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人,灿烂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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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圈里的“小呆”,是喜欢Co splay的少女,穿着曼妙的衣服编织着动漫梦;工作中她是“小刘”,是一名乡镇扶贫办的成员,宣讲扶贫政策、为村民排忧解难、记录扶贫资料。
  林枫为某市政府办科员,一次处理信访案件中,他需要整夜在医院陪一位老奶奶,担心老人走丢,坐在病床前拧自己的胳膊,拧紫一大片。
  28岁的赵思,近5年的公务员生涯,让他“不敢”约朋友吃饭,不用因为吝啬,而是“曾经多次约了朋友却临时通知回单位加班”。
  这些都是90后公务员的剪影。他们在朋友圈里会讨论基因编辑双胞胎事件、政府机构改革、中美贸易战等重大话题,也会发送各种可爱微信表情包、聊聊喜欢的球队、刷刷知乎微博、讨论正在进行的烘焙。
  新《公务员法》将于2019年6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提出职务职级并行制度等新政,这将对公务员群体带来改变,尤其是45岁以下的年轻公务员。其中,90后公务员是重要组成部分。
  “被现实磨损棱角”、“在世俗中低下头颅”,这绝非是对90后公务员的描绘。“现实骨感,理想丰满,我们要做的是不瘦不胖的健康人”才是进行时的写照。
  一支成长中的队伍
  年龄在公务员体系中,一直是个重要的标识。从结构上看,28.5%的90后公务员是22-25岁,71.5%的90后公务员处于25-29岁的阶段。
  与年龄紧密相连的是工龄,数据显示,90后公务员工作时间在1-3年的占比为50.72%,工作3-5年的占比20.77%,工作5年以上的占比为15.46%。从中可见,大部分90后公务员已度过职业磨合期,进入稳定状态。
  工作经验的积累,使越来越多的90后公务员走向领导岗位。从级别看,眼下86.47%的90后公务员是科员身份,11.59%的人已是副科级别。更有佼佼者,国内已有多名90后的处级干部,如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挂任副县长郑睿臻、榆林市榆阳区挂任副区长倪志茂、福建省罗源县副县长蒋仁正、湖北省秭归县挂职任副县长潘廷瑞、福建省福清市副市长袁琳。
  这些90后干部大都学历较高,如郑睿臻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倪志茂、蒋仁正、潘廷瑞、袁琳均是北大博士,刘明侦则是牛津大学博士。
  对90后公务员来说,博士毕业毕竟是少数,数据显示,78.26%的成员是本科毕业,硕士学历毕业的占比为17.87%,专科毕业占比为3.86%。
  从工作部门看,90后公务员中有34.3%的是在乡镇基层,39.13%的在县直部门,20.29%的在市直部门,剩下6.28%的在省直部门。其中,县、乡占总比例的73.43%。
  活跃的思想、突出的能力、负责的态度,让90后公务员发挥着特有优势,在岗位上发光。
  刘杰是某乡镇街道办员工,参与镇上的拆迁工作。以往镇里都是请来很多工作稳重、办过业务的老会计到现场计算相关项目,然后由村民填写各种人工表格,费时费力。刘杰自主设计一套EXCEL公式,只需将拆迁户信息资料填进去,数据自动生成。这一举动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并很快推广到其他乡镇。
  赵思曾经所在的乡镇辖管12个村、12个社区,事务繁多,接触到很多群众。“他们到乡镇办事,会主动来看我,打招呼聊天。”有年盛夏,当地发生100多群众上访事件。恰巧赵思在现场,他详细回答疑问、劝解现场,没有领导出面,化解风波。“当大家在镇政府门口看见我时,就说放心了,因为他们对我的工作作风了解、信任。”
  “刚上班的时候,大家会感叹一声,‘90后啊,真年轻’,但其他方面并没觉得不同。”渐渐的,转变为“90后,年轻有朝气,有激情,敢想敢做,对工作负责,更有想法。”
  梦开始的地方
  面对“为什么选择公务员这个行业”问题时,41.06%的90后公务员选择工作稳定,31.88%的人是受父母的影响,8.21%的人是跟从大众趋势,最后18.84%的人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梁骏是这18.84%中一员。1990年出生的梁骏,201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安徽选调生,来到合肥一乡镇工作。“基层是梦开始的地方。支撑一个人走下去的是信念,做好岗位工作,为群众服务,并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这是梁骏对《决策》最先说的话。
  对梁骏的采访是在2018年农历腊月十七下午,他同时进行着烟花禁燃禁放一线巡逻、安排县电视台对接采访、乡镇新春晚会三项任务。“电话不停、工作不停”的职业状态映入眼帘。
  梁骏是乡镇宣传干事,工作中他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外宣工作、文化发展工作,同时参与一线抗洪、下乡扶贫、乡镇拆迁、秸秆禁烧等任务。2016年的抗洪抢险经历,让他记忆犹新。从一线抗沙包、三天两夜几乎不合眼,到转入后备负责食物、宣传写稿,他迎接着身体与思想的双重挑战。“抗洪工作让我学到很多,更深刻认识到公务员身上的责任和使命。”梁骏谈到那次体会。
  “在实践中思考”是梁骏的行事准则,2017年梁骏成为镇里希望小学义务课外辅导员,带着全校30个孩子学习课堂上没有的东西;2018年梁骏成为安徽省委講师团专家库青年宣讲成员。作为唯一的90后,也是唯一身在基层的讲师,梁骏积极认真的完成着每一次宣讲。
  与梁骏相比,基层是刘巧“造梦”的缘起。
  1995年出生的刘巧,从小在县城长大,2017年正式成为乡镇扶贫办的成员。当时正值我国扶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阶段,22岁的她,从这个“特殊”的岗位上开启了职业生涯。
  听不懂的方言、带有浓烈味道的旱厕、从未见过的坟头、夜晚方圆几里无人的宿舍……各种未料想的冲击向小小身躯袭来,刘巧委屈过、哭泣过。外在的条件,只是初到的不适应,真正触痛她的是命运无常。
  村里独居的80岁老人,夏天腿破感染,错过治疗时间需要截肢,八位村干部合以“亲人”之名签字治疗,老人仍在三天后离世;一户农户妈妈有智力缺陷,三个女儿中有两个因病去世,另外一个意外落水,妈妈为了救她,两人都遇难。“小女儿生病时尽管有政府的扶持、爱心人士的帮助,但还是在12岁的年纪离去了。”刘巧沉痛的回忆到。   “身边的人与事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乡村有许多可怜的人需要帮助。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然我的努力微不足道,但点滴力量的汇聚,就一定能实现。”刘巧对《决策》说的这段话,让我们知道有一颗种子已经在她的心底发芽。
  90后出生在物质丰盈、网络发达的年代,熟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唯在夕阳与田埂的奔波中,体验到乡土中国的另一面。冲击与思考之后,他们践行着身份被赋予的使命,脚踩大地,走向成熟。
  追寻自我价值
  “看起来很美”与“不忘初心”,是悬横在很多90后公务员心中的一架天平。
  大众眼中的公务员,是一份工作稳定、社会认可度高、收入可观的职业;公务员视角下却是工作强度大、工资待遇不高、晋升渠道有限的常态。
  工资收入是所有理想与情怀安放的土壤。特别是“基层工资低”一直被谈论。围绕这个话题采访一位安徽乡镇干部时,他直接打开手机,点开工资接收短信:“我是研究生学历,享受副主任科员,每月工资1972元。”
  问卷中“工作付出与目前收入是否满意”,58.45%的人选择了不太满意,33.82%的人选择了基本满意,比较满意的占比仅为15.73%。
  “公务员加班频率高”,也一直是关注的焦点。问卷调查提供了具体数据,每天加班的90后公务员占比为21.74%,一周多次为48.31%,周末加班为7.25%,很少加班的占比是22.71%。
  “压力较大,主要来自成长不够所带来的焦虑。”采访中,工作在部某省直机关的孙杨提到了这个90后公务员普遍存在的顾虑。茁壮成长、快速成长、健康成长,是很多90后公务员的自我要求。
  但工作中学习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调查问卷显示,44.93%的90后公务员一年中没有机会出去培训,34.3%的人每年有一次机会,12.08%的人每年有两次机会,仅有8.7%的人每年有三次机会。
  业余时间自我学习是90后公务员一直在做的事。梁骏看完了三遍《习近平三十讲》,并做完一遍手抄笔记,做完一遍PPT记录;刘巧用零碎的时间刷看人民日报、微博等APP,了解每日国内外事件;赵思从不追剧、不看小说、不玩游戏,加班结束后复习考研。
  现实的局面,让“吐槽”成为90后公务们闲暇的自嘲。工资待遇与付出不相匹配;工作中会遇到“老派”作风的领导;文山会海屡屡不止;晋升通道太狭窄……“吐槽是因为关心,希望变得更好才去吐槽,真正绝望是没有吐槽的心。”梁骏直言。
  “吐槽”的背后,是90后公务员们明确的自我追求:“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情”、“让自我价值得到实现”。
  “考公务员的时候,怀有一腔抱负,想着要为社会为人民做些事情。”这是很多90后公务员的初衷,“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问卷调查显示,1.45%的90后公务员对工作中自我价值的实现是非常满意,17.39%的人比较满意,38.65%的人基本满意,而42.51%不太满意。总体而言,60%的人相对满意。
  赵思成功劝退一百名上访村民,撰写工作报告一次通过;刘巧对口帮扶的贫困户买了新冰箱,喂养的猪一天天变大;30个孩子用稚嫩而温暖的声音对梁骏说“谢谢”……微小的瞬间,是自我价值被实现的瞬间,是满足的瞬间。
  从刚入职场的“新生”,到渐渐掌控节奏,“想問题变得更全面”、“脾气变得温和”、“讲话的语速变慢”、“凡事不能看表面”,成为很多90后公务员的改变。
  有大局观、沉着稳重、有辨证思维,既是最初公务员选拔的考核要求,也是正式入职中的工作“标配”。桀骜不驯、个性突出,曾是安放在90后身上的判断语,但工作后的他们很快融入。
  “90后”、“公务员”,两个标签的双重叠加,带有更多意味。在更多的了解他们之后,“90后公务员”只是所有职业中的一种,正如孙杨所说:“每份工作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同时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承担自己的岗位职责,扮演好一颗螺丝钉,向其他职业一样为社会贡献力所能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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