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的洞庭湖，一度拥有无边无际的水面。然而现在的洞庭湖早已不复当年烟波浩渺的身姿，不但蓄水量大为减少，而且连湖泊本身也同咸海一样萎缩成了三大部分。
　　除了自然环境下的泥沙淤积外，当地群众日复一日的围湖造田活动，无疑是洞庭湖萎缩的重大因素。

洞庭熟，天下足

　　洞庭湖围垦农业的具体出现年代已不可考，但据学者推测，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区垦殖便已初具规模。当时中原战乱频繁，大量北方百姓、士族逃难至南方后，南方朝廷在洞庭湖周边侨置了不少州县供其定居。由此可见，洞庭湖周边在当时应该有了一定的农业垦殖活动。
　　长江流域虽然农业价值很高，但湖泽遍布，一旦人口规模上来，就要大规模农业开发，与山与水争夺空间是必然的结果。入唐后，史书中有关洞庭湖周边地区的人为垦殖活动记载逐渐增多。

　　北宋的覆滅加剧了人口和经济的南移，长江一线不多的平原要承受更高程度的开发，洞庭湖和鄱阳湖周边肯定是重点开发地区。
　　到南宋时，已有大量百姓在当地侵占湖沼淤地，筑堤围田，从事农业垦殖工作，尤其是鼎州、澧州，垦田数量尤多，当地人口也因此快速增加，仅上、下沚江乡，就有人丁数十万。明初，由于元末频繁的战乱，所以洞庭湖附近有不少无主荒地。大量移民在这一阶段涌入洞庭湖周边地区定居，堵塞港汊后，待其淤土稍高，便开始垦荒造田，筑堤为垸。很快，洞庭湖周边地区的垸田数量越来越多。清朝定鼎中原后，为了恢复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采取了鼓励垦荒的政策。
　　所谓垸田，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圩田类似，一般特指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地区衍生出的，四周筑堤防止水侵并具有排水灌溉功能的水利田。垸田设有水闸，汛期闭闸抗洪，旱期则开门引水。
　　这种农田的产生，使得原本容易遭到水淹的滨湖农田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再加上湖田营养物质较多，土地肥力较高，因此洞庭湖周边兴起垸田后，粮食出产量逐步跃升到全国前列。垦殖规模日益扩大，以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为代表的两湖地区便逐渐成为当时全国的重要粮食生产中心，并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
　　随着民众在荒滩之处，筑围垦田，洞庭湖平原的开发逐渐达到历史上的一个高潮期。与唐宋时期不同，此时的洞庭湖平原的粮食出产量已经逐步超越湘江流域，成围湖南稻米的主要产区。
　　明末—清末，江南地区的城市化人口越来越多，更多的土地用于生产经济作物
　　那么就要找到新的粮食富余产区，两湖（湖广）地区成为最佳选择，但这也意味着对这一区域的大量水域围湖造田。也就是不断地围湖造田，原有湖面逐步成为既有的土地，这一进程到清末最盛，而长江中游原有的诸多大湖则越围越小。
　　咸丰年间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就表示，洞庭湖周边各县的粮食不但能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大量外运，而这对省内其他县份来说则十分困难。根据1936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当时滨湖的12个县平均每县可输出40万石的粮食。按照这份数据，说是“洞庭熟，天下足”也无不可。

　　人为垦殖和自然淤塞互为因果，对洞庭湖面积变化产生了显著影响。到1978年时，洞庭湖面积已经从1949年的4350平方公里缩减到2691平方公里，曾经的“八百里洞庭”湖面萎缩了一半，且面积也屈居于鄱阳湖之下了。

　　1949年以后，由于当时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人民温饱问题尚未得到满足，因此湖区周边群众对洞庭湖的围湖造田仍在继续，还出现了“向湖泊进军、向水面要粮”的口号。在当时而言，这对于缓解温饱问题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这次垦殖浪潮，也是最后一次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社会各界对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也越来越注重。

从“八百里”到“四百里”

　　这种大规模的围湖造田，无疑也会深深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洞庭湖的萎缩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据学者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洞庭湖由于尚未得到大规模开发，当时面积约有6000平方千米。唐宋时，由于垦殖活动较多，湖面较为缩小。元明时期由于垦殖活动尚未出现爆发性增长态势，所以湖泊面积并不算小。
　　但到清代中期，洞庭湖周边便出现了“与水争地”的势头：“湖边稍高之地，无不筑围成田，滨湖堤垸如鳞，弥望无际。” 到1949年冬，湖区围垦总面积已达593.5万亩。这样大规模的农田，无疑是建立在侵占洞庭湖面积之上的。

　　除了人为垦殖活动外，主要来自长江干流荆江段和湘、沅、灃、资四条长江支流的泥沙导致的自然淤塞，也是另一大影响洞庭湖面积的因素。泥沙淤积虽然给垦殖创造了条件，但也影响了当地的垸湖关系，带来了另一个恶性影响——严重的水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