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达和繁荣的时期。隋朝统一全国，不仅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历史局面，而且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隋朝建立初期，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封建政治的统一，下诏设立“国子寺”为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设国子祭酒负责管理全国教育行政事务，并令中央和各州县普遍设立学校，礼孔弘儒。同时，废除以门阀等级为用人标准的“九品中正制”，代之以通过举荐选拔人才的开科举贤制度。隋炀帝继位后，恢复了文帝晚年因崇佛而抑制的崇儒兴学政策，复开州县学校，并诏令文武官员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学业优敏、文才秀美”等十科举人，还设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取士。这种通过考试分科取士的办法虽是临时取人之法，尚未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结合起来，已经具有科举制的雏形，是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科举制”的开端。
　　唐代的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多延承隋制，并使其逐步向多元化、规范化发展。武德初年，李渊就诏令全国重开各级官学，推行儒学。贞观年间，唐太宗推行偃武修文政策，重建国子监，设国子祭酒，总掌儒学训导之政；州县设长吏，负责管理地方学校。同时扩大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招生规模，开书学、算学、律学，使崇儒兴学政策得到进一步强化，教育管理体制日臻完备。高宗时又对教育行政体制进行了调整，使各类学校根据专业性质，分别归属有关专门机构管理。至安史之乱，唐朝中央已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律学、书学、算学、医学、天文历学、畜牧兽医学等，地方设有州学、县学、医学、道学等，学校的师资和规模也有一定的标准，可以说一个适应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建制空前完善的学校教育体系已经形成。
　　在人才选拔上，唐代同样因袭隋代科举制，并使其逐渐完善。唐代前期选拔人才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德、书、算等，此外还有根据需要开科选才的制科，而在众多科目中，进士科尤为受到重视，至武则天时代，进士科逐渐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科举制至此也基本定型。
　　隋唐时期，甘肃地域内共置1６郡，其中武威、张掖、敦煌三郡的经济、文化教育最为发达。大业五年（609年）六月，隋炀帝西巡张掖，会见西域27国使者时，曾诏“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骄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四科举人”。 由此河西三郡教育兴盛、文艺繁荣、人才济济的盛况可见一斑。
　　唐代甘肃的教育事业也很发达，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经书写本就可以证明当时敦煌地区文教之兴盛。唐初敦煌地区设沙州，领有敦煌、寿昌两县，地方官学主要有州学、州医学、道学、县学、义学五类。据法国巴黎藏编号p.2005的敦煌写本《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记载，沙州“州学，右在城内，在州西三百步，其学院内，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县学，右在州学西，连院，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医学，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由此可以看出唐代敦煌城内沙州州学、州医学、敦煌县县学的具体位置及其内部布置情形，至于学校的规模大小，残卷上虽无明确记述，但根据《唐六典》对官学规模的规定可推知，沙州州学有“经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州医学有“医学博士一人，学生一十人”； 敦煌县县学规模与沙州州学相当。学校所用的教材形式多样，既有《开蒙要训》《太公家教》之类的童蒙教材，也有《五经正义》《尚书释文》《毛诗正义》《论语集解》等儒家经典，还有《算经》《新修本草》等专业教材。
　　值得一提的是，李唐王朝以道家学派创始人李耳之后自居，所以尽力抬高道教的地位，因此道学也被纳入了官学体系。玄宗时道学的地位达到了顶峰，在敦煌写本残卷中就有著名道学博士索肃林在敦煌道学任教的记载。安史之乱后，吐蕃尽陷陇右、河西，原有州县官学遭到破坏，而寺院学校则迅速发展，并成为承担社会教育的主要机构。归义军收复河西后，地方官学虽有恢复，但已远不如唐朝前期那样兴盛，因此唐中晚期河西地区的教育呈现出官学、寺学、私学并存的局面。
　　编辑：沈丽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