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隐藏在雀洞里的火种
刘集村口，三间茅草房，低矮得不及院里的一棵石榴树高，即便经过复建，也难掩曾历经的沧桑痕迹。屋内逼仄晦暗，散发着岁月浸淫的潮凉。屋门右边，四块青砖呈“井”字形嵌在山墙里。那是雀洞。我很是诧异，刘世厚——一个仁慈到为鸟雀筑巢的农民，是如何在血腥屠杀中举起了反击的拳头，并历经动荡混乱风雨飘摇的43年，将中国第一版《共产党宣言》译本保存至今。而那山墙雀洞，正是主要藏匿之处。
我在广饶博物馆见过那本书，平装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比现在的32开本略小一点。书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上端从右至左模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上署“马格斯、安格斯合著”和“陈望道译”。全文用5号铅字竖排，计56页。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初版”“定价大洋一角”字样，印刷及发行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
山东倚山临海、民心淳朴、经济富庶，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14年欧战爆发，欧洲各国几乎全部卷入了战争，日本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并借机攫夺德国在中国胶州湾的租借地，使山东再次陷入了战火硝烟之中。1919年，“巴黎和会”无理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等合理主张，引起了人民极大愤慨。在进步思想影响下觉醒了的青年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最终促使政府放弃在和谈上签字。自此，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和人员基础。而饱受战火蹂躏的山东，也注定成为了革命洪流中的漩涡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1920年初，陈望道受上海《星期评论》编辑李汉俊等人委托，返回乌镇老家，不分昼夜地依据日文、英文翻译《共产党宣言》，把一直在欧洲徘徊的共产主义带到了中国，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由此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1924年，刘子久受党的一大代表、山东党委王尽美同志委派，借探亲之际，回到家乡刘集，组织成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刘集党支部。1925年，刘雨辉将《共产党宣言》带到刘集，交给当时党支部书记刘良才，1930年刘良才调任潍县任县委书记，将书交给刘考文。1932年，博兴暴动失败，刘考文预感可能被捕，又把这本书交给了共产党员刘世厚保管。
刘世厚很清楚，接受保管这本书将意味着什么。当时，国民党在统治区实行文化“围剿”，颁布法令，把676种社会科学书刊定为“非法”的“禁书”，《共产党宣言》是禁书之首，如果被发现藏有此书，可能被判处监禁甚至会被处死。但他还是接受了，因为这书里藏着他梦想中的好日子。他精心地用油纸把书严实包好，装进竹筒，埋在了炕铺下面。
1941年1月18日，日、伪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刘集村。刘世厚知道，此次敌人来者不善，一定会大肆清剿搜查。他忙把埋在炕铺下面的《共產党宣言》取出，塞进山墙的雀洞里，用碎泥土块封住洞口，领着乡亲们逃往村外。
一月的鲁北平原，北风凄厉、广袤苍凉，阴郁低垂的天空下，一拃长的干枯麦苗，像被抽了筋骨似的倒伏在大地上，远远望去，泛着一层虚浮的绿意。几棵老榆树散落其间，伸着干枯扭曲的枝桠绝望地在风中舞动，妄图在空气中抓到点儿什么，但除了几声老鸹不祥的聒噪，终究没有什么也没抓到。苇子沟迎着风口，肆虐的北风，呼呼地往沟里灌。村民静静地趴在苇子沟里，河沟里的水不深，结了一层薄冰，寒冷的冻土，隔着棉衣凉进了骨头缝里。 寂静，可怕的寂静，大家屏住呼吸一动不动。一切静谧得像场梦。只有额头抹不尽的汗和咚咚急促的心跳，在昭示着一场灾难正在发生。
透过芦苇叶的缝隙，刀锋一样锐利的眼神盯视着正惨遭涂炭的村庄。忽然，一股浓烟在村落上空升起。火？火！有人发出惊呼。浓烟里，通红的火苗跳跃着，舔舐着天空，一会儿工夫，整个刘集村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看着火势越来越猛，刘世厚心急如焚，藏在雀洞里的《共产党宣言》揪得他坐立不安。他心一横，不顾他人劝阻，沿着地埂往村里跑去。燃烧的热浪混着黏腻的血腥味在村巷弥漫，树下、断墙边、院落里横陈着他熟悉不能再熟悉的乡邻的尸体。刘世厚顾不得难过，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正四处搜寻的鬼子，悄悄地溜回家。家里此时已是破碎不堪一片狼藉，火苗正从屋顶、门洞、窗眼里向外疯狂乱蹿。他急忙拨开雀洞滚烫的泥土封口，直到摸到完好的竹筒，他紧绷的心才一下子舒缓下来。
他把竹筒揣进怀里，忍着大火的炙烤，蹲在墙角躲藏了起来。
远远地，他听到一个人从墙外巷子里慌乱地跑过去，紧跟着，一阵嚎叫混着杂乱的脚步声追了过来，随后一阵枪响。又一个老乡被枪杀了，刘世厚想。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杂乱的脚步声远了，零星的枪声也停止了，整个村庄陷入了一片死寂。周遭静得骇人，世界在这一刻仿佛被扼住了喉咙。惊恐，在毕毕剥剥的燃烧声以及房屋轰然倒塌的声音里渐渐消失，只剩下愤怒和仇恨，在狠狠地撞击着胸腔。
这次围剿，酿成了骇人听闻的“刘集惨案”，80多名村民遇害，500多间房屋被烧，而那本《共产党宣言》，竟奇迹地保存了下来。
在此后的34年里，刘世厚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藏进过屋檐瓦里、封进泥灶头、粮食囤底下、山墙雀洞，他的生命好像只为这本书而存在，刘考文把书交给他时的谆谆嘱托：“记着，人在书在”，刘良才被敌人用铁钉活活钉死在城墙上的惨状，让刘世厚备感肩负的责任重大。
1975年秋，广饶县文物所所长颜华得知失踪多年的《共产党宣言》在刘世厚手里，便到他家里做动员工作，已84岁高龄的刘世厚老人一袋接一袋地吸着旱烟，就是不说话。颜华说，这是马列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本著作，是共产主义的纲领，这么多年，承载着多少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痕迹，珍贵着呢。老人沉默良久，才把这本珍贵的书从藏匿地取出来，将散乱的页码订好，在首页的左上角郑重地盖上了一枚“刘世厚印”，将它献给了国家。 走出茅草屋，阳光和煦，刘世厚的半身铜像迎门而立。老人仁厚安详地微笑着，注视着来访者行走在蓬勃的“中共刘集支部旧址”，与鸟雀和睦相处。
革命，在血腥的土壤里萌芽
1941年12月20日凌晨，黑漆漆的夜，分外寂静，一轮镰刀似的残月斜挂在山顶。此时，正是睡意酣甜的时候，一片安逸的鼾声在村庄里虚渺地飘浮着。村长林凡义躺在炕上辗转反侧，不幸的预感搅得他心绪不宁。前几天，驻扎在小梁家的伪军来要钱粮，被他坚决拒绝了。敌人不会善不甘休的，林凡义心里知道。忽然，他听到几声狗吠，接着，整个村落里的狗疯狂地叫了起来，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鬼子来了。林凡义想着，心里反倒镇定了下来。
村长林凡义对乡亲们说：“鬼子把咱们包围了，冲是冲不出去了！咱渊子崖人是有血性的，宁死不当孬种。”村民异口同声：“宁可站着死，绝不躺着活！”
这是场惨烈的不忍用笔去叙述的战斗。 1500余名装备精良的日、伪军趁着夜色扑向了渊子崖。
淵子崖，位于沭河东岸，据《林氏续立石谱碑》记载：“大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自新泰来复业，复迁兰邑东乡渊子崖村。”因村坐落在一深渊近处故名渊子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躲避匪盗祸乱，渊子崖沿村筑起了5米多高、1米多厚的围子墙，墙上修了大小不等的炮楼、炮眼，很是坚固。
敌人开始进攻了，先是用炮轰炸围墙和村庄，雨点一样的炮弹砸向城墙。顿时，村子里硝烟弥漫、浓烟滚滚，不时有被炮弹击中的房屋轰然倒塌成一堆瓦砾。有人从围墙上的脚手架掉下来牺牲了，乡亲们拉来草苫，含泪为他盖上。炮弹炸伤了肚子，肠子流出来，再填回去，用破布在腰上一扎，继续战斗。围墙炸开口子，用门板、石块把缺口垒上。老人、妇女、孩子把烧饭的铁锅砸碎，把铁耙钉砸下来，当作土炮的砂子，青壮年手持几支简陋的枪支、铡刀片与鬼子战斗。村民林九兰隐藏在围墙豁子口旁，鬼子上来一个，他就用铡刀砍死一个，上来一个，就砍死一个，砍倒第八个鬼子，终因体力不支，被鬼子的刺刀扎进了胸膛，牺牲了。
鬼子进村了，村民们边打边撤，用笊钩、铁锨、菜刀、锄头同敌人展开了更加惨烈的巷战、肉搏战。林九乾死了，他妻子怒吼着冲上去，用镢头将鬼子的脑袋砸开了花，她搂住丈夫的尸体悲痛地号啕大哭，公公林秉标冲了过来，用一捆稻草轻轻盖在儿子脸上，一把拉起儿媳说：“孩子，这不是哭的时候，站起来和鬼子拼呀！” 有的父子在巷口阻击敌人，有的母女合力同鬼子厮打在一起。儿子死了，父亲上；丈夫死了，妻子上；哥哥用身躯挡住了扎向弟弟的刺刀；姐妹与鬼子撕扯成一团，用牙咬烂鬼子的喉咙；围墙上，不断有人搂着鬼子一起跳下摔死。村子里到处都是惨叫声、怒骂声、砍杀声……
鲜血染红了村巷、断墙，染红了天，街道上、院落里横七竖八躺着牺牲了的乡亲。终于，附近的八路军闻讯赶来增援，敌人这才退败而逃。
夕阳西下，冬日的余晖抽走了人间最后一丝温暖，像不忍直视这惨烈的人间地狱，用暗夜，一点一点遮蔽起飘荡在这座英雄村庄上空的悲泣和哀伤。
此次战役，村民牺牲145人，伤400人。毙伤日伪军154人。这是一场真正的与敌人玉石俱焚同归于尽的战斗啊。
这样的事在沂蒙老区俯拾皆是，几乎每户人家，都有支前模范，每个村庄都有抗日故事。这是一群有着怎样脊梁的人啊？
当跟随省作协采风团走进莒县革命纪念馆，我找到了答案：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分别于1924年和1926年介绍刘子久和宋寿田入党。刘子久借回家探亲之际，组织成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刘集党支部。宋寿田则受省委指示，回到家乡莒县开展农民运动，因此，莒县群众得以较早地接受到了进步的革命思想教育。
莒县，人口不足百万，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就达13341人。众所周知，解放前，中华大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革命前途晦暗未卜，是他（她）们，在黑暗中点亮了曙光，并笃定地坚信光明终将到来，用心中崇高的信仰，坚信！
纪念馆玻璃展板内，一张张因时间久远而泛黄薄脆的入党申请书上写满“蹩脚”的汉字，甚至有错字、别字，但正是这些字，却看得我肌肤战栗，热血沸腾，禁不住为自己填写入党申请书时的狭隘与浅薄而羞愧。
刘太花、入党动机：为了抗日打鬼子，保家乡。
董玉胜、入党动机：为人民服务，不在（再）受压迫，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到底。
李经岗、入党动机：为了反（翻）身解放过好日子，有地位领导人民组织互助组。
“老头子嫌乎俺成天往外跑哦，说不退党就离婚，俺就说，宁可离婚，也不退党。”薛贞翠老人说。
“是党的人，就要听党的话，跟党走。”86岁还担任村支书的卢翠秀说。
“入党为了打鬼子，不打鬼子，没有家，没有好日子过。”竺守海老人说。
大银幕上，耄耋之年的老人提及过往谈笑风生，曾经的生死一线在他（她）们眼里早已化作云淡风轻。那一张张沟壑纵横却乐观豁达的笑脸，一句句朴实却振聋发聩的话语，濡湿了我的眼眶。
蓬勃发展的根据地武装
烈士陵园，曾是庆云小城里最好的一栋建筑。红墙碧瓦，廊柱高耸，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愈加显得庄重巍峨，尤其是那几根爬满山墙的紫藤，根系粗壮蓬勃，风吹枝叶，会发出一阵又一阵哗啦啦的声音，像海浪，穿过硝烟，浅吟低唱地诉说着被时间尘封的过往。
每到清明，武洪章会随单位人员一起去烈士陵园祭扫。而在这个日子里，武洪章还会带着祭品或者去铁营洼，或者去东安务，那里一个是他二爷爷武大风的牺牲地，一个是武大风的衣冠冢。
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创建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11月，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王尽美和邓恩铭被选举为领导人。王尽美负责鲁南地区的党组织活动，邓恩铭则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津南、鲁北平原，让正在庆云中学求学的武大风得以接触到进步革命思想。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以及更多的进步书籍，武大风的思想受到深刻教育，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劳苦大众”。不久，他在刘格平的介绍下，加入了党组织。 在《庆云县志》人物传记中，革命烈士武大风占了一个重要篇幅。传记说：“武大风是庆云县东安务村人，性行温雅端庄，忠厚俭朴，素怀大志，坚贞有骨气。”
“侵略者是弱糠，是经不起大风吹的。”他说。为此，他把名字由武同心改为武大风。
武大风被党组织派往无棣县工作，他挨家逐户地宣传抗日思想，不到3个月，就发展了40多人入党，组建了160余人的地方武装，除掉了60多个汉奸，策反80多名伪军投诚，成功组织了“马颊河暴动”。
蓬勃发展的抗日武装活动引起了鬼子的注意。1941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凌晨，日寇集中上万兵力，趁黎明前的黑暗，把方圆10多里的铁营洼围了个水泄不通，采用骑兵与装甲部队在前，步兵紧随其后的“铁壁合围”逐步缩小包围圈的战术，把武大风和战士、乡亲堵在了包围圈内。
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下，武大风与大队冲散了，和几十名战士、群众被挤压在一条深沟里，借助地势与鬼子继续战斗。十多分钟，阵地上、深沟里，已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和战士的多具尸体。这时，通讯员报告，说东北方向已经把鬼子的包围圈撕开了一道口子，可以从那儿冲出去。武大风看着不断从路上仓皇逃难过来的群众，又看了看在不断组织进攻的鬼子阵地，说，你带乡亲们走，我们阻击敌人。话刚说完，他发现文书负伤倒在了沟沿上，他猛地冲上去，一把把他拽了下来。一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肩，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染红了靛蓝色棉袄。
子弹打光了，手榴弹用完了。武大风高喊，宁可战死，不当俘虏！率领仅存的16名战士与鬼子展开肉搏战。战士们跃出沟壕，与鬼子撕扯在一起，锋利的刀刺狠狠扎向敌人。 激战中，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猛地跌倒在地上，再没有站起来。那一年，他刚满28岁。
武洪章说，当家里人听说“铁营洼突围”已经是在一天之后的事了。他爷爷推着独轮车走了几十里，去给武大风收尸。等走到铁营洼，眼前的情形把他惊呆了，蛮荒的盐碱洼地已成一片坟场，到处散落着残肢和尸体，北风呼号，干枯的蒿草上挂着蓝灰色或者土黄色碎衣条，在凄惶地摇摆，河沟里，厚厚的冰层上凝着一层瘆人的红，那是血。
武大风牺牲后，肖华司令员写诗称颂：“生即正直举止非凡系人中一大；死亦壮烈英勇不屈是无产作风上。”
敌人的残忍没有把革命者吓倒，反而点燃了仇恨。各县武装大队联合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给予鬼子以沉重的打击。
1938年5月，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指出，要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使每个士兵和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民兵、武工队等地方武装的蓬勃发展，不仅为主力部队提供了后勤保障，还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以及最终取得全面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炮火硝烟里的一抹红
“我们该如何活下去？”
这是电影《柏林女人》中女主人公最后的一句话，她茫然空洞的目光投向虚无的远方——一片硝烟弥漫满目疮痍的战场废墟。
也许战争的属性是雄性的，但纵观世界战争，女人，并没有从战争中走开，甚至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戰争的中心，承受着战争带来的屈辱和累累伤痕。是啊，当家国零落，又能有谁可以侥幸逃脱，成为一名旁观者呢！
如果日本鬼子没有在1938年侵略临沂，蒙阴县李保德村的李凤兰会有一个热闹喜气的婚礼，至少，会有新郎。但她没有，她和一只披红挂绿的公鸡拜了堂。她心里有点儿失落，但不悲伤，她知道，新郎是喜欢她的，只是作为一名战士，为了她和乡亲们能过上安稳日子正拼杀在战场。婚后，她参加识字班，学着唱《小战士》：
小战士，不很大，
心里装天下。
小战士，不很高，
扛着枪，挺着腰。
离开了爹，离开了娘，
到处打豺狼。
不怕苦，不怕冻，
为了翻身闹革命。
吃树皮，穿草鞋，为了胜利早到来。
她跟着婆婆、嫂子备军粮、做军鞋、看护伤病战士。她摊的煎饼，均匀薄脆，圆的像太阳。也许他会吃到呢！她想。她纳的鞋底和鞋垫，针脚密实，花朵艳丽。也许他会穿到呢！她想。她照顾伤病员，不怕脏累精心细致。也许他受伤了，别人也正这么照顾他呢，她还是这样想。她把满心满腹的情愫暗暗地融入了她的工作当中。
战斗越来越激烈，死伤的人也越来越多，她的心也越来越沉重，等待中的每个崭新一天，都让她既渴望又恐惧。终于，她悬着的心落了地，等待有了结果：丈夫在战场牺牲了。
“接到阵亡的消息，心里很难过吧？”几十年后，有人采访她问道。
“当时孟良崮正打仗，俺成天忙着粮食供给，哪还顾得难过。俺是党员，有这个觉悟，想要取得胜利总要有人牺牲的。”老人微笑着，甚至带有几分羞涩地说。
老人后来领养了两个孩子，于2008年去世，终身未再嫁。
在沂蒙山区，几乎村村有红嫂，家家有战士。为合围孟良崮，打敌人个措手不及，李明芳毅然决然带领32名妇女，每四人一组，用8扇门板架起了火线桥，运送了整整一个团的兵力。冰冷的河水麻木了双腿，甚至导致有的妇女终身不孕。蒙阴母亲王换于，抚育了80多名革命后代，自己的三个亲孙子却因营养不良夭折。沂蒙红嫂明德英，为救生命垂危的八路军伤员，正在哺乳的她将乳头放进伤员的嘴里，用洁白的乳汁挽救了伤员的性命。据说，曾有人因为明德英是聋哑人而质疑整个事件的真实性。其实，卑微与高尚从来没有标准界定，心理残疾比身体缺陷更让人厌恶。还有身负重伤的女战士辛锐，年仅23岁，面对鬼子的包围，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据《战争和女人》一书中统计，仅抗日战争时期，就有15.5万沂蒙妇女以不同方式掩护了9.4万多名革命军人和抗日志士，4.2万名沂蒙妇女救护了1.9万名伤病员。据资料记载，山东战场女性参战的多，争取政权的少，尤其是以沂蒙山区为最。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同志曾深情地慨叹：“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人民……
胜利的堡垒 大后方
老家有两间土坯房，已闲置多年，除了一台体积庞大的织布机，就是些零碎的旧物。爷爷过世的早，奶奶靠为人织布维持家用，在那动荡的年月，所历经的苦难可想而知，但她很少提及，只一次，她抚摸着织布机动情地说，这可是活命的物件。单想想，禁不住让人心疼起来。奶奶去世后，爸爸隔几年，就会请人修缮一下。在记忆里，那房子，好像只是为了存放织布机而存在。
再次见到织布机，是在沂蒙的一个革命纪念馆。一根绳索隔开一块区域，里面一台破旧的织布机、一架纺车和一辆似乎可以随时架起出发的独轮推车。织布机的挡板和纺车的摇柄已被磨得圆润光滑，像浸了油 。旁边一行竖排正楷黑字：男人支前上战场，女人在家拼命干，做军鞋，纺棉线，种地打粮全支前。
缓步从展馆走过一圈，再站到这里，眼前的物件便生生活了起来：不分昼夜，纺车嗡嗡地转动，人歇机不歇。织布机的梭子，鸟一样，在细如发丝的棉线里上下翻飞，挡板咔嚓咔嚓地在后面紧紧追赶。憨实的沂蒙汉子，推起独轮车，用一双硬实的脚板，满载着军鞋军粮和弹药穿潍河、趟沂水、过吴家庄、瓦子口、太山营，推着小车跟着大部队历经睢宁、薛城、徐州等三十几个县市，往返数千余里，直把革命用小车推到滚滚长江的彼岸，推出了个孟良崮战役，推出了个淮海战役，推出了个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崭新中国。
据蒙阴县野店镇板崮崖村“支前模范”包彦廷回忆：1941年沭河干旱，1942年又闹严重蝗灾，庄稼几近无收，在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吃地瓜秧、树皮，是八路军从敌占区搞来粮食分给百姓，这才活了命。八路军在前方打仗，咱咋能袖手旁观，都争着扛上枪，推着军需物资去支前。他们避开大道，哪里山路难走走哪里，寒冬腊月，山上到处是积雪，他们就扛着物资攀着石头爬，手冻僵、划伤是经常的事。在护送的路上，无论怎么饥饿，也没人抽一张肩膀上扛着的煎饼充饥。运送伤员回后方救治，遇到轰炸，会立刻趴到伤员身上保护伤员，有人还因此牺牲了。他朴实的话，道出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当时，沂蒙老区喊出了“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口号。
在淮海战役中，群众为了支援解放军做工事所需要的木头，把自己家的箱子、门板，甚至是为老人准备的棺材都抬了来，解放军就用它们支撑起了密密麻麻的掩体、交通沟。当打完淮海战役，解放军部队转移时，吃惊地发现，周围百十里内的村庄，家家户户都没有了门板……被俘国民党将领杨伯濤也看到了一幕：以前经过村庄，门户紧闭，村镇静寂，现在却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抬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一辆辆大车满载猪肉，而他前不久经过这里，连一头猪都没看到。他感叹地说：民心向背至此，战败已成定局！
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至解放战争1948年战略反攻，沂蒙老区共有留下名字的6万多名烈士，加上无名烈士共约近10万烈士。 沂蒙人参加战争的时间从1937年至1953年，足足有16年。
孟良崮战役，一举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从沂蒙山发起的淮海战役，更是敲响了国民党统治的丧钟。它的胜利，扭转了解放战争的整体局面，打破了蒋介石以长江“划江而治”的战略妄想，此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接连打响，最终夺得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据统计，自1945年至1949年，山东先后动员1106万多民兵民工，使用了146.8万大小车辆，76.5万大牲畜，出动了43.5万副担架，支援了华东、中原、东北、西北四大野战军作战。将11亿余斤粮食和大批弹药、军需物资运往前线，把20.3万余名伤员转移到后方，同时，还担任看押俘虏，打扫战场等战勤任务。
毛主席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以及《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的讲话》上多次提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
穿过孟良崮革命烈士陵园纪念馆的大门往里走，迎面就是革命烈士纪念碑，碑两侧是茂密的松树林，一棵棵松树苍劲挺拔，像整装待发的士兵。这里，埋葬着2865名在孟良崮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忠骨。 墓地不高，在地面微微隆起，每个黑色大理石卧碑上都有一颗醒目的五星。五星下方，是烈士的名字，但大多卧碑上镌刻着的是“无名烈士之墓”几个字。无名烈士——埋葬着远方母亲永远眺望不到的儿子，和一生割舍不下的牵肠挂肚。“无名”比“有名”更扣人心弦，更揪得人心疼。
走在“沂蒙情雕塑园”长廊，我在雕塑群“火线桥”前伫立。旁边有两个当地民工在低语，一个问：如果是你，你会去支前打仗吗？另一个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会。
我抬头，发现孟良崮，海拔不高，山势亦不陡峭，却让人感觉无比的巍峨——它的高大巍峨，在人心。
刘集村口，三间茅草房，低矮得不及院里的一棵石榴树高，即便经过复建，也难掩曾历经的沧桑痕迹。屋内逼仄晦暗，散发着岁月浸淫的潮凉。屋门右边，四块青砖呈“井”字形嵌在山墙里。那是雀洞。我很是诧异，刘世厚——一个仁慈到为鸟雀筑巢的农民，是如何在血腥屠杀中举起了反击的拳头，并历经动荡混乱风雨飘摇的43年，将中国第一版《共产党宣言》译本保存至今。而那山墙雀洞，正是主要藏匿之处。
我在广饶博物馆见过那本书，平装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比现在的32开本略小一点。书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上端从右至左模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上署“马格斯、安格斯合著”和“陈望道译”。全文用5号铅字竖排，计56页。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初版”“定价大洋一角”字样，印刷及发行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
山东倚山临海、民心淳朴、经济富庶，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14年欧战爆发，欧洲各国几乎全部卷入了战争，日本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并借机攫夺德国在中国胶州湾的租借地，使山东再次陷入了战火硝烟之中。1919年，“巴黎和会”无理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等合理主张，引起了人民极大愤慨。在进步思想影响下觉醒了的青年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最终促使政府放弃在和谈上签字。自此，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和人员基础。而饱受战火蹂躏的山东，也注定成为了革命洪流中的漩涡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1920年初，陈望道受上海《星期评论》编辑李汉俊等人委托，返回乌镇老家，不分昼夜地依据日文、英文翻译《共产党宣言》，把一直在欧洲徘徊的共产主义带到了中国，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由此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1924年，刘子久受党的一大代表、山东党委王尽美同志委派，借探亲之际，回到家乡刘集，组织成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刘集党支部。1925年，刘雨辉将《共产党宣言》带到刘集，交给当时党支部书记刘良才，1930年刘良才调任潍县任县委书记，将书交给刘考文。1932年，博兴暴动失败，刘考文预感可能被捕，又把这本书交给了共产党员刘世厚保管。
刘世厚很清楚，接受保管这本书将意味着什么。当时，国民党在统治区实行文化“围剿”，颁布法令，把676种社会科学书刊定为“非法”的“禁书”，《共产党宣言》是禁书之首，如果被发现藏有此书，可能被判处监禁甚至会被处死。但他还是接受了，因为这书里藏着他梦想中的好日子。他精心地用油纸把书严实包好，装进竹筒，埋在了炕铺下面。
1941年1月18日，日、伪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刘集村。刘世厚知道，此次敌人来者不善，一定会大肆清剿搜查。他忙把埋在炕铺下面的《共產党宣言》取出，塞进山墙的雀洞里，用碎泥土块封住洞口，领着乡亲们逃往村外。
一月的鲁北平原，北风凄厉、广袤苍凉，阴郁低垂的天空下，一拃长的干枯麦苗，像被抽了筋骨似的倒伏在大地上，远远望去，泛着一层虚浮的绿意。几棵老榆树散落其间，伸着干枯扭曲的枝桠绝望地在风中舞动，妄图在空气中抓到点儿什么，但除了几声老鸹不祥的聒噪，终究没有什么也没抓到。苇子沟迎着风口，肆虐的北风，呼呼地往沟里灌。村民静静地趴在苇子沟里，河沟里的水不深，结了一层薄冰，寒冷的冻土，隔着棉衣凉进了骨头缝里。 寂静，可怕的寂静，大家屏住呼吸一动不动。一切静谧得像场梦。只有额头抹不尽的汗和咚咚急促的心跳，在昭示着一场灾难正在发生。
透过芦苇叶的缝隙，刀锋一样锐利的眼神盯视着正惨遭涂炭的村庄。忽然，一股浓烟在村落上空升起。火？火！有人发出惊呼。浓烟里，通红的火苗跳跃着，舔舐着天空，一会儿工夫，整个刘集村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看着火势越来越猛，刘世厚心急如焚，藏在雀洞里的《共产党宣言》揪得他坐立不安。他心一横，不顾他人劝阻，沿着地埂往村里跑去。燃烧的热浪混着黏腻的血腥味在村巷弥漫，树下、断墙边、院落里横陈着他熟悉不能再熟悉的乡邻的尸体。刘世厚顾不得难过，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正四处搜寻的鬼子，悄悄地溜回家。家里此时已是破碎不堪一片狼藉，火苗正从屋顶、门洞、窗眼里向外疯狂乱蹿。他急忙拨开雀洞滚烫的泥土封口，直到摸到完好的竹筒，他紧绷的心才一下子舒缓下来。
他把竹筒揣进怀里，忍着大火的炙烤，蹲在墙角躲藏了起来。
远远地，他听到一个人从墙外巷子里慌乱地跑过去，紧跟着，一阵嚎叫混着杂乱的脚步声追了过来，随后一阵枪响。又一个老乡被枪杀了，刘世厚想。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杂乱的脚步声远了，零星的枪声也停止了，整个村庄陷入了一片死寂。周遭静得骇人，世界在这一刻仿佛被扼住了喉咙。惊恐，在毕毕剥剥的燃烧声以及房屋轰然倒塌的声音里渐渐消失，只剩下愤怒和仇恨，在狠狠地撞击着胸腔。
这次围剿，酿成了骇人听闻的“刘集惨案”，80多名村民遇害，500多间房屋被烧，而那本《共产党宣言》，竟奇迹地保存了下来。
在此后的34年里，刘世厚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藏进过屋檐瓦里、封进泥灶头、粮食囤底下、山墙雀洞，他的生命好像只为这本书而存在，刘考文把书交给他时的谆谆嘱托：“记着，人在书在”，刘良才被敌人用铁钉活活钉死在城墙上的惨状，让刘世厚备感肩负的责任重大。
1975年秋，广饶县文物所所长颜华得知失踪多年的《共产党宣言》在刘世厚手里，便到他家里做动员工作，已84岁高龄的刘世厚老人一袋接一袋地吸着旱烟，就是不说话。颜华说，这是马列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本著作，是共产主义的纲领，这么多年，承载着多少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痕迹，珍贵着呢。老人沉默良久，才把这本珍贵的书从藏匿地取出来，将散乱的页码订好，在首页的左上角郑重地盖上了一枚“刘世厚印”，将它献给了国家。 走出茅草屋，阳光和煦，刘世厚的半身铜像迎门而立。老人仁厚安详地微笑着，注视着来访者行走在蓬勃的“中共刘集支部旧址”，与鸟雀和睦相处。
革命，在血腥的土壤里萌芽
1941年12月20日凌晨，黑漆漆的夜，分外寂静，一轮镰刀似的残月斜挂在山顶。此时，正是睡意酣甜的时候，一片安逸的鼾声在村庄里虚渺地飘浮着。村长林凡义躺在炕上辗转反侧，不幸的预感搅得他心绪不宁。前几天，驻扎在小梁家的伪军来要钱粮，被他坚决拒绝了。敌人不会善不甘休的，林凡义心里知道。忽然，他听到几声狗吠，接着，整个村落里的狗疯狂地叫了起来，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鬼子来了。林凡义想着，心里反倒镇定了下来。
村长林凡义对乡亲们说：“鬼子把咱们包围了，冲是冲不出去了！咱渊子崖人是有血性的，宁死不当孬种。”村民异口同声：“宁可站着死，绝不躺着活！”
这是场惨烈的不忍用笔去叙述的战斗。 1500余名装备精良的日、伪军趁着夜色扑向了渊子崖。
淵子崖，位于沭河东岸，据《林氏续立石谱碑》记载：“大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自新泰来复业，复迁兰邑东乡渊子崖村。”因村坐落在一深渊近处故名渊子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躲避匪盗祸乱，渊子崖沿村筑起了5米多高、1米多厚的围子墙，墙上修了大小不等的炮楼、炮眼，很是坚固。
敌人开始进攻了，先是用炮轰炸围墙和村庄，雨点一样的炮弹砸向城墙。顿时，村子里硝烟弥漫、浓烟滚滚，不时有被炮弹击中的房屋轰然倒塌成一堆瓦砾。有人从围墙上的脚手架掉下来牺牲了，乡亲们拉来草苫，含泪为他盖上。炮弹炸伤了肚子，肠子流出来，再填回去，用破布在腰上一扎，继续战斗。围墙炸开口子，用门板、石块把缺口垒上。老人、妇女、孩子把烧饭的铁锅砸碎，把铁耙钉砸下来，当作土炮的砂子，青壮年手持几支简陋的枪支、铡刀片与鬼子战斗。村民林九兰隐藏在围墙豁子口旁，鬼子上来一个，他就用铡刀砍死一个，上来一个，就砍死一个，砍倒第八个鬼子，终因体力不支，被鬼子的刺刀扎进了胸膛，牺牲了。
鬼子进村了，村民们边打边撤，用笊钩、铁锨、菜刀、锄头同敌人展开了更加惨烈的巷战、肉搏战。林九乾死了，他妻子怒吼着冲上去，用镢头将鬼子的脑袋砸开了花，她搂住丈夫的尸体悲痛地号啕大哭，公公林秉标冲了过来，用一捆稻草轻轻盖在儿子脸上，一把拉起儿媳说：“孩子，这不是哭的时候，站起来和鬼子拼呀！” 有的父子在巷口阻击敌人，有的母女合力同鬼子厮打在一起。儿子死了，父亲上；丈夫死了，妻子上；哥哥用身躯挡住了扎向弟弟的刺刀；姐妹与鬼子撕扯成一团，用牙咬烂鬼子的喉咙；围墙上，不断有人搂着鬼子一起跳下摔死。村子里到处都是惨叫声、怒骂声、砍杀声……
鲜血染红了村巷、断墙，染红了天，街道上、院落里横七竖八躺着牺牲了的乡亲。终于，附近的八路军闻讯赶来增援，敌人这才退败而逃。
夕阳西下，冬日的余晖抽走了人间最后一丝温暖，像不忍直视这惨烈的人间地狱，用暗夜，一点一点遮蔽起飘荡在这座英雄村庄上空的悲泣和哀伤。
此次战役，村民牺牲145人，伤400人。毙伤日伪军154人。这是一场真正的与敌人玉石俱焚同归于尽的战斗啊。
这样的事在沂蒙老区俯拾皆是，几乎每户人家，都有支前模范，每个村庄都有抗日故事。这是一群有着怎样脊梁的人啊？
当跟随省作协采风团走进莒县革命纪念馆，我找到了答案：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分别于1924年和1926年介绍刘子久和宋寿田入党。刘子久借回家探亲之际，组织成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刘集党支部。宋寿田则受省委指示，回到家乡莒县开展农民运动，因此，莒县群众得以较早地接受到了进步的革命思想教育。
莒县，人口不足百万，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就达13341人。众所周知，解放前，中华大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革命前途晦暗未卜，是他（她）们，在黑暗中点亮了曙光，并笃定地坚信光明终将到来，用心中崇高的信仰，坚信！
纪念馆玻璃展板内，一张张因时间久远而泛黄薄脆的入党申请书上写满“蹩脚”的汉字，甚至有错字、别字，但正是这些字，却看得我肌肤战栗，热血沸腾，禁不住为自己填写入党申请书时的狭隘与浅薄而羞愧。
刘太花、入党动机：为了抗日打鬼子，保家乡。
董玉胜、入党动机：为人民服务，不在（再）受压迫，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到底。
李经岗、入党动机：为了反（翻）身解放过好日子，有地位领导人民组织互助组。
“老头子嫌乎俺成天往外跑哦，说不退党就离婚，俺就说，宁可离婚，也不退党。”薛贞翠老人说。
“是党的人，就要听党的话，跟党走。”86岁还担任村支书的卢翠秀说。
“入党为了打鬼子，不打鬼子，没有家，没有好日子过。”竺守海老人说。
大银幕上，耄耋之年的老人提及过往谈笑风生，曾经的生死一线在他（她）们眼里早已化作云淡风轻。那一张张沟壑纵横却乐观豁达的笑脸，一句句朴实却振聋发聩的话语，濡湿了我的眼眶。
蓬勃发展的根据地武装
烈士陵园，曾是庆云小城里最好的一栋建筑。红墙碧瓦，廊柱高耸，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愈加显得庄重巍峨，尤其是那几根爬满山墙的紫藤，根系粗壮蓬勃，风吹枝叶，会发出一阵又一阵哗啦啦的声音，像海浪，穿过硝烟，浅吟低唱地诉说着被时间尘封的过往。
每到清明，武洪章会随单位人员一起去烈士陵园祭扫。而在这个日子里，武洪章还会带着祭品或者去铁营洼，或者去东安务，那里一个是他二爷爷武大风的牺牲地，一个是武大风的衣冠冢。
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创建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11月，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王尽美和邓恩铭被选举为领导人。王尽美负责鲁南地区的党组织活动，邓恩铭则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津南、鲁北平原，让正在庆云中学求学的武大风得以接触到进步革命思想。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以及更多的进步书籍，武大风的思想受到深刻教育，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劳苦大众”。不久，他在刘格平的介绍下，加入了党组织。 在《庆云县志》人物传记中，革命烈士武大风占了一个重要篇幅。传记说：“武大风是庆云县东安务村人，性行温雅端庄，忠厚俭朴，素怀大志，坚贞有骨气。”
“侵略者是弱糠，是经不起大风吹的。”他说。为此，他把名字由武同心改为武大风。
武大风被党组织派往无棣县工作，他挨家逐户地宣传抗日思想，不到3个月，就发展了40多人入党，组建了160余人的地方武装，除掉了60多个汉奸，策反80多名伪军投诚，成功组织了“马颊河暴动”。
蓬勃发展的抗日武装活动引起了鬼子的注意。1941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凌晨，日寇集中上万兵力，趁黎明前的黑暗，把方圆10多里的铁营洼围了个水泄不通，采用骑兵与装甲部队在前，步兵紧随其后的“铁壁合围”逐步缩小包围圈的战术，把武大风和战士、乡亲堵在了包围圈内。
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下，武大风与大队冲散了，和几十名战士、群众被挤压在一条深沟里，借助地势与鬼子继续战斗。十多分钟，阵地上、深沟里，已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和战士的多具尸体。这时，通讯员报告，说东北方向已经把鬼子的包围圈撕开了一道口子，可以从那儿冲出去。武大风看着不断从路上仓皇逃难过来的群众，又看了看在不断组织进攻的鬼子阵地，说，你带乡亲们走，我们阻击敌人。话刚说完，他发现文书负伤倒在了沟沿上，他猛地冲上去，一把把他拽了下来。一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肩，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染红了靛蓝色棉袄。
子弹打光了，手榴弹用完了。武大风高喊，宁可战死，不当俘虏！率领仅存的16名战士与鬼子展开肉搏战。战士们跃出沟壕，与鬼子撕扯在一起，锋利的刀刺狠狠扎向敌人。 激战中，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猛地跌倒在地上，再没有站起来。那一年，他刚满28岁。
武洪章说，当家里人听说“铁营洼突围”已经是在一天之后的事了。他爷爷推着独轮车走了几十里，去给武大风收尸。等走到铁营洼，眼前的情形把他惊呆了，蛮荒的盐碱洼地已成一片坟场，到处散落着残肢和尸体，北风呼号，干枯的蒿草上挂着蓝灰色或者土黄色碎衣条，在凄惶地摇摆，河沟里，厚厚的冰层上凝着一层瘆人的红，那是血。
武大风牺牲后，肖华司令员写诗称颂：“生即正直举止非凡系人中一大；死亦壮烈英勇不屈是无产作风上。”
敌人的残忍没有把革命者吓倒，反而点燃了仇恨。各县武装大队联合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给予鬼子以沉重的打击。
1938年5月，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指出，要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使每个士兵和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民兵、武工队等地方武装的蓬勃发展，不仅为主力部队提供了后勤保障，还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以及最终取得全面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炮火硝烟里的一抹红
“我们该如何活下去？”
这是电影《柏林女人》中女主人公最后的一句话，她茫然空洞的目光投向虚无的远方——一片硝烟弥漫满目疮痍的战场废墟。
也许战争的属性是雄性的，但纵观世界战争，女人，并没有从战争中走开，甚至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戰争的中心，承受着战争带来的屈辱和累累伤痕。是啊，当家国零落，又能有谁可以侥幸逃脱，成为一名旁观者呢！
如果日本鬼子没有在1938年侵略临沂，蒙阴县李保德村的李凤兰会有一个热闹喜气的婚礼，至少，会有新郎。但她没有，她和一只披红挂绿的公鸡拜了堂。她心里有点儿失落，但不悲伤，她知道，新郎是喜欢她的，只是作为一名战士，为了她和乡亲们能过上安稳日子正拼杀在战场。婚后，她参加识字班，学着唱《小战士》：
小战士，不很大，
心里装天下。
小战士，不很高，
扛着枪，挺着腰。
离开了爹，离开了娘，
到处打豺狼。
不怕苦，不怕冻，
为了翻身闹革命。
吃树皮，穿草鞋，为了胜利早到来。
她跟着婆婆、嫂子备军粮、做军鞋、看护伤病战士。她摊的煎饼，均匀薄脆，圆的像太阳。也许他会吃到呢！她想。她纳的鞋底和鞋垫，针脚密实，花朵艳丽。也许他会穿到呢！她想。她照顾伤病员，不怕脏累精心细致。也许他受伤了，别人也正这么照顾他呢，她还是这样想。她把满心满腹的情愫暗暗地融入了她的工作当中。
战斗越来越激烈，死伤的人也越来越多，她的心也越来越沉重，等待中的每个崭新一天，都让她既渴望又恐惧。终于，她悬着的心落了地，等待有了结果：丈夫在战场牺牲了。
“接到阵亡的消息，心里很难过吧？”几十年后，有人采访她问道。
“当时孟良崮正打仗，俺成天忙着粮食供给，哪还顾得难过。俺是党员，有这个觉悟，想要取得胜利总要有人牺牲的。”老人微笑着，甚至带有几分羞涩地说。
老人后来领养了两个孩子，于2008年去世，终身未再嫁。
在沂蒙山区，几乎村村有红嫂，家家有战士。为合围孟良崮，打敌人个措手不及，李明芳毅然决然带领32名妇女，每四人一组，用8扇门板架起了火线桥，运送了整整一个团的兵力。冰冷的河水麻木了双腿，甚至导致有的妇女终身不孕。蒙阴母亲王换于，抚育了80多名革命后代，自己的三个亲孙子却因营养不良夭折。沂蒙红嫂明德英，为救生命垂危的八路军伤员，正在哺乳的她将乳头放进伤员的嘴里，用洁白的乳汁挽救了伤员的性命。据说，曾有人因为明德英是聋哑人而质疑整个事件的真实性。其实，卑微与高尚从来没有标准界定，心理残疾比身体缺陷更让人厌恶。还有身负重伤的女战士辛锐，年仅23岁，面对鬼子的包围，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据《战争和女人》一书中统计，仅抗日战争时期，就有15.5万沂蒙妇女以不同方式掩护了9.4万多名革命军人和抗日志士，4.2万名沂蒙妇女救护了1.9万名伤病员。据资料记载，山东战场女性参战的多，争取政权的少，尤其是以沂蒙山区为最。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同志曾深情地慨叹：“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人民……
胜利的堡垒 大后方
老家有两间土坯房，已闲置多年，除了一台体积庞大的织布机，就是些零碎的旧物。爷爷过世的早，奶奶靠为人织布维持家用，在那动荡的年月，所历经的苦难可想而知，但她很少提及，只一次，她抚摸着织布机动情地说，这可是活命的物件。单想想，禁不住让人心疼起来。奶奶去世后，爸爸隔几年，就会请人修缮一下。在记忆里，那房子，好像只是为了存放织布机而存在。
再次见到织布机，是在沂蒙的一个革命纪念馆。一根绳索隔开一块区域，里面一台破旧的织布机、一架纺车和一辆似乎可以随时架起出发的独轮推车。织布机的挡板和纺车的摇柄已被磨得圆润光滑，像浸了油 。旁边一行竖排正楷黑字：男人支前上战场，女人在家拼命干，做军鞋，纺棉线，种地打粮全支前。
缓步从展馆走过一圈，再站到这里，眼前的物件便生生活了起来：不分昼夜，纺车嗡嗡地转动，人歇机不歇。织布机的梭子，鸟一样，在细如发丝的棉线里上下翻飞，挡板咔嚓咔嚓地在后面紧紧追赶。憨实的沂蒙汉子，推起独轮车，用一双硬实的脚板，满载着军鞋军粮和弹药穿潍河、趟沂水、过吴家庄、瓦子口、太山营，推着小车跟着大部队历经睢宁、薛城、徐州等三十几个县市，往返数千余里，直把革命用小车推到滚滚长江的彼岸，推出了个孟良崮战役，推出了个淮海战役，推出了个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崭新中国。
据蒙阴县野店镇板崮崖村“支前模范”包彦廷回忆：1941年沭河干旱，1942年又闹严重蝗灾，庄稼几近无收，在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吃地瓜秧、树皮，是八路军从敌占区搞来粮食分给百姓，这才活了命。八路军在前方打仗，咱咋能袖手旁观，都争着扛上枪，推着军需物资去支前。他们避开大道，哪里山路难走走哪里，寒冬腊月，山上到处是积雪，他们就扛着物资攀着石头爬，手冻僵、划伤是经常的事。在护送的路上，无论怎么饥饿，也没人抽一张肩膀上扛着的煎饼充饥。运送伤员回后方救治，遇到轰炸，会立刻趴到伤员身上保护伤员，有人还因此牺牲了。他朴实的话，道出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当时，沂蒙老区喊出了“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口号。
在淮海战役中，群众为了支援解放军做工事所需要的木头，把自己家的箱子、门板，甚至是为老人准备的棺材都抬了来，解放军就用它们支撑起了密密麻麻的掩体、交通沟。当打完淮海战役，解放军部队转移时，吃惊地发现，周围百十里内的村庄，家家户户都没有了门板……被俘国民党将领杨伯濤也看到了一幕：以前经过村庄，门户紧闭，村镇静寂，现在却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抬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一辆辆大车满载猪肉，而他前不久经过这里，连一头猪都没看到。他感叹地说：民心向背至此，战败已成定局！
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至解放战争1948年战略反攻，沂蒙老区共有留下名字的6万多名烈士，加上无名烈士共约近10万烈士。 沂蒙人参加战争的时间从1937年至1953年，足足有16年。
孟良崮战役，一举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从沂蒙山发起的淮海战役，更是敲响了国民党统治的丧钟。它的胜利，扭转了解放战争的整体局面，打破了蒋介石以长江“划江而治”的战略妄想，此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接连打响，最终夺得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据统计，自1945年至1949年，山东先后动员1106万多民兵民工，使用了146.8万大小车辆，76.5万大牲畜，出动了43.5万副担架，支援了华东、中原、东北、西北四大野战军作战。将11亿余斤粮食和大批弹药、军需物资运往前线，把20.3万余名伤员转移到后方，同时，还担任看押俘虏，打扫战场等战勤任务。
毛主席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以及《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的讲话》上多次提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
穿过孟良崮革命烈士陵园纪念馆的大门往里走，迎面就是革命烈士纪念碑，碑两侧是茂密的松树林，一棵棵松树苍劲挺拔，像整装待发的士兵。这里，埋葬着2865名在孟良崮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忠骨。 墓地不高，在地面微微隆起，每个黑色大理石卧碑上都有一颗醒目的五星。五星下方，是烈士的名字，但大多卧碑上镌刻着的是“无名烈士之墓”几个字。无名烈士——埋葬着远方母亲永远眺望不到的儿子，和一生割舍不下的牵肠挂肚。“无名”比“有名”更扣人心弦，更揪得人心疼。
走在“沂蒙情雕塑园”长廊，我在雕塑群“火线桥”前伫立。旁边有两个当地民工在低语，一个问：如果是你，你会去支前打仗吗？另一个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会。
我抬头，发现孟良崮，海拔不高，山势亦不陡峭，却让人感觉无比的巍峨——它的高大巍峨，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