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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格列佛游记》卷三因其散乱的线索及繁复的指涉被视为“斯学”研究的重点文本。近年，随着“文学-科技”交叉视角的复兴，“卷三”及其科技主题亦再度被纳入批评视域。但学界某些成果在扩宽斯威夫特研究面向的同时，忽略了乔纳森·斯威夫特“反科学话语”背后复杂的政治动机及牵缠其间的私人恩怨。通过对文本指涉符号的解码，我们不难发现：隐伏反科学话语之后的“伍德币事件”和爱尔兰民族独立诉求或是“卷三”更为重要的文本结构动机;而所谓的“科技厌恶者”斯威夫特真正痛恶的是科技的滥用及其与暴政结合的非道德后果。
关键词：斯威夫特;“游记”;反科学;“伍德币”事件;秩序
Abstract： The third chapter of Gulliver’s Travels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text. Recently，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scientific subject of the third chapter has been recalled to the research territory. And domestic experts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Still， those domestic researches tend to come into grand conclusions such as controversies between ideologies thus， to some degree， have ignored the complicated political motivations and personal disputes behind the so-called anti-scientism narratives. Probably， the digressive third chapter was a byproduct of particular political issues.
Key words： Jonathan Swift; La puta; anti-scientism; the Wood’s Halfpence Affair; order
17、18世纪之交的英格兰无疑可视为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笔下“动荡时代”的典型标本。新旧牵缠，彼时的政治、思想、文学行动，大而言之各类重要的社群活动都可谓是对秩序交替之际何者废立又如何废立此一扣问的思索与回应。“存在巨链”序列改写所引起的争执，连同争执对象本身——旧秩序的坚硬内核——相互裹挟着形成了新的论辩传统。而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的文学书写正是对此论辩场域的延续及响应。秩序的新旧之争在斯威夫特思想结构中预设的烙印已然成为历史负担，导致其文学表现，特别是《格列佛游记》（下简称《游记》）的文化语境异常厚重、复杂;更还致发文本叙事的多层与分裂，文体样式的繁复与拟构，批评遗产的混乱与矛盾。但亦是在复原塑型其复杂思想的時代语境，并沉潜细察彼时社会秩序结构的缝隙之后，斯威夫特文学书写和批评遗产的分裂、混乱状况才能获得一种隐匿的整体性和丰满感。这种饱含“秩序”的统一，在《游记》对“理性混乱”之拒斥，对科技滥用之警醒，对民族平等之向往上得到了完满的诠释。
一、“科技厌恶者”？
与斯威夫特同为“斯克里布里拉斯集团”（Scriblerus Club）成员的阿巴斯诺特博士（Dr. Arbuthnot）可谓是《游记》最早的读者之一。1726年11月8日，在阅毕甫刊十天的《游记》后，他致信斯威夫特：“不怕告诉你，关于发明家那部分，我以为是最不明智的”（Woolley 44）①。阿巴斯诺特指涉的“发明家”（projectors）正是《游记》卷三“拉格多科学院”里的科学家们。而我们知道，小说文本描述的“拉格多科学院”科学家们醉心于从黄瓜中提取阳光，把冰烧成火药，用触觉和嗅觉来辨别颜色，用猪耕地，从粪便里还原食物，织造彩色蛛丝，用粪便颜色、气味推定政治阴谋……等常人视之为天方夜谭的怪事（张健 167-174）。其讽刺机锋直指英国皇家科学院，可谓是自不待言。因为彼时皇家科学院有些成员确实“自从屁股坐定之后，就以称重空气来打发时间”，且“最擅长于两件事——空耗国库，繁衍虱蚤”（Syfret 52）。而我们再看科学院之前的飞岛国（勒皮它，La puta）部分，便发现其居民极为怪异：“头不是向右歪，就是向左歪。他们有一只眼睛向里面，另一只眼睛却直瞪着天顶。他们的外衣装饰着太阳、月亮、星球的图形……”（143）其人时常因科学哲思而陷入官能瘫痪，须派专职“拍手”（Flapper）执拍子拍打以“重启”五官。岛民饮食之物亦须切割成精准的几何图形，语言也多由数学、音乐术语构成，因而颇有二者基础的格列佛容易习得。不难想见，整个飞岛国正是一个由几何图形和音乐元素构成的“科学国度”;再细察行文，斯威夫特对所谓“科学家们”怪诞行为的讽刺，不仅只是溢于言表，多少更有宣泄之义了。
或出于此，身为皇家科学院院士的阿巴斯诺特对卷三大皱其眉。无论是否有袒护组织之嫌，阿巴斯诺特终究开启了斯威夫特“反科学话语”的批评之门。其后先有阿贝尔·波义耳（Abel Boyer）在《大不列颠政治形势》（Political State of Great Britain）一刊上连载评论，指出“‘拉格多科学院’旨在揭批狂热科学家们的奇思怪想，但我以为作者笔锋涂满污秽……恐怕难入雅士之眼”（Ehrenpreis 503）;再有斯威夫特传记作者奥雷里伯爵（Lord Orrery）认为“对数学知之甚少”的斯威夫特不过在诋毁科学研究（Boyle 95）。直到20世纪中叶，奠定“斯学”文学-自然科学交叉研究基础的尼克尔森教授（Marjorie Nicolson）仍认为卷三的“趣味性和文学价值远远逊色于前两卷”（Nicolson 110）。② 近年，我国学者在国外研究基础上，对《游记》卷三“反科学”主题亦渐有涉略。综观其论证表现，大多指向斯威夫特的“反科技面孔”，虽则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国内斯威夫特研究的基本面;又往往将论断导向启蒙理性与浪漫主义的对抗，实践科学（Technical Science）与经院科学（Spiritual Science）的对抗，人文主义与科技主义的对抗等二元结构。③有论者甚至提出斯威夫特对科学的“讽刺与咒骂”正体现了“人文主义的软弱无力”此般较为轻率的结论（李洪斌67-68）。当然，“主义之争”的讨论无可厚非;但悬浮于文本生成背景之上的“宏大叙事”自然又容易陷入萨义德指出的研究误区中：“那些将斯威夫特塑造为兜售各类人性终极观念的道德楷模的评论已然太多，而视其为地区性活动者、政论家、小册子写手与讽刺家的研究却远远不够”（Said 77）。
而且，一旦我们检视斯威夫特的生平与书信，便会发现这位看似拒绝进步，宁可不在夜间阅读也不愿戴眼镜的“科技厌恶者”，并非一味拒斥科技。实际上斯威夫特对彼时先进的科技及原理是多有涉略的。從社交圈看，斯威夫特早年对身为英格兰科技界魁首的牛顿不无敬重（Pamela 234）与其侄女亦过从甚密，进而几番出入于前者桌畔（Lynall， Science 88）。还拥有包括阿巴斯诺特、阿什主教（Bishop Ashe）在内的多位院士朋友（Swift， Correspondence. Vol. 1 175）。1714年至1720年间，为能参与友人的论题，他特地钻研数学并取得不小进展，曾在半个小时内解出了数学家朋友托马斯·谢立丹（Thomas Sheridan）的难题，且方法还更为简便（Scott， Memoirs. Vol. 2 27-28）。另一方面，其数量颇丰的藏书中不仅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和天文学家、数学家希帕克（Hipparchus）等人作品赫然在列（Passmann 863）;同友人的通信还显示其对培根、牛顿、波义耳、沃顿（William Wotton）等当代科技巨匠的作品同样多有掌握（Passmann 1315）。
令持“厌恶科技”论者尴尬之处恐怕还在于，斯威夫特曾多次造访皇家科学院的仓库，只为观察一块直径4.5英寸的陨石（Swift， Prose. Vol. 15 122）;无独有偶，《游记》中 “飞岛国”的直径恰好是4.5英里（151）。为了天文观察，他特地购入一台望远镜，并对奇异天文现象做过精密的观察与记录（Swift， Correspondence. Vol. 2 382）。斯威夫特甚至还在开普勒宇宙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火星卫星关联理论”，其数据与火星卫星1877年被发现时的数据极为接近（Kiernan 712）。更让“科技厌恶者”此一标签越发局促的是，在其立身之作《书战》（The Battle of Books， 1704）中，斯威夫特刻意让“现代派”（The Moderns）阵营中的科技巨擘弗朗西斯·培根于其他代表进步观念的“时贤”纷纷死去时免于战死（Swift， Tale 160）。籍此不难推论，斯威夫特对彼时科学的态度较为复杂，且非一成不变;且须特别指出，17、18世纪“科学”一词的使用多有内在歧分，更在语义内涵上同现代意义之“科学”绝不可混为一谈（Donovan 135-137）④。因之，我们不妨暂缓对斯威夫特“反科学”的标签化解读，并顺着萨义德将其视作特定历史事件“地区活动家”的思路重审文本。
文本中，格列佛初至飞岛国，国王派人给格列佛量体裁衣时，有一处令人忍俊不禁的描述：“这位技工的工作方法和欧洲裁缝不同。他先用四分仪量我的身高，然后用尺和圆规量全身的长、宽、厚和轮廓，都一一记录在纸上。过了六天，他就给我拿了一身做工极坏的衣服来，因为他在计算的时候偶然弄错了一个数字”（146）。不知情的现代读者读至此处，可能一哂而过;但彼时读者有闹得轰轰烈烈的“牛顿-莱布尼茨论战”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初版“算错日地距离一个数字”两个事件作为背景（Hall 444），自然不易对“和欧洲裁缝不同……弄错一个数字”这近乎直白的讽喻失其鹄的。粗一读来，斯威夫特对彼时的科技进步观及数学界执牛耳者牛顿的态度看似前后矛盾;然而一旦将文本置于更为宽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予以考量，我们便会发现，错综复杂的政治、宗教、经济因素，甚至个人恩怨的纠葛，都细密地缝缀、参与进几经波折的写作过程中。且众多冲量之中居于首位的政治因素，又直接导致了《游记》卷三文本的离散形态。据此，大卫·奥克里夫（David Oakleaf）才指出：“《格列佛游记》甚至对儿童读者来说，都无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Oakleaf 10-12）。而萨义德和乔治·奥威尔也才会对卷三的集权主义批判笔触情有独钟（Orwell 209）。此情境下，再看《游记》卷三对牛顿及科技的嘲讽时，隐含其后并于1724年激荡整个不列颠政坛的“伍德币事件”（The Wood’s Halfpence Affair）自然就浮显于批评视域之上。
二、牛顿主义与“伍德币”阴谋
1723年，爱尔兰零币短缺。乔治一世不经由爱尔兰议会便授予英格兰商人威廉·伍德（William Wood）“14年108000英镑铜币”的铸币特许状（Swift， Irish 37）。而后者是通过贿赂国王情妇肯黛尔伯爵夫人（Duchess of Kendal）获此肥缺的;一时之间民怨鼎沸。彼时，被“放逐”都柏林大教堂近十载，对时局已心灰意懒的斯威夫特正沉湎于“斯克里布莱拉斯集团”的文学游戏——撰写《游记》。1724年1月初，斯威夫特致信密友福特（Charles Ford）表明自己即将完稿：“我已离开马国，置身飞岛国，但并不久留于此，最后两段旅程亦会尽早结束”（Swift， Prose. Vol. 1 478）。然而，愈演愈烈的事态，令斯威夫特愤然暂停《游记》写作，于1724年3月至1724年12月，以爱尔兰布商（M. B. Drapier）之名连发五信，加入日益激化的舆论战中。从对铸币特许状的颁发及其成色的质疑，到抨击英格兰政府的殖民政策，斯威夫特层层递进并深入浅出地将整个“伍德币”阴谋里外翻面，推其于爱尔兰人民抵制“伍德币”、反抗英格兰暴政的风口浪尖。就此不难推测，《游记》“卷三”成文实际上晚于“卷四”，且与“伍德币事件”休戚相关。 须指出的是，彼时不列颠铸皇家铸币厂的负责人正是牛顿。他受国库大臣华尔波尔（Sir Robert Walpole）之命检验“伍德币”成色“以正视听”。牛顿在调查报告中指出：“伍德币尽管形态过多，却是足量的……在成色上与英格兰硬币相差无几，甚至还提升了爱尔兰自查理二世以来的铸币质量……”（Newton 170）亲英政府的《邮报》（Postboy）旋即于7月31日发文表示“伍德先生全方位地履行了合约”（Swift， Prose. Vol. 15 189）。见此，斯威夫特怒不可遏：“合约！和谁签的合约？是和爱尔兰议会？还是爱尔兰人民？我们将成为硬币的使用者，但我们憎恨并抵制合约，更视之为搅和着垃圾与污秽的腐臭、欺诈之物”（Swift， Irish. 49）。引起轩然大波的牛顿之名亦赫赫在目，与已然遗臭万年的威廉·伍德并列，被攻击其检验“鲁莽且毫无根据”——因受检的硬币乃是伍德遣人送往伦敦塔，年份更与已铸之币相比较晚，并无“检验”意义（Swift， Irish 49）。同时，都柏林一位化学家在私自檢测“伍德币”后也得出“四种币制中有三种大大低于币值”的结论，有力地支持了斯威夫特的论断：牛顿的“科学方法”毫无科学性可言（Swift， Prose. vol.15 31）。此来，牛顿的个人声誉及其科学权威大打折扣;一时之间，关于牛顿与政府及伍德三方勾结的“谣诼”纷纷四起。
不言而喻，对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权威的攻击、质疑，一定会渗透到《游记》卷三的写作之中。文本中，除了那个弄错数字而闹大笑话的裁缝外，还有这么一个段落：
我们至少等了一个钟头，他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两旁各站着一位手里拿着拍子的年青侍从。他们俩看到他不再沉思，有了空暇时间，其中一位就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嘴，另一位拍了拍他的右耳;这样一来，他好像突然惊醒了过来，向我这边一看，又看到了围着我的那些人，这才想起了刚才那回事，原来他接到了报告并且要召见我（144）。
飞岛国国王陷入所谓的数学沉思后糊涂至此，自然又让人将讥讽锋镝牵连牛顿。牛顿因沉思而走神的种种逸事在伦敦社交圈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斯威夫特便曾告知侄亲迪恩·斯威夫特（Deane Swift）：牛顿的仆从有一天叫他用餐，叫过一次后便俟于饭厅;但不见主人跟来，回身却望见牛顿爬于梯子上陷入沉思，便又叫一次，如此反复五次，仍无反应，只好拍打惊醒牛顿，说其敬业也罢，却总有一层糊涂的色彩（Scott， Memoirs. vol.2 27）。两相参看，飞岛国国王的“性格特写”（Character）简直就是依牛顿而作。⑤再看飞岛国科学家的另一癖好：观测天体。“他们一生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天体观察上……它们显然也受到影响其它天体的万有引力定律的支配。他们观察到了九十三颗彗星，同时也极精确地确定了它们的周期”;但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不是担心太阳逐日抵近、吞没地球，便是忧心彗星尾巴扫过地球导致灭顶之灾（145、155）。此处，斯威夫特刻划其人因迷信引力理论所致的凄惶情态可谓入木三分。值得指出，斯威夫特于此讽刺的正是包括哈雷（Edmund Halley）在内的早期牛顿主义者们对“牛顿体系不可避免的衰弱”（Pamela 235）的恐惧征候病症。
斯威夫特看来，彼时多数科学实践者对“牛顿新科学体系”的狂热盲从，不仅将万物行止之力从上帝手中收束到“万有引力”即牛顿理论手中——这极大地撼动了斯威夫特安身立命的教会秩序之根基——更导致造末日学说及恐慌情绪的蔓延。⑥另一方面，慧星事件因之不仅被用于国策之筹划、生活生产之安排，更被投机者以算命的形式牟取私利。斯威夫特对盲目的投机行为厌恶至极，早在1708年就假日历制作者比克斯塔夫（Issac Bickerstaff）之手，撰《一七〇八年之预测》（Predictions For The Year 1708）、《比克斯塔夫先生预测之达成》（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First of Mr.Bickerstaff’s Predictions）等文，辛辣地拟讽了以贩售命理预言日历为生的约翰·帕特里奇（John Partridge）。斯威夫特在前文中“预言”了后者的死期为1708年3月29日晚11时左右，更在后文中煞有介事地以第三人之“公正眼光”“确认”了帕特里奇的死，还“科学地”指出“显然，比克斯斯塔夫先生计算略失精当，谬误了近四个时辰……”（Swfit， Parodies 43-60）至此，占星术、彗星寓言虽被冠之以“科学”名号，其荒谬本质已昭然若揭。可以想见，“死到临头”的帕特里奇度日之凄惶自然不下于十几年后的飞岛国居民。吊诡的是，“占星术士”“科学家”“彗星迷信”的精巧关联，居然多有耦合地又指向16年后“伍德币事件”中的牛顿;而斯威夫特化名的那位艾萨克恰好与牛顿同名似乎便不再是历史的偶然。
飞岛国之后的拉格多科学院部分，历来备受病诟。多数批评家认为斯威夫特因愤懑难抑，书写形态于此处已然违背了“烦扰世人，移风易俗”的游戏初衷（Swift， Correspondence. Vol.3 276）而流于谩骂。不可否认，文本表征在拉格多科学院部分，确实出现了污秽物和言语的双重宣泄。学院里的研究项目竟是“怎样把人的粪便还原成食物。他的方法是把粪便分列成几个部分，去除从胆汁里来的颜色，让臭气蒸发，撇去浮在表面的像唾液一样的东西”（153-154）。在政治设计院中，粪便又显奇功，研究员建议政客们检查疑犯的粪便，以便“从粪便的颜色、气味、味道、浓度及消化的良与不良，来判断他们的思想和计划，因为人没有比在拉屎时思考更严肃、周密和专心致志的了”（163）。这位研究者更考证出粪便的色泽规律，若粪便呈现绿色则是要暗杀国王，如果是谋举叛乱或者焚烧京城，那粪便又另当别色。世人皆知不可能，既粗鄙不堪又龌龊至极的无聊事，资质最高的学者（无疑指涉的又是皇家科学院院长牛顿）却持之为毕生事业来鞠躬尽瘁，其讽喻之意盈于纸面。要注意的是，此处斯威夫特在语用结构及形态上对科技理性的“修辞反讽”：其于行文之间刻意采取一种冷静客观的“科学态度”，叙事者不断与院士们交流心得，处处彰显“科技理性之光”，似乎觉得他们的荒诞设计不仅可行，还于苍生大有裨益。 或许，阿巴斯诺特博士嫌恶的正是斯威夫特对牛顿反讽谩骂所伴生的“惺惺之态”。但是，理查蒂（John Richatti）将文本此处称为“非普通读者（savvy reader）须格外谨慎的‘逃窜点’（scurry points）”，并提请读者注意对文本背景的考辩与挖掘（Richatti 82）。因而我们须特别注意，斯威夫特污名牛顿，并非直接针对牛顿的实践科学，其根本指向在于“伍德币事件”。英格兰政府为避民愤，欲引牛顿的科学权威为保障，在公告中声明大科学家牛顿“参与了铸币特许状颁发及铸造的每一个环节”（Lynall， “Caricatures” 20），牛顿因之被推上台面。但实际上，其时牛顿早已病重，健康状况恶化至无法执掌铸币厂常务，皇家学会主席之职责亦托由他人（怀特 455）。特殊政治事件的夹缠之下，垂死病中的牛顿可能不过是指桑骂槐的幌子，斯威夫特更主要的攻击目标另有他人。
三、暴政机器与民族独立
回望1724年的不列颠。一方面，白银短缺、物资匮乏且全境没有铸币厂的爱尔兰，如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所言，在事实上亟需增铸小额货币，加速资本流通以促动农、商业振兴（Scott， Memoirs. Vol.1 290）。华尔波尔政府虽则连爱尔兰议会的过场都不愿走，但其批准伍德铸币，客观上对爱尔兰并非全然无益。另一方面，斯威夫特估算伍德额外盈利的1680镑并未扣除相关费用，伍德先生并不能说是“大获其利”（Lynall， Science 96）。时局丕变，铸币事件恰逢爱尔兰反英热情高涨，迫于舆论压力，华尔波尔试图将铸币额度调减至4万镑，更搬出科学权威牛顿坐镇。但斯威夫特以《布商的信》（Drapier’s Letters）连续发难，爱尔兰议会与人民亦团结一心，终于使得“伍德币”计划彻底破灭（Scott， Memoirs. Vol.1 299）。因而笼统观之，伍德或许仅是个时运不济的商人，无奈被裹挟进一场掩伏已久的政治狂潮中;而被喻为“斯威夫特后半生的宿敵”（Rawson 53），政治立场与斯威夫特多有扞格的英格兰首相华尔波尔，实则才是斯威夫特枪尖挑翻伍德、牛顿后指向的真正目标。所以，我们在《游记》卷一中发现斯威夫特讽刺小人国竟以跳绳“才艺”之高低而非德才品性之优劣去选贤用能时作出如下描述：
大家都认为财政大臣佛林奈浦在拉直的绳子上跳舞，跳得比全国的任何大臣至少要高一英寸。我见过他在一只安装在绳子上的木盘里一连翻了好几个跟头……听说在我来到这里以前一两年，佛林奈浦险些儿跌死。要不是皇帝的坐垫恰好摆在地上减轻了跌落的力量，他的脖子早就被折断了（22-23）。
明眼人一下便看出那个跳梁小丑般的财政大臣影射的正是华尔波尔。至于“皇帝的坐垫”（one of the King’s cushions）此一饱含色情意味的讽喻，牛津世界经典丛书1986年版《游记》在脚注中曾有提示：“毫无疑问指涉的正是收受伍德1万镑贿赂的国王情妇——肯黛尔伯爵夫人，华尔波尔在1717年遭遇政治危机时亦是她替后者说项方使其免遭落马之灾”（Swift， Gulliver 314）。鉴于斯威夫特1725年8月便完成全书写作，1726年8月付梓，期间“一直忙于梳理、完善、校正、修补、誊抄我的游记，新进增补的四卷全本……”（Swift， Correspondence. Vol. 3 276）这段颇具喜剧色彩，又将肯黛尔、华尔波尔、伍德巧妙串联的插曲极有可能是在“伍德币”事件之后增补的。文本中，大臣们横杆耍猴似地博取分别象征着嘉德勋章、巴斯勋章、蓟花勋章的“蓝红绿三色丝线”，缠绕腰间以示荣耀，无疑又指譬华尔波尔于1725年和1726年自授巴斯、嘉德勋章之事。这无疑又侧证了斯威夫特在“伍德币”事件后不断增补《游记》内容以应时景的可能（Rawson 58）。⑦因而，华尔波尔、英格兰政府及其对爱尔兰人民的暴政与不公，作为掩映于卷三“反科学”话语背后的虚景，渐渐面目清晰起来。
据此，文本走笔至卷三“飞岛国游记”时，飞岛国亦顺理成章地被描摹为科技武装的暴政机器。以国王为首的飞岛国居民除了热衷于科学冥想及各类“新型科技”的研发之外，对蜷伏其下的国土国民亦有特殊的管制手段：
如果哪一座城市发生风潮或者叛乱，引起剧烈的政争，或者拒绝象平常一样纳贡效忠，那么国王有两种方法可以使他们服从。第一种办法比较温和，就是把飞岛浮翔在这城市及其邻近地域的上空，这样就剥夺了他们享受阳光和雨水的权利，因而居民们就会遭受饥饿和瘟疫等灾害;……国王就要拿出最后的办法来：让飞岛落在他们的头上，这样，一切房屋、人民就全被消灭了。……实际上他也不愿意这样……大臣们的产业都在下方……（156）
英格兰对爱尔兰的殖民暴政在此被漫画手法描绘得淋漓尽致。自1541年英王兼领爱尔兰国王，两地成为共主联邦起，爱尔兰实际上成为了英格兰的附庸;英格兰的各类律令法规对爱尔兰人民的压迫可谓层出不穷。早于1678年，英格兰议会为刺激一蹶不振的羊毛生产，就曾制定《羊毛织物下葬法》（The Burial in Woollen Act 1678），规定除瘟疫死者外的尸骸都须以英格兰纯羊毛殡服入葬。此等荒诞却暴虐之举自然遭到斯威夫特的抵制：“让我们无论男女都下定决心，绝不让一束英格兰布条出现在身上！”（Swift， Irish 26）除去《广泛使用爱尔兰产品的建议》（A Proposal for the Universal Use of Irish Manufacture， 1720）一文，在1707年“英苏”联合法案（The Union Act 1707）出台之际，预示到联合王国将更加肆无忌惮地压榨爱尔兰人民，斯威夫特又写下了《受辱女士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Injured Lady， 1707），将吞并苏格兰的英格兰比作“同时拥有两位情人”的“暴君恋人”;以受辱女士之口痛陈爱尔兰备受凌掠、生灵涂炭之苦（Swift， Irish 3）。 文本中，林达里诺（Lindalino）地区人民饱于摧残并不堪飞岛国暴政，“用难以置信的速度和劳动在四个城角建立了四座大塔（这座城是正方形的），都象耸立在城市正中心的那座坚实的尖顶岩石一样高。在每座塔上和那座岩石的顶上，他们分别安放上一块大磁石，为了防备万一计划失败，他们准备下了大量最容易燃烧的燃料，希望在磁石计划失败的时候，用来烧裂飞岛的金刚石底。”该地人民竖起反暴政大旗，准备起事（157）。林达里诺自然是爱尔兰首府都柏林（Dublin）的异文拼写，⑧四座高塔则指涉爱尔兰大陪审团、枢密院及议会上下两院;而居中的高岩，譬喻的很可能正是斯威夫特身为牧首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St. Patrick’s Cathedral）及其正在修建中的宏伟塔尖（Swift， Gulliver 346）。
滑稽的是，飞岛国移动至林达里诺上空正欲强力镇压之际，发觉四座高塔上大磁石的强劲吸力，忌惮于其吸附飞岛后可能产生的毁灭打击，便想试探磁石威力;因而“有一位最老最干练的官员请准国王做了一个试验。……对其它三个塔和岩石都做了同样的实验，结果都是一样的。”牛顿萦绕不去的身影及其对“伍德币”的“科学检验”再次被斯威夫特的讽笔钉住，嗤其荒谬。“这件事使国王的策略完全破产（别的情况也就不用再叙述了），他被迫同意这个城市提出的条件”（158）。“伍德币”事件引发的政治博弈，最终以爱尔兰人民的胜利告终，科学武装的暴政机器在其利断金的反殖民义愤和民族独立诉求面前暂时偃旗息鼓。“布商”斯威夫特则成了当仁不让的爱尔兰英雄，在政府300镑悬赏“布商”项上人头之际，全都柏林皆知作者为谁，却无一人告发，他所及之处更受君主礼遇。待到华尔波尔意欲遣兵前往擒拿斯威夫特之时，其幕僚毫不避讳地告知前者：“如果你能拨出一万士兵护送那些担此厄运的押解者的话”（Scott， Memoirs. Vol. 1 309）。此言虽为夸大，但足以见得斯威夫特在爱尔兰声誉之盛。
实际上，“伍德币”事件结束后，斯威夫特并未立即出版《游记》;这或许与他彼时的政治意图有关。1726年，斯威夫特以爱尔兰教会特使身份出访伦敦，当时他认为持辉格党温和派立场的华尔波尔或可争取。但在4月27日，两人毫无结果地会谈1小时之后，原有的政治分歧似乎加剧。7月20日，与华尔波尔二度会晤后的斯威夫特致信友人斯托弗德（James Stopford），“我与首席大臣已彻底决裂”（Swift， Correspondence. Vol. 3 321）8月8日，斯威夫特便与出版商本杰明·莫特接洽《游记》出版事宜（Swift， Correspondence. Vol. 3 328），这恐怕不会是简单的巧合。
四、结论
在《游记》“缺乏叙述者的生动的个人经历”（黄梅 103）的卷三文本中，化身布商、愤怒难抑的斯威夫特挞伐科技狂热主义时或已卸去前两卷所佩戴的“叙事面具”，更出离了《游记》文学游戏的初衷。当然，斯威夫特的讽刺无疑是多刃剑，其指刺的对象很难说是单一的，隐射的事件自然也具备多重解读的可能。⑨上世纪中叶，“斯学”权威欧文教授（Irvin Ehrenpreis）见《游记》研究的“政治化”倾向愈发明显，特地指出飞岛国国王及种种怪癖指涉的乃是斯威夫特好友托马斯·谢立丹（Thomas Sheridan），此举或有“矫枉过正”之嫌。⑩另一方面，《游记》卷三中对科技助纣为虐的讽刺，对刺激人类狂妄情绪的“进步话语”的警醒，或许在“意识形态出口处”也能够上升为“主义之争”;但我们无法忽略的仍是其“反科学”话语背后隐微却具体的政治、经济指涉，因为很大程度上正是后者塑定了文本结构的最终形态。
细察“言外之意”，不难得出结论：斯威夫特对彼时科技采取的绝不是“为反对而反对”的“咒骂”态度;他反对的是科技的滥用及其与暴政结合的非道德恶果，特别是科技对宗教秩序根基的动摇。在他看来，只要“科学家”（物质论者）放弃学说体系化诉求，并收敛对教会权威的逼迫之势，“其对之采取的便是典型的奥古斯都式态度：认为新科学有趣却非必需，本身亦不邪恶，但执迷不下则会对心灵生活造成危害”（Pamela 239）。此种切合“奥古斯都”政治理想的执中之道和平衡意识，是西方文学传统内生的制衡机制所发出的“独特声音”（陆建德295-296）。根据这种发声独特的“中庸之道”，我们才能解释为何时隔仅一年，对擅自删改《游记》的出版商不再信任的斯威夫特，在与前者讨论新版插图时居然“记不得第三卷写了什么”（Ball， Correspondence. Vol.3 440）。以爱尔兰英雄身份重回文学战场的他，又如何会失掉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警惕呢？
注释【Notes】
①同为“斯克里布里拉斯集团”成员的蒲柏（Alexander Pope）亦曾致信斯威夫特言及此事，详见：Jonathan Swift，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nathan Swift. Vol. 3， ed. Harold William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111， 189.
②西方学界关于卷三的相关批评传统可参：W. A. Eddy， Gulliver’s Travels： A Critical Study （Princeton and London： Princeton UP， 1923） 157; K. M. Williams， Jonathan Swift and the Age of Compromise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58） 166.
③目前国内直接涉及卷三科技主题的论文主要有：孙绍先《论<格列佛游记>的科学主题》（《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李洪斌《<格列佛游记>中的反科学主义》（《佳木斯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任晓玲《论<格列佛游记>中对自然科学的讽刺》（浙江财经大学2012年硕士學位论文）;董思伽《从<格列佛游记>看斯威夫特的科学观》（《科学文化评论》2017年第1期）等。 ④See also Douglas Patey， “Swift’s Satire on ‘Science’ and the Structure of Gulliver’s Travels.” ELH 58.4 （1991）： 809-839.
⑤牛顿时常的“莫名失神”或与其为早产儿，且罹患相关神经系统疾病有关。详见：T. G. Wilson， “Swift’s Personality，” in Fair Liberty Was All His Cry， ed. A. Norman Jeffar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7） 20.
⑥18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英人对彗星的迷信与恐惧程度不再如前，但仍有很多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与教士（clerisies）将政局变幻及身世遭遇归结于天文现象之影响。阿巴斯诺特便曾对斯威夫特说过：“我相信彗星掠过地球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会比政府和大臣绵弱的权势大得多。”详见Jonathan Swift，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nathan Swift. Vol. 2. Ed. F. Elrington Ball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11） 296。1714年8月1日，安妮女王死前的一次日蚀也曾造成极大的恐慌，详见前引书第287页。
⑦由于此一内容太过敏感，出版商本杰明·莫特（Benjamin Motte）在收到书稿后付印时私自将丝带的颜色更改，此举令斯威夫特极为不快。
⑧爱尔兰语“da”即为“two”，整词意为“Double Lin”亦即“Dublin”。
⑨默顿教授曾撰文指出“飞岛”讽刺的可能是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的磁石理论，详见：Robert Merton， “The Motionless motion of Swift’s Flying Island.” The Journal of History of Ideas 27.2 （1966）： 275-277.亦可参见沃什教授《斯威夫特的飞岛：纽扣与炮艇》一文，该文认为飞岛国的科技讽拟指刺的是斯威夫特1710年代的辉格党政敌斯蒂尔等人，详见：Chris Worth， “Swift’s’‘Flying Island’： Buttons and Bomb-Vessels.”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42.167 （1991） ： 359.
⑩值得注意的是，25年后，在《斯威夫特：其人，其作与时代》（Swift： The man， His works， and the Age， 1967-83）一书第3卷中，欧文修正了自己之前于《乔纳森·斯威夫特之心智》（The Personality of Jonathan Swift， 1958）一文中对《游记》卷三的相关解读。详见《斯威夫特：其人，其作与时代》第3卷第447页脚注;亦可参见：Ehrenpreis， “Origins of Gulliver’s Travels，” Fair Liberty Was All His Cry， ed. A. Norman Jeffar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7） 220-222.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Boyle， John. Remarks on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Dr. Jonathan Swift. London， 1752. ECCO. Gale. Sourced from the British Library.
Donovan， Arthur. “British Chemistry and the Concept of Scie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lbion： A Quarterly Journal Concerned with British Studies 2 （1975）： 131-144.
Ehrenpreis， Irvin. Swift： The Man， His Works， and the Age. Vol. 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P， 1983.
Hall， A. Rupert. “Newton versus Leibniz： from geometry to metaphysic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ewton. Ed. Bernard Cohen and George E. Smith.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2.
黃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北京：三联书店，2003。
[Huang， Mei. Debating the Self： Novel in 18th-Century England. Beijing： SDX， 2003.]
Kiernan， Colin. “Swift and Science.”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 （1971）： 709-722.
李洪斌：《格列佛游记》中的反科学主义。《佳木斯大学学报》 6（2010）：66-68。
[Li， Hongbin. “The Anti-scientism in Gulliver’s Travels.” Journal of Jiamusi University 6 （2010）： 66-68.] 陆建德：《自我的风景》。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
[Lu， Jiande. The Scenery of Self. 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 2015.
Lynall， Gregory. “Swift’s Caricatures of Newton： ‘Taylor’， ‘Conjurer’ and ‘Workman in the Mint’.” British Journal for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1 （2005）： 19-32.
---. Swift and Science： The Satire， Politics， and Theology of Natural Knowledge， 1690-1730.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Newton， Isaac. The Correspondence of Isaac Newton. Vol. 7. Ed. A.Rupert Hall and Laura Till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77.
Nicolson， Marjorie. “The Science Background of Swift’s Voyage to Laputa.” Science and Imagination. Ithaca： Great Seal Books， 1956.
Oakleaf， David.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Jonathan Swift.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8.
Orwell， George. “Politics Vs. Literature： An Examination of Gulliver’s Travels.” The Collected Essay，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Ed. S. Orwell and I. Angu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86.
Pamela， Gossin. Poetic Resolution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Astronomy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of Donne， Swift， and Hardy （Ph.D. dissertation）.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89.
Passmann， Dirk F. and Heinz J. Vienken. The Library and Reading of Jonathan Swift： A Bio-Bibliographical Handbook. Vol. 2.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3.
Rawson， Claude.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Swift： English and Irish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0.
Richatti， Joh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8.
Said， Edward. “Swift the Intellectual.” In The Wor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83.
Scott， Walter. Memoirs of Jonathan Swift. Vol. 1.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1.
---. Memoirs of Jonathan Swift. Vol. 2.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1.
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記》。张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Swift， Jonathan. Gulliver’Travels. Trans. Zhang Ji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8. ]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nathan Swift. Vol. 1. Ed. F. Elrington Ball.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10.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nathan Swift. Vol. 2. Ed. F. Elrington Ball.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11.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nathan Swift. Vol. 3. Ed. F. Elrington Ball.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12.
The Prose Works of Jonathan Swift. Vol. 15. Ed. Herbert Davids. Oxford： Blackwell， 1939-68.
The Prose Works of Jonathan Swift. Vol. 1. Ed. Herbert Davids. Oxford： Blackwell， 1939-68.
A Tale of Tub， Battle of Books and other Satires.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press， 1963.
Gulliver’s Travels. Oxford： Oxford UP， 1986.
Swift’s Irish Writings 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 Ed. Carole Fabricant and Robert Mahon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arodies， Hoaxes， Mock Treatises： Polite Conversation， Directions To Servants and Other Works. Ed. Valerie Rumbold.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3.
Syfret， R. H. “Some Early Critics of the Royal Society.” Notes and Queries of the Royal Society 8.1 （1950）： 20-64.
迈尔克·怀特：《牛顿传》。陈可岗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White， Michael. Isaac Newton： The Last Sorcerer. Trans. Chen Kegang.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04.]
Woolley， David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nathan Swift. Vol. 3. Frankfurt am Main： Lang， 1999-2007.
责任编辑：张甜
关键词：斯威夫特;“游记”;反科学;“伍德币”事件;秩序
Abstract： The third chapter of Gulliver’s Travels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text. Recently，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scientific subject of the third chapter has been recalled to the research territory. And domestic experts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Still， those domestic researches tend to come into grand conclusions such as controversies between ideologies thus， to some degree， have ignored the complicated political motivations and personal disputes behind the so-called anti-scientism narratives. Probably， the digressive third chapter was a byproduct of particular political issues.
Key words： Jonathan Swift; La puta; anti-scientism; the Wood’s Halfpence Affair; order
17、18世纪之交的英格兰无疑可视为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笔下“动荡时代”的典型标本。新旧牵缠，彼时的政治、思想、文学行动，大而言之各类重要的社群活动都可谓是对秩序交替之际何者废立又如何废立此一扣问的思索与回应。“存在巨链”序列改写所引起的争执，连同争执对象本身——旧秩序的坚硬内核——相互裹挟着形成了新的论辩传统。而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的文学书写正是对此论辩场域的延续及响应。秩序的新旧之争在斯威夫特思想结构中预设的烙印已然成为历史负担，导致其文学表现，特别是《格列佛游记》（下简称《游记》）的文化语境异常厚重、复杂;更还致发文本叙事的多层与分裂，文体样式的繁复与拟构，批评遗产的混乱与矛盾。但亦是在复原塑型其复杂思想的時代语境，并沉潜细察彼时社会秩序结构的缝隙之后，斯威夫特文学书写和批评遗产的分裂、混乱状况才能获得一种隐匿的整体性和丰满感。这种饱含“秩序”的统一，在《游记》对“理性混乱”之拒斥，对科技滥用之警醒，对民族平等之向往上得到了完满的诠释。
一、“科技厌恶者”？
与斯威夫特同为“斯克里布里拉斯集团”（Scriblerus Club）成员的阿巴斯诺特博士（Dr. Arbuthnot）可谓是《游记》最早的读者之一。1726年11月8日，在阅毕甫刊十天的《游记》后，他致信斯威夫特：“不怕告诉你，关于发明家那部分，我以为是最不明智的”（Woolley 44）①。阿巴斯诺特指涉的“发明家”（projectors）正是《游记》卷三“拉格多科学院”里的科学家们。而我们知道，小说文本描述的“拉格多科学院”科学家们醉心于从黄瓜中提取阳光，把冰烧成火药，用触觉和嗅觉来辨别颜色，用猪耕地，从粪便里还原食物，织造彩色蛛丝，用粪便颜色、气味推定政治阴谋……等常人视之为天方夜谭的怪事（张健 167-174）。其讽刺机锋直指英国皇家科学院，可谓是自不待言。因为彼时皇家科学院有些成员确实“自从屁股坐定之后，就以称重空气来打发时间”，且“最擅长于两件事——空耗国库，繁衍虱蚤”（Syfret 52）。而我们再看科学院之前的飞岛国（勒皮它，La puta）部分，便发现其居民极为怪异：“头不是向右歪，就是向左歪。他们有一只眼睛向里面，另一只眼睛却直瞪着天顶。他们的外衣装饰着太阳、月亮、星球的图形……”（143）其人时常因科学哲思而陷入官能瘫痪，须派专职“拍手”（Flapper）执拍子拍打以“重启”五官。岛民饮食之物亦须切割成精准的几何图形，语言也多由数学、音乐术语构成，因而颇有二者基础的格列佛容易习得。不难想见，整个飞岛国正是一个由几何图形和音乐元素构成的“科学国度”;再细察行文，斯威夫特对所谓“科学家们”怪诞行为的讽刺，不仅只是溢于言表，多少更有宣泄之义了。
或出于此，身为皇家科学院院士的阿巴斯诺特对卷三大皱其眉。无论是否有袒护组织之嫌，阿巴斯诺特终究开启了斯威夫特“反科学话语”的批评之门。其后先有阿贝尔·波义耳（Abel Boyer）在《大不列颠政治形势》（Political State of Great Britain）一刊上连载评论，指出“‘拉格多科学院’旨在揭批狂热科学家们的奇思怪想，但我以为作者笔锋涂满污秽……恐怕难入雅士之眼”（Ehrenpreis 503）;再有斯威夫特传记作者奥雷里伯爵（Lord Orrery）认为“对数学知之甚少”的斯威夫特不过在诋毁科学研究（Boyle 95）。直到20世纪中叶，奠定“斯学”文学-自然科学交叉研究基础的尼克尔森教授（Marjorie Nicolson）仍认为卷三的“趣味性和文学价值远远逊色于前两卷”（Nicolson 110）。② 近年，我国学者在国外研究基础上，对《游记》卷三“反科学”主题亦渐有涉略。综观其论证表现，大多指向斯威夫特的“反科技面孔”，虽则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国内斯威夫特研究的基本面;又往往将论断导向启蒙理性与浪漫主义的对抗，实践科学（Technical Science）与经院科学（Spiritual Science）的对抗，人文主义与科技主义的对抗等二元结构。③有论者甚至提出斯威夫特对科学的“讽刺与咒骂”正体现了“人文主义的软弱无力”此般较为轻率的结论（李洪斌67-68）。当然，“主义之争”的讨论无可厚非;但悬浮于文本生成背景之上的“宏大叙事”自然又容易陷入萨义德指出的研究误区中：“那些将斯威夫特塑造为兜售各类人性终极观念的道德楷模的评论已然太多，而视其为地区性活动者、政论家、小册子写手与讽刺家的研究却远远不够”（Said 77）。
而且，一旦我们检视斯威夫特的生平与书信，便会发现这位看似拒绝进步，宁可不在夜间阅读也不愿戴眼镜的“科技厌恶者”，并非一味拒斥科技。实际上斯威夫特对彼时先进的科技及原理是多有涉略的。從社交圈看，斯威夫特早年对身为英格兰科技界魁首的牛顿不无敬重（Pamela 234）与其侄女亦过从甚密，进而几番出入于前者桌畔（Lynall， Science 88）。还拥有包括阿巴斯诺特、阿什主教（Bishop Ashe）在内的多位院士朋友（Swift， Correspondence. Vol. 1 175）。1714年至1720年间，为能参与友人的论题，他特地钻研数学并取得不小进展，曾在半个小时内解出了数学家朋友托马斯·谢立丹（Thomas Sheridan）的难题，且方法还更为简便（Scott， Memoirs. Vol. 2 27-28）。另一方面，其数量颇丰的藏书中不仅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和天文学家、数学家希帕克（Hipparchus）等人作品赫然在列（Passmann 863）;同友人的通信还显示其对培根、牛顿、波义耳、沃顿（William Wotton）等当代科技巨匠的作品同样多有掌握（Passmann 1315）。
令持“厌恶科技”论者尴尬之处恐怕还在于，斯威夫特曾多次造访皇家科学院的仓库，只为观察一块直径4.5英寸的陨石（Swift， Prose. Vol. 15 122）;无独有偶，《游记》中 “飞岛国”的直径恰好是4.5英里（151）。为了天文观察，他特地购入一台望远镜，并对奇异天文现象做过精密的观察与记录（Swift， Correspondence. Vol. 2 382）。斯威夫特甚至还在开普勒宇宙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火星卫星关联理论”，其数据与火星卫星1877年被发现时的数据极为接近（Kiernan 712）。更让“科技厌恶者”此一标签越发局促的是，在其立身之作《书战》（The Battle of Books， 1704）中，斯威夫特刻意让“现代派”（The Moderns）阵营中的科技巨擘弗朗西斯·培根于其他代表进步观念的“时贤”纷纷死去时免于战死（Swift， Tale 160）。籍此不难推论，斯威夫特对彼时科学的态度较为复杂，且非一成不变;且须特别指出，17、18世纪“科学”一词的使用多有内在歧分，更在语义内涵上同现代意义之“科学”绝不可混为一谈（Donovan 135-137）④。因之，我们不妨暂缓对斯威夫特“反科学”的标签化解读，并顺着萨义德将其视作特定历史事件“地区活动家”的思路重审文本。
文本中，格列佛初至飞岛国，国王派人给格列佛量体裁衣时，有一处令人忍俊不禁的描述：“这位技工的工作方法和欧洲裁缝不同。他先用四分仪量我的身高，然后用尺和圆规量全身的长、宽、厚和轮廓，都一一记录在纸上。过了六天，他就给我拿了一身做工极坏的衣服来，因为他在计算的时候偶然弄错了一个数字”（146）。不知情的现代读者读至此处，可能一哂而过;但彼时读者有闹得轰轰烈烈的“牛顿-莱布尼茨论战”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初版“算错日地距离一个数字”两个事件作为背景（Hall 444），自然不易对“和欧洲裁缝不同……弄错一个数字”这近乎直白的讽喻失其鹄的。粗一读来，斯威夫特对彼时的科技进步观及数学界执牛耳者牛顿的态度看似前后矛盾;然而一旦将文本置于更为宽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予以考量，我们便会发现，错综复杂的政治、宗教、经济因素，甚至个人恩怨的纠葛，都细密地缝缀、参与进几经波折的写作过程中。且众多冲量之中居于首位的政治因素，又直接导致了《游记》卷三文本的离散形态。据此，大卫·奥克里夫（David Oakleaf）才指出：“《格列佛游记》甚至对儿童读者来说，都无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Oakleaf 10-12）。而萨义德和乔治·奥威尔也才会对卷三的集权主义批判笔触情有独钟（Orwell 209）。此情境下，再看《游记》卷三对牛顿及科技的嘲讽时，隐含其后并于1724年激荡整个不列颠政坛的“伍德币事件”（The Wood’s Halfpence Affair）自然就浮显于批评视域之上。
二、牛顿主义与“伍德币”阴谋
1723年，爱尔兰零币短缺。乔治一世不经由爱尔兰议会便授予英格兰商人威廉·伍德（William Wood）“14年108000英镑铜币”的铸币特许状（Swift， Irish 37）。而后者是通过贿赂国王情妇肯黛尔伯爵夫人（Duchess of Kendal）获此肥缺的;一时之间民怨鼎沸。彼时，被“放逐”都柏林大教堂近十载，对时局已心灰意懒的斯威夫特正沉湎于“斯克里布莱拉斯集团”的文学游戏——撰写《游记》。1724年1月初，斯威夫特致信密友福特（Charles Ford）表明自己即将完稿：“我已离开马国，置身飞岛国，但并不久留于此，最后两段旅程亦会尽早结束”（Swift， Prose. Vol. 1 478）。然而，愈演愈烈的事态，令斯威夫特愤然暂停《游记》写作，于1724年3月至1724年12月，以爱尔兰布商（M. B. Drapier）之名连发五信，加入日益激化的舆论战中。从对铸币特许状的颁发及其成色的质疑，到抨击英格兰政府的殖民政策，斯威夫特层层递进并深入浅出地将整个“伍德币”阴谋里外翻面，推其于爱尔兰人民抵制“伍德币”、反抗英格兰暴政的风口浪尖。就此不难推测，《游记》“卷三”成文实际上晚于“卷四”，且与“伍德币事件”休戚相关。 须指出的是，彼时不列颠铸皇家铸币厂的负责人正是牛顿。他受国库大臣华尔波尔（Sir Robert Walpole）之命检验“伍德币”成色“以正视听”。牛顿在调查报告中指出：“伍德币尽管形态过多，却是足量的……在成色上与英格兰硬币相差无几，甚至还提升了爱尔兰自查理二世以来的铸币质量……”（Newton 170）亲英政府的《邮报》（Postboy）旋即于7月31日发文表示“伍德先生全方位地履行了合约”（Swift， Prose. Vol. 15 189）。见此，斯威夫特怒不可遏：“合约！和谁签的合约？是和爱尔兰议会？还是爱尔兰人民？我们将成为硬币的使用者，但我们憎恨并抵制合约，更视之为搅和着垃圾与污秽的腐臭、欺诈之物”（Swift， Irish. 49）。引起轩然大波的牛顿之名亦赫赫在目，与已然遗臭万年的威廉·伍德并列，被攻击其检验“鲁莽且毫无根据”——因受检的硬币乃是伍德遣人送往伦敦塔，年份更与已铸之币相比较晚，并无“检验”意义（Swift， Irish 49）。同时，都柏林一位化学家在私自檢测“伍德币”后也得出“四种币制中有三种大大低于币值”的结论，有力地支持了斯威夫特的论断：牛顿的“科学方法”毫无科学性可言（Swift， Prose. vol.15 31）。此来，牛顿的个人声誉及其科学权威大打折扣;一时之间，关于牛顿与政府及伍德三方勾结的“谣诼”纷纷四起。
不言而喻，对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权威的攻击、质疑，一定会渗透到《游记》卷三的写作之中。文本中，除了那个弄错数字而闹大笑话的裁缝外，还有这么一个段落：
我们至少等了一个钟头，他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两旁各站着一位手里拿着拍子的年青侍从。他们俩看到他不再沉思，有了空暇时间，其中一位就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嘴，另一位拍了拍他的右耳;这样一来，他好像突然惊醒了过来，向我这边一看，又看到了围着我的那些人，这才想起了刚才那回事，原来他接到了报告并且要召见我（144）。
飞岛国国王陷入所谓的数学沉思后糊涂至此，自然又让人将讥讽锋镝牵连牛顿。牛顿因沉思而走神的种种逸事在伦敦社交圈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斯威夫特便曾告知侄亲迪恩·斯威夫特（Deane Swift）：牛顿的仆从有一天叫他用餐，叫过一次后便俟于饭厅;但不见主人跟来，回身却望见牛顿爬于梯子上陷入沉思，便又叫一次，如此反复五次，仍无反应，只好拍打惊醒牛顿，说其敬业也罢，却总有一层糊涂的色彩（Scott， Memoirs. vol.2 27）。两相参看，飞岛国国王的“性格特写”（Character）简直就是依牛顿而作。⑤再看飞岛国科学家的另一癖好：观测天体。“他们一生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天体观察上……它们显然也受到影响其它天体的万有引力定律的支配。他们观察到了九十三颗彗星，同时也极精确地确定了它们的周期”;但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不是担心太阳逐日抵近、吞没地球，便是忧心彗星尾巴扫过地球导致灭顶之灾（145、155）。此处，斯威夫特刻划其人因迷信引力理论所致的凄惶情态可谓入木三分。值得指出，斯威夫特于此讽刺的正是包括哈雷（Edmund Halley）在内的早期牛顿主义者们对“牛顿体系不可避免的衰弱”（Pamela 235）的恐惧征候病症。
斯威夫特看来，彼时多数科学实践者对“牛顿新科学体系”的狂热盲从，不仅将万物行止之力从上帝手中收束到“万有引力”即牛顿理论手中——这极大地撼动了斯威夫特安身立命的教会秩序之根基——更导致造末日学说及恐慌情绪的蔓延。⑥另一方面，慧星事件因之不仅被用于国策之筹划、生活生产之安排，更被投机者以算命的形式牟取私利。斯威夫特对盲目的投机行为厌恶至极，早在1708年就假日历制作者比克斯塔夫（Issac Bickerstaff）之手，撰《一七〇八年之预测》（Predictions For The Year 1708）、《比克斯塔夫先生预测之达成》（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First of Mr.Bickerstaff’s Predictions）等文，辛辣地拟讽了以贩售命理预言日历为生的约翰·帕特里奇（John Partridge）。斯威夫特在前文中“预言”了后者的死期为1708年3月29日晚11时左右，更在后文中煞有介事地以第三人之“公正眼光”“确认”了帕特里奇的死，还“科学地”指出“显然，比克斯斯塔夫先生计算略失精当，谬误了近四个时辰……”（Swfit， Parodies 43-60）至此，占星术、彗星寓言虽被冠之以“科学”名号，其荒谬本质已昭然若揭。可以想见，“死到临头”的帕特里奇度日之凄惶自然不下于十几年后的飞岛国居民。吊诡的是，“占星术士”“科学家”“彗星迷信”的精巧关联，居然多有耦合地又指向16年后“伍德币事件”中的牛顿;而斯威夫特化名的那位艾萨克恰好与牛顿同名似乎便不再是历史的偶然。
飞岛国之后的拉格多科学院部分，历来备受病诟。多数批评家认为斯威夫特因愤懑难抑，书写形态于此处已然违背了“烦扰世人，移风易俗”的游戏初衷（Swift， Correspondence. Vol.3 276）而流于谩骂。不可否认，文本表征在拉格多科学院部分，确实出现了污秽物和言语的双重宣泄。学院里的研究项目竟是“怎样把人的粪便还原成食物。他的方法是把粪便分列成几个部分，去除从胆汁里来的颜色，让臭气蒸发，撇去浮在表面的像唾液一样的东西”（153-154）。在政治设计院中，粪便又显奇功，研究员建议政客们检查疑犯的粪便，以便“从粪便的颜色、气味、味道、浓度及消化的良与不良，来判断他们的思想和计划，因为人没有比在拉屎时思考更严肃、周密和专心致志的了”（163）。这位研究者更考证出粪便的色泽规律，若粪便呈现绿色则是要暗杀国王，如果是谋举叛乱或者焚烧京城，那粪便又另当别色。世人皆知不可能，既粗鄙不堪又龌龊至极的无聊事，资质最高的学者（无疑指涉的又是皇家科学院院长牛顿）却持之为毕生事业来鞠躬尽瘁，其讽喻之意盈于纸面。要注意的是，此处斯威夫特在语用结构及形态上对科技理性的“修辞反讽”：其于行文之间刻意采取一种冷静客观的“科学态度”，叙事者不断与院士们交流心得，处处彰显“科技理性之光”，似乎觉得他们的荒诞设计不仅可行，还于苍生大有裨益。 或许，阿巴斯诺特博士嫌恶的正是斯威夫特对牛顿反讽谩骂所伴生的“惺惺之态”。但是，理查蒂（John Richatti）将文本此处称为“非普通读者（savvy reader）须格外谨慎的‘逃窜点’（scurry points）”，并提请读者注意对文本背景的考辩与挖掘（Richatti 82）。因而我们须特别注意，斯威夫特污名牛顿，并非直接针对牛顿的实践科学，其根本指向在于“伍德币事件”。英格兰政府为避民愤，欲引牛顿的科学权威为保障，在公告中声明大科学家牛顿“参与了铸币特许状颁发及铸造的每一个环节”（Lynall， “Caricatures” 20），牛顿因之被推上台面。但实际上，其时牛顿早已病重，健康状况恶化至无法执掌铸币厂常务，皇家学会主席之职责亦托由他人（怀特 455）。特殊政治事件的夹缠之下，垂死病中的牛顿可能不过是指桑骂槐的幌子，斯威夫特更主要的攻击目标另有他人。
三、暴政机器与民族独立
回望1724年的不列颠。一方面，白银短缺、物资匮乏且全境没有铸币厂的爱尔兰，如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所言，在事实上亟需增铸小额货币，加速资本流通以促动农、商业振兴（Scott， Memoirs. Vol.1 290）。华尔波尔政府虽则连爱尔兰议会的过场都不愿走，但其批准伍德铸币，客观上对爱尔兰并非全然无益。另一方面，斯威夫特估算伍德额外盈利的1680镑并未扣除相关费用，伍德先生并不能说是“大获其利”（Lynall， Science 96）。时局丕变，铸币事件恰逢爱尔兰反英热情高涨，迫于舆论压力，华尔波尔试图将铸币额度调减至4万镑，更搬出科学权威牛顿坐镇。但斯威夫特以《布商的信》（Drapier’s Letters）连续发难，爱尔兰议会与人民亦团结一心，终于使得“伍德币”计划彻底破灭（Scott， Memoirs. Vol.1 299）。因而笼统观之，伍德或许仅是个时运不济的商人，无奈被裹挟进一场掩伏已久的政治狂潮中;而被喻为“斯威夫特后半生的宿敵”（Rawson 53），政治立场与斯威夫特多有扞格的英格兰首相华尔波尔，实则才是斯威夫特枪尖挑翻伍德、牛顿后指向的真正目标。所以，我们在《游记》卷一中发现斯威夫特讽刺小人国竟以跳绳“才艺”之高低而非德才品性之优劣去选贤用能时作出如下描述：
大家都认为财政大臣佛林奈浦在拉直的绳子上跳舞，跳得比全国的任何大臣至少要高一英寸。我见过他在一只安装在绳子上的木盘里一连翻了好几个跟头……听说在我来到这里以前一两年，佛林奈浦险些儿跌死。要不是皇帝的坐垫恰好摆在地上减轻了跌落的力量，他的脖子早就被折断了（22-23）。
明眼人一下便看出那个跳梁小丑般的财政大臣影射的正是华尔波尔。至于“皇帝的坐垫”（one of the King’s cushions）此一饱含色情意味的讽喻，牛津世界经典丛书1986年版《游记》在脚注中曾有提示：“毫无疑问指涉的正是收受伍德1万镑贿赂的国王情妇——肯黛尔伯爵夫人，华尔波尔在1717年遭遇政治危机时亦是她替后者说项方使其免遭落马之灾”（Swift， Gulliver 314）。鉴于斯威夫特1725年8月便完成全书写作，1726年8月付梓，期间“一直忙于梳理、完善、校正、修补、誊抄我的游记，新进增补的四卷全本……”（Swift， Correspondence. Vol. 3 276）这段颇具喜剧色彩，又将肯黛尔、华尔波尔、伍德巧妙串联的插曲极有可能是在“伍德币”事件之后增补的。文本中，大臣们横杆耍猴似地博取分别象征着嘉德勋章、巴斯勋章、蓟花勋章的“蓝红绿三色丝线”，缠绕腰间以示荣耀，无疑又指譬华尔波尔于1725年和1726年自授巴斯、嘉德勋章之事。这无疑又侧证了斯威夫特在“伍德币”事件后不断增补《游记》内容以应时景的可能（Rawson 58）。⑦因而，华尔波尔、英格兰政府及其对爱尔兰人民的暴政与不公，作为掩映于卷三“反科学”话语背后的虚景，渐渐面目清晰起来。
据此，文本走笔至卷三“飞岛国游记”时，飞岛国亦顺理成章地被描摹为科技武装的暴政机器。以国王为首的飞岛国居民除了热衷于科学冥想及各类“新型科技”的研发之外，对蜷伏其下的国土国民亦有特殊的管制手段：
如果哪一座城市发生风潮或者叛乱，引起剧烈的政争，或者拒绝象平常一样纳贡效忠，那么国王有两种方法可以使他们服从。第一种办法比较温和，就是把飞岛浮翔在这城市及其邻近地域的上空，这样就剥夺了他们享受阳光和雨水的权利，因而居民们就会遭受饥饿和瘟疫等灾害;……国王就要拿出最后的办法来：让飞岛落在他们的头上，这样，一切房屋、人民就全被消灭了。……实际上他也不愿意这样……大臣们的产业都在下方……（156）
英格兰对爱尔兰的殖民暴政在此被漫画手法描绘得淋漓尽致。自1541年英王兼领爱尔兰国王，两地成为共主联邦起，爱尔兰实际上成为了英格兰的附庸;英格兰的各类律令法规对爱尔兰人民的压迫可谓层出不穷。早于1678年，英格兰议会为刺激一蹶不振的羊毛生产，就曾制定《羊毛织物下葬法》（The Burial in Woollen Act 1678），规定除瘟疫死者外的尸骸都须以英格兰纯羊毛殡服入葬。此等荒诞却暴虐之举自然遭到斯威夫特的抵制：“让我们无论男女都下定决心，绝不让一束英格兰布条出现在身上！”（Swift， Irish 26）除去《广泛使用爱尔兰产品的建议》（A Proposal for the Universal Use of Irish Manufacture， 1720）一文，在1707年“英苏”联合法案（The Union Act 1707）出台之际，预示到联合王国将更加肆无忌惮地压榨爱尔兰人民，斯威夫特又写下了《受辱女士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Injured Lady， 1707），将吞并苏格兰的英格兰比作“同时拥有两位情人”的“暴君恋人”;以受辱女士之口痛陈爱尔兰备受凌掠、生灵涂炭之苦（Swift， Irish 3）。 文本中，林达里诺（Lindalino）地区人民饱于摧残并不堪飞岛国暴政，“用难以置信的速度和劳动在四个城角建立了四座大塔（这座城是正方形的），都象耸立在城市正中心的那座坚实的尖顶岩石一样高。在每座塔上和那座岩石的顶上，他们分别安放上一块大磁石，为了防备万一计划失败，他们准备下了大量最容易燃烧的燃料，希望在磁石计划失败的时候，用来烧裂飞岛的金刚石底。”该地人民竖起反暴政大旗，准备起事（157）。林达里诺自然是爱尔兰首府都柏林（Dublin）的异文拼写，⑧四座高塔则指涉爱尔兰大陪审团、枢密院及议会上下两院;而居中的高岩，譬喻的很可能正是斯威夫特身为牧首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St. Patrick’s Cathedral）及其正在修建中的宏伟塔尖（Swift， Gulliver 346）。
滑稽的是，飞岛国移动至林达里诺上空正欲强力镇压之际，发觉四座高塔上大磁石的强劲吸力，忌惮于其吸附飞岛后可能产生的毁灭打击，便想试探磁石威力;因而“有一位最老最干练的官员请准国王做了一个试验。……对其它三个塔和岩石都做了同样的实验，结果都是一样的。”牛顿萦绕不去的身影及其对“伍德币”的“科学检验”再次被斯威夫特的讽笔钉住，嗤其荒谬。“这件事使国王的策略完全破产（别的情况也就不用再叙述了），他被迫同意这个城市提出的条件”（158）。“伍德币”事件引发的政治博弈，最终以爱尔兰人民的胜利告终，科学武装的暴政机器在其利断金的反殖民义愤和民族独立诉求面前暂时偃旗息鼓。“布商”斯威夫特则成了当仁不让的爱尔兰英雄，在政府300镑悬赏“布商”项上人头之际，全都柏林皆知作者为谁，却无一人告发，他所及之处更受君主礼遇。待到华尔波尔意欲遣兵前往擒拿斯威夫特之时，其幕僚毫不避讳地告知前者：“如果你能拨出一万士兵护送那些担此厄运的押解者的话”（Scott， Memoirs. Vol. 1 309）。此言虽为夸大，但足以见得斯威夫特在爱尔兰声誉之盛。
实际上，“伍德币”事件结束后，斯威夫特并未立即出版《游记》;这或许与他彼时的政治意图有关。1726年，斯威夫特以爱尔兰教会特使身份出访伦敦，当时他认为持辉格党温和派立场的华尔波尔或可争取。但在4月27日，两人毫无结果地会谈1小时之后，原有的政治分歧似乎加剧。7月20日，与华尔波尔二度会晤后的斯威夫特致信友人斯托弗德（James Stopford），“我与首席大臣已彻底决裂”（Swift， Correspondence. Vol. 3 321）8月8日，斯威夫特便与出版商本杰明·莫特接洽《游记》出版事宜（Swift， Correspondence. Vol. 3 328），这恐怕不会是简单的巧合。
四、结论
在《游记》“缺乏叙述者的生动的个人经历”（黄梅 103）的卷三文本中，化身布商、愤怒难抑的斯威夫特挞伐科技狂热主义时或已卸去前两卷所佩戴的“叙事面具”，更出离了《游记》文学游戏的初衷。当然，斯威夫特的讽刺无疑是多刃剑，其指刺的对象很难说是单一的，隐射的事件自然也具备多重解读的可能。⑨上世纪中叶，“斯学”权威欧文教授（Irvin Ehrenpreis）见《游记》研究的“政治化”倾向愈发明显，特地指出飞岛国国王及种种怪癖指涉的乃是斯威夫特好友托马斯·谢立丹（Thomas Sheridan），此举或有“矫枉过正”之嫌。⑩另一方面，《游记》卷三中对科技助纣为虐的讽刺，对刺激人类狂妄情绪的“进步话语”的警醒，或许在“意识形态出口处”也能够上升为“主义之争”;但我们无法忽略的仍是其“反科学”话语背后隐微却具体的政治、经济指涉，因为很大程度上正是后者塑定了文本结构的最终形态。
细察“言外之意”，不难得出结论：斯威夫特对彼时科技采取的绝不是“为反对而反对”的“咒骂”态度;他反对的是科技的滥用及其与暴政结合的非道德恶果，特别是科技对宗教秩序根基的动摇。在他看来，只要“科学家”（物质论者）放弃学说体系化诉求，并收敛对教会权威的逼迫之势，“其对之采取的便是典型的奥古斯都式态度：认为新科学有趣却非必需，本身亦不邪恶，但执迷不下则会对心灵生活造成危害”（Pamela 239）。此种切合“奥古斯都”政治理想的执中之道和平衡意识，是西方文学传统内生的制衡机制所发出的“独特声音”（陆建德295-296）。根据这种发声独特的“中庸之道”，我们才能解释为何时隔仅一年，对擅自删改《游记》的出版商不再信任的斯威夫特，在与前者讨论新版插图时居然“记不得第三卷写了什么”（Ball， Correspondence. Vol.3 440）。以爱尔兰英雄身份重回文学战场的他，又如何会失掉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警惕呢？
注释【Notes】
①同为“斯克里布里拉斯集团”成员的蒲柏（Alexander Pope）亦曾致信斯威夫特言及此事，详见：Jonathan Swift，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nathan Swift. Vol. 3， ed. Harold William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111， 189.
②西方学界关于卷三的相关批评传统可参：W. A. Eddy， Gulliver’s Travels： A Critical Study （Princeton and London： Princeton UP， 1923） 157; K. M. Williams， Jonathan Swift and the Age of Compromise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58） 166.
③目前国内直接涉及卷三科技主题的论文主要有：孙绍先《论<格列佛游记>的科学主题》（《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李洪斌《<格列佛游记>中的反科学主义》（《佳木斯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任晓玲《论<格列佛游记>中对自然科学的讽刺》（浙江财经大学2012年硕士學位论文）;董思伽《从<格列佛游记>看斯威夫特的科学观》（《科学文化评论》2017年第1期）等。 ④See also Douglas Patey， “Swift’s Satire on ‘Science’ and the Structure of Gulliver’s Travels.” ELH 58.4 （1991）： 809-839.
⑤牛顿时常的“莫名失神”或与其为早产儿，且罹患相关神经系统疾病有关。详见：T. G. Wilson， “Swift’s Personality，” in Fair Liberty Was All His Cry， ed. A. Norman Jeffar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7） 20.
⑥18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英人对彗星的迷信与恐惧程度不再如前，但仍有很多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与教士（clerisies）将政局变幻及身世遭遇归结于天文现象之影响。阿巴斯诺特便曾对斯威夫特说过：“我相信彗星掠过地球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会比政府和大臣绵弱的权势大得多。”详见Jonathan Swift，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nathan Swift. Vol. 2. Ed. F. Elrington Ball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11） 296。1714年8月1日，安妮女王死前的一次日蚀也曾造成极大的恐慌，详见前引书第287页。
⑦由于此一内容太过敏感，出版商本杰明·莫特（Benjamin Motte）在收到书稿后付印时私自将丝带的颜色更改，此举令斯威夫特极为不快。
⑧爱尔兰语“da”即为“two”，整词意为“Double Lin”亦即“Dublin”。
⑨默顿教授曾撰文指出“飞岛”讽刺的可能是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的磁石理论，详见：Robert Merton， “The Motionless motion of Swift’s Flying Island.” The Journal of History of Ideas 27.2 （1966）： 275-277.亦可参见沃什教授《斯威夫特的飞岛：纽扣与炮艇》一文，该文认为飞岛国的科技讽拟指刺的是斯威夫特1710年代的辉格党政敌斯蒂尔等人，详见：Chris Worth， “Swift’s’‘Flying Island’： Buttons and Bomb-Vessels.”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42.167 （1991） ： 359.
⑩值得注意的是，25年后，在《斯威夫特：其人，其作与时代》（Swift： The man， His works， and the Age， 1967-83）一书第3卷中，欧文修正了自己之前于《乔纳森·斯威夫特之心智》（The Personality of Jonathan Swift， 1958）一文中对《游记》卷三的相关解读。详见《斯威夫特：其人，其作与时代》第3卷第447页脚注;亦可参见：Ehrenpreis， “Origins of Gulliver’s Travels，” Fair Liberty Was All His Cry， ed. A. Norman Jeffar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7） 220-222.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Boyle， John. Remarks on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Dr. Jonathan Swift. London， 1752. ECCO. Gale. Sourced from the British Library.
Donovan， Arthur. “British Chemistry and the Concept of Scie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lbion： A Quarterly Journal Concerned with British Studies 2 （1975）： 131-144.
Ehrenpreis， Irvin. Swift： The Man， His Works， and the Age. Vol. 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P， 1983.
Hall， A. Rupert. “Newton versus Leibniz： from geometry to metaphysic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ewton. Ed. Bernard Cohen and George E. Smith.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2.
黃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北京：三联书店，2003。
[Huang， Mei. Debating the Self： Novel in 18th-Century England. Beijing： SDX， 2003.]
Kiernan， Colin. “Swift and Science.”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 （1971）： 709-722.
李洪斌：《格列佛游记》中的反科学主义。《佳木斯大学学报》 6（2010）：66-68。
[Li， Hongbin. “The Anti-scientism in Gulliver’s Travels.” Journal of Jiamusi University 6 （2010）： 66-68.] 陆建德：《自我的风景》。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
[Lu， Jiande. The Scenery of Self. 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 2015.
Lynall， Gregory. “Swift’s Caricatures of Newton： ‘Taylor’， ‘Conjurer’ and ‘Workman in the Mint’.” British Journal for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1 （2005）： 19-32.
---. Swift and Science： The Satire， Politics， and Theology of Natural Knowledge， 1690-1730.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Newton， Isaac. The Correspondence of Isaac Newton. Vol. 7. Ed. A.Rupert Hall and Laura Till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77.
Nicolson， Marjorie. “The Science Background of Swift’s Voyage to Laputa.” Science and Imagination. Ithaca： Great Seal Books， 1956.
Oakleaf， David.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Jonathan Swift.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8.
Orwell， George. “Politics Vs. Literature： An Examination of Gulliver’s Travels.” The Collected Essay，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Ed. S. Orwell and I. Angu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86.
Pamela， Gossin. Poetic Resolution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Astronomy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of Donne， Swift， and Hardy （Ph.D. dissertation）.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89.
Passmann， Dirk F. and Heinz J. Vienken. The Library and Reading of Jonathan Swift： A Bio-Bibliographical Handbook. Vol. 2.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3.
Rawson， Claude.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Swift： English and Irish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0.
Richatti， Joh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8.
Said， Edward. “Swift the Intellectual.” In The Wor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83.
Scott， Walter. Memoirs of Jonathan Swift. Vol. 1.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1.
---. Memoirs of Jonathan Swift. Vol. 2.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1.
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記》。张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Swift， Jonathan. Gulliver’Travels. Trans. Zhang Ji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8. ]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nathan Swift. Vol. 1. Ed. F. Elrington Ball.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10.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nathan Swift. Vol. 2. Ed. F. Elrington Ball.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11.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nathan Swift. Vol. 3. Ed. F. Elrington Ball.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12.
The Prose Works of Jonathan Swift. Vol. 15. Ed. Herbert Davids. Oxford： Blackwell， 1939-68.
The Prose Works of Jonathan Swift. Vol. 1. Ed. Herbert Davids. Oxford： Blackwell， 1939-68.
A Tale of Tub， Battle of Books and other Satires.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press， 1963.
Gulliver’s Travels. Oxford： Oxford UP， 1986.
Swift’s Irish Writings 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 Ed. Carole Fabricant and Robert Mahon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arodies， Hoaxes， Mock Treatises： Polite Conversation， Directions To Servants and Other Works. Ed. Valerie Rumbold.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3.
Syfret， R. H. “Some Early Critics of the Royal Society.” Notes and Queries of the Royal Society 8.1 （1950）： 20-64.
迈尔克·怀特：《牛顿传》。陈可岗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White， Michael. Isaac Newton： The Last Sorcerer. Trans. Chen Kegang.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04.]
Woolley， David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nathan Swift. Vol. 3. Frankfurt am Main： Lang， 199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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