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性进行深邃而微妙的展示没有作家不渴望做到，却只有少数作家能够完成。莫泊桑的《皮埃罗》以三千字的短小篇幅，对涵容和表现复杂人性，发起极限和力度的挑战，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但《皮埃罗》却不是莫泊桑的杰作，因为只要再增加对厚重度、丰饶性的考察，即可马上看出莫泊桑的杰作当属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羊脂球》。饶是如此，我们更能看出，佳作和杰作之间的差异。写作都是从“心”出发的，也都是生活的某种反映，作家介入时代和社会生活后的作品所展现出来的向外扩张的天高地厚、汪洋恣肆，勘探人性和昭示意识所呈现出来的向内掘进的深邃精奥、体贴入微皆可打动读者。为何《皮埃罗》式的写作是一条难以走向杰作的路？作为一篇“未完成的杰作”，《皮埃罗》能带给我们许多启迪。
　　 首先，我们看看莫泊桑是如何在《皮埃罗》中塑造勒费弗尔太太及其女仆萝丝的。就人物分析而言，在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成果中，由雷格马斯的语义方阵理论来判断，可以将勒费弗尔太太及其女仆萝丝的关系立体化：她们是矛盾关系，更是补充关系。她们的矛盾关系表现为：勒费弗尔太太不想收养小狗皮埃罗的时候，萝丝因喜爱动物便会“巧妙地为动物辩解”;当勒费弗尔太太决绝地抛弃皮埃罗“扬长而去”，萝丝“一边跟在主人身后，一边用蓝围裙的一角擦拭眼泪”。她们的补充关系表现为：当勒费弗尔太太想养狗但又舍不得“满碗的狗食”时，萝丝因喜爱动物便会“巧妙地为动物辩解”;当勒费弗尔太太决定抛弃皮埃罗后，萝丝就是将皮埃罗扔进泥灰岩矿井的那个人。
　　 这是小说对所谓“主仆”的一次经典阐释，这一对“主仆”是隐秘而融洽的矛盾体，因而这“主仆”二人也是小说中人性像摆钟一样摇摆起来后指向的两个刻度。当“主”处在冷酷时刻，却预示着她会走向“仆”的温软时刻;当“仆”冷酷时，预示着要走向“主”的温软。人性是相通的，也是相同的，“主仆”二人是莫泊桑精心设置的复杂人性的同体。莫泊桑在同一时刻、相同境遇下，用“主仆”两个人物形象来表现人性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如果每一次面对相同对象，人性的表现都将如蓝调演奏一样不尽相同，那就让多种蓝调演奏一起进行，让它丰富人们对人性的认识和体察。综上所述，勒费弗尔太太及其女仆萝丝是展露于外在的形象，与其说她们是小说的主人公，毋宁说人性才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角。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作品的女主人公勒费弗尔太太及女仆萝丝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典型人物。尽管勒费弗尔太太及其女仆萝丝最终导致皮埃罗死亡，但她们不是人性之恶和残忍的极端，正相反，她们在导致皮埃罗死去的过程中所流露出的恐惧和色厉内荏，传达出人性之善的耀眼亮光;她们也不能代表资产阶级的虚伪和虚荣，萝丝是个“老实厚道的乡下女人”，而用莫泊桑的原话来说，勒费弗尔太太不过“半個农妇”而已，她是参加劳动的寡妇，“丝线手套里，躲藏着一双通红的大手”。不仅如此，这位勒费弗尔太太可以为失窃的十二颗洋葱紧张不已，却还能“口袋里总装着几个小铜子，以施舍招摇过市，给路上的行人”。勒费弗尔太太的善是小的，但对善的追求是有实践的——对异类皮埃罗的抛弃过程，远不能表现所谓“伪善”，只能界定为，这是展示人性的一个舞台——勒费弗尔太太及女仆萝丝是再普通不过的两个妇人。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写道：“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在被恩格斯提出来的时候便和典型环境密切相关，《皮埃罗》所写的是小狗皮埃罗被主人抛弃的故事，这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一再发生。中国诗人雷平阳也写过一首广为流传的诗作《杀狗的过程》，写的是狗的主人如何杀死自己的狗，它和莫泊桑这篇《皮埃罗》在展示人性上异曲同工，带给过读者以情感的震动。如果我们将叙事诗《杀狗的过程》仅仅视作叙事作品，雷平阳所写的同样不是典型人物。如果要谈到典型人物，鲁迅塑造的阿Q、孔乙己，《风雪山神庙》中的豹子头林冲……这是典型社会环境和典型特定环境下的典型人物。
　　 一个并不典型的人物形象，他能何为？他能打动人的，只有人性，因为他失去了典型环境和独异故事的拱卫，只能在作品中以一个自然人的状态，以一个平常生活的小截面来博得读者青睐。无论是多么典型的人物形象，他都有机会在作家的笔下表现出最普遍的人性，但是在把他塑造成为某种典型的过程中，作家常犯的错误却是弄丢他其余的部分。这也意味着非典型的人物形象、最普通的人物形象，只有唯一一条在文学作品中存活下去的塑造之路。
　　 因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皮埃罗》及《杀狗的过程》这样的作品该如何来定位。我把它们视为剑走偏锋的作品，这是莫泊桑和雷平阳在独木桥——人性书写上求存的成功案例。将具体的社会、时代、民族等特征从作品中撇开，强调普遍人性、普世价值，强调文学的现代性表达，都将无法称之为杰作，哪怕它能像《皮埃罗》这样穿越时代、穿越国界被普遍接受。千百年来，人性有多大的变化？无论我们如何表达，我们书写的都是陈旧的对象。尽管太阳底下无新事，但人性在不同时代、社会、民族所拥有的独特显现方式却给所有后来的作家留下了书写的空间。如果仅仅考量一种人类和文学本身的要素，那样求取的文学，它依旧会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成为无法辨识的水珠或泡沫——当然，它们是“入流”的佳作。
　　 其次，我们千万不要忽视皮埃罗这个形象，它是具体的文学形象更是一个抽象典型环境。皮埃罗在勒费弗尔太太及其女仆萝丝的世界，是一个弱小者，是一只被抛弃的宠物。当它被抛弃的时候，读者难免会同情弱小者，指摘抛弃它的人。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就会发现莫泊桑在描述它的时候，别有深意“四条腿短得跟没有似的，身子像鳄鱼，脑袋如狐狸”，皮埃罗出现在莫泊桑的作品中，不像是以一条狗的外形出现的，更像是在描绘它的弱小所掩盖着的凶残和狡猾。这是一种人性隐喻，当它和强者在一起的时候是一条弱小可怜的狗，但它也是隐藏的鳄鱼和狐狸。他们之间对应的身份有未可知的转化条件，具有不确定性。这是一个抽象典型环境，它意味着一种不可靠的关系和潜在的身份对转。当这种抽象典型环境被建立起来，皮埃罗被抛弃的残忍程度就已变得微乎其微。 　　 矿井中的皮埃罗，则是一种残酷生存困境的隐喻。勒费弗尔太太及女仆萝丝不愿意解救，而矿井中的皮埃罗又无法自救，它依靠自己逃出矿井的可能为零。这个废弃的矿井经常用来接纳被抛弃的狗，皮埃罗除了饿死，等待它的结果还有：吃掉别的同类，抑或被别的同类吃掉。和之前我们所谈论的人性相比，这自然是毫无人性可言。这个时候，作为鳄鱼的皮埃罗便会被激发出来——当它在生存空间遭遇同类。失去人性的环境，就是皮埃罗的矿井——这绝对是一种警告。生存机遇将隐藏在你死我活的斗争当中，丝毫没有退让空间。如果说，勒费弗尔太太抛弃皮埃罗后的恐惧表现了人心向善的强烈暗示，这时候莫泊桑已经落入对人性的洞彻和失望之中，莫泊桑把全部的同情（对勒费弗尔太太及皮埃罗）和人性真相（“鳄鱼”兼“狐狸”），全都铺向了他的稿纸。
　　 那么，谁是皮埃罗呢？这时候我们重新回到小说的第一段，就不难理解为何莫泊桑笔下的勒费弗尔太太被描述为一个“野蛮虚荣的灵魂”，她似乎也是另一个皮埃罗。因为皮埃罗挤占了她的生活资源，养狗需要缴纳八法郎的养狗税——哪怕只有八法郎，也会导致皮埃罗和它的同伴们持续不断地被抛进废弃的矿井。在某些瞬间，人人都是皮埃罗，甚至处境远未恶化为残酷生存困境，我们就已经变成了皮埃罗。人性不能低估，也是绝对不可高估的，而人性之恶的引爆点也可以是很低的。莫泊桑小说中的勒费弗尔太太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人，而皮埃罗也只是无数弃犬之一。勒费弗尔太太和皮埃罗的过往，如果标价，是不会高于八法郎的。在做出将皮埃罗抛入矿井的决定时，勒费弗尔太太已知道皮埃罗未来的命运。莫泊桑的《皮埃罗》通过非典型人物和抽象典型环境创造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学景观和人性景观。
　　 当亲耳听到皮埃罗的惨叫、哀鸣、呼救后，勒费弗尔太太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生命的终结者。真正感受到残酷的后果，这令勒费弗尔太太难以面对自己，她良心不安、感到恐惧、噩梦连连、十分痛苦，于是她就后悔了。勒费弗尔太太有机会救出皮埃罗，可施救的人向勒费弗尔太太索要四法郎的服务费，勒费弗尔太太却拒绝支付。她愿意花在一条狗身上的钱不会在后悔期间增值，倒似乎有贬值的趋势，这让她的痛苦看上去像是虚情假意。当听到需要四法郎后，“她的全部痛苦顿时风消云散”。可是，她有表演的必要吗，把痛苦表演给一个仆人看，完全沒有必要;把悭吝暴露在仆人面前，更是没有必要的。读者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勒费弗尔太太此刻所面对的只有自己的人性和良心，没有其他任何压力。
　　 《皮埃罗》对时代、社会生活以及对民族资源的摄入都是贫乏的，但我们依旧能通过作品中飘忽、闪烁的字句看到十九世纪法国的侧影：法国富裕的农妇住在临马路的房子里，房间安有绿色的百叶窗;她有仆人，自己也干活，但她在家戴着丝线手套;她在法国吃着面包，而那时中国正处于清朝的光绪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