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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俄罗斯喀山大运会上，中国足球队0：2输于俄罗斯队，中国女篮惜败匈牙利，至此，中国大学生代表团三大球项目全军覆没。教体结合的发展瓶颈问题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专职教练短缺
今年69岁的金志扬看着自己的学生军以0：2的比分被淘汰出局，默默转身离开了球场，稍显佝偻的背影看上去让人心生悲凉，因为本届大运会是他的谢幕之作。金志扬执掌北京理工大学队，让球队进入中甲，还数次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扬威，体现出较高的执教理念和水平。然而，环顾我国高校，像金志扬这样既有威望又有文化底蕴、执教理念先进的足球教练实在太少了。因此，不少有识之士呼吁，面对越来越繁重的世界大赛任务和教体结合重任，高校急需培养更多的高水平教练员。一项调查表明，我国现有体育教师40余万名，高校体育教师大约几万名，专职教练员却不到100人。
近些年，一些高校引进了许多高水平的教练员，如清华大学引进国家跳水队的于芬和射击队的王义夫等，他们培养的运动员不仅打进了国家队，有的还成了世界冠军。我国庞大的退役运动员群体原本就是一个体育教练员的人才库，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从退役运动员中选拔教练到高校任教。然而，多数到高校任教的高水平教练却在为发论文和评职称而纠结，前途并不光明。邹师思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一名体育教师，2006年她离开了效力十几年的湖北省羽毛球队来到高校任教，几年过去了，带出过多个世界大运会冠军的她依然是一名讲师。
金志扬、于芬都是在获得高级职称后被学校以特殊人才引进的，因此不存在评职称难的问题，但他们的收入确实比在国家或省队时减少了。著名的乒乓球选手丁松退役后选择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一直是一名讲师。丁松说：“因为要过论文关、外语关等，我没有优势，只能慢慢熬吧，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认命了。”
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羽毛球是大学生普遍喜爱的项目，但却没有大学生自己的联赛。“原因很简单，缺钱、缺高水平的人打比赛。”中国大学生体协羽毛球分会主席、北京交通大学副书记颜吾佴如是说。大学生篮球联赛和足球联赛虽然情况稍好，却也仅仅够维持而已。传统大项中，田径的地位最为尴尬，因为缺钱，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学生田径比赛还停过一年。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专职副主席王晓毅说，国家对高校体育尤其是竞赛的投入少得可怜。长期以来，教育经费短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作为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学校体育资金投入一直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冲进中甲足球联赛的北京理工大学代表队，被许多人寄予厚望并被当成是教体结合的典范。然而进入职业联赛以来，该队始终被经费不足所困扰。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李和章说，我们足球队一年的花费在七八百万元，还比不上中甲球队一个外援的身价。教育部学生体协联合秘书处秘书长杨立国说：“目前各级学校办运动队几乎都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来筹划经费，大学的训练和竞赛都没有专款保证，体育系统的钱很难进到学校里来，教体结合很难长期支撑下去。”
上海市曾由教委和体育局分别出资，作为教体结合的专项经费下拨给学校，收到了较好效果。但对于国内绝大多数学校而言，经费依然是教体结合难解的困局。一位长期从事课余训练的教师说：“说到教体结合便想到了教育和体育一起培养人才，可哪有既让马儿跑得快，又让马儿不吃草的理呢？”王晓毅认为，政府应该考虑将跆拳道、田径、足球等一些适合学校开展的项目布局到高校中，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投入。李和章指出，不妨学习高校对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设立专项资金的办法，专门设立体育专项资金，缓解学生竞赛经费不足矛盾。
必须从学训矛盾中走出来
培养大中小学生运动员，究竟应该教体结合还是体教结合，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中国人民大学近年来和国家队合办跳水队，采取的是运动员在国家队训练、学校送教上门，但运动员们反映，训练压力太重，很难学到太多东西，“希望退役后到学校里真正学点东西”。
首都体育学院钟秉枢认为，无论是体教结合，还是教体结合，都没有真正解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学训矛盾问题，因为影响运动员文化学习的主要因素是时间和精力。当运动员每周要进行30至40个小时训练，再好的体制和机制也无法让运动员有时间和精力完成好学业。钟秉枢说，拥有36万名大学生运动员的美国全国高校体育协会就明文规定，其大学生运动员每周训练不得超过6天，周训练时间不得超过20个小时。我国也应该对学生运动员的训练时间做出严格规定，“否则学生运动员和专业选手有什么区别？”
按理说，教体结合应是教育系统与体育系统共享资源，形成合力。但我国目前仍是两套系统并行，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守住各自阵地，各行其是，体教之间存在无形的壁垒：教育的事，体育口办不好；体育的事，教育负担不起。
即使两个部门有心合作，一旦涉及部门利益和权力重叠，很多“看上去很美”的目标往往难以实现。以校园足球为例，现在开展校园足球都是通过足协进行，但离开了教育的支持便寸步难行，于是出现了大部分地区教育和体育依然各干各的，校园足球又回到体育系统办竞赛的老路上。
钟秉枢认为，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在于缺乏顶层的制度设计和保障，“为什么不能把地方体育训练基地，如校园足球项目索性交给学校办，由学校来代表地方参赛呢？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问题，就看有没有决心改革”。
专职教练短缺
今年69岁的金志扬看着自己的学生军以0：2的比分被淘汰出局，默默转身离开了球场，稍显佝偻的背影看上去让人心生悲凉，因为本届大运会是他的谢幕之作。金志扬执掌北京理工大学队，让球队进入中甲，还数次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扬威，体现出较高的执教理念和水平。然而，环顾我国高校，像金志扬这样既有威望又有文化底蕴、执教理念先进的足球教练实在太少了。因此，不少有识之士呼吁，面对越来越繁重的世界大赛任务和教体结合重任，高校急需培养更多的高水平教练员。一项调查表明，我国现有体育教师40余万名，高校体育教师大约几万名，专职教练员却不到100人。
近些年，一些高校引进了许多高水平的教练员，如清华大学引进国家跳水队的于芬和射击队的王义夫等，他们培养的运动员不仅打进了国家队，有的还成了世界冠军。我国庞大的退役运动员群体原本就是一个体育教练员的人才库，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从退役运动员中选拔教练到高校任教。然而，多数到高校任教的高水平教练却在为发论文和评职称而纠结，前途并不光明。邹师思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一名体育教师，2006年她离开了效力十几年的湖北省羽毛球队来到高校任教，几年过去了，带出过多个世界大运会冠军的她依然是一名讲师。
金志扬、于芬都是在获得高级职称后被学校以特殊人才引进的，因此不存在评职称难的问题，但他们的收入确实比在国家或省队时减少了。著名的乒乓球选手丁松退役后选择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一直是一名讲师。丁松说：“因为要过论文关、外语关等，我没有优势，只能慢慢熬吧，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认命了。”
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羽毛球是大学生普遍喜爱的项目，但却没有大学生自己的联赛。“原因很简单，缺钱、缺高水平的人打比赛。”中国大学生体协羽毛球分会主席、北京交通大学副书记颜吾佴如是说。大学生篮球联赛和足球联赛虽然情况稍好，却也仅仅够维持而已。传统大项中，田径的地位最为尴尬，因为缺钱，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学生田径比赛还停过一年。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专职副主席王晓毅说，国家对高校体育尤其是竞赛的投入少得可怜。长期以来，教育经费短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作为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学校体育资金投入一直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冲进中甲足球联赛的北京理工大学代表队，被许多人寄予厚望并被当成是教体结合的典范。然而进入职业联赛以来，该队始终被经费不足所困扰。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李和章说，我们足球队一年的花费在七八百万元，还比不上中甲球队一个外援的身价。教育部学生体协联合秘书处秘书长杨立国说：“目前各级学校办运动队几乎都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来筹划经费，大学的训练和竞赛都没有专款保证，体育系统的钱很难进到学校里来，教体结合很难长期支撑下去。”
上海市曾由教委和体育局分别出资，作为教体结合的专项经费下拨给学校，收到了较好效果。但对于国内绝大多数学校而言，经费依然是教体结合难解的困局。一位长期从事课余训练的教师说：“说到教体结合便想到了教育和体育一起培养人才，可哪有既让马儿跑得快，又让马儿不吃草的理呢？”王晓毅认为，政府应该考虑将跆拳道、田径、足球等一些适合学校开展的项目布局到高校中，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投入。李和章指出，不妨学习高校对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设立专项资金的办法，专门设立体育专项资金，缓解学生竞赛经费不足矛盾。
必须从学训矛盾中走出来
培养大中小学生运动员，究竟应该教体结合还是体教结合，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中国人民大学近年来和国家队合办跳水队，采取的是运动员在国家队训练、学校送教上门，但运动员们反映，训练压力太重，很难学到太多东西，“希望退役后到学校里真正学点东西”。
首都体育学院钟秉枢认为，无论是体教结合，还是教体结合，都没有真正解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学训矛盾问题，因为影响运动员文化学习的主要因素是时间和精力。当运动员每周要进行30至40个小时训练，再好的体制和机制也无法让运动员有时间和精力完成好学业。钟秉枢说，拥有36万名大学生运动员的美国全国高校体育协会就明文规定，其大学生运动员每周训练不得超过6天，周训练时间不得超过20个小时。我国也应该对学生运动员的训练时间做出严格规定，“否则学生运动员和专业选手有什么区别？”
按理说，教体结合应是教育系统与体育系统共享资源，形成合力。但我国目前仍是两套系统并行，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守住各自阵地，各行其是，体教之间存在无形的壁垒：教育的事，体育口办不好；体育的事，教育负担不起。
即使两个部门有心合作，一旦涉及部门利益和权力重叠，很多“看上去很美”的目标往往难以实现。以校园足球为例，现在开展校园足球都是通过足协进行，但离开了教育的支持便寸步难行，于是出现了大部分地区教育和体育依然各干各的，校园足球又回到体育系统办竞赛的老路上。
钟秉枢认为，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在于缺乏顶层的制度设计和保障，“为什么不能把地方体育训练基地，如校园足球项目索性交给学校办，由学校来代表地方参赛呢？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问题，就看有没有决心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