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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对国民经济运行及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深刻影响。服务业不仅是减缓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也是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助推器”，更是孕育新经济新动能成长的“孵化器”，需要大力加快发展。
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伴随产业结构的演进。一般认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劳动力依次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转移，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从农业演变为工业、然后升级为服务业，这是产业成长和供给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
服务业具有劳动密集特点，因而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和增加值占比的不断提高，会明显增加劳动需求。2012—2015年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非农就业增加200万人，比2009—2011年间多增加约65万人，这是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就业仍保持总体稳定的根本原因。
服务业本身就是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能够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并带动相关领域改革。现阶段，供给结构调整滞后于需求升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与工业升级以及消费升级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发展现代服务业就是要解决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及其内部子结构不平衡、不协调以及资源错配问题。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对国民经济运行及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深刻影响。服务业不仅是减缓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也是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助推器”，更是孕育新经济新动能成长的“孵化器”，需要大力加快发展。
一、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符合发展规律
服务经济加快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伴随产业结构的演进。一般认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劳动力依次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转移，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从农业演变为工业、然后升级为服务业，这是产业成长和供给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随着制造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生产性服务需求不断衍生；收入水平提高后，生活性服务需求急剧膨胀，共同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
服务业比重超过工业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从国际经验看，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重大转型。美国转型时间为1950年前后，德国和日本发生在1970年前后，韩国发生在1990年左右。这一转型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见顶回落，而服务业占比保持较快上升。比如，德国1971—1981年服务业占比年均提高0.81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比重年均下降0.72个百分点；日本1969—1977年服务业占比年均提高0.69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比重年均下降0.35個百分点；韩国1989—1995年服务业占比年均提高0.62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占比年均仅提高0.01个百分点。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已进入服务业较快发展的新阶段。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新特征。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201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00美元左右，正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阶段，居民消费升级步伐加快，工农业转型升级需求强劲，共同推动服务业较快发展。2013—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8.3%、7.8%和8.3%，今年上半年增长7.5%，7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7.8%。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2012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上升至54.1%，占据 “半壁江山”。从就业结构看，1994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达到23.0%，超过第二产业；2011年，比重上升至35.7%，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
二、服务业较快发展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要支撑
服务业发展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不仅表现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工业，而且表现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工业增速放缓带来的压力，使经济增速换挡而不失速。2013—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7.6%上升到54.1%，提升6.5个百分点。同时，服务业大多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受投资波动影响小；多根植于本地市场，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小；产品差异化程度高，受需求波动影响小；主要依靠消费拉动，而消费增长具有较强稳定性，因而服务业发展能够平滑经济波动，增强经济平稳性。由于服务业对经济周期性变化不敏感，因而具有熨平经济波动的重要作用。随着服务业比重持续提高，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也明显减小。2011—2015年，GDP增速标准差为1个百分点，而2006—2010年GDP增速标准差为2.1个百分点。
服务业发展开拓产业领域，促进就业持续扩大。服务业具有劳动密集特点，因而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和增加值占比的不断提高，会明显增加劳动需求。2012—2015年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非农就业增加200万人，比2009—2011年间多增加约65万人，这是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就业仍保持总体稳定的根本原因。此外，服务业发展能够进一步畅通劳动力禀赋与经济机会相结合的渠道，延长“人口红利”。近年来，我国工业企业用工需求有所减弱，但由于服务业发展较快，农民工用工总量继续保持增加势头，2015年增长1.3%。特别是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转变为服务业主导后，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加快发展的趋势，这有利于为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充分释放“人才红利”。
服务业发展提高劳动者报酬，促进居民收入增加。服务业发展在大幅增加就业的同时，会加快改变全社会劳动力供求关系，进一步推动劳动者报酬上涨。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供给发生重大变化，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自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且降幅扩大；与此同时，服务业发展进一步增加了劳动力需求，推动工资持续上涨。2012—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年均上涨10%左右，农民工工资年均涨幅在15%左右。随着服务业在供给体系中比重上升，劳动者报酬在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逐步提高。与2010年相比，2014年劳动者报酬占比提高了3.2个百分点。此外，服务业持续较快发展有利于加快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促进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增长，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服务业较快发展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服务业发展有利于供给结构的优化调整。服务业本身就是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能够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并带动相关领域改革。现阶段，供给结构调整滞后于需求升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与工业升级以及消费升级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发展现代服务业就是要解决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及其内部子结构不平衡、不协调以及资源错配问题。目前服务业发展面临较多制度壁垒，民营资本进入服务业常常遇到许多“玻璃门”、“弹簧门”的制约。加快服务业发展就是要破除这些制度障碍，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一方面将一部分优质资源从低效行业中转移出来发展服务业，另一方面通过服务业这个中介把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源源不断导入制造业部门，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发展现代服务业并不是对制造业的矮化，也不会导致产业空心化，而是对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整个供给体系的改造升级。
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难免会造成失业，而失业人员再就业主要依靠服务业。据有关部门测算，未来3—5年，我国完成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需安置180万职工，这些职工绝大部分需要靠服务业来吸收。“去库存”首要任务是降低房地产库存。房地产业是服务业的重要行业，关联效应大，民生涉及面广，必须积极有序推进去库存。“去杠杆”的核心是降低财政金融风险。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增加了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为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创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既需要完善间接融资体系，又要积极扩充直接融资渠道，更要改善金融服务。“降成本”关键是要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融资成本和物流成本。用工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攀升，包括房租房价过快上涨、子女入学入托难、看病难看病贵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相关服务业供给不足。融资贵的主要原因是大银行对中小企业“惜贷”、中小型金融机构数量过少，从根本上需要通过发展金融服务业来解决。此外，我国物流成本也相对较高，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到GDP的18.0%，需要通过发展物流业降低成本。“补短板”任务集中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高新技术等领域。教育、医疗、养老、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大量短板。以医疗资源为例，2015年，我国每千人拥有医师数为2.21人，而2010年德、法、英、美四个国家的该指标分别为3.69人、3.45人、2.74人和2.41人。我国公共设施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可见，要使“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促進服务业较快发展是关键。
四、服务业发展是新经济成长的主要源泉
服务业已成为新经济的领头羊。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多数现代服务业是在工业和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并且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众多新服务还会不断诞生。我国工农业基础较为扎实，为服务业分工演化提供了强大支撑，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普及，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服务应用和创新日益活跃。旅游、文化、养老、健康、体育等五大“幸福产业”快速发展，“分享经济”正在向餐饮、家政等传统行业延伸，网络约车、远程教育、在线医疗、数字家庭等新服务方兴未艾。今年1—7月份，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6.1%；上半年，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5.6%，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1.5%；网络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已在我国400余座城市为近3亿用户提供一站式出行服务，5月20日专快车日成交订单总数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
服务业发展是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助推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往往都需要借助新兴产业的力量。我国服务企业与工农企业的融合发展渐成趋势，有效促进了工农业转型升级。农业家庭经营与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的多种服务企业联合，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推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生产方式转变。服务业发展对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现代工业企业对研发、设计、信息咨询、交通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大大降低了工业企业的融资成本；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与零售企业、网络公司等服务企业合作开拓市场，并依靠由其提供的大数据资源获取最新的市场信息；管理咨询、技术中介、教育培训等服务机构直接参与工业企业的组织重构、技术更新和人力资源配置等运营环节，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向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2%和8.1%，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2个和2.1个百分点。
服务业发展有利于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多数服务业属于劳动或知识密集型行业，具有鲜明的低碳特征。因此，产业结构由工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必然大幅降低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的依赖程度。在我国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业和批发零售业两大行业增加值占比达到30%左右，2014年两大行业每万元增加值能源消费总量分别仅为工业的44.9%和29.4%。随着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16年上半年，煤炭消费在全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同比下降2.9%，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2%；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减少，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9.3%。
从今后一个时期看，我国服务业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成长空间。初步测算，“十三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潜在增长率为8%左右，按服务业贡献率50%—55%计算，可拉动GDP增长4.0—4.4个百分点，比“十二五”期间多贡献约0.5个百分点，这将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因此，我们要顺应规律，抓住机遇，坚定不移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大繁荣。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对国民经济运行及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深刻影响。服务业不仅是减缓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也是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助推器”，更是孕育新经济新动能成长的“孵化器”，需要大力加快发展。
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伴随产业结构的演进。一般认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劳动力依次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转移，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从农业演变为工业、然后升级为服务业，这是产业成长和供给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
服务业具有劳动密集特点，因而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和增加值占比的不断提高，会明显增加劳动需求。2012—2015年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非农就业增加200万人，比2009—2011年间多增加约65万人，这是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就业仍保持总体稳定的根本原因。
服务业本身就是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能够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并带动相关领域改革。现阶段，供给结构调整滞后于需求升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与工业升级以及消费升级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发展现代服务业就是要解决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及其内部子结构不平衡、不协调以及资源错配问题。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对国民经济运行及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深刻影响。服务业不仅是减缓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也是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助推器”，更是孕育新经济新动能成长的“孵化器”，需要大力加快发展。
一、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符合发展规律
服务经济加快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伴随产业结构的演进。一般认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劳动力依次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转移，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从农业演变为工业、然后升级为服务业，这是产业成长和供给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随着制造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生产性服务需求不断衍生；收入水平提高后，生活性服务需求急剧膨胀，共同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
服务业比重超过工业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从国际经验看，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重大转型。美国转型时间为1950年前后，德国和日本发生在1970年前后，韩国发生在1990年左右。这一转型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见顶回落，而服务业占比保持较快上升。比如，德国1971—1981年服务业占比年均提高0.81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比重年均下降0.72个百分点；日本1969—1977年服务业占比年均提高0.69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比重年均下降0.35個百分点；韩国1989—1995年服务业占比年均提高0.62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占比年均仅提高0.01个百分点。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已进入服务业较快发展的新阶段。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新特征。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201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00美元左右，正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阶段，居民消费升级步伐加快，工农业转型升级需求强劲，共同推动服务业较快发展。2013—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8.3%、7.8%和8.3%，今年上半年增长7.5%，7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7.8%。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2012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上升至54.1%，占据 “半壁江山”。从就业结构看，1994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达到23.0%，超过第二产业；2011年，比重上升至35.7%，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
二、服务业较快发展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要支撑
服务业发展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不仅表现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工业，而且表现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工业增速放缓带来的压力，使经济增速换挡而不失速。2013—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7.6%上升到54.1%，提升6.5个百分点。同时，服务业大多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受投资波动影响小；多根植于本地市场，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小；产品差异化程度高，受需求波动影响小；主要依靠消费拉动，而消费增长具有较强稳定性，因而服务业发展能够平滑经济波动，增强经济平稳性。由于服务业对经济周期性变化不敏感，因而具有熨平经济波动的重要作用。随着服务业比重持续提高，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也明显减小。2011—2015年，GDP增速标准差为1个百分点，而2006—2010年GDP增速标准差为2.1个百分点。
服务业发展开拓产业领域，促进就业持续扩大。服务业具有劳动密集特点，因而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和增加值占比的不断提高，会明显增加劳动需求。2012—2015年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非农就业增加200万人，比2009—2011年间多增加约65万人，这是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就业仍保持总体稳定的根本原因。此外，服务业发展能够进一步畅通劳动力禀赋与经济机会相结合的渠道，延长“人口红利”。近年来，我国工业企业用工需求有所减弱，但由于服务业发展较快，农民工用工总量继续保持增加势头，2015年增长1.3%。特别是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转变为服务业主导后，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加快发展的趋势，这有利于为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充分释放“人才红利”。
服务业发展提高劳动者报酬，促进居民收入增加。服务业发展在大幅增加就业的同时，会加快改变全社会劳动力供求关系，进一步推动劳动者报酬上涨。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供给发生重大变化，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自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且降幅扩大；与此同时，服务业发展进一步增加了劳动力需求，推动工资持续上涨。2012—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年均上涨10%左右，农民工工资年均涨幅在15%左右。随着服务业在供给体系中比重上升，劳动者报酬在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逐步提高。与2010年相比，2014年劳动者报酬占比提高了3.2个百分点。此外，服务业持续较快发展有利于加快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促进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增长，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服务业较快发展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服务业发展有利于供给结构的优化调整。服务业本身就是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能够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并带动相关领域改革。现阶段，供给结构调整滞后于需求升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与工业升级以及消费升级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发展现代服务业就是要解决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及其内部子结构不平衡、不协调以及资源错配问题。目前服务业发展面临较多制度壁垒，民营资本进入服务业常常遇到许多“玻璃门”、“弹簧门”的制约。加快服务业发展就是要破除这些制度障碍，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一方面将一部分优质资源从低效行业中转移出来发展服务业，另一方面通过服务业这个中介把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源源不断导入制造业部门，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发展现代服务业并不是对制造业的矮化，也不会导致产业空心化，而是对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整个供给体系的改造升级。
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难免会造成失业，而失业人员再就业主要依靠服务业。据有关部门测算，未来3—5年，我国完成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需安置180万职工，这些职工绝大部分需要靠服务业来吸收。“去库存”首要任务是降低房地产库存。房地产业是服务业的重要行业，关联效应大，民生涉及面广，必须积极有序推进去库存。“去杠杆”的核心是降低财政金融风险。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增加了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为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创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既需要完善间接融资体系，又要积极扩充直接融资渠道，更要改善金融服务。“降成本”关键是要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融资成本和物流成本。用工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攀升，包括房租房价过快上涨、子女入学入托难、看病难看病贵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相关服务业供给不足。融资贵的主要原因是大银行对中小企业“惜贷”、中小型金融机构数量过少，从根本上需要通过发展金融服务业来解决。此外，我国物流成本也相对较高，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到GDP的18.0%，需要通过发展物流业降低成本。“补短板”任务集中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高新技术等领域。教育、医疗、养老、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大量短板。以医疗资源为例，2015年，我国每千人拥有医师数为2.21人，而2010年德、法、英、美四个国家的该指标分别为3.69人、3.45人、2.74人和2.41人。我国公共设施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可见，要使“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促進服务业较快发展是关键。
四、服务业发展是新经济成长的主要源泉
服务业已成为新经济的领头羊。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多数现代服务业是在工业和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并且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众多新服务还会不断诞生。我国工农业基础较为扎实，为服务业分工演化提供了强大支撑，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普及，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服务应用和创新日益活跃。旅游、文化、养老、健康、体育等五大“幸福产业”快速发展，“分享经济”正在向餐饮、家政等传统行业延伸，网络约车、远程教育、在线医疗、数字家庭等新服务方兴未艾。今年1—7月份，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6.1%；上半年，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5.6%，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1.5%；网络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已在我国400余座城市为近3亿用户提供一站式出行服务，5月20日专快车日成交订单总数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
服务业发展是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助推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往往都需要借助新兴产业的力量。我国服务企业与工农企业的融合发展渐成趋势，有效促进了工农业转型升级。农业家庭经营与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的多种服务企业联合，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推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生产方式转变。服务业发展对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现代工业企业对研发、设计、信息咨询、交通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大大降低了工业企业的融资成本；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与零售企业、网络公司等服务企业合作开拓市场，并依靠由其提供的大数据资源获取最新的市场信息；管理咨询、技术中介、教育培训等服务机构直接参与工业企业的组织重构、技术更新和人力资源配置等运营环节，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向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2%和8.1%，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2个和2.1个百分点。
服务业发展有利于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多数服务业属于劳动或知识密集型行业，具有鲜明的低碳特征。因此，产业结构由工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必然大幅降低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的依赖程度。在我国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业和批发零售业两大行业增加值占比达到30%左右，2014年两大行业每万元增加值能源消费总量分别仅为工业的44.9%和29.4%。随着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16年上半年，煤炭消费在全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同比下降2.9%，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2%；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减少，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9.3%。
从今后一个时期看，我国服务业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成长空间。初步测算，“十三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潜在增长率为8%左右，按服务业贡献率50%—55%计算，可拉动GDP增长4.0—4.4个百分点，比“十二五”期间多贡献约0.5个百分点，这将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因此，我们要顺应规律，抓住机遇，坚定不移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