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总统特朗普反复无常的贸易措施为2019年的世界经济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出现大幅衰退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如今中美两个巨大经济体之间的僵局植根于一个有缺陷的范式，在笔者看来，这被称之为“超级全球主义”。按照这一范式，全球经济要优先于本国经济，各国经济必须最大限度向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不管这对其增长战略或社会模式会造成什么影响。
　　这要求国家经济模式，即由国内规则主导的市场能够很大程度上与国际市场融合。如果不具备这一点，国家监管与标准就会阻碍市场准入。用贸易经济学家和律师的话说，这些便是“非关税贸易壁垒”。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度被认为它会变成一种接近于西方模式的市场经济。
　　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与此同时，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发达经济体，“超级全球主义”所带来的离岸贸易和大量进口让本国遭受重创，这为国内具有煽动性的政客的崛起创造了温床。美国贸易政策向来由公司和金融利益集团把持，这些集团赚到了钱，但中产阶级收入受到了侵蚀。显然，我们需要对贸易有新的认识，必须意识到全球化不是目标本身，而是实现国家繁荣的一个手段。

　　幸运的是，美国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开始拿出一些好主意，可以作为构建“新贸易大厦”的基础。特别是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贸易计划坐实了她是拥有最好贸易思路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她计划以符合总体社会利益的方式对贸易政策进行大规模改造。
　　当今世界，在大部分情况下，进口关税已经相当低。贸易谈判人员的主要时间并非花在争论进口贸易和其他到岸贸易壁垒上，而是花在了到岸后的监管方面，如知识产权规则、卫生规则、产业政策等。以这些领域为目标的贸易协定能够带来更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但也冲击了国内的贸易活动，并会对各国的税收和监管政策、保持自身社会福利和劳工标准进行约束。不足为奇的是，一些制药公司和金融企业等大型跨国企业会以牺牲国内劳工或中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寻求拓展外国市场。
　　沃伦所提计划的一个关键要点为美国签署深度融合协定设立先决条件。任何国家，如果要和美国谈判贸易协定，必须承认并执行得到国际认可的劳工标准等，必须是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以及反腐败、避税国际合作行动的签署方。当然，在劳工和环境问题上，美国本身也不符合其中的一些先决条件，沃伦承诺要补上这些“令人羞耻”的短板。
　　这一方针要远远优于当前的做法，即认为贸易伙伴只要一签完贸易协定，就会提升标准。在现实中，劳工和环境方面的附属协议被证明基本无效。要确保这些问题得到如同市场准入一样对待，唯一办法是只与已经承诺了高标准的国家签署贸易协定。
　　贸易谈判的透明度也必须大幅提高。目前，贸易协定草案在呈送国会投票之前一直处于保密状态。根据沃伦的方案，草案将提前公开，以供公众审读和评论。保密方式以及成败在此一举的立法投票规则，在过去可能有助于达到浅层次的贸易自由化。但20世纪90年代后，它们却起到了让公司游说集团推动非平等交易达成的保护伞作用。
　　不过，沃伦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美国，对于多边贸易机制及其改革方案并未提出多少意见。另一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贝托·奥罗克则完成了这个任务，提出更新世贸组织协定以解决货币操纵等新问题，采取可执行的劳工标准，修订争议解决流程，以及将“可持续发展”列为多边贸易机制的明确目标。
　　对于民主党这种更加严苛的贸易立场，也有批评观点认为，这将给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造成不良影响。而发达国家的贸易规则虽然在社会、环境和平等问题上更加敏感，但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内在冲突。历史记录也并没有表明，贫穷国家需要发达经济实施很低的或者零贸易壁垒，才能从全球化中大大获益。事实上，迄今为止，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腾飞，如日本、韩国乃至中国等，都发生在美国和欧洲进口关税处于中等水平的情况下，也都高于今天的水平。
　　不过，需要更多政策空间的不只是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中国和其他国家在通过结构性的多样化政策调整来拉动增长时，也不必完全受全球化贸易规则的束缚。说到底，健康而可持续的世界贸易机制是实现“经济和平共处”的一种方式。让不同模式的经济能共同繁荣，而不是迫于压力只能顺从地去接受跨国公司所青睐的单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