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沟沟走出的刘景桂主席
　　1903年农历8月14日，刘志丹出生在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芦子沟村。“那是个山沟沟，我家就在沟壑里。”刘力贞说。
　　刘家在当地条件较好，刘志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私塾先生，兼做一点小生意。刘志丹是家里的长孙。因为出生在中秋节的前一天，祖父为他取名“景桂”，字“子丹”，后来他自己改名“志丹”。
　　“我的曾祖父和我的曾外祖父是好朋友，在母亲才七八岁时，父亲和母亲就订了亲。”1921年春，19岁的刘志丹和17岁的同桂荣完婚。婚后第二年，刘志丹考入当时陕北地区仅有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在那里，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父亲是学生会主席，经常带领同学们举行反军阀、反帝、反侵略的游行示威”。
　　1925年3月，刘志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党组织推荐他去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第一团第二连学习，后转入炮兵科。翌年毕业后，刘志丹被党派到冯玉祥统帅的部队，任第四路军党代表兼政治处主任。刘志丹这时只有23岁，但在西北军中已是知名人物。
　　1927年夏，国民党反共“清党”，刘志丹转入地下活动，1928年5月在渭华发动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他担任起义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渭华起义虽然不到一个月就失败了，但为这一地区后来的革命活动奠定了群众基础。陕北至今流传着一百多首歌唱刘志丹的信天游，“渭华原上开红花，刘景桂主席到我家……穷苦人拧成一股绳，打倒土豪咱当家。”
　　刘力贞还听家人说，1932年，不到20岁的习仲勋，在甘肃两当县发动兵变失败，非常伤心。父亲鼓励他说：“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我失败了70多次，失败了再战，接受经验教训。”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是“人见人爱的宠物”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陕北组织革命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1929年冬天，女儿的降生，让刘志丹非常兴奋。“父亲给我取名‘力真’，是‘真诚’、‘质朴’的意思。”
　　1934年初，31岁的刘志丹担任红四十二师师长，同年5月任陕甘边军委主席。他刚带着军队开始转移，没过多久，国民党便贴出了悬赏捉拿刘志丹家人的告示。刘志丹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十几口人躲进山窨（读yìn，指悬崖峭壁上挖的岩洞）子里藏着。“他们烧了我们家，掀了我家的祖坟。”夜里，刘力贞的母亲和奶奶去沟里找水，遇到了国民党兵。“奶奶怕连累全家，拉着妈妈滚下山崖，幸亏被树挡住才算捡了条命。”为了缩小目标，刘志丹的家人开始分散转移。
　　“妈妈带我在一个山洞里藏了8天，靠接雨水吃炒面维生。那时我才4岁多。后来，二姨父在山上找到我们，将我们带回自己家的草窑里藏起来，才躲过这一劫。”不久，习仲勋打听到她们母女的下落，把她们带到了南梁根据地，才与刘志丹团聚。
　　在南梁根据地的两年，是刘力贞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写道：“一个漂亮的6岁小女孩，红军为她特制了一套军服，她扎着军官皮带，帽子上戴着五角星，人人都喜欢她；她像个小元帅，还为自己有一个‘土匪’父亲而骄傲。”“红军里头的娃娃很少，所以斯诺的妻子海伦说我是‘人见人爱的宠物’。”刘力贞笑着说。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这样描写刘志丹：“刘志丹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对有钱人怀有山区人民的一贯仇恨。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斯诺没见过父亲，他形容父亲是罗宾汉，因为罗宾汉是个杀富济贫的侠盗。其实父亲哪里是侠盗，他是个英雄好汉。”刘力贞回忆，“别看父亲斯斯文文，打仗可厉害！都叫他‘活地图’，哪里的地形什么样，甚至哪个村有几个锅、几个炕，能往哪里跑，他都知道。”
　　即便在根据地，刘力贞见到父亲的机会也不多。1935年，刘志丹带着红军去了陕北，4个月拿下6座县城，陕甘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由于形势变化，刘力贞跟着母亲随政府迁往甘泉下寺湾，入秋后又转移到永坪。“妈妈抱着刚出生的弟弟，我自己骑一匹马。一次马突然受惊了，大人们吓慌了，我抱着马鞍一声不响。爸爸跑过来制服了马，哈哈大笑说‘这女子真厉害，到底是我的娃’！”这个片断，是刘力贞对父亲难得的记忆。
　　1935年9月，刘志丹任红军第十五军团副团长兼参谋长，他又上了前线。“父亲刚走，我和弟弟就病了。俘虏来的国民党军医给我们开了药。我吃了药就头晕恶心，弟弟吃药不到两小时就断气了。等到明白过来，那个医生已经逃跑了。”为了不让在前线的刘志丹分心，同桂荣没有把儿子夭折的消息告诉丈夫，只是盼着打了胜仗之后，刘志丹能早点回来。
　　给毛主席做棉鞋
　　正当人民革命闹得轰轰烈烈时，苏区开始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10月5日，刘志丹被调开执行一项任务，他骑马路过安塞真武洞时，碰到一位通信员。通信员身上带着一封写给红十五军团领导的信，信中是即将被捕的干部名单，上面有刘志丹的名字。“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父亲毅然舍身顾全大局。”刘力贞说。刘志丹看过信后，把信交给通信员，让他送到军团部，然后转身便去保卫局报到，说：“我知道你们在找我。”
　　刘志丹被关在瓦窑堡的窑洞里。刘力贞和母亲想方设法去看他，但牢房的窗户全用砖封了，只留下一个气眼。刘力贞喊“爸爸”，听到的只有阵阵咳嗽声。
　　此时，南方苏区已相继失败，主力红军被迫长征，陕甘苏区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党中央也决定把大本营放在陕北。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吴起镇，毛泽东一听说刘志丹被关起来了，立刻下令停止“肃反”。11月，周恩来到瓦窑堡，亲自将戴着手铐脚镣的刘志丹释放了出来。
　　“回到家，父亲对母亲说，寒冬腊月毛主席还穿着单鞋，你快给做一双棉鞋。我母亲就去街上买了黑礼服呢面子，两天赶出了一双棉鞋，她亲自给毛主席送去。主席穿着走了两步，夸母亲手真巧，十分感谢母亲。”刘力贞说。
　　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东征。4月14日，他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当时局势比较紧张，父亲被草草埋在了瓦窑堡城南的一个果树园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4月正是梨花开的时候，满院的梨花，我感觉连大自然都在为他吊孝，很多人都在哭。”70多年过去了，回忆起父亲下葬的场面，刘力贞仍然眼含泪水。 　　同年6月，为纪念这位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的主要创建人，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
　　1943年5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为刘志丹举行了隆重的公葬典礼。几乎所有在延安的中央领导都为他题了词。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朱德题词：“红军模范”；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我很感动，当时边区也是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七八年了，沿途的老百姓还自动地摆香案长跪，还哭。一个给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刘力贞说。
　　最不容易的是母亲
　　1999年，94岁的同桂荣在西安去世。每次想起母亲，刘力贞都抑制不住想哭：“我这个人其实在精神上的依赖性很强，特别是对于我的母亲。”
　　1938年，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曾派人送刘力贞去苏联上学，张国焘叛变后，由于国民党查得紧，走到甘肃就回来了。“幸亏我没去，我走了，母亲想我想到吐血，父亲走了以后，我就是她的生命。”刘力贞流着泪回忆说。
　　“父亲去世后，祖父觉得我们孤儿寡母在外面太可怜，派人接我们回去，母亲坚决不回。她担心祖父让她改嫁，她和父亲感情非常深。”
　　一次，同桂荣听说部队要转移，赶紧回家打包裹，邓颖超看出了她的心思，说：“大妹子，你干什么？我们还没动呢，你收拾什么？放心，不会把你丢下的！”
　　1948年，18岁的刘力贞已经有了两年的党龄，成为延安大学校部秘书。这期间，她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当时在《陕西日报》工作的记者张光。“我不找骑马的、有警卫员的，那样就要当他的附属物，我就失去独立性了。”刘力贞笑着说。
　　1949年初，刘力贞到沈阳医科大学学习，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研究生。由于学习紧张，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陕北后，刘力贞拖着病弱的身体，带领30人组成的医疗队，在陕北巡回医疗。之后，她留在西安工作、生活。
　　1980年，陕西省五届人大工作会议补选副主任时，刘力贞成为候选人。在打印候选人名单时，她的本名“刘力真”被打成“刘力贞”。不曾想，刘力贞高票当选为陕西省人大副主任。从此，她的名字也改成了“刘力贞”。
　　刘力贞有一子一女，如今都已成家立业。“我对孩子说，你们干什么我不干预，人的能力有大小，最主要的是不要亏负于先人，绝不给我们的先人抹黑。”
　　（摘自《通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