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令日本百姓又敬又怕，敬的是它令死亡率大大降低，怕的是自己成为“恶魔选中的孩子”，注入身体的假疫苗非但没有逆天改命的功效，还可能把自己提前推入地狱之门。疫苗推广普及的道路，是日本人不断用生命和血泪铺就的，一次又一次的教训令“疫苗”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隐痛。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疫苗尚未普及之时，日本人饱受百日咳的死亡威胁，每年有逾一万人被夺去了性命。十年之后，全细胞百日咳疫苗引入日本，令百日咳死亡率在往后的二十年里降低了五十倍。也正是因为死亡率大幅度降低，百白破三联疫苗的负作用才愈发被重视。1974年底至1975年初，终于有两名婴儿不幸成为“恶魔选中的孩子”，在接种后一天内先后死亡。这两条小生命刺激了日本政府的敏感神经，于是立马中止了这种疫苗的使用，重新修订建议接种年龄的限制。其代价便是，日本人视百白破疫苗为“虎狼”，甚至抗拒为孩子接种。就这样，百日咳这一病魔再次横行人间，1979年的发病人数又增到了万人。
　　科研人员在这个时候就发挥了“救世主”的能量，他们研发出第一种无细胞百日咳疫苗，于1981年加入常规疫苗接种计划，这一成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得到了丰厚回报，令百日咳发病率又降到了冰点。
　　如果天然疾病的侵害是命运使然，那么人为的恶行却是对道德观最残酷的挑衅。
　　位于日本熊本县的化学及血清疗法研究所（简称：化血研）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便占据着全日本近三分之一的流感疫苗市场，该企业生产的乙肝疫苗加入了肝素作抗凝血剂，甚至还省略了一些生产工序，导致该疫苗至少有31项生产程序无法过审。可是即便如此，通过伪造记录等方式，还是让这些疫苗被大面积使用。
　　日本用于采集血清的血制品都是从外国进口，也就是说多数血制品都是靠人捐血才能生产，捐血人员中不乏艾滋病病体携带者和乙肝携带者。它们就像“伏地魔”一般危险，终有一日酿成大患。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化血研酿造的恶果终于显山露水，其结果便是大批接种者都感染了肝炎病毒，甚至艾滋病毒。
　　1992年，数千名直接受害者在东京、福冈、大阪等地方法院提起了集体诉讼。1994年，政府不得不修订《预防接种法》，取消了“强制接種”。此后就是一连串的官司与赔偿，截止2011年初，厚生省对40万名原告的赔偿金数额节节攀升，依据受害者病情的轻重，分级分批给予赔付，重症患者及导致死亡的每人3600万日元，轻度肝硬化患者每人2500万日元，慢性肝炎患者每人1250万日元，乙肝病毒携带者每人50万日元及承担日后做检查产生的全部医疗费用和交通费。赔偿金额总合为三万两千亿日元，在司法界也是空前的案例。但日本民众还是相当不满意，对疫苗的高度不信任逼得当时亲历官司的两任首相——富田康夫和菅直人，不得不把原告代表请过来，一一向他们低头赔罪。
　　日本人对于内修是极度严苛的，高额赔偿、打击制造黑疫苗的单位，这都是死亡与疾病带来的副作用，更是体现一个国家对于个体生命的高度重视。
　　（摘自《世界博览》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