐下。”面对亲情的疏离，70多岁的老人依然沿袭着她一贯的坚强和隐忍，在儿子附近住下来，开始她有规律的生活：每天7点半起床，做完操吃早餐，一碗麦片粥，一个白煮蛋。平时上上老年课程，德文班、有氧操、编织班之类的。每周还搓一次麻将，允许自己有200美金的输赢。还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
　　在徐志摩的各版本传记里，张幼仪也只有薄薄的几页，在徐志摩活色生香的感情生活里，她是惨淡、单调的一笔，没有人过多地关注。她自己也沉默着，从不向别人披露那些陈年往事。直到上世纪80年代，她九弟的孙女张邦梅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无意发现，她的姑奶奶竟然是大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夫人。这才有了1983年到1988年5年间，两代人陆陆续续的谈心，也才有了《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才让我们对张幼仪有了多一些的了解。
　　张幼仪没有能够看到这本记录了她一生悲欢的书，面对孙辈的逼问，她在临终前终于梳理清楚自己对徐志摩的感情：“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跟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生如夏花摘自《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民国那些女子》，文化艺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