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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正蒙》中，张载通过对“德”与“道”、“德”与“福”、“德”与“礼”之关系的分别探讨，系统阐发出了形上之“德”与形下之“德”的内在关联性，为“德”在伦理生活世界中的落实厘清了认识上的混沌之处。“德”蕴于身而达于生活实践，呈现出以“德”为标准的三个不同的人生境界：学者、君子、圣人。张载的这种“德”论思想，对我们从事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而言，既具有本体论层面又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思想启迪意义。
【关键词】德 道 福 礼 高校思政教育
文章通过对张载《正蒙》篇中“德”观念的细致梳理，发现“德”在张载哲学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起到贯通形上和形下两个理论层面的作用。在形上层面，张子以“德”“道”互训方式确立了“德”之形上的理论品格。在形下层面，则依循推天道以知人事的传统儒家思想理路，借助于“德”与“福”、“德”与“礼”两对范畴的论证，指明了 “德”在伦理生活世界中的落实途径及其不同的人格境界。张子的这种“德”论思想，实质上是张子自身安于世间、人格挺立的精神写照，对于我们如何开展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而言，仍然具有理论和方法的双重启发意义。
“德”与“道”
张载这样理解“德”与“道”，他说：“循天下之理之谓道，得天下之理之谓德。”[1]（P32）何谓天下之理？张载说：“天道四时行，百物生，无非至教。”[1]（P13）这天下之理就是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所说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大化流行之自然。“循”即顺应，顺应天下之理即“道”；“得”应是已在己身之物，“天下之理”在己身即被自己认知并纳入的特质称为“德”。由循与得天下之理来解释“道”与“德”，这里形成了一个“道—天下之理—德”的逻辑架构。这一架构包含两层含义：第一，“道”与“德”是“理一”与“分殊”的关系。顺应此理，能参赞天之化生之功与滋养之能，即“道”；体认道之妙用并将其纳入己身，即“德”。天下之理纳入个体之身如何可能？此“道”是“理一”，它通过“德”则产生“分殊之理”。也就是说“道”在现实伦理生活世界中显现为“德”。“德”展现为特质，同时“德”之普遍性又依于“道”。第二，“道”与“德”成就人的德性本体地位。“德”通过顺应道浸润于己身， 与“道”有不同的旨向。“道”生万物，是谓生生不息；“德”畜万物，是谓厚德载物。“道”表征自然之形态，“德”表征自为之形态。然而，“德”与“道”又具有同一性，不论是人能弘道还是“道不远人”，其核心都在说明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即德性本体。
天人合一是传统儒家思想的主流意识，两汉以来，天人之间的联系带上了天人感应的蒙昧主义与神秘主义色彩，可以说这是将儒家思想扭曲的阶段。张载有感于此，从而对“道”与“德”之关系重新梳理。“道”为形而上的存在，“德”沟通“道”与万物，“德”是“道”与万物合一的概念，是伦理生活世界中“道”的现实形态。“道”通过“德” 成就万物，万物因“德” 而获得“道”之全体。与其说是“德”合于“道”，人合于天，不若说“道”基于“德”，天示人以明。因此，张载以“道”为基本立论点，以德为内核，建构了“德”与“道”合一的伦理型形而上学。为什么说是“伦理型”的形而上学？孙正聿先生认为， 形而上学有两个基本目的， 即“普遍理性”和“伦理总体性”[2]，张载强调的这种形而上学意在说明后者。张载对“道——德”合一的梳理，意在描绘一种高远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1]（P20）主体胸怀天下，将自己看成宇宙的一个部分，主体与万物息息相通，即“民胞物与”的境界。
“德”与“福”
如果说对“德”与“道”关系的梳理是张载从形而上学层面去解“德”，那么对“德”与“福”关系的分析则是从推天道以知人事的效果角度来看待“德”。 张载说：“至当之谓德，百顺之谓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1]（P32）顺应道而得之己身的“德”到底有什么特质呢？在张载看来，“至当”当是“当”之极，无过不及之弊，与“中正”之道相贯。“知德以大中为极，可谓知至矣；择中庸而固执之，乃至之之渐也。惟知学然后能勉，能勉然后日进而不息可期矣。”[1]（P27）即到了“大中至正”之时，就能够不为外物之流变而有所困惑，识得应对之法。由此行的尺度以所“知”来衡量，有“至”与“至之渐”之分，强调不要固执“中庸”而不知“德以大中为极”，知此道理则“体正不待矫而弘，未正必矫，矫而得中，然后可大。”[1]（P27）“福”是人所希冀的东西，然若无“德”，则无“百顺”，所以对于君子来说“无入而非百顺”。有了“德”，然后能得其“道”，乐而从之。显然“福”的效果与有德相系，与德之形上基础“道”相关。
为什么“福”依于“德”？孔子对这个问题是有思考的，但是没有像张载直接把德之客观效果说出来。张载提出的“百顺之福”与孔子提到的“福至”都是在强调掌握时机的重要性。要有“百顺之福”，必依于“德”，而“德”是依于“道”，形成了一个“福—德—道”的关系。有德人之行为能与道合，从而把握机会，无往而不利。反其道而行之，则处处受阻。张载的“德福”相系理念，继承了儒家所言所行必落于实处的传统。
“德”与“礼”
张载通过对“德”与“道”、“德”与“福”之关系的探讨，确证了“德”之形上根据与由德致福的客观效果。进而分析了“德”与“礼”之关系，指明了成德所需之介质。
张载说：“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1]（P33）就是说成德有一定的标准，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只有“成德”，才能以信对待万事万物，由此方是“修己以安人”若不修已，“不行乎妻子”。因此“德”对于个体和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且成德与“修己”相关。如何修己以成德？张载指出成德之途径，即识前言往行、知礼以及用礼。《易传》说：“君子要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张载也认同这一观点，即观圣人之行迹，以求达圣人之道德境界。张载强调要知礼以及用礼。对圣人来说，能够“大”与“天地合德”。然对于一般人，如“匹夫匹妇”来说，“非天之聪明不能成其为人”，其“智淆诸物”[1]（P35）。则如何使他们不为物所遮蔽而“成德”呢？在张载看来这需要一定的载体，即“礼”。张载认为“礼：直斯清，挠斯昏，和斯利，乐斯安。”[1]（P36）且“不敬则礼不行”，当各种行为符合礼的标准时，就到了“仁”之至。即使人不能明“仁道”，然能以礼约束自己，从而勉以行之，则道有弘之机会。因为既行礼必有个“敬”之心在，则也有了成德的可能性。”故“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惧之地”，[1]（P36）正是要对蒙昧之人施以教化以弘道。
“德”论思想的教育意义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张载的“德”论思想，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本体论层面而言，张载“德”论思想为我们很好地诠释了如何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张载认为：德者得也，凡有性质而可有者也。[1]（P33）就是说“德”是在己身者，为实有的存在。因而，道德养成的根本之道在于落实、渗透于道德主体的心灵深处，使得道德主体从德性的养成中明“礼”知“福”，乃至于从中体悟到“德”“道”一体的人生境界。这就要求我们，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教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将抽象的道德概念和道德规范贯彻到实践之中，使之具体化、进而内化为学生的行为规范与情操品质。
道德品格的养成，既需要根据不同的道德教育对象的现实状况作具体的区分，又需要将道德培养的目标进行细分。即如张子所教， “穷神知化”是“人与天为一”的一种状态，非人们当下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人达“盛德”之境，这种“盛德”自然是道德主体在修身的过程中逐渐达到的，这亦体现“日新”之含义。
参考文献：
[1]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2008。
[2]孙正聿：《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与后形而上学》，《中国社会科学》，2008。
[3]贺麟、王玖兴：《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
[4]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2。
[6]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 思政部 陕西宝鸡
【关键词】德 道 福 礼 高校思政教育
文章通过对张载《正蒙》篇中“德”观念的细致梳理，发现“德”在张载哲学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起到贯通形上和形下两个理论层面的作用。在形上层面，张子以“德”“道”互训方式确立了“德”之形上的理论品格。在形下层面，则依循推天道以知人事的传统儒家思想理路，借助于“德”与“福”、“德”与“礼”两对范畴的论证，指明了 “德”在伦理生活世界中的落实途径及其不同的人格境界。张子的这种“德”论思想，实质上是张子自身安于世间、人格挺立的精神写照，对于我们如何开展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而言，仍然具有理论和方法的双重启发意义。
“德”与“道”
张载这样理解“德”与“道”，他说：“循天下之理之谓道，得天下之理之谓德。”[1]（P32）何谓天下之理？张载说：“天道四时行，百物生，无非至教。”[1]（P13）这天下之理就是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所说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大化流行之自然。“循”即顺应，顺应天下之理即“道”；“得”应是已在己身之物，“天下之理”在己身即被自己认知并纳入的特质称为“德”。由循与得天下之理来解释“道”与“德”，这里形成了一个“道—天下之理—德”的逻辑架构。这一架构包含两层含义：第一，“道”与“德”是“理一”与“分殊”的关系。顺应此理，能参赞天之化生之功与滋养之能，即“道”；体认道之妙用并将其纳入己身，即“德”。天下之理纳入个体之身如何可能？此“道”是“理一”，它通过“德”则产生“分殊之理”。也就是说“道”在现实伦理生活世界中显现为“德”。“德”展现为特质，同时“德”之普遍性又依于“道”。第二，“道”与“德”成就人的德性本体地位。“德”通过顺应道浸润于己身， 与“道”有不同的旨向。“道”生万物，是谓生生不息；“德”畜万物，是谓厚德载物。“道”表征自然之形态，“德”表征自为之形态。然而，“德”与“道”又具有同一性，不论是人能弘道还是“道不远人”，其核心都在说明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即德性本体。
天人合一是传统儒家思想的主流意识，两汉以来，天人之间的联系带上了天人感应的蒙昧主义与神秘主义色彩，可以说这是将儒家思想扭曲的阶段。张载有感于此，从而对“道”与“德”之关系重新梳理。“道”为形而上的存在，“德”沟通“道”与万物，“德”是“道”与万物合一的概念，是伦理生活世界中“道”的现实形态。“道”通过“德” 成就万物，万物因“德” 而获得“道”之全体。与其说是“德”合于“道”，人合于天，不若说“道”基于“德”，天示人以明。因此，张载以“道”为基本立论点，以德为内核，建构了“德”与“道”合一的伦理型形而上学。为什么说是“伦理型”的形而上学？孙正聿先生认为， 形而上学有两个基本目的， 即“普遍理性”和“伦理总体性”[2]，张载强调的这种形而上学意在说明后者。张载对“道——德”合一的梳理，意在描绘一种高远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1]（P20）主体胸怀天下，将自己看成宇宙的一个部分，主体与万物息息相通，即“民胞物与”的境界。
“德”与“福”
如果说对“德”与“道”关系的梳理是张载从形而上学层面去解“德”，那么对“德”与“福”关系的分析则是从推天道以知人事的效果角度来看待“德”。 张载说：“至当之谓德，百顺之谓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1]（P32）顺应道而得之己身的“德”到底有什么特质呢？在张载看来，“至当”当是“当”之极，无过不及之弊，与“中正”之道相贯。“知德以大中为极，可谓知至矣；择中庸而固执之，乃至之之渐也。惟知学然后能勉，能勉然后日进而不息可期矣。”[1]（P27）即到了“大中至正”之时，就能够不为外物之流变而有所困惑，识得应对之法。由此行的尺度以所“知”来衡量，有“至”与“至之渐”之分，强调不要固执“中庸”而不知“德以大中为极”，知此道理则“体正不待矫而弘，未正必矫，矫而得中，然后可大。”[1]（P27）“福”是人所希冀的东西，然若无“德”，则无“百顺”，所以对于君子来说“无入而非百顺”。有了“德”，然后能得其“道”，乐而从之。显然“福”的效果与有德相系，与德之形上基础“道”相关。
为什么“福”依于“德”？孔子对这个问题是有思考的，但是没有像张载直接把德之客观效果说出来。张载提出的“百顺之福”与孔子提到的“福至”都是在强调掌握时机的重要性。要有“百顺之福”，必依于“德”，而“德”是依于“道”，形成了一个“福—德—道”的关系。有德人之行为能与道合，从而把握机会，无往而不利。反其道而行之，则处处受阻。张载的“德福”相系理念，继承了儒家所言所行必落于实处的传统。
“德”与“礼”
张载通过对“德”与“道”、“德”与“福”之关系的探讨，确证了“德”之形上根据与由德致福的客观效果。进而分析了“德”与“礼”之关系，指明了成德所需之介质。
张载说：“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1]（P33）就是说成德有一定的标准，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只有“成德”，才能以信对待万事万物，由此方是“修己以安人”若不修已，“不行乎妻子”。因此“德”对于个体和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且成德与“修己”相关。如何修己以成德？张载指出成德之途径，即识前言往行、知礼以及用礼。《易传》说：“君子要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张载也认同这一观点，即观圣人之行迹，以求达圣人之道德境界。张载强调要知礼以及用礼。对圣人来说，能够“大”与“天地合德”。然对于一般人，如“匹夫匹妇”来说，“非天之聪明不能成其为人”，其“智淆诸物”[1]（P35）。则如何使他们不为物所遮蔽而“成德”呢？在张载看来这需要一定的载体，即“礼”。张载认为“礼：直斯清，挠斯昏，和斯利，乐斯安。”[1]（P36）且“不敬则礼不行”，当各种行为符合礼的标准时，就到了“仁”之至。即使人不能明“仁道”，然能以礼约束自己，从而勉以行之，则道有弘之机会。因为既行礼必有个“敬”之心在，则也有了成德的可能性。”故“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惧之地”，[1]（P36）正是要对蒙昧之人施以教化以弘道。
“德”论思想的教育意义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张载的“德”论思想，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本体论层面而言，张载“德”论思想为我们很好地诠释了如何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张载认为：德者得也，凡有性质而可有者也。[1]（P33）就是说“德”是在己身者，为实有的存在。因而，道德养成的根本之道在于落实、渗透于道德主体的心灵深处，使得道德主体从德性的养成中明“礼”知“福”，乃至于从中体悟到“德”“道”一体的人生境界。这就要求我们，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教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将抽象的道德概念和道德规范贯彻到实践之中，使之具体化、进而内化为学生的行为规范与情操品质。
道德品格的养成，既需要根据不同的道德教育对象的现实状况作具体的区分，又需要将道德培养的目标进行细分。即如张子所教， “穷神知化”是“人与天为一”的一种状态，非人们当下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人达“盛德”之境，这种“盛德”自然是道德主体在修身的过程中逐渐达到的，这亦体现“日新”之含义。
参考文献：
[1]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2008。
[2]孙正聿：《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与后形而上学》，《中国社会科学》，2008。
[3]贺麟、王玖兴：《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
[4]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2。
[6]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 思政部 陕西宝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