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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分析了《时务报》的读者构成及与其有关的阅读活动，认为读者在《时务报》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和其主办者同样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使用与满足 《时务报》 读者
使用与满足理论集中关注个人如何使用大众传播媒介、人们使用媒介的方式与他们从中寻求到的满足之间的关系，考察了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传播学者伊莱休·卡茨的使用与满足模式指出，具有社会和心理根源的需求，会引起人们对大众媒介或其他信源的期望，这些期望导致媒介揭露的不同形式，最后会产生需求满足的效果，以及其他（往往是非有意的）结果。①在使用与满足理论看来，受众是大众传播内容的积极解读者，受众通过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等一系列心理上的自我选择过程，在不同程度上完成着自我认知层面、情感层面、态度层面乃至行为层面上的加强或是转变。作为十九世纪末中国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时务报》，高举变法图存的大旗，态度鲜明，议论透彻，且文笔大多清新流畅，富有激情。鼎盛时期的《时务报》曾经“一纸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②这足以说明其读者群之庞大，影响之深远。
1896年8月创刊于上海的《时务报》，初创时每期销售量即达到4000份左右，半年后增至7000份，一年后达到13000千份，最高销到17000多份，创造了当时报刊的最高发行纪录。③如果以每份平均十人阅读，那么该报拥有的读者至少四万人以上，最高时可达到十几万人。把《时务报》与同时期的其它报刊的发行量相对照，更可看出《时务报》是怎样的一纸风行。“《国闻日报》现在每天销一千五百张”。《国闻汇编》“每期仅销至五六百份”。就连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广学会所办的《万国公报》从1896到1897年的销售数量也仅为《时务报》的四分之一左右。“贵报风行之广且速，足见中国风气之已有转机，亦诸公提倡之力也”。可见，《时务报》在当时非常的畅销，创造了当时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的奇迹。
《时务报》的风靡一时，在笔者看来，首先应该归功于其言论。因为人们接触传媒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正如邹代钧所说：“《时务报》能畅销，‘虽赖汪康年之擘划周详，亦赖卓如大笔如椽，足以震动一时耳’。”④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也追叙说：“《时务报》在上海出版了，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尤其像我们那样的青年，最喜欢读梁启超那样通畅的文章。……不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还好像是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蕴藏在心中所欲说的一般……一班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皋。”⑤盛况空前的《时务报》热是一个封建思想垄断的社会突然遭到巨大异端思想冲击所产生的必然反应。梁启超及其同仁在《时务报》上发表的一系列要求变革、要求变法的文章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满足了读者的心理期望，这是《时务报》发展的关键。
《时务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与内容有关，但也离不开报馆的各项发行措施，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大了读者媒介接触的可能性。汪康年的促销手段有二：一是通过各种关系请求地方大吏发行公文，以行政命令的形式，自上而下提倡阅读《时务报》，并由官方负责报赀；二是在基层广大读者中间做踏实的推销工作。据告白《时务报》第26册登载，派报处（代售处），计国内外63县市，共95处，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间，代售处增为70县市，109处。遍布大小城镇的销售网络的建立，为提高《时务报》的销量奠定了基础，其读者遍布全国各地乃至国外，传播范围极广。除此之外，作为一份民办报纸，《时务报》的成就与时务报馆的成功经营也是分不开的。《时务报》出版以后，销量日升，报赀已代替捐款，成为报馆主要收入来源，报馆资金运作逐渐走向正常化。
《时务报》是一张应时代要求而诞生的报纸，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来自各个阶层的人们，出于不同的目的，都汇到了《时务报》的旗下。呼吁变法的士大夫是报纸的当然读者；商人们感受到了时代的潮流，也购买报纸，就连那些矢志场屋、头脑陈旧的旧士子，受风气所趋，竟然也将《时务报》作为科举考试的参考书，仔细研读起来。⑥从报刊所登载的捐款者名单上我们可以略窥一二。从总督、学政等高官大员到底层知识分子如秀才监生，从汪康年师友到与报馆诸人少有往来或陌不相识的读者，涵盖了上中下诸阶层诸知识群体，显示出《时务报》极强的社会渗透力。吴炳觉得《时务报》“拓我闻见”，虽与彼方全不相识，却“愿捐英洋一百元，以期扩充此报。……此上《时务报》馆主人青察”。又如，钦使吕海寰“外英洋伍拾元”。另外，从《时务报》的“口碑”中我们亦可看出其读者的多样性与广泛性。湖广总督张之洞曾称赞《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广东举人叶尔街说：“伏读报章，其体例之雅驯，议论之切实，采摭之宏富，抉择之谨严，洵为毫发无憾，足与伦敦《泰晤士报》相颉颃。”上海学生王鹏飞评价道：“《时务报》中外毕备，巨细兼收，辟四万万人之心思，通欧亚美澳之风气，至矣至矣。”读者是报纸生存发展的原动力，而他们一旦获得了“媒介满足”，报纸在他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会越重要，对他们的影响力也就越大，最终形成“媒介依赖”。这样一来，报纸的“迟滞”就会惹来读者的抱怨：潘祖荫“《时务报》第29册迟了三、四个月”，毛慈望“如能设法求速，则更善矣”，王延龄、江瀚等也曾致函汪康年谈到此事。可以说，读者通过媒介来理解社会的同时，媒介也会塑造读者的期望。至此，依赖于《时务报》得以联系的上至帝王督抚下至绅士甚至布衣在内的十分庞杂的社会群体逐渐形成。
读者阅读《时务报》涉及的活动主要围绕 “批评建议”展开。《时务报》栏目丰富，大力宣传维新变法，论说部分尤其鼓动人心。汪康年与梁启超所发表的大部分论说，及其他作者的一些论说，都引发了读者的感触。如对于汪康年发表的《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吴品珩就褒扬道“昨登参用民权一篇，尤为透彻，痛下针砭，佩服佩服。”。除此之外，读者对于《时务报》的批评建议还包括误字太多、纸张更换、译文语言等多方面。吴品珩指出上谕内有误字，如：第七本所登砀山县知县守最之“最”误“卓”字，知县罗宗美落一“罗”字，李绂藻转补翰读学，“李绂”二字误“帱绣”二字，诸如此类。针对印刷纸张的质量问题，一位署名为“留心时事人”的读者来信建议改用纸张，认为“此纸质极粗劣，一经潮湿，即易腐朽，这不如本国纸之坚洁。”“请贵馆以后将此纸永远摒弃勿用”。《时务报》中的译报，也格外受读者青睐，意见也不少。读者汪立元就认为译报话太繁，指出“不甚愿看”，建议“译报照西文，自当就原文译出，能再删润，则辞简意明矣。”读者对媒介提供的内容进行有选择性的接受过程显示了读者的能动性。其实早在《时务报》筹建之初，就引起了痛感国事日非和要求维新变法的有识之士的强烈关注，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呵护它成长的队伍中来。从《时务报》被阅读后的这些反馈信息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读者们的真诚之心，他们或担忧或非议，但无非都是希望这份承载他们救国梦的报纸能够良好生存发展下去，建构起真正完善的公共舆论空间。
汪康年等人创办的《时务报》俨然已成为民众的精神食粮，时务报馆也成为维新运动的资讯中心和服务中心。《时务报》所传播的维新思想和所倡导的维新活动使举国上下顿时间一片沸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各种维新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破土而出，维新事业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例如《时务报》的告白栏常常大篇幅登载不缠足会董事和捐款名单，捐款数目虽然经常低至一二元，但捐款人数众多，反映不缠足运动受到人们的踊跃支持。又如中国女学堂正式开学之际，初时学额暂定四十名，结果“报名者争先恐后，几数倍于定额，咸以不得入门为憾”。⑦一些知识分子也不再沉迷于功名，在调整自己行为的同时，逐渐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开始走出书斋，撰述论说、译书，宣传新思想；还有一些人开始办学社、创报刊、开公司等，杭州府署的太守林迪臣就是其中一位。在致函汪康年的信中他便委托求助：“议欲招集商人创设公司，将土货运往外洋推广销路，托为筹划办法”。可见，《时务报》给人们带来了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读者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视野更加开阔，变法的态度愈加的坚决，并以实际行动参与到维新运动中来。
总之，读者在《时务报》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和其主办者同样重要的角色。《时务报》的创办“满足”了读者的需求，《时务报》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读者的持续关注和呵护。特别是读者的积极反馈有助于《时务报》的主办者调整传播的内容或方式，优化其传播效果。《时务报》出版的目标是为了影响它的千千万万的读者，使他们支持变法并参与维新运动，好为政治改革造就人才并搭建起群众基础。《时务报》能作用于读者在认知、态度及行为上的有益变化是其真正意义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①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75
②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③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83
④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65
⑤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150-151
⑥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6-67
⑦汤志钧：《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525
（作者：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新闻学硕士）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使用与满足 《时务报》 读者
使用与满足理论集中关注个人如何使用大众传播媒介、人们使用媒介的方式与他们从中寻求到的满足之间的关系，考察了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传播学者伊莱休·卡茨的使用与满足模式指出，具有社会和心理根源的需求，会引起人们对大众媒介或其他信源的期望，这些期望导致媒介揭露的不同形式，最后会产生需求满足的效果，以及其他（往往是非有意的）结果。①在使用与满足理论看来，受众是大众传播内容的积极解读者，受众通过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等一系列心理上的自我选择过程，在不同程度上完成着自我认知层面、情感层面、态度层面乃至行为层面上的加强或是转变。作为十九世纪末中国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时务报》，高举变法图存的大旗，态度鲜明，议论透彻，且文笔大多清新流畅，富有激情。鼎盛时期的《时务报》曾经“一纸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②这足以说明其读者群之庞大，影响之深远。
1896年8月创刊于上海的《时务报》，初创时每期销售量即达到4000份左右，半年后增至7000份，一年后达到13000千份，最高销到17000多份，创造了当时报刊的最高发行纪录。③如果以每份平均十人阅读，那么该报拥有的读者至少四万人以上，最高时可达到十几万人。把《时务报》与同时期的其它报刊的发行量相对照，更可看出《时务报》是怎样的一纸风行。“《国闻日报》现在每天销一千五百张”。《国闻汇编》“每期仅销至五六百份”。就连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广学会所办的《万国公报》从1896到1897年的销售数量也仅为《时务报》的四分之一左右。“贵报风行之广且速，足见中国风气之已有转机，亦诸公提倡之力也”。可见，《时务报》在当时非常的畅销，创造了当时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的奇迹。
《时务报》的风靡一时，在笔者看来，首先应该归功于其言论。因为人们接触传媒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正如邹代钧所说：“《时务报》能畅销，‘虽赖汪康年之擘划周详，亦赖卓如大笔如椽，足以震动一时耳’。”④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也追叙说：“《时务报》在上海出版了，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尤其像我们那样的青年，最喜欢读梁启超那样通畅的文章。……不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还好像是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蕴藏在心中所欲说的一般……一班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皋。”⑤盛况空前的《时务报》热是一个封建思想垄断的社会突然遭到巨大异端思想冲击所产生的必然反应。梁启超及其同仁在《时务报》上发表的一系列要求变革、要求变法的文章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满足了读者的心理期望，这是《时务报》发展的关键。
《时务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与内容有关，但也离不开报馆的各项发行措施，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大了读者媒介接触的可能性。汪康年的促销手段有二：一是通过各种关系请求地方大吏发行公文，以行政命令的形式，自上而下提倡阅读《时务报》，并由官方负责报赀；二是在基层广大读者中间做踏实的推销工作。据告白《时务报》第26册登载，派报处（代售处），计国内外63县市，共95处，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间，代售处增为70县市，109处。遍布大小城镇的销售网络的建立，为提高《时务报》的销量奠定了基础，其读者遍布全国各地乃至国外，传播范围极广。除此之外，作为一份民办报纸，《时务报》的成就与时务报馆的成功经营也是分不开的。《时务报》出版以后，销量日升，报赀已代替捐款，成为报馆主要收入来源，报馆资金运作逐渐走向正常化。
《时务报》是一张应时代要求而诞生的报纸，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来自各个阶层的人们，出于不同的目的，都汇到了《时务报》的旗下。呼吁变法的士大夫是报纸的当然读者；商人们感受到了时代的潮流，也购买报纸，就连那些矢志场屋、头脑陈旧的旧士子，受风气所趋，竟然也将《时务报》作为科举考试的参考书，仔细研读起来。⑥从报刊所登载的捐款者名单上我们可以略窥一二。从总督、学政等高官大员到底层知识分子如秀才监生，从汪康年师友到与报馆诸人少有往来或陌不相识的读者，涵盖了上中下诸阶层诸知识群体，显示出《时务报》极强的社会渗透力。吴炳觉得《时务报》“拓我闻见”，虽与彼方全不相识，却“愿捐英洋一百元，以期扩充此报。……此上《时务报》馆主人青察”。又如，钦使吕海寰“外英洋伍拾元”。另外，从《时务报》的“口碑”中我们亦可看出其读者的多样性与广泛性。湖广总督张之洞曾称赞《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广东举人叶尔街说：“伏读报章，其体例之雅驯，议论之切实，采摭之宏富，抉择之谨严，洵为毫发无憾，足与伦敦《泰晤士报》相颉颃。”上海学生王鹏飞评价道：“《时务报》中外毕备，巨细兼收，辟四万万人之心思，通欧亚美澳之风气，至矣至矣。”读者是报纸生存发展的原动力，而他们一旦获得了“媒介满足”，报纸在他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会越重要，对他们的影响力也就越大，最终形成“媒介依赖”。这样一来，报纸的“迟滞”就会惹来读者的抱怨：潘祖荫“《时务报》第29册迟了三、四个月”，毛慈望“如能设法求速，则更善矣”，王延龄、江瀚等也曾致函汪康年谈到此事。可以说，读者通过媒介来理解社会的同时，媒介也会塑造读者的期望。至此，依赖于《时务报》得以联系的上至帝王督抚下至绅士甚至布衣在内的十分庞杂的社会群体逐渐形成。
读者阅读《时务报》涉及的活动主要围绕 “批评建议”展开。《时务报》栏目丰富，大力宣传维新变法，论说部分尤其鼓动人心。汪康年与梁启超所发表的大部分论说，及其他作者的一些论说，都引发了读者的感触。如对于汪康年发表的《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吴品珩就褒扬道“昨登参用民权一篇，尤为透彻，痛下针砭，佩服佩服。”。除此之外，读者对于《时务报》的批评建议还包括误字太多、纸张更换、译文语言等多方面。吴品珩指出上谕内有误字，如：第七本所登砀山县知县守最之“最”误“卓”字，知县罗宗美落一“罗”字，李绂藻转补翰读学，“李绂”二字误“帱绣”二字，诸如此类。针对印刷纸张的质量问题，一位署名为“留心时事人”的读者来信建议改用纸张，认为“此纸质极粗劣，一经潮湿，即易腐朽，这不如本国纸之坚洁。”“请贵馆以后将此纸永远摒弃勿用”。《时务报》中的译报，也格外受读者青睐，意见也不少。读者汪立元就认为译报话太繁，指出“不甚愿看”，建议“译报照西文，自当就原文译出，能再删润，则辞简意明矣。”读者对媒介提供的内容进行有选择性的接受过程显示了读者的能动性。其实早在《时务报》筹建之初，就引起了痛感国事日非和要求维新变法的有识之士的强烈关注，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呵护它成长的队伍中来。从《时务报》被阅读后的这些反馈信息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读者们的真诚之心，他们或担忧或非议，但无非都是希望这份承载他们救国梦的报纸能够良好生存发展下去，建构起真正完善的公共舆论空间。
汪康年等人创办的《时务报》俨然已成为民众的精神食粮，时务报馆也成为维新运动的资讯中心和服务中心。《时务报》所传播的维新思想和所倡导的维新活动使举国上下顿时间一片沸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各种维新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破土而出，维新事业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例如《时务报》的告白栏常常大篇幅登载不缠足会董事和捐款名单，捐款数目虽然经常低至一二元，但捐款人数众多，反映不缠足运动受到人们的踊跃支持。又如中国女学堂正式开学之际，初时学额暂定四十名，结果“报名者争先恐后，几数倍于定额，咸以不得入门为憾”。⑦一些知识分子也不再沉迷于功名，在调整自己行为的同时，逐渐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开始走出书斋，撰述论说、译书，宣传新思想；还有一些人开始办学社、创报刊、开公司等，杭州府署的太守林迪臣就是其中一位。在致函汪康年的信中他便委托求助：“议欲招集商人创设公司，将土货运往外洋推广销路，托为筹划办法”。可见，《时务报》给人们带来了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读者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视野更加开阔，变法的态度愈加的坚决，并以实际行动参与到维新运动中来。
总之，读者在《时务报》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和其主办者同样重要的角色。《时务报》的创办“满足”了读者的需求，《时务报》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读者的持续关注和呵护。特别是读者的积极反馈有助于《时务报》的主办者调整传播的内容或方式，优化其传播效果。《时务报》出版的目标是为了影响它的千千万万的读者，使他们支持变法并参与维新运动，好为政治改革造就人才并搭建起群众基础。《时务报》能作用于读者在认知、态度及行为上的有益变化是其真正意义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①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75
②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③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83
④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65
⑤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150-151
⑥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6-67
⑦汤志钧：《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525
（作者：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新闻学硕士）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