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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陳虻找我的时候,原话是说,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一个女搭档。
我当时还没想换工作,陈虻说你来我们年会玩玩吧,也见见大家。
那年年会是白岩松主持的,像他书里写的,“以恶搞和折磨领导”为主题,我跟台长分一组,白问“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最后好像钱包也被抢掉了,一撒,天空中都是现金。
我当时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意思。
晚上有同事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搞得跟面试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因为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
一晚上他就问了我两个问题,问“你喜欢谁的音乐?”我好像说的是平克弗洛依德。他问“华人的呢?”“罗大佑。”就这两个,他没再问什么问题,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我刚到连线,没有任何新闻经验,日子不好过。
现在想起来,他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对我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他心里估计比谁都难受。
有次我穿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当时我不理解他,后来明白他是怕我柔弱,怕我不能在这个腥烈的战场上生存。
有一阵子我连结尾评论都不会写了,怎么写都通不过,领导等着审,我瞪着眼坐在桌前,他进来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串场词。我惭愧又感动,一直留着那张纸。
他一直不安慰我,只有一次深夜,看我还坐在办公室剪片子,进来对我说了一句,“人们号称最幸福的岁月其实往往是最痛苦的,只不过回忆起来非常美好。”
后来我去了调查,跟他见面很少,几年中评论部分分合合,不过很多离开的人钥匙串上,都是挂着新闻评论部的小方铜牌,磨得精光铮亮。
2008年会是我主持的,那个年会只剩下一个简单流程了,轮到岩松上台发言,他就说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我们忠诚的是新闻,不是任何领导”。底下坐的都是领导,悄然无声。
这几年,他做时评,天天在新闻的风口浪尖上。
有人说,说这些干嘛,就算没有风险,有什么意义。
他在书里写到他的节目《新闻1 1》,“多简单的名字,1 1=2,谁都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仅仅是有利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1 1=3。”所以他说的捍卫常识,其实是要用千斤之力来扭住的。
他在书里说到喜欢曾国藩,没细说。我大概理解一点,因为想要有所建树的人,多半是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哪方都不讨好,保守派觉得你冒进,激进派觉得你迂腐。唯有苦苦支撑。
我没听他沮丧抱怨过。我遇到事的时候,他也不安慰,就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
岩松妈妈七十多岁了,我有次见她,老人家看我一会儿,说,老看你节目,别让你妈担心。然后说,“我天天看电视,也替岩松揪着心。”
这话我听了心里挺难受,所以有时候也想劝劝他。他就一句话,“有人在前头,你们也好走些。”
他这本新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上面写“柴静:这一站,幸福”。
我翻开扉页,上面印着仓央嘉措的诗“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
身为同事,看这书时最触动我的,是他满腔没有说出的话。
他曾经以年青人的狂狷,写过《渴望年老》,今天他四十二岁,鬓角灰白,人生的重负真实地压在肩上。我们不多交谈,只每年秋天,新鲜的内蒙羊肉来了,他就叫上八九个老男人,在他家聚一次。有次喝了点儿酒,看台湾民歌三十年的演唱会。他喜欢胡德夫,一架钢琴,唱《匆匆》,“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匆匆,匆匆,莫等到了尽头,枉叹此行成空……”他喃喃自语“我恨不能给他跪下”。我回头看到他泪光闪闪。
这是一条最遥远的路,以他的资历声望,本可以选择更容易的方向,但他没有后退,也没有拐弯,只是往前走去。
选自《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