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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北方民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中原，并建立起强大的政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历史资料的奇缺，我们对这一民族的早期历史知之甚少，“鲜卑”族名与山名的关系便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一、对历史上几种观点的辨析
鲜卑曾是东胡部落联盟的一部分，但西汉初年，东胡被匈奴攻破后整个东胡部落联盟瓦解，据《后汉书 乌桓鲜卑列传》记载：“鲜卑者……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
《后汉书》载：“鲜卑者，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三国志》载：“鲜卑亦东胡之馀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其他相关史书的记载也基本大同小异。因此可以看出，鲜卑族的族名来源于鲜卑山的山名这一观点在古代是具有一定共识性的，后世的史书基本采取了一种承袭的态度。近现代，我国的学者也大多接受了这一观点。如清代民国之交的学者丁谦在《蓬莱轩舆地学丛书》卷四《鲜卑转地理考证》中提到：“考《魏书》本纪卷一，言魏之先出日皇帝子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此鲜卑种类所有来也。”马长寿在其著作《乌桓与鲜卑》中提到：“一个部落集团从东胡分化出来，最初分布的地点在鲜卑山，此部落集团遂以鲜卑为名。”田继周在其著作《秦汉民族史》指出：“他们出自东胡和因居鲜卑山为号，则是一致的说法。”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鲜卑族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对鲜卑族山名决定族名一说提出了质疑，并不断有新的论据提出，以论证鲜卑族族名是先于山名产生的。但在研究过程中由于角度、方法的巨大差异，许多学者立论的依据也差异较大，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存在着谬误，其结论当然难以让人认同。为了更好的研究清楚鲜卑族历史上山名与族名关系的问题，有必要在此占用一些篇幅将一些观点加以辨析。
以美籍学者朱学渊 (参见《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鲜卑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因为《国语 晋语》中有这样的记载：“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茅，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为盟。”有学者据此进一步推论出楚与鲜卑族似有亲缘关系存在。本人实难苟同，首先鲜卑作为东北的少数民族世居辽东塞外，《左传》中记载：“周大夫詹桓伯云：‘武王克商，肃慎、燕毫，吾北土也。’”未见鲜卑，那么鲜卑至中原与诸侯会盟一说就不能成立。其次，若《国语》中的记载属实，则鲜卑族应与中原较早建立了联系(西周时期)，中原各国也应较早的了解到了鲜卑人的存在，但可疑的是自《国语》之后，数百年中竟无一部史书再提及鲜卑，直至《后汉书 乌桓鲜卑列传》，这是极不正常的。民国时期所刊印的《四部丛刊》系明代金李刻本的影印本，其中《国语》中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记载“鲜卑”作“鲜牟”，则照以上论述推测，《国语》中的“鲜卑”极可能系“鲜牟”之误。
有些学者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以期找到突破口。如张思勉指出：“鲜卑，此族似即古所谓析支”。“鲜卑，即《禹贡》之析支。”有的学者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论，鲜卑即邾娄。依据是“析”上古又与“訾”通，“支”则通“邾”为“邾”转。而“訾邾”正是“邾娄”的异称。由此鲜卑应属于东夷的一支——邾娄，后又迁徒到了辽东。这一观点的成立需建立在一条很长的音转链条之上，其本身是具有风险性的，因为音转链条之中任何一个环节不成立都会导致结论无法得出。事实上，这个链条中确有几点疑问。第一个疑点在于鲜单是否便是析支。《尚书 禹贡》载：“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舒。”《旧唐书 西戎传》亦有“党项芜，在古析支地，汉西羌之别种也”的记载。昆仑山在南疆，党项人的活动范围在甘陕，湟水谷地，可见，析支的活动范围应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而鲜卑在东北，史书中并无鲜卑族曾有过大规模迁徒的记载，鲜卑人自己的记述中，也没有祖先曾大规模迁徒的蛛丝马迹。第二个疑点在于析支是否就是訾邾。从古汉语语音的研究中可分别得出“析”与“訾”通、“支”与“邾”通，但二者并用是否能从族名的角度讲得通，即由语音的角度推出析支即为訾邾是值得商榷的。李德山在他的《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一书中提到：“上古记事用字无定。”并认为这可以作为析支即訾邾的依据，然而事实上中国古代在民族称谓方面，虽然对于同一民族的称谓文字有变，但并不是无原则的，如“丁零”、亦作“丁灵”、“丁令”，并不见有更多写法。同样的，析支虽与訾邾音近或音同，并不意味着析支便可随意写为訾邾，即析支与訾邾未必为同族。第三个疑点在于鲜卑若为邾娄，则其必须依赖析支这一环节，从音转的角度似是可以讲得通，但如果从民族的角度讲，由邾娄到析支再到鲜卑的转变本质上是由东夷到西戎再到东胡的转变，其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讲，由邾娄到析支冉到鲜卑的转变则意味着鲜卑的先祖曾从华东迁至西北，后又迁至东北，这就更无从谈起了。由以上三点断定鲜卑即邾娄的观点并不可取。
在先秦的个别文献中，鲜卑一词作为某种物品的名称出现，有些学者以此为依据，提出上古华夏族素有“地物中国，名从主人”的称呼习惯，所以可得出上古时期的器物名与族名也应是同一关系。由此，迸一步可推出鲜卑一词作为族名于先秦时期便已经出现，而不是由鲜卑山得来。先秦文献中鲜卑一词确实作为物品名出现过，如《楚辞 大招篇》有“小腰秀颈，若鲜卑支”。王逸注：“鲜卑，衮带头也。”可见此处鲜卑是指一种带钩。《汉书 匈奴传》曾提到“犀毗”，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曰“师比”，总一物也。《战国策》载赵武灵王以黄金师比赐给周绍，《楚辞 招魂篇》也有“晋制犀比”的记载，其中所指应为一物。以上的几处记载中，“鲜卑”表示的是一种带钩，单从字面上讲与后世的鲜卑族无任何联系。进一步分析，以上的几处关于“鲜卑”的记载中“鲜卑”一词的用字是不确定的，若鲜卑带与鲜卑族确是同一关系，则鲜卑族的名称也应有诸多写法，并在文献中有所体现。而在文献中鲜卑族的族名用字是惟一的，只见“鲜卑”，从未见“师比”、“犀毗”、“犀比”。另外，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具有任意性，作为族名的则具有专一性、延续性。就此我认为：先秦时的“鲜卑”仅指物品，与后世鲜卑族有联系的可能性不大。
二、以族名命名山名应是历史真面目
史书中关于鲜卑的族名源于山名的记载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后汉书 乌桓鲜卑列传 》载：鲜卑“汉初(公元前206年)，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鲜卑始通驿使。”通过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从东胡部落联盟解散(西汉初年)到东汉初期这一段较长的时间段中鲜卑与中原并无直接的联系。其后东汉王朝为了打击、孤立北匈奴，开始封鲜卑大人为王侯，鲜卑与中原王朝的接触才开始密切起来。而这个时期距鲜卑退保鲜卑山已经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东汉人了解的只是鲜卑兴起于鲜卑山表象，鲜卑山名与族名孰先孰后却已然难辨，鲜卑最早期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后汉书》中关于鲜卑族的族名源于山名的记载事实上并没有确凿的史料依据。同时，后世史书编纂的年代距西汉初年更为遥远，其记载的依据更少，可信度更低。
鲜卑从东胡解体之前就应已经有独立的族名。“胡”在先秦时期并不泛指北方的少数民族，而是特指匈奴。匈奴以东的诸多少数民族则被称之为“东胡”。由于东胡的性质是部落联盟，因此，东胡中的各个部落部拥有自己的名称，且相对独立性较大。如尽管乌桓是东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东胡没有瓦解之前，乌桓的名称就独立出现史册之中。《史记货殖列传》在记载战国时期状况时，有这样一段记述：“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而这一时期乌桓是东胡的一部分。同样的，鲜卑作为东胡部落联盟的成员，同样也应拥有自己的名称，但由于鲜卑的势力范围并不与汉地接壤，因此，族名在东胡存在时期并不见于中原王朝的史册。但从一些史书中仍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十六国春秋》载：“秦西汉之际，为西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为号。”这里，所谓的“复以为号”是指重新以鲜卑为号，也就是说“鲜卑”这个族名在东胡时期就已经存在，但在部落联盟之中一般只使用“东胡”这个部落联盟的名称，东胡溃散后，才独立使用“鲜卑”这一族名。
鲜卑与乌桓皆出自东胡，二者地域相接，《后汉书 乌桓鲜卑东夷列传》载：鲜卑“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从西汉贾谊的《新书匈奴》篇，《史记 匈奴列传》中都可以看出乌桓在西汉以前就己经存在。换而言之，以上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乌桓”这个名称在冒顿单于攻破东胡之前就己经存在，且作为族名存在，那么《后汉书乌桓鲜卑东夷列传》关于匈奴灭东胡，乌恒“退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以及乌桓的族名来源于山名的说法也就站不住脚了。相应的，史册中关于鲜卑族名来源的部分不免令人生疑，毕竟中原对与其接壤的乌桓的了解远多于鲜卑，甚至鲜卑的很多情况需要通过乌桓来了解，史书中对乌桓的记载产生了错误，对与乌桓极其近似的鲜卑的记载，产生错误的可能性相当大。
要考察鲜卑山名与族名的关系，地名与族名的命名规律也应被充分考虑。李德山先生在其《试论先辈是研究中的儿个问题》一文中认为：山名命名族名的观点“既不符合我国古民族的称名(命名)规律，又有悖于族名与地名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鲜卑与鲜卑山的关系应是以族名山，而不是以山名族。鲜卑族是游牧民族，频频迁徒，每至新的驻牧地，便“以族名山”，中国北方存在着多处鲜卑山便是一个力证。早在《十六国春秋》的记载中鲜卑山已经有二，一在棘城(今辽宁锦县，一说义县西北)，一在辽西。《隋图经》载：“鲜卑山在柳城县(今辽宁朝阳)东南。《读史方舆纪要》卷18据旧制称在 ‘柳城东二百里有鲜卑山，东胡因以为号。或曰鲜卑山即青山。’”《太平寰宇记》云：“鲜卑山在河北道营州柳城县(州治)东南二百里。”又云：“棘城东塞外又有鲜卑山在辽西西北一百里。”《蒙古游牧记》卷1《科尔沁部右翼中旗》提到：“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记载敦煌东南也有一鲜卑山。不难看出以鲜卑为名的山岳广泛分布东至辽东、西至陇西广大区域内，而这些区域都是鲜卑人驰骋过的地域。如果鲜卑族的族名是晚于鲜卑山的山名出现的，那么中国北方出现如此多的毫无联系的鲜卑山更难于解释。因此，鲜卑族的族名应早于山名出现，随着鲜卑族势力范围的扩大，不断以族名命名山名，最终形成了北方存在多处鲜卑山的格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一、对历史上几种观点的辨析
鲜卑曾是东胡部落联盟的一部分，但西汉初年，东胡被匈奴攻破后整个东胡部落联盟瓦解，据《后汉书 乌桓鲜卑列传》记载：“鲜卑者……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
《后汉书》载：“鲜卑者，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三国志》载：“鲜卑亦东胡之馀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其他相关史书的记载也基本大同小异。因此可以看出，鲜卑族的族名来源于鲜卑山的山名这一观点在古代是具有一定共识性的，后世的史书基本采取了一种承袭的态度。近现代，我国的学者也大多接受了这一观点。如清代民国之交的学者丁谦在《蓬莱轩舆地学丛书》卷四《鲜卑转地理考证》中提到：“考《魏书》本纪卷一，言魏之先出日皇帝子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此鲜卑种类所有来也。”马长寿在其著作《乌桓与鲜卑》中提到：“一个部落集团从东胡分化出来，最初分布的地点在鲜卑山，此部落集团遂以鲜卑为名。”田继周在其著作《秦汉民族史》指出：“他们出自东胡和因居鲜卑山为号，则是一致的说法。”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鲜卑族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对鲜卑族山名决定族名一说提出了质疑，并不断有新的论据提出，以论证鲜卑族族名是先于山名产生的。但在研究过程中由于角度、方法的巨大差异，许多学者立论的依据也差异较大，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存在着谬误，其结论当然难以让人认同。为了更好的研究清楚鲜卑族历史上山名与族名关系的问题，有必要在此占用一些篇幅将一些观点加以辨析。
以美籍学者朱学渊 (参见《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鲜卑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因为《国语 晋语》中有这样的记载：“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茅，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为盟。”有学者据此进一步推论出楚与鲜卑族似有亲缘关系存在。本人实难苟同，首先鲜卑作为东北的少数民族世居辽东塞外，《左传》中记载：“周大夫詹桓伯云：‘武王克商，肃慎、燕毫，吾北土也。’”未见鲜卑，那么鲜卑至中原与诸侯会盟一说就不能成立。其次，若《国语》中的记载属实，则鲜卑族应与中原较早建立了联系(西周时期)，中原各国也应较早的了解到了鲜卑人的存在，但可疑的是自《国语》之后，数百年中竟无一部史书再提及鲜卑，直至《后汉书 乌桓鲜卑列传》，这是极不正常的。民国时期所刊印的《四部丛刊》系明代金李刻本的影印本，其中《国语》中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记载“鲜卑”作“鲜牟”，则照以上论述推测，《国语》中的“鲜卑”极可能系“鲜牟”之误。
有些学者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以期找到突破口。如张思勉指出：“鲜卑，此族似即古所谓析支”。“鲜卑，即《禹贡》之析支。”有的学者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论，鲜卑即邾娄。依据是“析”上古又与“訾”通，“支”则通“邾”为“邾”转。而“訾邾”正是“邾娄”的异称。由此鲜卑应属于东夷的一支——邾娄，后又迁徒到了辽东。这一观点的成立需建立在一条很长的音转链条之上，其本身是具有风险性的，因为音转链条之中任何一个环节不成立都会导致结论无法得出。事实上，这个链条中确有几点疑问。第一个疑点在于鲜单是否便是析支。《尚书 禹贡》载：“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舒。”《旧唐书 西戎传》亦有“党项芜，在古析支地，汉西羌之别种也”的记载。昆仑山在南疆，党项人的活动范围在甘陕，湟水谷地，可见，析支的活动范围应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而鲜卑在东北，史书中并无鲜卑族曾有过大规模迁徒的记载，鲜卑人自己的记述中，也没有祖先曾大规模迁徒的蛛丝马迹。第二个疑点在于析支是否就是訾邾。从古汉语语音的研究中可分别得出“析”与“訾”通、“支”与“邾”通，但二者并用是否能从族名的角度讲得通，即由语音的角度推出析支即为訾邾是值得商榷的。李德山在他的《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一书中提到：“上古记事用字无定。”并认为这可以作为析支即訾邾的依据，然而事实上中国古代在民族称谓方面，虽然对于同一民族的称谓文字有变，但并不是无原则的，如“丁零”、亦作“丁灵”、“丁令”，并不见有更多写法。同样的，析支虽与訾邾音近或音同，并不意味着析支便可随意写为訾邾，即析支与訾邾未必为同族。第三个疑点在于鲜卑若为邾娄，则其必须依赖析支这一环节，从音转的角度似是可以讲得通，但如果从民族的角度讲，由邾娄到析支再到鲜卑的转变本质上是由东夷到西戎再到东胡的转变，其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讲，由邾娄到析支冉到鲜卑的转变则意味着鲜卑的先祖曾从华东迁至西北，后又迁至东北，这就更无从谈起了。由以上三点断定鲜卑即邾娄的观点并不可取。
在先秦的个别文献中，鲜卑一词作为某种物品的名称出现，有些学者以此为依据，提出上古华夏族素有“地物中国，名从主人”的称呼习惯，所以可得出上古时期的器物名与族名也应是同一关系。由此，迸一步可推出鲜卑一词作为族名于先秦时期便已经出现，而不是由鲜卑山得来。先秦文献中鲜卑一词确实作为物品名出现过，如《楚辞 大招篇》有“小腰秀颈，若鲜卑支”。王逸注：“鲜卑，衮带头也。”可见此处鲜卑是指一种带钩。《汉书 匈奴传》曾提到“犀毗”，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曰“师比”，总一物也。《战国策》载赵武灵王以黄金师比赐给周绍，《楚辞 招魂篇》也有“晋制犀比”的记载，其中所指应为一物。以上的几处记载中，“鲜卑”表示的是一种带钩，单从字面上讲与后世的鲜卑族无任何联系。进一步分析，以上的几处关于“鲜卑”的记载中“鲜卑”一词的用字是不确定的，若鲜卑带与鲜卑族确是同一关系，则鲜卑族的名称也应有诸多写法，并在文献中有所体现。而在文献中鲜卑族的族名用字是惟一的，只见“鲜卑”，从未见“师比”、“犀毗”、“犀比”。另外，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具有任意性，作为族名的则具有专一性、延续性。就此我认为：先秦时的“鲜卑”仅指物品，与后世鲜卑族有联系的可能性不大。
二、以族名命名山名应是历史真面目
史书中关于鲜卑的族名源于山名的记载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后汉书 乌桓鲜卑列传 》载：鲜卑“汉初(公元前206年)，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鲜卑始通驿使。”通过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从东胡部落联盟解散(西汉初年)到东汉初期这一段较长的时间段中鲜卑与中原并无直接的联系。其后东汉王朝为了打击、孤立北匈奴，开始封鲜卑大人为王侯，鲜卑与中原王朝的接触才开始密切起来。而这个时期距鲜卑退保鲜卑山已经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东汉人了解的只是鲜卑兴起于鲜卑山表象，鲜卑山名与族名孰先孰后却已然难辨，鲜卑最早期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后汉书》中关于鲜卑族的族名源于山名的记载事实上并没有确凿的史料依据。同时，后世史书编纂的年代距西汉初年更为遥远，其记载的依据更少，可信度更低。
鲜卑从东胡解体之前就应已经有独立的族名。“胡”在先秦时期并不泛指北方的少数民族，而是特指匈奴。匈奴以东的诸多少数民族则被称之为“东胡”。由于东胡的性质是部落联盟，因此，东胡中的各个部落部拥有自己的名称，且相对独立性较大。如尽管乌桓是东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东胡没有瓦解之前，乌桓的名称就独立出现史册之中。《史记货殖列传》在记载战国时期状况时，有这样一段记述：“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而这一时期乌桓是东胡的一部分。同样的，鲜卑作为东胡部落联盟的成员，同样也应拥有自己的名称，但由于鲜卑的势力范围并不与汉地接壤，因此，族名在东胡存在时期并不见于中原王朝的史册。但从一些史书中仍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十六国春秋》载：“秦西汉之际，为西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为号。”这里，所谓的“复以为号”是指重新以鲜卑为号，也就是说“鲜卑”这个族名在东胡时期就已经存在，但在部落联盟之中一般只使用“东胡”这个部落联盟的名称，东胡溃散后，才独立使用“鲜卑”这一族名。
鲜卑与乌桓皆出自东胡，二者地域相接，《后汉书 乌桓鲜卑东夷列传》载：鲜卑“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从西汉贾谊的《新书匈奴》篇，《史记 匈奴列传》中都可以看出乌桓在西汉以前就己经存在。换而言之，以上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乌桓”这个名称在冒顿单于攻破东胡之前就己经存在，且作为族名存在，那么《后汉书乌桓鲜卑东夷列传》关于匈奴灭东胡，乌恒“退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以及乌桓的族名来源于山名的说法也就站不住脚了。相应的，史册中关于鲜卑族名来源的部分不免令人生疑，毕竟中原对与其接壤的乌桓的了解远多于鲜卑，甚至鲜卑的很多情况需要通过乌桓来了解，史书中对乌桓的记载产生了错误，对与乌桓极其近似的鲜卑的记载，产生错误的可能性相当大。
要考察鲜卑山名与族名的关系，地名与族名的命名规律也应被充分考虑。李德山先生在其《试论先辈是研究中的儿个问题》一文中认为：山名命名族名的观点“既不符合我国古民族的称名(命名)规律，又有悖于族名与地名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鲜卑与鲜卑山的关系应是以族名山，而不是以山名族。鲜卑族是游牧民族，频频迁徒，每至新的驻牧地，便“以族名山”，中国北方存在着多处鲜卑山便是一个力证。早在《十六国春秋》的记载中鲜卑山已经有二，一在棘城(今辽宁锦县，一说义县西北)，一在辽西。《隋图经》载：“鲜卑山在柳城县(今辽宁朝阳)东南。《读史方舆纪要》卷18据旧制称在 ‘柳城东二百里有鲜卑山，东胡因以为号。或曰鲜卑山即青山。’”《太平寰宇记》云：“鲜卑山在河北道营州柳城县(州治)东南二百里。”又云：“棘城东塞外又有鲜卑山在辽西西北一百里。”《蒙古游牧记》卷1《科尔沁部右翼中旗》提到：“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记载敦煌东南也有一鲜卑山。不难看出以鲜卑为名的山岳广泛分布东至辽东、西至陇西广大区域内，而这些区域都是鲜卑人驰骋过的地域。如果鲜卑族的族名是晚于鲜卑山的山名出现的，那么中国北方出现如此多的毫无联系的鲜卑山更难于解释。因此，鲜卑族的族名应早于山名出现，随着鲜卑族势力范围的扩大，不断以族名命名山名，最终形成了北方存在多处鲜卑山的格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