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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从健康安全的视角，全面揭示了城市发展的短板和弱项;2020年夏季暴雨洪灾，进一步暴露了城市社会的脆弱和失措。疫灾之后或疫情常态下的经济复苏和洪灾之际的防控和之后的重建，我们有什么选项，如何高质量复苏？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铁（路）公（路）机（场）”和房地产是动力和推手;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新基建”是否可以再造昔日“基础设施”建设的辉煌？
中央从2018年提出“六稳”到2020年4月疫情冲击下明确提出“六保”，凸显出社会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
“六保”更需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和提升
2018年伊始，贸易摩擦作为中美深层次矛盾的表征日趋加剧，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稳中有忧。是年7月，中央审时度势，未雨绸缪，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把“六稳”作为实现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基本要求。
作为“六稳”的抓手和动能，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时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明确界定新型基础设施的内容，即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1。显然，相对于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密集的常规基础设施，“新基建”首先是知识密集然后才是资金密集，多具有智能取代劳动力的特质，对劳动力需求减少。尽管新基建没有常规基建那样对劳动力密集的原材料产品的拉动，设施建好后可以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和通量，但条件是要有货物。
面对疫情冲击，2020年4月，中央明确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2;5月，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六保”底线，以保促稳3。显然，知识密集型的“新基建”，相对来讲“高大上”，对“六稳”具有支撑作用，但对于“底线”属性的基本民生的保障，支撑效果并不一定直接。例如，一些报道指出，占人口总数趋近20%的60岁以上老年人，没有或不会用智能手机;如果我们到银行网点去的话，办理柜台业务的，基本是老年人;一些贫困家庭，手机和流量消费的能力和水平也比较有限，也有贫困学子在疫情期间上网络课程时遇到的各种尴尬。“地摊经济”看似不那么“高大上”，但却是实打实的就业和民生。
可见，疫后复苏，城市活力的再生和提升，“新基建”具有“六稳”的战略性和全局性，但在“六保”的战术层面，尤其是疫后民生保障和洪灾之后的重建，我们的城市更需要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和提升。
修复社会危机，需要社会基础设施的深化和拓展
因疫情防控，许多地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社会活动几乎处于休止状态，经济运行也不可避免的处于停摆状态。封闭的小区，多层的楼宇，狭小的单元房，城市居民正常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心理压力巨大，精神受到折磨。疫情期间电力供应保障良好，网络成为信息获取和交流的有效途径。也正是这些历史上少有的特殊情况，引发一些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并非是“新基建”就可能提供有效解决方案的，而需要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功能提升。
疫情期间持续至今的，对不同观感的社会包容度不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社会撕裂。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方方日记”。疫情期间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记录一些观感，发表一些议论，揭露一些问题，回应一些疑虑，也是作家的职责所在。武汉“封城”解禁后“方方日记”在国外翻译出版，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市场文化行为，如果没有触犯法律，也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但围绕日记及其翻译出版，上纲上线讨伐声讨者有之;支持赞赏者也不乏其人。如果违法，可以诉诸法律;如果不违法，其是非曲直，自然由读者评判。社会有点并且包容不同声音，是社会成熟的标志。
另一个例子是地域身份歧视。武汉以及湖北其他地区的健康居民，不论解禁前还是解禁后，受到不友善的地域歧视。甚至有云南诗人豪言，天上飞的“九头鸟”也不放过。武汉“封城”期间，非武汉常住居民，基本生活也出现困难。外地在京工作的一些租客，小区禁止进入。农民工、合同工，编制内、编制外，劳力者、劳心者，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身份不同，地位有别，待遇迥异。被歧视者，似乎没有尊严可言，歧视他人者，缺失的，也正是自身的人格尊严。
第三个例子是社会关爱和救助问题。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是社会最弱势那一部分群体，他们是农民工、个体工商户或民营小微企业。他们更为缺乏社会资源、资本资源等，竞争力较弱，因而其市场生存能力和水平，也不会特强和太高。他们的生存状况，应该为社会所关注、所关爱。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而且必须具有正常的人格;我们的社会，应该而且可以走向理智。这些硬件基础设施，不论常规的还是新型的，尽管可能在整体上有提升和缓解效用，但难以形成危机化解的机制;而这种机制，正是社会基础设施的功能所在。
完善社会基础设施，提升复苏的内生动能
狭义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邮电、供水供电、商业服务、科研与技术服务、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等区域和城乡市政公用工程设施;较为广义的也包括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社会赖以正常、高效运行和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或者说是硬件基础设施。常规基建和“新基建”，都属于这一类。应该说，在交通、通讯、水利、电力、环境等方面，新中国70年的投入和建设，成效突出、成就斐然。
关于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科研等公共服务设施，有的也称之为社会基础设施，这方面我们的硬件规模和设施水平，在改革开放后有了长足进步，许多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水平。但新冠疫情暴露我们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是空间资源的不均衡。优质资源多集中在大城市、行政层级高的城市，例如省会城市，而在一般城市尤其是县城、乡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低。二是服务质量水平差异大。例如医院，大医院或知名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或一般医院门可罗雀。教育资源更是如此，双一流大学，重点高中、重点初中、重点小学，多数普通家庭只能望“重点”而兴叹。义务教育，尽管是一般学校，还有学可上。而学前教育，公立幼儿园数量少，私立幼儿园要么学费高昂，要么质量忒次。三是管理非专业。新冠疫情期间，武汉一些医院的管理层缺乏专业素养，致使防控薄弱，医务人员感染。
但更为纯粹意义上的社会基础设施，例如上面所列举的，不具备硬件基础设施属性，因而也称之为软件基础设施或制度基础设施。制度基础设施不仅涉及法律法规、政府架构、军队警察等，也包括民间社团、社会救助、慈善机构、新闻媒体等。客观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健全和完善。但同时，疫情的检验表明，我们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一是信息畅通问题。疫情之初，防控信息在信息源、决策者、社会之间并不畅通，影响了社会的及时精準有效防控。二是社会疑虑和焦虑难以得到权威回应和及时解决。我们的新闻发布制度，具有权威性;但是，面对具体问题，各种社会疑虑和焦虑，如果没有及时的回应和解决，则谣言泛滥的空间就会迅速膨胀。三是社会包容机制。我们需要宣传积极的正能量，但是，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认知的差异是正常的，社会需要有包容性。山东的合村并居的困境和一些地方对“地摊经济”的排斥，没有社会包容，就会加剧社会危机。四是城市社工机制。社区工作者，直接服务于社会个体，关注各种问题，解决具体问题。我上世纪80年代在英国念书时，了解到居民的各种问题均是找社工提供解决方案。当然，我们还要培养社工，提升社工的能力和水平。五是民间社团。我们有官办社会救助和慈善机制，但是，民间社团有热情、有资金、有规章、有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不仅是官办机制的补充，更是对官办机制的促进。
疫后复苏，既需要“高大上”，也需要接地气;高质量复苏，仅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不论新的还是旧的，是不够的，还需要，或者更需要软性的会制度性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深化和拓展，去有效化解社会危机。“新基建”有利于“六稳”，但是否稳得住，还要看“六保”。只有受疫情冲击打压最严重、洪灾损失最大的弱势群体缓过来、活过来，我们才有复苏的基石。不然，数以亿计弱势群体的失“保”，必然会传递到大中企业，如果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下降或缺失，依赖税赋生存的体制内人员，稳住也困难。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传导关系，高质量复苏需要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包容性和协力同心，而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释放巨大的动能，关键在于教育、科技和解禁户籍、开放市场等社会基础设施的重构和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铁（路）公（路）机（场）”和房地产是动力和推手;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新基建”是否可以再造昔日“基础设施”建设的辉煌？
中央从2018年提出“六稳”到2020年4月疫情冲击下明确提出“六保”，凸显出社会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
“六保”更需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和提升
2018年伊始，贸易摩擦作为中美深层次矛盾的表征日趋加剧，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稳中有忧。是年7月，中央审时度势，未雨绸缪，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把“六稳”作为实现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基本要求。
作为“六稳”的抓手和动能，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时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明确界定新型基础设施的内容，即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1。显然，相对于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密集的常规基础设施，“新基建”首先是知识密集然后才是资金密集，多具有智能取代劳动力的特质，对劳动力需求减少。尽管新基建没有常规基建那样对劳动力密集的原材料产品的拉动，设施建好后可以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和通量，但条件是要有货物。
面对疫情冲击，2020年4月，中央明确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2;5月，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六保”底线，以保促稳3。显然，知识密集型的“新基建”，相对来讲“高大上”，对“六稳”具有支撑作用，但对于“底线”属性的基本民生的保障，支撑效果并不一定直接。例如，一些报道指出，占人口总数趋近20%的60岁以上老年人，没有或不会用智能手机;如果我们到银行网点去的话，办理柜台业务的，基本是老年人;一些贫困家庭，手机和流量消费的能力和水平也比较有限，也有贫困学子在疫情期间上网络课程时遇到的各种尴尬。“地摊经济”看似不那么“高大上”，但却是实打实的就业和民生。
可见，疫后复苏，城市活力的再生和提升，“新基建”具有“六稳”的战略性和全局性，但在“六保”的战术层面，尤其是疫后民生保障和洪灾之后的重建，我们的城市更需要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和提升。
修复社会危机，需要社会基础设施的深化和拓展
因疫情防控，许多地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社会活动几乎处于休止状态，经济运行也不可避免的处于停摆状态。封闭的小区，多层的楼宇，狭小的单元房，城市居民正常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心理压力巨大，精神受到折磨。疫情期间电力供应保障良好，网络成为信息获取和交流的有效途径。也正是这些历史上少有的特殊情况，引发一些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并非是“新基建”就可能提供有效解决方案的，而需要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功能提升。
疫情期间持续至今的，对不同观感的社会包容度不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社会撕裂。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方方日记”。疫情期间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记录一些观感，发表一些议论，揭露一些问题，回应一些疑虑，也是作家的职责所在。武汉“封城”解禁后“方方日记”在国外翻译出版，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市场文化行为，如果没有触犯法律，也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但围绕日记及其翻译出版，上纲上线讨伐声讨者有之;支持赞赏者也不乏其人。如果违法，可以诉诸法律;如果不违法，其是非曲直，自然由读者评判。社会有点并且包容不同声音，是社会成熟的标志。
另一个例子是地域身份歧视。武汉以及湖北其他地区的健康居民，不论解禁前还是解禁后，受到不友善的地域歧视。甚至有云南诗人豪言，天上飞的“九头鸟”也不放过。武汉“封城”期间，非武汉常住居民，基本生活也出现困难。外地在京工作的一些租客，小区禁止进入。农民工、合同工，编制内、编制外，劳力者、劳心者，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身份不同，地位有别，待遇迥异。被歧视者，似乎没有尊严可言，歧视他人者，缺失的，也正是自身的人格尊严。
第三个例子是社会关爱和救助问题。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是社会最弱势那一部分群体，他们是农民工、个体工商户或民营小微企业。他们更为缺乏社会资源、资本资源等，竞争力较弱，因而其市场生存能力和水平，也不会特强和太高。他们的生存状况，应该为社会所关注、所关爱。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而且必须具有正常的人格;我们的社会，应该而且可以走向理智。这些硬件基础设施，不论常规的还是新型的，尽管可能在整体上有提升和缓解效用，但难以形成危机化解的机制;而这种机制，正是社会基础设施的功能所在。
完善社会基础设施，提升复苏的内生动能
狭义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邮电、供水供电、商业服务、科研与技术服务、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等区域和城乡市政公用工程设施;较为广义的也包括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社会赖以正常、高效运行和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或者说是硬件基础设施。常规基建和“新基建”，都属于这一类。应该说，在交通、通讯、水利、电力、环境等方面，新中国70年的投入和建设，成效突出、成就斐然。
关于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科研等公共服务设施，有的也称之为社会基础设施，这方面我们的硬件规模和设施水平，在改革开放后有了长足进步，许多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水平。但新冠疫情暴露我们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是空间资源的不均衡。优质资源多集中在大城市、行政层级高的城市，例如省会城市，而在一般城市尤其是县城、乡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低。二是服务质量水平差异大。例如医院，大医院或知名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或一般医院门可罗雀。教育资源更是如此，双一流大学，重点高中、重点初中、重点小学，多数普通家庭只能望“重点”而兴叹。义务教育，尽管是一般学校，还有学可上。而学前教育，公立幼儿园数量少，私立幼儿园要么学费高昂，要么质量忒次。三是管理非专业。新冠疫情期间，武汉一些医院的管理层缺乏专业素养，致使防控薄弱，医务人员感染。
但更为纯粹意义上的社会基础设施，例如上面所列举的，不具备硬件基础设施属性，因而也称之为软件基础设施或制度基础设施。制度基础设施不仅涉及法律法规、政府架构、军队警察等，也包括民间社团、社会救助、慈善机构、新闻媒体等。客观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健全和完善。但同时，疫情的检验表明，我们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一是信息畅通问题。疫情之初，防控信息在信息源、决策者、社会之间并不畅通，影响了社会的及时精準有效防控。二是社会疑虑和焦虑难以得到权威回应和及时解决。我们的新闻发布制度，具有权威性;但是，面对具体问题，各种社会疑虑和焦虑，如果没有及时的回应和解决，则谣言泛滥的空间就会迅速膨胀。三是社会包容机制。我们需要宣传积极的正能量，但是，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认知的差异是正常的，社会需要有包容性。山东的合村并居的困境和一些地方对“地摊经济”的排斥，没有社会包容，就会加剧社会危机。四是城市社工机制。社区工作者，直接服务于社会个体，关注各种问题，解决具体问题。我上世纪80年代在英国念书时，了解到居民的各种问题均是找社工提供解决方案。当然，我们还要培养社工，提升社工的能力和水平。五是民间社团。我们有官办社会救助和慈善机制，但是，民间社团有热情、有资金、有规章、有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不仅是官办机制的补充，更是对官办机制的促进。
疫后复苏，既需要“高大上”，也需要接地气;高质量复苏，仅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不论新的还是旧的，是不够的，还需要，或者更需要软性的会制度性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深化和拓展，去有效化解社会危机。“新基建”有利于“六稳”，但是否稳得住，还要看“六保”。只有受疫情冲击打压最严重、洪灾损失最大的弱势群体缓过来、活过来，我们才有复苏的基石。不然，数以亿计弱势群体的失“保”，必然会传递到大中企业，如果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下降或缺失，依赖税赋生存的体制内人员，稳住也困难。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传导关系，高质量复苏需要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包容性和协力同心，而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释放巨大的动能，关键在于教育、科技和解禁户籍、开放市场等社会基础设施的重构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