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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为人类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中国印刷术由唐至清，遥遥领先世界。曾远传亚非各国的雕版印刷，更是开世界印刷术之先河。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古镇四堡，就是现在唯一活着的古代雕版印刷的见证者。但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个福建省文化最落后的蛮荒之地，曾出现过兴盛了两个半世纪的四堡印刷业，并成为帝国晚年社会文化的最真实反映。
边缘中的边缘兴起出版业
乍一看，四堡的确不像印刷业繁荣之地。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把印刷业与人口密集、文化发达的中心城市，如北京、南京等联系起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闽西乃“蛮荒之地，河流交错，群山环绕”，是福建省文化最落后的地方，也是福建省四个片区中迄今最少为人研究的地方。然而，正是这片“贫瘠之地”，造就了中国最著名、最重要的印刷基地之一——繁荣了两个半世纪的四堡。
在清代及更早，就在偏僻且贫穷的闽西中，由七十多个小村庄组成的四堡，集中于一个狭小的盆地，远离府城及闽西主要乡镇。即便对地处边缘的闽西而言，四堡也远离中心，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单元而存在。这就是四堡图书出版销售业兴起的环境——“边缘中的边缘”。
四堡的雕版印刷，和它所处的地域一样，长期被中国出版业遗忘，但却在帝国晚期真实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文化。
在晚明和清代，马屋和雾阁这两个村庄是四堡的主要居民区和墟市所在。尽管一些更小的村庄，也略微参与四堡的印刷贸易，但这两个毗邻的大居民区，无疑是印刷业的中心。它们都是单姓村，马屋姓马，雾阁姓邹。和整个闽西相比，邹氏、马氏商业的所在地也同样萧条。
但在这文化落后之地，怎么就兴起了“最有文化”的印刷业呢？
邹氏传说认为，邹学圣是四堡印刷业真正的创始人。他曾任杭州仓大使，万历八年（1580年）回到家乡四堡，侍奉年迈的父亲和体弱的母亲，但遭其妻反对，她担心四堡落后的文化会影响儿子的教育和前途。直到丈夫允诺，掌握雕版印刷术，并将刻版带回四堡，为他们的儿子印刷课本。但直到邹孟纯（1619～1672年）这一代，文献才对四堡印刷业的兴起有明确记载。
马屋印刷业的起源同样模糊不清。马氏认为，明代早期进士和官员马驯，将雕版印刷引进故里，以发展当地教育，确保本族在科举考试中继续取得好成绩。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四堡印刷业的起源就要上溯到15世纪晚期。虽有文献表明马氏家族在明末就有人经商，但直到清代早期，才开始出现从事贩书业或印刷业的证据。
如果抛开邹学圣、马驯的传说，四堡出版业的最初，应该是一些行商在广东兴宁和潮州涉足印刷贩书业。16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行商大批回到四堡，其中原因除了尽孝道，可能还因为康熙朝早期困扰广东的经济萧条与贸易失衡。印刷贩书行业的观念、雕版印刷技术，也随着这些行商的回归，被引入四堡村。
尽管族谱在叙述早期出版商在文化和教育上的贡献时，多有溢美之词，但对这些早期书坊来说，最有利可图的市场可能就是地方私塾，其产品主要就是蒙书和经书。且不论这些书籍对地方文化有何贡献，只要朝廷继续开科取士，这些书籍就肯定能售出。在四堡这样经济不稳定的地方，专门刊印这些书籍，能避免残酷的竞争，加上没有外地商人竞争，他们从当地新兴宗族和新建书院对教科书日益增长的需求中，获得丰厚利润。
从一开始，四堡书商几乎都遵守这样一套图书贸易模式——学习图书贸易，积累资本，利用资本在四堡建立书坊，这一资本化的方法在出版业漫长的历史中被持续使用。
从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四堡建立了46家新书坊。作为建阳（明代最大出版中心之一）当地最多产的余氏家族，在明嘉靖朝到明末（1522～1644），现存坊刻本为371种。而四堡书坊分家时，兹堂有107种书的雕版，湘山堂有87种，文海楼书账上的书目更惊人，有251种书（共8840册）。同时，这些数字只代表家庭书坊在某特定历史时期的产量（不是至少持续150年的好几辈世业的总产量），而且，仅有少数书坊和书店的分家文书、账本被保存至今。更何况，当时的出版业正处于衰落时期，四堡实际的坊刻本数量显然更多，这更突显了这些数字的惊人之处，也说明，四堡出版业至少是个大规模的区域性生意。
四堡出版的家庭生意
四堡图书贸易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投入科考教育。不论社会如何发展，只要还有科考，四堡的图书贸易就有巨大市场。而要做科考的生意，书商们必须熟谙学者、文人的兴趣和需求。所以他们走访主要出版中心及学校，以“儒之风”和文人交谈，判断哪些新书最有出版价值，还借此与作者洽谈，请他们撰写书稿或序文。由此，这些商人身上带着很强的“儒风”，有些出版商甚至能利用他们的学识，撰写、编纂或刊行自己的书籍，或出版旧书的改编本和增订本，其中一些本子还很受欢迎。
其次，家庭间、书坊间的合作，也是四堡出版业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
四堡制定了一套规则，既可以降低风险，也有其灵活性。邹氏、马氏根据规则共享信息和资源：交流书籍贸易信息;监督已出版书籍“藏版所有”的非正式“版权”;出租或交换雕版;把过量生意转给本家成员;在雇佣他族工人时进行合作等。这些措施使小规模的书坊更易生存，同时，在繁忙季节还能为规模更大、生意更兴隆的书坊提供劳动力。四堡商店的互相依赖，也使他们更易于承担损失。
再一个成功因素就是，四堡家庭出版业的运作极少采取公司模式，而是以宗族为基础，以家庭为中心。所有利润均用于改善整个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家庭成员没有股份，但共同拥有经营所得。只有分家才会使投入生意的资金分开，但这种分家会产生新的、独立的家庭单位。每个家庭单位都分得原来大家庭财产的一部分，并重新作为一个共有的家庭生意而运营。 四堡书商没有像自贡盐商那样，在族产的基础上创立商号，而是将族产建立在书坊繁荣的基础上。四堡在宗族内建立家庭企业的这种结构，在中华帝国晚期既不具有唯一性，也不具有特殊性。
晋商和陕商也极度依赖合伙关系，但不同的是，晋商、陕商会通过代理或掮客，进行货物运转，而四堡书坊则基本依靠自家劳力开发市场，依赖兄弟、叔伯、子侄，可能还有姻亲来经营其分号及运输书籍，独立于复杂的产业（中间人、掮客等）链之外。
这种策略使雾阁和马屋能严密控制书坊，但也给宗族劳力资源带来沉重负担。由于生产、销售业务的人都在家庭内部，其业务扩张要求越来越多可靠的、具有商业才能的继承人。而为了制止自私自利，轮换工作（书坊管理者、印刷工、售书商、书店经理）必不可少，这必然降低了他们可达到的专业水准。
在四堡书业依靠家庭的情况下，贸易范围也不得不限制在家庭网络存在的地区，即广东、广西、江西和湖南的客家移民点。从乾嘉时期到道光时期，由于人口激增，加上部分地区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这种经营策略才行之有效。这个时期的四堡书商确实格外成功，在五个省份都扩展了售书市场。
四堡书商开发边远地区，作为扩大市场和建立新市场的基础，而不是建立发达的商业机构，开发人口密集的城市市场。这个策略虽说没有限制市场与四堡的距离，但限制了所建市场的类型。这让四堡书商很少在帝国传统文化中心的主要城市售书。
另外还存在更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逐渐损害，并最终摧毁了四堡书业：19世纪中叶的国内外冲突，打断了经济发展，四堡出版商难以采用的新式印刷技术兴起，还有科举制的废除（这使很多四堡坊刻本迅速贬值）等。然而，邹氏、马氏商人还是选择一以贯之的方式，而不是改变策略，这使四堡书业灵活性大打折扣，限制了它潜在的发展空间。
从族谱对家庭忠诚推崇备至，以及许多加强远方书商和雾阁、马屋书坊联系的措施看，邹氏、马氏很清楚这个决定的风险。那该如何理解他们的选择呢？最可能的就是经济所迫。
在四堡书坊及书籍销售中，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和售书途中对宗族成员的信赖，是一种降低成本的方法，因为这样就不必雇佣工人、掮客，也不必花大笔旅费。到20世纪早期，微薄的利润也不允许商人花钱雇佣。那时，书坊的运行只能依靠小额资金，依靠节俭和书贩大范围的流动来获取利润。即便在书业繁荣的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四堡书商也尽可能降低成本。
简言之，他们依靠家庭、宗族成员和客家移民的个人网络来控制生产和销售成本，这样才能使他们在穷乡僻壤的书籍贸易有利可图。
中国四堡雕版印刷展览馆记录着曾经的繁盛。
打造“儒商”形象
前文提到，四堡书商会以“儒之风”和学者、文人交谈，以熟悉他们的兴趣和需求，这就涉及到四堡书商在商业活动中所秉持（或宣称秉持）的思想观念，或他们自己塑造的“儒商”形象。
儒商（即因经济所迫而“弃儒经商”）一词，在邹氏、马氏从事书业前，社会就已普遍使用。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甚至将“弃儒经商”看作16、17世纪“席卷中国”的一场“激烈的社会运动”。
邹氏、马氏族谱不断强调四堡书商的动机和行为：选择从事出版业或售书业，是经济拮据、深受儒家孝道影响的子女，在家庭责任感的驱使下，作出的迫不得已的决定，甚至把印刷术引进雾阁的传奇故事，当作孝顺之举：
马屋第—个从事出版业的人马维翰，由于父亲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放弃科举，从事书籍贸易，以维持一家生计，邹学圣也是在双亲年迈时回乡侍奉他们。后来的四堡出版商大都追随了这个典型，他们放弃了一个风格较低的儒家价值——为仕途读书（潜在意义上属于自利行径），转而接受一个更高尚、更纯粹无私的价值——尽孝持家。
虽然，四堡商人既没有著名的徽商家族那么“儒”，也没有那么“商”，无论是科考功名还是商业财富，他们都无法与这些大家族相颉颃。但他们可以举出一个无懈可击的特质，使他们有资格以儒商自诩——从事书业。
在族谱的修辞中，四堡书商在弃儒经商时，只选择从事出版业和售书业，体现了其儒家本质，其动机是纯正的。四堡书商坦率承认出版售书的逐利性质，同时也强调出版业是一种层次较高的商业，这种商业致力于传播学识，而不是追逐蝇头小利。邹氏族谱的序中谈到家族出版业的主要目的，不是维持生计，而是丰富这片国土的文化生活。
据族谱的记载，出版业不仅能提升本属不名誉行当的从业者的道德地位，而且能提升其社会地位。
这种在书业与治学、崇高的社会地位间建立联系的做法，被邹氏和马氏族谱的编撰者频频使用，将邹氏、马氏商人定位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人——这类人不仅谙熟典籍，还精通精英文化的伦理价值观，凸显四堡商人风格高尚，不汲汲于功利。
邹氏、马氏书商虽然依靠生意过活，却不像社会上传统的商人，他们对帝国晚期关于商人价值的辩论，采取的是比较保守的立场。没有大肆鼓吹商业对社会的贡献，而是辩称其从事行业的性质，使他们摆脱了传统商人固有的贪婪自私的习性。族谱还强调书商对其子嗣教育的重视，创办家塾是成功的书商首先要做的事。
邹氏和马氏族谱不断突出书商和地方精英间的密切联系，即他们因此获得的精英特征。至少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整个四堡地区成功的书商，和其他行业成功商人一起，构成了地方精英的核心。
有学者将四堡宗族共有地的高占有率，归因于手工业和商业，特别是书籍印刷销售业的发展。因为这些活动为购买族田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成功的出版商同时也是社会慈善家，常在宗族活动中扮演活跃的角色，他们修路筑桥，修建茶亭，设立义渡，赈灾济贫。这些活动都是士绅身份的—般标记，通过行善，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将这些善行载入族谱。书商意在表达的还包括新式“中产阶级”的“道德自制伦理”，这是一种信奉“为了自身和后代应该注重行善积德、对人宽宏大量，并以此作为财富的源泉”的伦理观，对店主和小商小贩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捐纳功名是商人获取士绅身份的另一种常用方式，四堡书商也热衷于此。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不妨说出版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雾阁和马屋监生精英的形成提供了资金。这些人在族谱中被列为国学生或太学生—国子监的学生，有些人还借此获得了一官半职。
有资料显示，成功的邹氏、马氏出版商大都被地方官看作地方领袖或县级要人。其中几个资本较雄厚的书商，被誉为“乡饮宾”，以此认可他们在地方上的重要性。
因为清代坊刻出版业受到学术界长期忽视，在中国书籍界，四堡依然籍籍无名。保存至今的同时代文献对四堡出版业几乎不着一字，研究中国书籍的当代学者几乎完全忽视了它。但正是四堡书商坊刻书目的平凡，才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四堡书商睿智地选择绝对普及的“畅销”书，而不是引人入胜的专业学术著作或文献资料，他们留下的正是帝国晚年的“畅销书排行”，是当年社会文化的最真实反映。
[编辑 陈 曦]
E-mail：cx@chinacbr.com
四堡的繁荣
据说，邹氏、马氏的出版生意非常成功，在头几十年，他们甚至吸引其他省份——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的书商来到偏僻的四堡，参加一年一度的书市。书坊也会派出书贩，在华南大部分省份贩卖四堡坊刻本，四堡的出版业为华南许多地区提供了教科书、日用类书、医药手册和占卜指南。
如果说，“一担书挑出去，换担银回来”这种说法并不是四堡印刷业真实发展的可靠记录，我们还有四堡昔日繁荣更为具体的标示物，即雾阁和马屋留存至今的大宅院，既是书坊，也是家宅，彰显出建造者家业的兴旺。
边缘中的边缘兴起出版业
乍一看，四堡的确不像印刷业繁荣之地。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把印刷业与人口密集、文化发达的中心城市，如北京、南京等联系起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闽西乃“蛮荒之地，河流交错，群山环绕”，是福建省文化最落后的地方，也是福建省四个片区中迄今最少为人研究的地方。然而，正是这片“贫瘠之地”，造就了中国最著名、最重要的印刷基地之一——繁荣了两个半世纪的四堡。
在清代及更早，就在偏僻且贫穷的闽西中，由七十多个小村庄组成的四堡，集中于一个狭小的盆地，远离府城及闽西主要乡镇。即便对地处边缘的闽西而言，四堡也远离中心，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单元而存在。这就是四堡图书出版销售业兴起的环境——“边缘中的边缘”。
在晚明和清代，马屋和雾阁这两个村庄是四堡的主要居民区和墟市所在。尽管一些更小的村庄，也略微参与四堡的印刷贸易，但这两个毗邻的大居民区，无疑是印刷业的中心。它们都是单姓村，马屋姓马，雾阁姓邹。和整个闽西相比，邹氏、马氏商业的所在地也同样萧条。
但在这文化落后之地，怎么就兴起了“最有文化”的印刷业呢？
邹氏传说认为，邹学圣是四堡印刷业真正的创始人。他曾任杭州仓大使，万历八年（1580年）回到家乡四堡，侍奉年迈的父亲和体弱的母亲，但遭其妻反对，她担心四堡落后的文化会影响儿子的教育和前途。直到丈夫允诺，掌握雕版印刷术，并将刻版带回四堡，为他们的儿子印刷课本。但直到邹孟纯（1619～1672年）这一代，文献才对四堡印刷业的兴起有明确记载。
马屋印刷业的起源同样模糊不清。马氏认为，明代早期进士和官员马驯，将雕版印刷引进故里，以发展当地教育，确保本族在科举考试中继续取得好成绩。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四堡印刷业的起源就要上溯到15世纪晚期。虽有文献表明马氏家族在明末就有人经商，但直到清代早期，才开始出现从事贩书业或印刷业的证据。
如果抛开邹学圣、马驯的传说，四堡出版业的最初，应该是一些行商在广东兴宁和潮州涉足印刷贩书业。16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行商大批回到四堡，其中原因除了尽孝道，可能还因为康熙朝早期困扰广东的经济萧条与贸易失衡。印刷贩书行业的观念、雕版印刷技术，也随着这些行商的回归，被引入四堡村。
尽管族谱在叙述早期出版商在文化和教育上的贡献时，多有溢美之词，但对这些早期书坊来说，最有利可图的市场可能就是地方私塾，其产品主要就是蒙书和经书。且不论这些书籍对地方文化有何贡献，只要朝廷继续开科取士，这些书籍就肯定能售出。在四堡这样经济不稳定的地方，专门刊印这些书籍，能避免残酷的竞争，加上没有外地商人竞争，他们从当地新兴宗族和新建书院对教科书日益增长的需求中，获得丰厚利润。
从一开始，四堡书商几乎都遵守这样一套图书贸易模式——学习图书贸易，积累资本，利用资本在四堡建立书坊，这一资本化的方法在出版业漫长的历史中被持续使用。
从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四堡建立了46家新书坊。作为建阳（明代最大出版中心之一）当地最多产的余氏家族，在明嘉靖朝到明末（1522～1644），现存坊刻本为371种。而四堡书坊分家时，兹堂有107种书的雕版，湘山堂有87种，文海楼书账上的书目更惊人，有251种书（共8840册）。同时，这些数字只代表家庭书坊在某特定历史时期的产量（不是至少持续150年的好几辈世业的总产量），而且，仅有少数书坊和书店的分家文书、账本被保存至今。更何况，当时的出版业正处于衰落时期，四堡实际的坊刻本数量显然更多，这更突显了这些数字的惊人之处，也说明，四堡出版业至少是个大规模的区域性生意。
四堡出版的家庭生意
四堡图书贸易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投入科考教育。不论社会如何发展，只要还有科考，四堡的图书贸易就有巨大市场。而要做科考的生意，书商们必须熟谙学者、文人的兴趣和需求。所以他们走访主要出版中心及学校，以“儒之风”和文人交谈，判断哪些新书最有出版价值，还借此与作者洽谈，请他们撰写书稿或序文。由此，这些商人身上带着很强的“儒风”，有些出版商甚至能利用他们的学识，撰写、编纂或刊行自己的书籍，或出版旧书的改编本和增订本，其中一些本子还很受欢迎。
其次，家庭间、书坊间的合作，也是四堡出版业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
四堡制定了一套规则，既可以降低风险，也有其灵活性。邹氏、马氏根据规则共享信息和资源：交流书籍贸易信息;监督已出版书籍“藏版所有”的非正式“版权”;出租或交换雕版;把过量生意转给本家成员;在雇佣他族工人时进行合作等。这些措施使小规模的书坊更易生存，同时，在繁忙季节还能为规模更大、生意更兴隆的书坊提供劳动力。四堡商店的互相依赖，也使他们更易于承担损失。
再一个成功因素就是，四堡家庭出版业的运作极少采取公司模式，而是以宗族为基础，以家庭为中心。所有利润均用于改善整个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家庭成员没有股份，但共同拥有经营所得。只有分家才会使投入生意的资金分开，但这种分家会产生新的、独立的家庭单位。每个家庭单位都分得原来大家庭财产的一部分，并重新作为一个共有的家庭生意而运营。 四堡书商没有像自贡盐商那样，在族产的基础上创立商号，而是将族产建立在书坊繁荣的基础上。四堡在宗族内建立家庭企业的这种结构，在中华帝国晚期既不具有唯一性，也不具有特殊性。
晋商和陕商也极度依赖合伙关系，但不同的是，晋商、陕商会通过代理或掮客，进行货物运转，而四堡书坊则基本依靠自家劳力开发市场，依赖兄弟、叔伯、子侄，可能还有姻亲来经营其分号及运输书籍，独立于复杂的产业（中间人、掮客等）链之外。
这种策略使雾阁和马屋能严密控制书坊，但也给宗族劳力资源带来沉重负担。由于生产、销售业务的人都在家庭内部，其业务扩张要求越来越多可靠的、具有商业才能的继承人。而为了制止自私自利，轮换工作（书坊管理者、印刷工、售书商、书店经理）必不可少，这必然降低了他们可达到的专业水准。
在四堡书业依靠家庭的情况下，贸易范围也不得不限制在家庭网络存在的地区，即广东、广西、江西和湖南的客家移民点。从乾嘉时期到道光时期，由于人口激增，加上部分地区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这种经营策略才行之有效。这个时期的四堡书商确实格外成功，在五个省份都扩展了售书市场。
四堡书商开发边远地区，作为扩大市场和建立新市场的基础，而不是建立发达的商业机构，开发人口密集的城市市场。这个策略虽说没有限制市场与四堡的距离，但限制了所建市场的类型。这让四堡书商很少在帝国传统文化中心的主要城市售书。
另外还存在更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逐渐损害，并最终摧毁了四堡书业：19世纪中叶的国内外冲突，打断了经济发展，四堡出版商难以采用的新式印刷技术兴起，还有科举制的废除（这使很多四堡坊刻本迅速贬值）等。然而，邹氏、马氏商人还是选择一以贯之的方式，而不是改变策略，这使四堡书业灵活性大打折扣，限制了它潜在的发展空间。
从族谱对家庭忠诚推崇备至，以及许多加强远方书商和雾阁、马屋书坊联系的措施看，邹氏、马氏很清楚这个决定的风险。那该如何理解他们的选择呢？最可能的就是经济所迫。
在四堡书坊及书籍销售中，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和售书途中对宗族成员的信赖，是一种降低成本的方法，因为这样就不必雇佣工人、掮客，也不必花大笔旅费。到20世纪早期，微薄的利润也不允许商人花钱雇佣。那时，书坊的运行只能依靠小额资金，依靠节俭和书贩大范围的流动来获取利润。即便在书业繁荣的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四堡书商也尽可能降低成本。
简言之，他们依靠家庭、宗族成员和客家移民的个人网络来控制生产和销售成本，这样才能使他们在穷乡僻壤的书籍贸易有利可图。
打造“儒商”形象
前文提到，四堡书商会以“儒之风”和学者、文人交谈，以熟悉他们的兴趣和需求，这就涉及到四堡书商在商业活动中所秉持（或宣称秉持）的思想观念，或他们自己塑造的“儒商”形象。
儒商（即因经济所迫而“弃儒经商”）一词，在邹氏、马氏从事书业前，社会就已普遍使用。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甚至将“弃儒经商”看作16、17世纪“席卷中国”的一场“激烈的社会运动”。
邹氏、马氏族谱不断强调四堡书商的动机和行为：选择从事出版业或售书业，是经济拮据、深受儒家孝道影响的子女，在家庭责任感的驱使下，作出的迫不得已的决定，甚至把印刷术引进雾阁的传奇故事，当作孝顺之举：
马屋第—个从事出版业的人马维翰，由于父亲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放弃科举，从事书籍贸易，以维持一家生计，邹学圣也是在双亲年迈时回乡侍奉他们。后来的四堡出版商大都追随了这个典型，他们放弃了一个风格较低的儒家价值——为仕途读书（潜在意义上属于自利行径），转而接受一个更高尚、更纯粹无私的价值——尽孝持家。
虽然，四堡商人既没有著名的徽商家族那么“儒”，也没有那么“商”，无论是科考功名还是商业财富，他们都无法与这些大家族相颉颃。但他们可以举出一个无懈可击的特质，使他们有资格以儒商自诩——从事书业。
在族谱的修辞中，四堡书商在弃儒经商时，只选择从事出版业和售书业，体现了其儒家本质，其动机是纯正的。四堡书商坦率承认出版售书的逐利性质，同时也强调出版业是一种层次较高的商业，这种商业致力于传播学识，而不是追逐蝇头小利。邹氏族谱的序中谈到家族出版业的主要目的，不是维持生计，而是丰富这片国土的文化生活。
据族谱的记载，出版业不仅能提升本属不名誉行当的从业者的道德地位，而且能提升其社会地位。
这种在书业与治学、崇高的社会地位间建立联系的做法，被邹氏和马氏族谱的编撰者频频使用，将邹氏、马氏商人定位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人——这类人不仅谙熟典籍，还精通精英文化的伦理价值观，凸显四堡商人风格高尚，不汲汲于功利。
邹氏、马氏书商虽然依靠生意过活，却不像社会上传统的商人，他们对帝国晚期关于商人价值的辩论，采取的是比较保守的立场。没有大肆鼓吹商业对社会的贡献，而是辩称其从事行业的性质，使他们摆脱了传统商人固有的贪婪自私的习性。族谱还强调书商对其子嗣教育的重视，创办家塾是成功的书商首先要做的事。
邹氏和马氏族谱不断突出书商和地方精英间的密切联系，即他们因此获得的精英特征。至少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整个四堡地区成功的书商，和其他行业成功商人一起，构成了地方精英的核心。
有学者将四堡宗族共有地的高占有率，归因于手工业和商业，特别是书籍印刷销售业的发展。因为这些活动为购买族田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成功的出版商同时也是社会慈善家，常在宗族活动中扮演活跃的角色，他们修路筑桥，修建茶亭，设立义渡，赈灾济贫。这些活动都是士绅身份的—般标记，通过行善，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将这些善行载入族谱。书商意在表达的还包括新式“中产阶级”的“道德自制伦理”，这是一种信奉“为了自身和后代应该注重行善积德、对人宽宏大量，并以此作为财富的源泉”的伦理观，对店主和小商小贩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捐纳功名是商人获取士绅身份的另一种常用方式，四堡书商也热衷于此。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不妨说出版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雾阁和马屋监生精英的形成提供了资金。这些人在族谱中被列为国学生或太学生—国子监的学生，有些人还借此获得了一官半职。
有资料显示，成功的邹氏、马氏出版商大都被地方官看作地方领袖或县级要人。其中几个资本较雄厚的书商，被誉为“乡饮宾”，以此认可他们在地方上的重要性。
因为清代坊刻出版业受到学术界长期忽视，在中国书籍界，四堡依然籍籍无名。保存至今的同时代文献对四堡出版业几乎不着一字，研究中国书籍的当代学者几乎完全忽视了它。但正是四堡书商坊刻书目的平凡，才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四堡书商睿智地选择绝对普及的“畅销”书，而不是引人入胜的专业学术著作或文献资料，他们留下的正是帝国晚年的“畅销书排行”，是当年社会文化的最真实反映。
[编辑 陈 曦]
E-mail：cx@chinacbr.com
四堡的繁荣
据说，邹氏、马氏的出版生意非常成功，在头几十年，他们甚至吸引其他省份——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的书商来到偏僻的四堡，参加一年一度的书市。书坊也会派出书贩，在华南大部分省份贩卖四堡坊刻本，四堡的出版业为华南许多地区提供了教科书、日用类书、医药手册和占卜指南。
如果说，“一担书挑出去，换担银回来”这种说法并不是四堡印刷业真实发展的可靠记录，我们还有四堡昔日繁荣更为具体的标示物，即雾阁和马屋留存至今的大宅院，既是书坊，也是家宅，彰显出建造者家业的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