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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广义而言，权力无非就是支配力。拥有支配性权力的人，本能上不喜欢实话实说。在帝制时代，君主或多或少能够纳直言，对权力的行使有所规范，客观上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受到一些有形和无形的限制。君主的专制程度越高，人们说实话、说真话的空间就越狭窄。通过对传统政治的考察，我们看到，权力只要绝对化，就必定是“无法无天”的。今天的国人，除了继承古之士大夫“修齐治平”的道德责任感之外，还应着力修建我们制度的堤防，防止人性中恶的成分在不适当的时候溢出。
关键词 权力 实话 道理 制度 人性
【作者简介】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中国制度、农村政治与文化。
主要著作：《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农民意识的变迁》、《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拳民与教民》、《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重说中国近代史》等。
权力扩张的逻辑及其限度
广义上的权力是无所不在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权力无非就是支配力，只要有能力支配他人，就意味着拥有权力。本文讲的权力，仅限于政治领域，只讨论由于强力或者政治制度规定了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
中国有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如果加上此前的王制时期，中国3700多年的历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古语虽然有“民”、“氓”、“黔首”等称谓，但民众在历史里只是一团模糊的身影。历史，就是支配者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的叙事，只是权力支配的叙事。今天的人们比较喜欢说权力异化这个概念，但权力其实没有“异化”这回事，支配者使用权力时如果没有顾忌和障碍，百分之百都是趋于无限扩张的，最终，都让人受不了。
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的权力来源都是强力，或者说暴力。“马上打天下”是一个通则，任何人不能例外。即使通过宫廷政变夺天下，背后也是武力，没有武力的支撑，就没有逼宫，更没有政变。但是，马上打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也是一个统治的通则。以武力运作的方式统治，无一例外都是短命的。即使像中世纪蒙古这样世界公认的强大军事力量，按武力模式统治，也就维持了不到百年。五代十国军阀统治时期，五个朝代，总共51年，平均每个朝代10年左右。皇帝宝座传到儿子，屁股没坐热，政权就倾覆了。被支配者民众的活动，在平时没有多少记录，可一旦民不堪命、民变蜂起之时，模糊的“民”就成了主角。
也就是说，权力可以用武力夺取，但如果权力的使用不讲道理，没有节制，那么，“二世而亡”就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反过来，恰是这个严峻的现实使得权力的拥有者懂得，使用权力要讲道理，要有所节制。
讲道理，有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是大道理，按孔子的说法，是仁政，孟子解释说，之所以要行仁政，是因为“民为邦本”。就是说，民是统治者的最大资产，没有了这个资产，就成了穷光蛋，孤家寡人，也就没本钱统治了。第二是有什么说什么。首先是把事情应该怎么办的道理原原本本说出来，不打埋伏，实话实说。其次是不隐瞒实情，不对上级搞信息封锁，尤其是不能蒙蔽皇帝。所以，讲道理，实际上就是说实话。
没有一个皇帝喜欢被人蒙蔽，没有一个皇帝嘴上不说“喜欢臣子说实话”。而且，只要实话说得比较多，王朝就兴旺，实话没有人说，谎言充斥，王朝就注定衰亡。但是，现实的王朝政治，实话实说，还真是个难事。犯颜直谏，在史书上绝对是美德，但现实中却非常稀少。固然，像秦二世那样，被蒙蔽到鹿马不分，对外界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或像明熹宗那样，只顾埋头嬉戏或者做木工，外面的事情不闻不问，应该属于极端状况。但是，完全不被蒙蔽的皇帝，还真的就不存在。尽管韩非子教了好些不被蒙蔽的权术高招，帝王们也如实地照搬施用，同时，用雷霆之怒、严酷的刑责惩罚欺蒙者，但还是消弭不了被欺蒙的可能。不仅皇帝如此，每个上级，也都如此。一级蒙一级的可能性，永远都存在。
这是因为，拥有支配性权力的人，本能上不喜欢实话实说。人性的弱点，就是目好色，耳喜恭维之声，说白了，就是喜欢听好听的话。文明程度越高，这样的弱点就越是明显。人人都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大权在握之人，听得进逆耳的忠言，却往往都是被迫的。中国历史上，汉唐并称盛世，简单地说，就是这两个朝代对实话的容忍度高一些。但这个高容忍度的前提，是因为这两个朝代前面的朝代都是二世而亡。殷鉴不远，不容他们不谨慎。
实话实说背后的君权制约机制
在帝制时代，君主或多或少能够纳直言，听得进意见。或者说，按照实话的逻辑，对权力的行使有所规范。客观地说，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受到一些有形和无形的限制。第一种限制，是大道理的限制。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凭借的是法家思想。但是，法家思想利于打天下，巩固江山却不灵。后世皇帝“独尊儒术”的选择，等于承认在最高权力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道理的存在。在政治上，“皇权接受一个更高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制约，士人官僚的‘规谏’构成了制约皇权、调节政治的重要机制”。①大道理不仅要放在庙堂之上，而且需要通过士人官僚不断地实话实说，才能对君主的权力构成制约。
第二种限制，是制度。王朝的制度，都是经君主同意确立的。权力的行使，要按制度的轨道走。这里本身就蕴含着对权力的制约。汉文帝时发生在廷尉张释之身上的一个故事，非常耐人寻味：“顷之，上（指汉文帝，作者注）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驾，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②皇帝可以自己执法，把惊了他的马车的人杀掉，但如果交给廷尉（汉初主管司法的官员），那么就是进入了司法和制度轨道，就得按法律和制度办。这就是制度的制约。后世史家公认汉唐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其优越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集体决策机制，任何重大决策，必须经过朝廷重臣的集体讨论，朝议和廷争之后才能拍板。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可以实话实说，不必担心受惩罚。即使形成了决策（诏令），某些专门的机构，比如门下省，也可以封驳，即打回去重议。而御史台的谏官也可以提意见，让皇帝回心转意。 当然，对皇帝权力最大的限制是士大夫官僚群体。自汉朝之后，官僚基本上由儒家士大夫担任，而儒家士大夫一向以儒家伦理的阐释者自居，有“修齐治平”之志。为帝王师，是他们生活事业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有引导、规劝君主的使命。反过来，君主一般也以“与士大夫共天下”为信条。接受指导、接受规劝，是一个“明君”的基本形象。就情势而论，大一统的帝制国家，皇帝必须依靠官僚们来统治天下，如果没有官僚的协助，他将寸步难行。所以也就必须接受官僚体系的制约。
显然，这三种限制之所以能成为限制，关键是皇帝本身还有所忌惮，担心自己做了亡国之君，担心祖宗江山亡于顷刻，也担心因自己的行为不当留下万世骂名。如果他像隋炀帝那样，觉得即使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该做皇帝，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如果他像秦二世和明熹宗那样，根本没有长大，心智停留在儿童状态，一味贪玩，专心胡闹，那么，他在理论上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任何限制对他都不起作用。
人性的弱点，威力巨大。作为君主，就本心而论，他们其实更乐意不受限制，不听规劝，任着自己的性子来。选择接班人，是皇权政治的头等大事。皇帝选择接班人，按规矩是一回事，论喜好则是另一回事，即不讲道理的胡来。从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开始，就喜欢这样胡来。原本已经按规矩，定下了皇后生的长子刘盈为太子，但他晚年偏爱宠妃戚夫人，非要废掉刘盈，立戚夫人生的儿子为太子。御史大夫周昌是个结巴，闻讯只会结结巴巴地抗议，“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诏”。③但能说会道的儒者叔孙通则说：“昔者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而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共）苦食啖，岂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最后打动了刘邦，收回成命，缩了回去，说换太子不过开玩笑而已（“吾特戏耳”）。④显然，如果不是出于害怕亡国的担忧，以及秦亡的阴影作祟，即使聪明如汉高祖刘邦，也一样会任着性子，听自己喜欢女人的耳边风，擅自改动继承人，而且一干到底，不管大臣们的劝阻。
权力的放纵必然导致实话的扭曲
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帝制的历史上，尽管君主们知道实话实说对他们的统治有莫大的好处，但他们却一直在做一种反向的努力，尽力削减人们说真话、说实话的空间。即使在唐朝，也是苏味道这样的模棱宰相做得比较长。而李林甫这样诸事顺着皇帝说、事事逢迎皇帝的宰相，干得也是风生水起。李林甫不仅自己不说实话，也不许别人说，让谏议之官去学御马监的仪仗马，一声不响。我们伟大的诗人杜甫，在担任左拾遗（皇帝身边的谏议官）时，因为多了句嘴，就丢了乌纱帽。从盛唐到晚唐，皇帝也一直在降低宰相们的官衔，好让他们没那么大的资本跟自己争吵。进入宋代，一直在皇帝身边坐而论道的宰相们忽然之间就没有了座位。有种说法，是宋太祖做皇帝的时候，前朝降臣范质为相，欲有文字进呈，宋太祖说，“我看不清，你走近点”，然后偷偷令宦官把范质的座位撤了，从此，宰相上朝无座。也有材料说其实是范质故意谄媚，自己不要座位，开了一个恶例。近世著名文史学者陈登原先生认为，宰相没有座位，就是“由于范质之逢迎”。⑤但是，这样的逢迎跟皇帝的喜好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范质这样的宰相，不敢在皇帝面前有座位，其实是出于皇权的无形压力。
到了明代，一身流氓气的开国皇帝把宰相也给废了，而且开创了帝制国家特务政治的先例，设立锦衣卫、东西厂，走法外的轨道，口衔天宪，随意迫害群臣。御史台（明代叫都察院）里再也没有了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谏议官，御史只对下，不对上。而继承明制的清代，自负的皇帝连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在他们看来，治国平天下是皇帝的职责，跟士大夫不相干。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就是跟皇帝争天下。甚至，传统的士大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也被皇帝收去。乾隆皇帝解经，被拍马屁的臣子奉为经典之上的经典。后来的臣子读经，只能按皇帝意思来，越轨就是离经叛道。为了让士大夫们彻底闭嘴，清代的文字狱一个接一个，在动辄获咎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只好去做朴学，埋头考据。在这种根本不让人说话的政治气氛里，乾、嘉、道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多磕头少说话”成为清代臣子们必须遵行的准则。很多臣子，把磕头当成了健身体操，每日练习。在清朝，磕头甚至是一门功课、一门技术，需要前辈来传授的。所以，做臣子的，大道理是绝对不能讲了，要讲，也得皇帝自己讲。即使皇帝垂询，臣子们也只能就皇帝的意思，说一点技术性的话。皇帝要求臣子的，只是做事，别妄想做大臣，只能做奴才。甚至到了晚清，大清江山都需要靠在野的士大夫练乡团来拯救了，在西太后的评价体系里，“能做事”是对臣子的最好褒奖。
君主的专制程度越高，人们说实话、说真话的空间就越狭窄。若君主可以肆无忌惮地凭一己的好恶，甚至一时兴起、一时的气愤就可以福人祸人，就势必引来越来越密集而高调的逢迎和奉承。君主如此，坐镇一方的高官也是如此。人性如此，只要说好听话的人在权力场中会得到好报，官场中人就会自动地用马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一切。而不会、也不乐意这样做的人，就越来越被疏远。被马屁灌饱了的人，一般来说，都会出现两种病症：一是自我膨胀，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二是不大能容忍与自己判断不同的意见，至于刺耳的实话，则更是要暴跳如雷，继而大张跶伐。
有了这样的病状之后，一般来说，无论是臣子，还是下属，都不会在他们的耳边说他们不喜欢听的话了。即使不出于逢迎求官求财的动机，有谁乐意讨不自在呢？反过来，这些有权的“猛人”，也就特别容易被人包围，根本无从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如果还有人想挽回时局，想方设法说点实话，透露一点真实的信息，也只能走迂回路线。把真话和实话，变成一种变相的马屁，迂回地灌进去。举一个例子，光绪六年八月，西太后身边的太监李三顺，奉西太后之命送食物给西太后的妹妹，出宫时忘记带腰牌，被午门的护军拦下。争吵之中，太监恃宠骄横，把食盒摔在地上，回去禀报西太后，说护军无理。结果西太后大怒，非要治一干护军死罪不可。这样的事，明明是护军按制度规定办的，没有过错，但西太后就是偏听太监的一面之词，非要法外加刑，严惩护军。事情一出，朝野大哗。可是任谁来劝，西太后就是不听，固执己见。最后，张之洞上了一个奏折，从爱护西太后、维护宫中安全的角度来劝西太后，西太后才听进去了一点。任是如此，最后的处理结果，护军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还是受到了惩罚。 后来，甲午之战，中国惨败，为了保住皇权，清廷不得已推行变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参与变法的谋臣不会讲话，得罪了西太后。一个明明非变法不能自存的局面，西太后就是不管不顾，毅然发动政变，废止了变法，差点将国家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个国家的政治，若是到了实话不能实说，非得绕着弯子说，迂回地说，把实话变成马屁来说，才能于时局有所小补的时候，政治空气就已经相当恶劣了。这种时候，我们看到，有责任的热血之士，如果还想在体制内做点事，就非得把自己变成八面玲珑的“琉璃蛋”，变成特别会说话的“巧嘴八哥”。否则，就只好投身反叛队伍，致力于推翻现实政权。这是实话的扭曲，但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的扭曲。这样的扭曲严重了，离政权垮台也就不远了。
权力的行使须有制度的约束
通过对传统政治的考察，我们看到，权力只要绝对化，就必定是无法无天的。权力是要人来行使的，而人则是有人性的弱点的。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期待有权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自我约束，不再放纵权力。但是，迄今为止，无一成功。即使像汉文帝和唐太宗这样千古称颂的明君，他们的明智，他们的从谏如流，也是建立在对亡国的忌惮上的；而且在骨子里，对犯颜直谏的人，都不喜欢。这一点，从著名的直谏之臣魏征死后的遭遇，就可以看出。历史告诉我们，单凭统治者的明智、大度来容忍实话，尽管实话对他们有利，也是靠不住的。人人都不喜欢一言堂，但都是不喜欢别人一言堂。自己一言堂，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正因为人有这样的弱点，很难靠自己的道德修养克服的弱点，所以，对权力的约束，才是良好政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从历史上看，作为儒家思想载体的士大夫，他们中的某些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的确构成了政治中说实话的要素。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不怕杀头，而坚持说实话的人。但是，也正是儒家的“性善说”的出发点，使得人们在建构制度的时候，始终难以将用制度和法律克制人性之恶作为重点，总是把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放给人的道德自觉。结果，一次次演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循环剧。
今天的国人，当然应该继承古之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修齐治平的道德责任感，但是，我们还应该着力修建我们制度的堤防，防止人性中恶的成分在不适当的时候溢出。古今世事大变，可是，人性的变化其实并不大。人性的弱点，是超越国界，超越地域，超越信仰，超越时空，也超越意识形态的。对人性恶的防范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对权力的约束亦未有穷期。
注释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汉书》（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10页。
《汉书》（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95、2129页。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87～88页。
责 编∕郑韶武
The Boundary of Power and the Space for Telling Truth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Truth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Tradition
Zhang Ming
Abstract： Power is omnipresent. People with predominant power inherently tend not to tell the truth. In the monarchy age， the monarchs could more or less accept the truth and regulate the exercise of power. Objectively speaking， this is because there are some limits， tangible or intangible， being placed on their power. The more autocratic the monarchs， the narrower the space for people to tell the trut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olitics leads us to see that if someone has absolute power， he or she is bound to defy any human law. At present， in addition to inheriting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ancient scholars towards their family and state， people should also strive to hav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lay a role in preventing the evil part of human nature from causing harm.
Keywords： power， truth， reason， system， human nature
关键词 权力 实话 道理 制度 人性
【作者简介】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中国制度、农村政治与文化。
主要著作：《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农民意识的变迁》、《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拳民与教民》、《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重说中国近代史》等。
权力扩张的逻辑及其限度
广义上的权力是无所不在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权力无非就是支配力，只要有能力支配他人，就意味着拥有权力。本文讲的权力，仅限于政治领域，只讨论由于强力或者政治制度规定了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
中国有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如果加上此前的王制时期，中国3700多年的历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古语虽然有“民”、“氓”、“黔首”等称谓，但民众在历史里只是一团模糊的身影。历史，就是支配者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的叙事，只是权力支配的叙事。今天的人们比较喜欢说权力异化这个概念，但权力其实没有“异化”这回事，支配者使用权力时如果没有顾忌和障碍，百分之百都是趋于无限扩张的，最终，都让人受不了。
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的权力来源都是强力，或者说暴力。“马上打天下”是一个通则，任何人不能例外。即使通过宫廷政变夺天下，背后也是武力，没有武力的支撑，就没有逼宫，更没有政变。但是，马上打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也是一个统治的通则。以武力运作的方式统治，无一例外都是短命的。即使像中世纪蒙古这样世界公认的强大军事力量，按武力模式统治，也就维持了不到百年。五代十国军阀统治时期，五个朝代，总共51年，平均每个朝代10年左右。皇帝宝座传到儿子，屁股没坐热，政权就倾覆了。被支配者民众的活动，在平时没有多少记录，可一旦民不堪命、民变蜂起之时，模糊的“民”就成了主角。
也就是说，权力可以用武力夺取，但如果权力的使用不讲道理，没有节制，那么，“二世而亡”就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反过来，恰是这个严峻的现实使得权力的拥有者懂得，使用权力要讲道理，要有所节制。
讲道理，有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是大道理，按孔子的说法，是仁政，孟子解释说，之所以要行仁政，是因为“民为邦本”。就是说，民是统治者的最大资产，没有了这个资产，就成了穷光蛋，孤家寡人，也就没本钱统治了。第二是有什么说什么。首先是把事情应该怎么办的道理原原本本说出来，不打埋伏，实话实说。其次是不隐瞒实情，不对上级搞信息封锁，尤其是不能蒙蔽皇帝。所以，讲道理，实际上就是说实话。
没有一个皇帝喜欢被人蒙蔽，没有一个皇帝嘴上不说“喜欢臣子说实话”。而且，只要实话说得比较多，王朝就兴旺，实话没有人说，谎言充斥，王朝就注定衰亡。但是，现实的王朝政治，实话实说，还真是个难事。犯颜直谏，在史书上绝对是美德，但现实中却非常稀少。固然，像秦二世那样，被蒙蔽到鹿马不分，对外界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或像明熹宗那样，只顾埋头嬉戏或者做木工，外面的事情不闻不问，应该属于极端状况。但是，完全不被蒙蔽的皇帝，还真的就不存在。尽管韩非子教了好些不被蒙蔽的权术高招，帝王们也如实地照搬施用，同时，用雷霆之怒、严酷的刑责惩罚欺蒙者，但还是消弭不了被欺蒙的可能。不仅皇帝如此，每个上级，也都如此。一级蒙一级的可能性，永远都存在。
这是因为，拥有支配性权力的人，本能上不喜欢实话实说。人性的弱点，就是目好色，耳喜恭维之声，说白了，就是喜欢听好听的话。文明程度越高，这样的弱点就越是明显。人人都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大权在握之人，听得进逆耳的忠言，却往往都是被迫的。中国历史上，汉唐并称盛世，简单地说，就是这两个朝代对实话的容忍度高一些。但这个高容忍度的前提，是因为这两个朝代前面的朝代都是二世而亡。殷鉴不远，不容他们不谨慎。
实话实说背后的君权制约机制
在帝制时代，君主或多或少能够纳直言，听得进意见。或者说，按照实话的逻辑，对权力的行使有所规范。客观地说，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受到一些有形和无形的限制。第一种限制，是大道理的限制。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凭借的是法家思想。但是，法家思想利于打天下，巩固江山却不灵。后世皇帝“独尊儒术”的选择，等于承认在最高权力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道理的存在。在政治上，“皇权接受一个更高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制约，士人官僚的‘规谏’构成了制约皇权、调节政治的重要机制”。①大道理不仅要放在庙堂之上，而且需要通过士人官僚不断地实话实说，才能对君主的权力构成制约。
第二种限制，是制度。王朝的制度，都是经君主同意确立的。权力的行使，要按制度的轨道走。这里本身就蕴含着对权力的制约。汉文帝时发生在廷尉张释之身上的一个故事，非常耐人寻味：“顷之，上（指汉文帝，作者注）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驾，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②皇帝可以自己执法，把惊了他的马车的人杀掉，但如果交给廷尉（汉初主管司法的官员），那么就是进入了司法和制度轨道，就得按法律和制度办。这就是制度的制约。后世史家公认汉唐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其优越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集体决策机制，任何重大决策，必须经过朝廷重臣的集体讨论，朝议和廷争之后才能拍板。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可以实话实说，不必担心受惩罚。即使形成了决策（诏令），某些专门的机构，比如门下省，也可以封驳，即打回去重议。而御史台的谏官也可以提意见，让皇帝回心转意。 当然，对皇帝权力最大的限制是士大夫官僚群体。自汉朝之后，官僚基本上由儒家士大夫担任，而儒家士大夫一向以儒家伦理的阐释者自居，有“修齐治平”之志。为帝王师，是他们生活事业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有引导、规劝君主的使命。反过来，君主一般也以“与士大夫共天下”为信条。接受指导、接受规劝，是一个“明君”的基本形象。就情势而论，大一统的帝制国家，皇帝必须依靠官僚们来统治天下，如果没有官僚的协助，他将寸步难行。所以也就必须接受官僚体系的制约。
显然，这三种限制之所以能成为限制，关键是皇帝本身还有所忌惮，担心自己做了亡国之君，担心祖宗江山亡于顷刻，也担心因自己的行为不当留下万世骂名。如果他像隋炀帝那样，觉得即使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该做皇帝，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如果他像秦二世和明熹宗那样，根本没有长大，心智停留在儿童状态，一味贪玩，专心胡闹，那么，他在理论上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任何限制对他都不起作用。
人性的弱点，威力巨大。作为君主，就本心而论，他们其实更乐意不受限制，不听规劝，任着自己的性子来。选择接班人，是皇权政治的头等大事。皇帝选择接班人，按规矩是一回事，论喜好则是另一回事，即不讲道理的胡来。从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开始，就喜欢这样胡来。原本已经按规矩，定下了皇后生的长子刘盈为太子，但他晚年偏爱宠妃戚夫人，非要废掉刘盈，立戚夫人生的儿子为太子。御史大夫周昌是个结巴，闻讯只会结结巴巴地抗议，“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诏”。③但能说会道的儒者叔孙通则说：“昔者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而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共）苦食啖，岂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最后打动了刘邦，收回成命，缩了回去，说换太子不过开玩笑而已（“吾特戏耳”）。④显然，如果不是出于害怕亡国的担忧，以及秦亡的阴影作祟，即使聪明如汉高祖刘邦，也一样会任着性子，听自己喜欢女人的耳边风，擅自改动继承人，而且一干到底，不管大臣们的劝阻。
权力的放纵必然导致实话的扭曲
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帝制的历史上，尽管君主们知道实话实说对他们的统治有莫大的好处，但他们却一直在做一种反向的努力，尽力削减人们说真话、说实话的空间。即使在唐朝，也是苏味道这样的模棱宰相做得比较长。而李林甫这样诸事顺着皇帝说、事事逢迎皇帝的宰相，干得也是风生水起。李林甫不仅自己不说实话，也不许别人说，让谏议之官去学御马监的仪仗马，一声不响。我们伟大的诗人杜甫，在担任左拾遗（皇帝身边的谏议官）时，因为多了句嘴，就丢了乌纱帽。从盛唐到晚唐，皇帝也一直在降低宰相们的官衔，好让他们没那么大的资本跟自己争吵。进入宋代，一直在皇帝身边坐而论道的宰相们忽然之间就没有了座位。有种说法，是宋太祖做皇帝的时候，前朝降臣范质为相，欲有文字进呈，宋太祖说，“我看不清，你走近点”，然后偷偷令宦官把范质的座位撤了，从此，宰相上朝无座。也有材料说其实是范质故意谄媚，自己不要座位，开了一个恶例。近世著名文史学者陈登原先生认为，宰相没有座位，就是“由于范质之逢迎”。⑤但是，这样的逢迎跟皇帝的喜好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范质这样的宰相，不敢在皇帝面前有座位，其实是出于皇权的无形压力。
到了明代，一身流氓气的开国皇帝把宰相也给废了，而且开创了帝制国家特务政治的先例，设立锦衣卫、东西厂，走法外的轨道，口衔天宪，随意迫害群臣。御史台（明代叫都察院）里再也没有了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谏议官，御史只对下，不对上。而继承明制的清代，自负的皇帝连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在他们看来，治国平天下是皇帝的职责，跟士大夫不相干。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就是跟皇帝争天下。甚至，传统的士大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也被皇帝收去。乾隆皇帝解经，被拍马屁的臣子奉为经典之上的经典。后来的臣子读经，只能按皇帝意思来，越轨就是离经叛道。为了让士大夫们彻底闭嘴，清代的文字狱一个接一个，在动辄获咎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只好去做朴学，埋头考据。在这种根本不让人说话的政治气氛里，乾、嘉、道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多磕头少说话”成为清代臣子们必须遵行的准则。很多臣子，把磕头当成了健身体操，每日练习。在清朝，磕头甚至是一门功课、一门技术，需要前辈来传授的。所以，做臣子的，大道理是绝对不能讲了，要讲，也得皇帝自己讲。即使皇帝垂询，臣子们也只能就皇帝的意思，说一点技术性的话。皇帝要求臣子的，只是做事，别妄想做大臣，只能做奴才。甚至到了晚清，大清江山都需要靠在野的士大夫练乡团来拯救了，在西太后的评价体系里，“能做事”是对臣子的最好褒奖。
君主的专制程度越高，人们说实话、说真话的空间就越狭窄。若君主可以肆无忌惮地凭一己的好恶，甚至一时兴起、一时的气愤就可以福人祸人，就势必引来越来越密集而高调的逢迎和奉承。君主如此，坐镇一方的高官也是如此。人性如此，只要说好听话的人在权力场中会得到好报，官场中人就会自动地用马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一切。而不会、也不乐意这样做的人，就越来越被疏远。被马屁灌饱了的人，一般来说，都会出现两种病症：一是自我膨胀，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二是不大能容忍与自己判断不同的意见，至于刺耳的实话，则更是要暴跳如雷，继而大张跶伐。
有了这样的病状之后，一般来说，无论是臣子，还是下属，都不会在他们的耳边说他们不喜欢听的话了。即使不出于逢迎求官求财的动机，有谁乐意讨不自在呢？反过来，这些有权的“猛人”，也就特别容易被人包围，根本无从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如果还有人想挽回时局，想方设法说点实话，透露一点真实的信息，也只能走迂回路线。把真话和实话，变成一种变相的马屁，迂回地灌进去。举一个例子，光绪六年八月，西太后身边的太监李三顺，奉西太后之命送食物给西太后的妹妹，出宫时忘记带腰牌，被午门的护军拦下。争吵之中，太监恃宠骄横，把食盒摔在地上，回去禀报西太后，说护军无理。结果西太后大怒，非要治一干护军死罪不可。这样的事，明明是护军按制度规定办的，没有过错，但西太后就是偏听太监的一面之词，非要法外加刑，严惩护军。事情一出，朝野大哗。可是任谁来劝，西太后就是不听，固执己见。最后，张之洞上了一个奏折，从爱护西太后、维护宫中安全的角度来劝西太后，西太后才听进去了一点。任是如此，最后的处理结果，护军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还是受到了惩罚。 后来，甲午之战，中国惨败，为了保住皇权，清廷不得已推行变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参与变法的谋臣不会讲话，得罪了西太后。一个明明非变法不能自存的局面，西太后就是不管不顾，毅然发动政变，废止了变法，差点将国家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个国家的政治，若是到了实话不能实说，非得绕着弯子说，迂回地说，把实话变成马屁来说，才能于时局有所小补的时候，政治空气就已经相当恶劣了。这种时候，我们看到，有责任的热血之士，如果还想在体制内做点事，就非得把自己变成八面玲珑的“琉璃蛋”，变成特别会说话的“巧嘴八哥”。否则，就只好投身反叛队伍，致力于推翻现实政权。这是实话的扭曲，但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的扭曲。这样的扭曲严重了，离政权垮台也就不远了。
权力的行使须有制度的约束
通过对传统政治的考察，我们看到，权力只要绝对化，就必定是无法无天的。权力是要人来行使的，而人则是有人性的弱点的。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期待有权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自我约束，不再放纵权力。但是，迄今为止，无一成功。即使像汉文帝和唐太宗这样千古称颂的明君，他们的明智，他们的从谏如流，也是建立在对亡国的忌惮上的；而且在骨子里，对犯颜直谏的人，都不喜欢。这一点，从著名的直谏之臣魏征死后的遭遇，就可以看出。历史告诉我们，单凭统治者的明智、大度来容忍实话，尽管实话对他们有利，也是靠不住的。人人都不喜欢一言堂，但都是不喜欢别人一言堂。自己一言堂，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正因为人有这样的弱点，很难靠自己的道德修养克服的弱点，所以，对权力的约束，才是良好政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从历史上看，作为儒家思想载体的士大夫，他们中的某些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的确构成了政治中说实话的要素。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不怕杀头，而坚持说实话的人。但是，也正是儒家的“性善说”的出发点，使得人们在建构制度的时候，始终难以将用制度和法律克制人性之恶作为重点，总是把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放给人的道德自觉。结果，一次次演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循环剧。
今天的国人，当然应该继承古之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修齐治平的道德责任感，但是，我们还应该着力修建我们制度的堤防，防止人性中恶的成分在不适当的时候溢出。古今世事大变，可是，人性的变化其实并不大。人性的弱点，是超越国界，超越地域，超越信仰，超越时空，也超越意识形态的。对人性恶的防范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对权力的约束亦未有穷期。
注释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汉书》（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10页。
《汉书》（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95、2129页。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87～88页。
责 编∕郑韶武
The Boundary of Power and the Space for Telling Truth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Truth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Tradition
Zhang Ming
Abstract： Power is omnipresent. People with predominant power inherently tend not to tell the truth. In the monarchy age， the monarchs could more or less accept the truth and regulate the exercise of power. Objectively speaking， this is because there are some limits， tangible or intangible， being placed on their power. The more autocratic the monarchs， the narrower the space for people to tell the trut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olitics leads us to see that if someone has absolute power， he or she is bound to defy any human law. At present， in addition to inheriting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ancient scholars towards their family and state， people should also strive to hav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lay a role in preventing the evil part of human nature from causing harm.
Keywords： power， truth， reason， system， human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