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最大的愚蠢就是以效率为指导原则来让自己生存下去
　　
　　纠缠不清的问题，倔强地盘旋下坠，又聚结更多问题，成为更大的下旋模式；这些问题是很让人沮丧，但也并非超自然的怪事。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各种错误与不幸的实体结果。无家可归、让人买不起的住房，及其各种衍生问题，都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及其后的战争年代中找到实体的根源：在30年代人们也盖不起房子，而大战期间建材与技术工人都投入紧迫的战事之中，而不是投入较不急切的民间需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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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观地看，我们必须记住，穷人的住房短缺、具包容性的社区之消失，及对于汽车的过分依赖，这相互纠缠的恶性循环，它的源头就在大萧条和“二战”的那十五年里。想解开那恶性的循环需要和平与繁荣；人民必须要能接受改变城市扩张区的密集化和重建过程。假使经济大恐慌、战争、停滞型通货膨胀和预算削减要再重来一次的话，足可让北美洲人民正式且永久丧失解开这恶性循环的机会。
　　企图修补城市扩张的各个办法都具有一项优势，就是城市扩张太明显是浪费且无效率的。北美人民崇尚效率。北美的关于规模效率的民间英雄，如埃利惠特尼、亨利福特及步其后尘的一大批效率专家，早早就已经说服了北美的政客与人民：规模经济是美国的高水平生活的成因。
　　这的确是个部分真理。当生产处理的物品是个个完全相同的，比如玻璃丝袜或是轧棉机、汽车，或其他机器的零件，它们的研发与设计都已经完成了，如此，则规模经济很容易达到。加工处理越多相同的物品，每件物品的经常性费用就越低，每件物品的成本也就越低。然而，效率并非解开文凭主义、科学心境萎缩，以及职业自审失败所形成的恶性循环之钥。这些是文化失败的交错盘结的证据，值得我们教育与学习。
　　教育界的错误转向之细节线索很快地就被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们指认出来，他们抱怨自己的大学教育被欺骗了，因为自己像原料一样被灌入无人性的生产线中。 在培育人的过程中，效率和规模经济就不适用。要使一个人成为社会中能被认可的、成功的一分子，是需要一大批慷慨细心照顾别人的人。许多自传和回忆录都满怀感激地指证这种救命的、激励志气的关爱。
　　会计师、牧师，以及其他高学识的专业人士，他们其中有的已经拥有了梦想中的事业，但却未能负起道德上职业上的责任，在他们向前辈的学习过程中，他们并未受到足够的教导，让他们能遵循社会所期许的文明准则。这些职业人士就像孩子们一样，需要人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为什么如此。
　　在大学教育文凭化之后不久，工作负荷过重的教授们发现很多小学生中学生已经被大批地（应该也是高效率地）处理过，但处理得甚为不当，以至于需要补教他们数数字、阅读能力，议论文写作，不然没法在大学里颁给他们文凭。在一个复杂的文化中教育人需要大批甚至充裕的师长和模范。这虽然昂贵，但绝对必要。或许这也只是生命本来就昂贵的一个例证吧。仅为了生存下去，生命就需要能量供应生命体之内、之外；这比起死亡与衰败的低开销来说，确实是胃口极大的。而一个文化单单要继续生存下去，也就大量需要来自许多人的亲身教导的这种能量。
　　当我们的社会处在比今日要穷很多的过去时，它还是有办法应付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必然伴随而来的开销和低效率。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今天的穷而旺的文化又是怎么生存下去的呢？答案是，所有的文化一向都大量依赖社会区中自然存在的重复性：不同的个人，以不同的方式适应社会并为它做出贡献。即使是贫穷的社会也能养得起师长和模范，因为社区里这样的人是附带性地扮演这种角色的，一边享受生活或是以他种方式谋生；讲故事的能干商人与工匠、乐师、赏鸟者与其他自然爱好者、艺术家、冒险家、女性主义者、世界主义者、诗人、志愿者与实干家、棋士、玩骨牌的、道德家、从生活中学习与从书中学习的哲学家——他们在社区中是有形可见的，但在社区变得已不复可见时，他们在年轻人的眼中也不复得见。
　　在文化败坏到培养和教育下一代都成问题时，大部分的思想上和其他的优势就变成是精英阶级的专利了。这就是在罗马帝国崩塌后的黑暗时代——封建欧洲所发生的情况。重复性不够用的时候，就被当做奢侈而以定量配给。少数幸运的人能有家庭教师和文化导师，其他人也就只有那么过了。即使那些幸运的少数，其中有许多也是与所学的格格不入。一个文化最大的愚蠢就是以效率为指导原则来让自己生存下去。当一个文化足够富裕也足够复杂到明明可以负担重复的培育者，而却以奢侈为由铲除他们，或是因记忆丧失而失去了他们的文化服务，那么结果就是自戕的文化集体灭绝。之后就等着看恶性循环开始运作吧！
　　
　　摘自《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参见“本刊8月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