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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具有一种自觉的时代使命感和文化担当意识。他最初以改良派的身份现身，但庚子国变使其对清廷彻底失望，他由此走上了排满批孔、用文化颠覆政治的道路；而民国初期的社会失序以及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全盘西化的过激行为，又使其废然而返，重新肯定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意义，主张尊孔读经，成为当时的儒宗。章太炎儒学思想的演进，是因应社会变迁的文化抉择，那种“前期进步，后期落伍”的观点值得商榷。
[关键词]社会变迁，文化抉择，章太炎．儒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0－0018－04
章太炎的儒学思想前后变化很大。他最初以批孔的骁将名闻一时，是“五四”前夕“打倒孔家店”的先驱；而到晚年，他讲学苏州，又有“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之论。这个变化颇值得深思，但以往学者常常用“早年激烈、晚年保守”的公式来定性分析，认为其前期进步，后期落伍，此种论述不免蔽于世而不知人。笔者以为，在评价章太炎儒学思想的变化时，应该抛开政治功利的标准，将其置于中西文化碰撞、社会急剧变动这一宏观的历史景域中，探源勘察，动态地把握章氏儒学思想演进的价值与意蕴所在，从而深层次地探究在近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中，如何对待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至今仍困扰着我们的命题。
领辛亥革命之风骚的章太炎，最初是以改良派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1895年，甲午一役，清朝大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接踵而至，强烈的民族危机感驱使章太炎走出书斋，投身维新活动。但是戊戌变法很快夭折，遭清政府通缉的章太炎被迫避居台湾。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章太炎并未放弃对清帝的幻想，1899年5月，他在《清议报》第十五册刊发了仍具有改良意识的《客帝论》，主张尊孔子为天下之“共主”，而让清帝自降为“客帝”，以平息反清舆论，共同抵御白人之侮，走的还是“保皇”“纪孔”的老路。最终决定章太炎政治立场和儒学思想转变的，是庚子国变、“联军之陷宛平”。章太炎目睹内乱外患不可收拾，才对清廷彻底失望，他意识到若再不推翻腐败元能的政权，中国将无以自救。他愤然写下了《客帝匡谬》：“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并且勇敢地作了自我批评：“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章太炎的自我匡正，标志着他与以封建纲常名教为指导的政治儒学的彻底决绝。章太炎的儒学思想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尊孔与保皇，二者密不可分。章太炎既走上排满的革命道路，就不能不对与皇权高度同构的儒家学说有着新的看法与新的评论。从1902年修订i900年初版发行的论文集《旭书》开始，到1912年民国肇建，章太炎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贬抑孔子之地位。孔子的学问，一向被认为如“万仞宫墙”，高不可测。但章太炎认为：孔子和墨子等诸子地位相等，甚至低于老子和庄子，“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即使和后代儒者相比，孔子也并不高于荀子和刘歆，他在《订孔》中明确指出，“孟、荀道术皆踊绝孔氏”孔子之所以成为被崇拜的偶像、神化的圣人，原因并不在于孔子本人及其学说真有如此之价值或真应享有如此之地位，而是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后代儒家学者的“皮傅”“调和”“附会”所造成。
批判孔子之道德。章太炎在贬抑孔子地位的同时，对儒家道德中的消极因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援引日本学者的评论，指出孔子是中国的“祸本”，中国两千年来，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在于孔氏，祸本成，其胙尽矣”。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词中，指斥孔子“最是胆小”，“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他断言：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其后，他在《诸子学略说》中，反复强调“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讥评孔子“哗众取宠”“污邪诈伪”“热中趋利”。认为儒家之“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论议止于函胡之地”，“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
曲解孔子之人格。由批判孔子及其学说，章太炎进而怀疑甚至曲解孔子的人格和心术。他在《诸子学略说》中，论及老子出关一事，不惜借题发挥，认为老子才是六经宗师，“孔学本出于老”，后来孔子窃取老子学说，“惧老子发其覆”，而婉转致意老子离开。“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所怵惕也”。“于是，西出函关，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三盈三虚，犹以争名致戳，而况老子之凌驾其上者乎?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同篇又引《墨子·非儒》所记孔子事，竟断言齐国，“田常弑君，实孔子为之主谋……便辞利口，覆邦乱家，非孔子、子贡为之倡耶?”。
应该说，上述章太炎对孔子儒学的批判，是比较自觉地从民主革命立场出发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旧文化、旧势力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抓住孔子儒学道统这根救命稻草，拼命反击进化论与民主主义，孔子儒学完全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阻力。摆在革命者面前的历史选择是，要革命必须批孔。只有批孔，才能解放思想，把自己从“忠君服从”儒学道德观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只有批孔，才能摧毁君主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与精神支柱，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开辟必要的空间。但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常常使人不能严谨地对待历史，从某些方面来看，章太炎对孔子和儒学的批评源于《庄子》《墨子》，而庄、墨都是儒家的对立面，所述并不可靠，后来，章太炎对此曾作过公开检讨，称自己是“妄疑圣哲”；另一方面，章太炎多从“革命之道德”层面来贬抑孔子儒学，而未全面深入考察儒家学说政治方面的内涵，因而，他对对孔子儒学的批评并未完全击中要害。这是我们在评析章太炎前期儒学思想时所应该注意的。
章太炎“早年持论，志在光复”。但在辛亥革命排满成功之后，他并末放下手中批判的武器，而是继续进行“诋孔”。此中原因和民国肇始，尊孔复古思想又死灰复燃的社会情势密切相关。
辛亥革命后，晚清政府虽遭颠覆，但袁世凯窃取政权，复为“帝制复活”大搞祀孔祭天活动；康有为炮制“虚君共和”论，抬出“孔教”以相迎合；一时尊孔复古逆流甚嚣尘上，封建主义专制思想猖獗抬头。这一切惊醒了迷陷于时局中的章太炎。
1913年，为帝制张目的“孔教运动”初兴之时，章太炎即作《驳建立孔教议》，指出孔子不是宗教家，更不是教主。他认为，“中土素无国教，孔子亦本教名，表章六经，所以传历史，自著《教经》《论语》，所以开儒术，或言名教，或言教育，此皆与宗教不相及也”。后来在国学会的 讲堂上，章太炎则直接从今文经学的疏谬之处着手进行批判：“孔教之称，始妄人康有为，实今文经师之流素，刘逢禄、宋祥凤之伦，号于通经致用，所谓《春秋》断狱，《禹贡》治河，三百五篇当谏书者，则彼之三宝已。大言夸世，故恶名文而好疑言，熹口说而忌传记，以古文《周礼》出于姬公，嫌儒术为周、孔通名，于是特题孔教，视宋儒道统之说为狭隘，其纰缪亦兹多矣。”
已故著名学者侯外庐先生曾说，章太炎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说，所反对的立场，是基于理性与历史二者”，也就是所谓“上不失其真”者。但也应该看到，章太炎此时对孔子的评论，比之辛亥革命时期已大有不同，不过不同意康有为等把孔子作为教主、并以孔教为国教“定于一尊”罢了，但并未再说孔子的道德学说及其行为的不对了。可以说，由批孔到尊孔，此文已开其端。
1914年，章太炎因为有逆于袁世凯而被囚于龙泉寺。多年来一直相信和支持革命的他，非但没有看到革命所带来的预想效果，而自己反被监禁，可谓“困”矣。章太炎由此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于《论语》《周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孔子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原来坚信孔子之才不如荀子，现在则认为“诚非孟、荀之所逮也”，并且“唯文王为知忧患，唯孔子为知文王。《论语》所说，理关盛衰”。
章太炎这种转变自然少不了对旧有“订孔”思想的悔改，在被幽禁期间，他决定对东京出版的《馗书》修订本作全面重构。这也就是他在自定年谱1914年条下所说：“余感事既多，复取《馗书》增删，更名《检论》。”《检论》是《馗书》重订本的再次修改，就内容而言，《检论》已把《客帝匡谬》《分镇匡谬》《解辫发》等排满批孔、斗争性较强的论文刊落，同时增补了儒家经书的“故言”，如《辨乐》《尊史》《征七略》《六诗说》等；另外，有些论文篇题虽然未改，但是内容也作了较大调整，如《订孔》《学变》《清儒》《争教》(下)等篇。总之，这次修改增删，不是简单地修订再版，而是体现了一种新的思想的变化。1915年《时报》刊登的《章氏丛书》广告中就特别说明：“《馗书》一种，先生改名《检论》，大加改，与初印本绝异。”绝异，就不是一般差异，或仅在篇幅上、文字上有些差异，而是在基本意图上两书明显不同。质言之，《馗书》是要颠覆传统的思维范式，引导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检论》的立意，重点显然已不是颠覆，而是为如何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创建一种结构，树立一个标准。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面对“人格堕落，心术苟偷”，章太炎更进一步指出：“居贤善俗，仍以儒术为佳。”说自己“从前倾倒佛法，鄙薄孔子、老、庄，后来觉得这个见解错误，佛、老、庄所讲的，虽都是心，但是孔子、老、庄所讲的，究竟不如佛的不切人事。孔子、老、庄自己相较，也有这样情形，老、庄虽高妙，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寻，有一定的做法”。
这样，在历经社会、政治曲折后，从“切于人事”、维护社会法度的考虑出发，章太炎终于把孔子从佛孔老庄四老平起平坐的地位中拔高一级，从此，儒家地位扶摇直上，成为章太炎构建新的价值理性和新的文化范式的良方。在一定意义上说，章太炎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和转化到此一阶段已基本完成。
以1922年为标志，章太炎儒学思想的演进进入最后一个时期。是年，章太炎发表《致柳翼谋书》，反省自己当年批判孔子、“妄疑圣哲”，作“狂妄逆诈之论”。那是1921年11月，南京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在《史地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一文，反击新文化运动对孔子的批判。文章点名批评章太炎，说他是“打倒孔家店”的祸首，他在《论诸子学》里对孔子的谈论不过是“以无稽之谈诬之也”等等。有趣的是，章太炎对柳诒征的文章非但不反驳，反而回信向柳表示感谢，并懊悔：“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说自己“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
章太炎早年激而“诋孔”，被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但现在却抽身向后，反求诸己，维护他以前坚决反对的东西，甚至将“五四”思想革命的闯将斥之为“浅人”。据此，多数学者认为，这是章太炎儒学思想走向颓唐的标志，是章太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时期向旧文化营垒呈递的一份降表。
无可否认，章太炎此文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但是，表异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意味着与封建复古是一回事。这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
第一，晚年章太炎所以“回归”儒学，一方面是基于对时代的痛切感受，延续的是“士志于道”、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对当时思想界过分强调传统与近代化之间的紧张与对抗，盲目西化，置传统文化于无地的一种反响。从这一角度来看，章太炎回归儒家文化本位，也是“借思想文化寻找问题的出路”，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在大的思路上与胡适、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人”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过，陈独秀等人认为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旧文化、旧道德是造成中国落后的根源，强调对传统采取激进的破坏方式进行根本的改造，其路向是指向西方的；而章太炎则认为，中国社会的落后，与中国传统中固有的“国粹”无关，相反恰恰是由于人们忽视了对传统的发扬光大才导致了目前局面，因而主张从建设的角度从传统儒学中追寻解决问题的答案。
第二，章太炎晚年“回归”儒学，并不是回到原来的起点，而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对儒家文化的重新审视。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对几千年来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全盘肯定，而是对其进行清理和分梳，从中发掘出契合时代要求的思想资源，以期“护持国本，匡济人心”。约略论之，章太炎晚年对儒学思想的梳理，主要围绕以下两点展开：
其一，把弘扬儒家道德与挽救世道人心相结合。如前所述，从辛亥革命不久，章太炎就不再指责孔子道德的不对了。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面对社会道德的颓废，他便完全退回到儒家道德的立场上，视孔学为唯一的救世良方。“所问佛法，尚不足转移人心，其任谁属?仆以为孔子之书，昭如日月。《论语》二十篇，高者如无我无知克己复礼诸义，本已正趣佛家大乘；若其普通教告之语，德行政事，何所不备。”适至晚年，他四处奔走讲学，更处处显示着他对儒家道德的重视，如他在苏州、无锡等地的讲学中，反复倡导的一个主题就是弘扬“四经二贤”的精神，他认为范仲淹、顾炎武的气节操行，《春秋》《论语》《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的道德教化，是挽救世道人心的良药，他认为儒家“修己治人”是最高的道德修养，视“小四经”为国学之统宗。
其二，把尊孔读经与民族存亡联系在一起。尊孔必然读经，非读经不足以尊孔，章太炎晚年特别强调尊孔读经。如他在一篇《论读经有利而无弊》的文章中说：“余敢正告国人日：于今读经有千利无一弊。”“余以为救世之道，舍读经末由。……夫如是，则可以处社会，可以理国家，民族于以立，风气于以正，一切顽固之弊，不革而自祛，此余所以谓有千利而而一弊也。”他认为：“民族意识之凭借，端在经史，史即经之别子，无历史即不见民族意识所在。……故吾人读经主旨，在求修己之道，严夷夏之辨。若至经史丧道，儒学废绝，则炎黄裔胄，真沦于九幽之下矣。”显然，章太炎把对儒家学说的弘扬与民族的存亡互为因果地联系在一起，其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对学术的一种体悟，更有对自己直接置身其中的民族危机的反应。
总之，在西学强势冲击，“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社会背景下，章太炎基于与西方文化抗衡和护持中国文化精神的心结，重新审视和梳理儒家文化，提倡尊孔读经，有利于化解传统与现代过分紧张的关系，有利于激发民气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鲜明的文化民族主义价值，对此，我们绝对不能简单地以“拉车屁股向后”“复古倒退”而论之。
综上所述，章太炎早年的排满批孔，是用文化颠覆政治的过程，这一过程契合了民主革命的要求，为时代所欢迎；而其晚年尊孔，则是力图用文化重构政治秩序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当时往往不被理解，但愈往后愈显其价值，成为重建民族精神的文化资源。进而言之，章太炎儒学思想的演进，无论批孔还是尊孔，都是因应社会变迁的一种文化抉择；都是对转型时代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担忧，对社会道德与政治伦理严重失范及亟待重构的深切关注的结果。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上，重新回观和反思章太炎儒学思想的前后变化，没有任何理由认定批判就是进步，而肯定就是落后。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作者简介 李先明(1970－)，男，山东济阳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倪金荣
[关键词]社会变迁，文化抉择，章太炎．儒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0－0018－04
章太炎的儒学思想前后变化很大。他最初以批孔的骁将名闻一时，是“五四”前夕“打倒孔家店”的先驱；而到晚年，他讲学苏州，又有“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之论。这个变化颇值得深思，但以往学者常常用“早年激烈、晚年保守”的公式来定性分析，认为其前期进步，后期落伍，此种论述不免蔽于世而不知人。笔者以为，在评价章太炎儒学思想的变化时，应该抛开政治功利的标准，将其置于中西文化碰撞、社会急剧变动这一宏观的历史景域中，探源勘察，动态地把握章氏儒学思想演进的价值与意蕴所在，从而深层次地探究在近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中，如何对待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至今仍困扰着我们的命题。
领辛亥革命之风骚的章太炎，最初是以改良派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1895年，甲午一役，清朝大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接踵而至，强烈的民族危机感驱使章太炎走出书斋，投身维新活动。但是戊戌变法很快夭折，遭清政府通缉的章太炎被迫避居台湾。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章太炎并未放弃对清帝的幻想，1899年5月，他在《清议报》第十五册刊发了仍具有改良意识的《客帝论》，主张尊孔子为天下之“共主”，而让清帝自降为“客帝”，以平息反清舆论，共同抵御白人之侮，走的还是“保皇”“纪孔”的老路。最终决定章太炎政治立场和儒学思想转变的，是庚子国变、“联军之陷宛平”。章太炎目睹内乱外患不可收拾，才对清廷彻底失望，他意识到若再不推翻腐败元能的政权，中国将无以自救。他愤然写下了《客帝匡谬》：“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并且勇敢地作了自我批评：“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章太炎的自我匡正，标志着他与以封建纲常名教为指导的政治儒学的彻底决绝。章太炎的儒学思想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尊孔与保皇，二者密不可分。章太炎既走上排满的革命道路，就不能不对与皇权高度同构的儒家学说有着新的看法与新的评论。从1902年修订i900年初版发行的论文集《旭书》开始，到1912年民国肇建，章太炎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贬抑孔子之地位。孔子的学问，一向被认为如“万仞宫墙”，高不可测。但章太炎认为：孔子和墨子等诸子地位相等，甚至低于老子和庄子，“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即使和后代儒者相比，孔子也并不高于荀子和刘歆，他在《订孔》中明确指出，“孟、荀道术皆踊绝孔氏”孔子之所以成为被崇拜的偶像、神化的圣人，原因并不在于孔子本人及其学说真有如此之价值或真应享有如此之地位，而是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后代儒家学者的“皮傅”“调和”“附会”所造成。
批判孔子之道德。章太炎在贬抑孔子地位的同时，对儒家道德中的消极因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援引日本学者的评论，指出孔子是中国的“祸本”，中国两千年来，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在于孔氏，祸本成，其胙尽矣”。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词中，指斥孔子“最是胆小”，“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他断言：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其后，他在《诸子学略说》中，反复强调“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讥评孔子“哗众取宠”“污邪诈伪”“热中趋利”。认为儒家之“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论议止于函胡之地”，“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
曲解孔子之人格。由批判孔子及其学说，章太炎进而怀疑甚至曲解孔子的人格和心术。他在《诸子学略说》中，论及老子出关一事，不惜借题发挥，认为老子才是六经宗师，“孔学本出于老”，后来孔子窃取老子学说，“惧老子发其覆”，而婉转致意老子离开。“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所怵惕也”。“于是，西出函关，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三盈三虚，犹以争名致戳，而况老子之凌驾其上者乎?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同篇又引《墨子·非儒》所记孔子事，竟断言齐国，“田常弑君，实孔子为之主谋……便辞利口，覆邦乱家，非孔子、子贡为之倡耶?”。
应该说，上述章太炎对孔子儒学的批判，是比较自觉地从民主革命立场出发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旧文化、旧势力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抓住孔子儒学道统这根救命稻草，拼命反击进化论与民主主义，孔子儒学完全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阻力。摆在革命者面前的历史选择是，要革命必须批孔。只有批孔，才能解放思想，把自己从“忠君服从”儒学道德观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只有批孔，才能摧毁君主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与精神支柱，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开辟必要的空间。但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常常使人不能严谨地对待历史，从某些方面来看，章太炎对孔子和儒学的批评源于《庄子》《墨子》，而庄、墨都是儒家的对立面，所述并不可靠，后来，章太炎对此曾作过公开检讨，称自己是“妄疑圣哲”；另一方面，章太炎多从“革命之道德”层面来贬抑孔子儒学，而未全面深入考察儒家学说政治方面的内涵，因而，他对对孔子儒学的批评并未完全击中要害。这是我们在评析章太炎前期儒学思想时所应该注意的。
章太炎“早年持论，志在光复”。但在辛亥革命排满成功之后，他并末放下手中批判的武器，而是继续进行“诋孔”。此中原因和民国肇始，尊孔复古思想又死灰复燃的社会情势密切相关。
辛亥革命后，晚清政府虽遭颠覆，但袁世凯窃取政权，复为“帝制复活”大搞祀孔祭天活动；康有为炮制“虚君共和”论，抬出“孔教”以相迎合；一时尊孔复古逆流甚嚣尘上，封建主义专制思想猖獗抬头。这一切惊醒了迷陷于时局中的章太炎。
1913年，为帝制张目的“孔教运动”初兴之时，章太炎即作《驳建立孔教议》，指出孔子不是宗教家，更不是教主。他认为，“中土素无国教，孔子亦本教名，表章六经，所以传历史，自著《教经》《论语》，所以开儒术，或言名教，或言教育，此皆与宗教不相及也”。后来在国学会的 讲堂上，章太炎则直接从今文经学的疏谬之处着手进行批判：“孔教之称，始妄人康有为，实今文经师之流素，刘逢禄、宋祥凤之伦，号于通经致用，所谓《春秋》断狱，《禹贡》治河，三百五篇当谏书者，则彼之三宝已。大言夸世，故恶名文而好疑言，熹口说而忌传记，以古文《周礼》出于姬公，嫌儒术为周、孔通名，于是特题孔教，视宋儒道统之说为狭隘，其纰缪亦兹多矣。”
已故著名学者侯外庐先生曾说，章太炎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说，所反对的立场，是基于理性与历史二者”，也就是所谓“上不失其真”者。但也应该看到，章太炎此时对孔子的评论，比之辛亥革命时期已大有不同，不过不同意康有为等把孔子作为教主、并以孔教为国教“定于一尊”罢了，但并未再说孔子的道德学说及其行为的不对了。可以说，由批孔到尊孔，此文已开其端。
1914年，章太炎因为有逆于袁世凯而被囚于龙泉寺。多年来一直相信和支持革命的他，非但没有看到革命所带来的预想效果，而自己反被监禁，可谓“困”矣。章太炎由此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于《论语》《周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孔子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原来坚信孔子之才不如荀子，现在则认为“诚非孟、荀之所逮也”，并且“唯文王为知忧患，唯孔子为知文王。《论语》所说，理关盛衰”。
章太炎这种转变自然少不了对旧有“订孔”思想的悔改，在被幽禁期间，他决定对东京出版的《馗书》修订本作全面重构。这也就是他在自定年谱1914年条下所说：“余感事既多，复取《馗书》增删，更名《检论》。”《检论》是《馗书》重订本的再次修改，就内容而言，《检论》已把《客帝匡谬》《分镇匡谬》《解辫发》等排满批孔、斗争性较强的论文刊落，同时增补了儒家经书的“故言”，如《辨乐》《尊史》《征七略》《六诗说》等；另外，有些论文篇题虽然未改，但是内容也作了较大调整，如《订孔》《学变》《清儒》《争教》(下)等篇。总之，这次修改增删，不是简单地修订再版，而是体现了一种新的思想的变化。1915年《时报》刊登的《章氏丛书》广告中就特别说明：“《馗书》一种，先生改名《检论》，大加改，与初印本绝异。”绝异，就不是一般差异，或仅在篇幅上、文字上有些差异，而是在基本意图上两书明显不同。质言之，《馗书》是要颠覆传统的思维范式，引导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检论》的立意，重点显然已不是颠覆，而是为如何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创建一种结构，树立一个标准。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面对“人格堕落，心术苟偷”，章太炎更进一步指出：“居贤善俗，仍以儒术为佳。”说自己“从前倾倒佛法，鄙薄孔子、老、庄，后来觉得这个见解错误，佛、老、庄所讲的，虽都是心，但是孔子、老、庄所讲的，究竟不如佛的不切人事。孔子、老、庄自己相较，也有这样情形，老、庄虽高妙，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寻，有一定的做法”。
这样，在历经社会、政治曲折后，从“切于人事”、维护社会法度的考虑出发，章太炎终于把孔子从佛孔老庄四老平起平坐的地位中拔高一级，从此，儒家地位扶摇直上，成为章太炎构建新的价值理性和新的文化范式的良方。在一定意义上说，章太炎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和转化到此一阶段已基本完成。
以1922年为标志，章太炎儒学思想的演进进入最后一个时期。是年，章太炎发表《致柳翼谋书》，反省自己当年批判孔子、“妄疑圣哲”，作“狂妄逆诈之论”。那是1921年11月，南京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在《史地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一文，反击新文化运动对孔子的批判。文章点名批评章太炎，说他是“打倒孔家店”的祸首，他在《论诸子学》里对孔子的谈论不过是“以无稽之谈诬之也”等等。有趣的是，章太炎对柳诒征的文章非但不反驳，反而回信向柳表示感谢，并懊悔：“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说自己“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
章太炎早年激而“诋孔”，被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但现在却抽身向后，反求诸己，维护他以前坚决反对的东西，甚至将“五四”思想革命的闯将斥之为“浅人”。据此，多数学者认为，这是章太炎儒学思想走向颓唐的标志，是章太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时期向旧文化营垒呈递的一份降表。
无可否认，章太炎此文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但是，表异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意味着与封建复古是一回事。这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
第一，晚年章太炎所以“回归”儒学，一方面是基于对时代的痛切感受，延续的是“士志于道”、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对当时思想界过分强调传统与近代化之间的紧张与对抗，盲目西化，置传统文化于无地的一种反响。从这一角度来看，章太炎回归儒家文化本位，也是“借思想文化寻找问题的出路”，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在大的思路上与胡适、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人”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过，陈独秀等人认为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旧文化、旧道德是造成中国落后的根源，强调对传统采取激进的破坏方式进行根本的改造，其路向是指向西方的；而章太炎则认为，中国社会的落后，与中国传统中固有的“国粹”无关，相反恰恰是由于人们忽视了对传统的发扬光大才导致了目前局面，因而主张从建设的角度从传统儒学中追寻解决问题的答案。
第二，章太炎晚年“回归”儒学，并不是回到原来的起点，而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对儒家文化的重新审视。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对几千年来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全盘肯定，而是对其进行清理和分梳，从中发掘出契合时代要求的思想资源，以期“护持国本，匡济人心”。约略论之，章太炎晚年对儒学思想的梳理，主要围绕以下两点展开：
其一，把弘扬儒家道德与挽救世道人心相结合。如前所述，从辛亥革命不久，章太炎就不再指责孔子道德的不对了。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面对社会道德的颓废，他便完全退回到儒家道德的立场上，视孔学为唯一的救世良方。“所问佛法，尚不足转移人心，其任谁属?仆以为孔子之书，昭如日月。《论语》二十篇，高者如无我无知克己复礼诸义，本已正趣佛家大乘；若其普通教告之语，德行政事，何所不备。”适至晚年，他四处奔走讲学，更处处显示着他对儒家道德的重视，如他在苏州、无锡等地的讲学中，反复倡导的一个主题就是弘扬“四经二贤”的精神，他认为范仲淹、顾炎武的气节操行，《春秋》《论语》《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的道德教化，是挽救世道人心的良药，他认为儒家“修己治人”是最高的道德修养，视“小四经”为国学之统宗。
其二，把尊孔读经与民族存亡联系在一起。尊孔必然读经，非读经不足以尊孔，章太炎晚年特别强调尊孔读经。如他在一篇《论读经有利而无弊》的文章中说：“余敢正告国人日：于今读经有千利无一弊。”“余以为救世之道，舍读经末由。……夫如是，则可以处社会，可以理国家，民族于以立，风气于以正，一切顽固之弊，不革而自祛，此余所以谓有千利而而一弊也。”他认为：“民族意识之凭借，端在经史，史即经之别子，无历史即不见民族意识所在。……故吾人读经主旨，在求修己之道，严夷夏之辨。若至经史丧道，儒学废绝，则炎黄裔胄，真沦于九幽之下矣。”显然，章太炎把对儒家学说的弘扬与民族的存亡互为因果地联系在一起，其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对学术的一种体悟，更有对自己直接置身其中的民族危机的反应。
总之，在西学强势冲击，“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社会背景下，章太炎基于与西方文化抗衡和护持中国文化精神的心结，重新审视和梳理儒家文化，提倡尊孔读经，有利于化解传统与现代过分紧张的关系，有利于激发民气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鲜明的文化民族主义价值，对此，我们绝对不能简单地以“拉车屁股向后”“复古倒退”而论之。
综上所述，章太炎早年的排满批孔，是用文化颠覆政治的过程，这一过程契合了民主革命的要求，为时代所欢迎；而其晚年尊孔，则是力图用文化重构政治秩序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当时往往不被理解，但愈往后愈显其价值，成为重建民族精神的文化资源。进而言之，章太炎儒学思想的演进，无论批孔还是尊孔，都是因应社会变迁的一种文化抉择；都是对转型时代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担忧，对社会道德与政治伦理严重失范及亟待重构的深切关注的结果。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上，重新回观和反思章太炎儒学思想的前后变化，没有任何理由认定批判就是进步，而肯定就是落后。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作者简介 李先明(1970－)，男，山东济阳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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