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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雪天的纽约，59号公寓。
我从窗口望出去，正好能看见对面楼里舞蹈学校上课的情景。那是我开办的学校。在大块的玻璃窗子后面，我的女儿——那里的助教——正在给学生们示范爵士舞动作。他们刚做完脚尖点地和双腿交击的练习，现在需要放松一下肢体。
待一会儿，我也要去跟他们一起练舞。
这群孩子里有一个戴眼镜的小女孩。每次开始上课前，她都会摘下眼镜，搁在椅子上，跟我当年一模一样。不过那时候我的老师叫狄丝迈洛娃，在她那里练舞的整个白天我都不戴眼镜。没有人会戴着眼镜跳舞。
我喜欢摘下眼镜的感觉。眼前的一切朦胧得美丽起来，所有锐利的线条，人的分明轮廓、物的棱角边缘，都消失了，代之以柔和的光晕;所有肮脏的细节也被稀释，所有的声音被过滤，渐渐低沉，渐渐温和。整个世界就像一个丝绒枕头一样，那么软、那么大，让我深陷其中并满足地入眠。
“又做什么美梦呢？卡特琳？”爸爸问我，“戴上眼镜吧。”
我于是戴上眼镜，整个世界又回复到原来的坚硬、精确，正如它原本的样子，一点不曾被歪曲的样子，梦境烟消云散了。我在纽约的一个芭蕾舞团当过几年演员，之后，就同妈妈一起开办了舞蹈班。妈妈退休后，我独自经营了一段日子，直到我的女儿和我一起工作。其实爸爸也该退休了，只是他还没想好。现在他和妈妈一起住在格林威治的一间小公寓里。基本上，我们一家子没什么特别好说的，这样的人纽约多的是。唯一与众不同的一点是，我的童年是在巴黎的第十区度过的。不过这也是30年前的事了。
我们当时住在一个类似仓库的房子的楼上。每天晚上7点爸爸会把一楼仓库的铁门放下。就像一個乡下火车站的库房一样，那里堆满了箱子和盒子。每天都有人来寄放和寄发行李。除此之外，仓库里还有一个秤台很大的磅秤，最多可以称300公斤的东西。
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巨大的磅秤真的称过什么东西，除了爸爸。有那么几次，当爸爸的合伙人卡斯德拉先生不在店里的时候，他会一动不动地站在秤台中央，双手插袋，脸朝下，一声不响，只是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表盘。我清楚地记得那指针显示的是67公斤。还有几次，爸爸会突然对我说：“要不要一起来？卡特琳？”
于是我上去站在他旁边。我们两个直立着，他的手搭着我的肩，然后纹丝不动，似乎是在等着照相。我拿掉了我的眼镜，爸爸也拿掉了他的。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醺醺然，时间静止了，感觉十分舒畅。
②
直到那天爸爸的合伙人卡斯德拉先生撞见我们这一幕。“你们在干什么？”他大喝一声。醺醺然的气氛一扫而空，爸爸和我重新戴上了眼镜。“你不是看到了吗？我们在称体重。”爸爸说。卡斯德拉先生无意继续这个话题，烦躁地走进了玻璃帷幕后头的办公室。那里面对面摆着两张胡桃木的办公桌，桌前各有一把旋转椅，那是他和爸爸的座位。
爸爸跟我说起他的合伙人雷蒙·卡斯德拉时，总叫他的绰号“钉勾”。“卡特琳，我下午不能去学校接你了。我得和‘钉勾’工作到很晚。”后来我才知道爸爸本来是请卡斯德拉先生来当秘书的。他想找个能把字拼对的人，而卡斯德拉先生年轻时曾准备过文学学位考试。“钉勾”就这样成了爸爸的合伙人。他有事没事就喜欢教训人，他还喜欢宣布坏消息。一大早，他就坐在办公桌前面慢条斯理地看报纸。爸爸坐在他对面，摘了眼镜，听他用带着南部口音的腔调念灾难新闻和犯罪报道。
“你有没有在听啊，乔治？”卡斯德拉先生对爸爸说，“你总是心不在焉、逃避现实，戴上你的眼镜，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吧！”
“非得这样吗？”爸爸问。
“钉勾”的另外一个癖好是：挺着胸脯口授信件。有好几次，我看见爸爸无可奈何地在打字机上“丁零当啷”地敲着卡斯德拉先生口授的商用信件，却不敢——哪怕委婉地——对他说其实这些信一点用处也没有。而卡斯德拉先生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读着，并仔细地指明标点符号以及长音音标。
常常在他转身离开后，爸爸就把刚写完的信随手撕掉了。
③
不但如此，“钉勾”对我也不放过，连我的作文他都强迫要念给我听写。虽然偶尔几次我作文分数很高，可通常老师对作文的评语是“不知所云”。
爸爸对我说：“如果你也觉得‘不知所云’，就把那段听写部分删掉，自己重写一遍。”爸爸还会模仿他的样子，带着他那种滑稽的南方腔调跟我说：“分号，上引号，逗号，冒号，破折号，换行，再来一个破折号，下引号。”笑得我都要岔气了。
“严肃点，小姐！”爸爸说，“别忘了在U上面加个分音符！还有，戴上你的眼镜，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
一天下午，我和爸爸刚从学校回来，卡斯德拉先生硬要看我的成绩单。他一边咂吧着嘴里含的烟斗一边念着我的分数，然后用黑眼珠盯着我看，说：“小姐，我还以为你的成绩会很好，至少是拼字这一科。我很失望，你的成绩单上，只有——”“行了，卡斯德拉。”爸爸突然打断他，“连我听着都觉得累，你就不能让孩子清静会儿？”
“好，很好！”卡斯德拉先生“嗖”地起身，挺起他倨傲的胸膛，笔直又威严十足地消失在门口。
到美国之后，我再回忆起巴黎高城街的那个仓库和卡斯德拉先生时，觉得那异常遥远，远到让人不由得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过。有一个傍晚，我和爸爸在纽约中央公园散步时，问起他为什么给卡斯德拉先生那么大的权力，甚至让他干预我们的生活，包括支配我们听写、教训我们道德规范等等。
“为什么我们都不敢，哪怕只是打断他的无理质问呢？”
“没法子，”爸爸说，“他曾经在危难的时候救过我。”但是他不肯说起其中的细节。
我只记得有一回，卡斯德拉先生发了很大的脾气，他冲爸爸嚷道：“乔治，你应该不会忘记，让你免除牢狱之苦的人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卡斯德拉先生结识爸爸之前，是一所郊区中学的法文老师。他还借爸爸对他曾经出过书的敬重（他出过几本诗集），占了点小便宜。我现在在纽约的家中，还收藏有一本他的诗集，那是我们离开法国时，爸爸塞进皮箱用以保存过去的点滴记忆的。它的书名叫作《抒优曲》，是卡斯德拉先生自己编辑出版的。出版地址上写着：巴黎第十区阿凯杜克街15号。封底的作者介绍还有这么几行字：雷蒙·卡斯德拉，朗格多克地区百花诗竞赛得奖者，波多尔市“缪塞”诗赛得奖者，暨比斯开湾—北非文艺协会会员。
（摘自中信出版社《戴眼镜的女孩》）
雪天的纽约，59号公寓。
我从窗口望出去，正好能看见对面楼里舞蹈学校上课的情景。那是我开办的学校。在大块的玻璃窗子后面，我的女儿——那里的助教——正在给学生们示范爵士舞动作。他们刚做完脚尖点地和双腿交击的练习，现在需要放松一下肢体。
待一会儿，我也要去跟他们一起练舞。
这群孩子里有一个戴眼镜的小女孩。每次开始上课前，她都会摘下眼镜，搁在椅子上，跟我当年一模一样。不过那时候我的老师叫狄丝迈洛娃，在她那里练舞的整个白天我都不戴眼镜。没有人会戴着眼镜跳舞。
我喜欢摘下眼镜的感觉。眼前的一切朦胧得美丽起来，所有锐利的线条，人的分明轮廓、物的棱角边缘，都消失了，代之以柔和的光晕;所有肮脏的细节也被稀释，所有的声音被过滤，渐渐低沉，渐渐温和。整个世界就像一个丝绒枕头一样，那么软、那么大，让我深陷其中并满足地入眠。
“又做什么美梦呢？卡特琳？”爸爸问我，“戴上眼镜吧。”
我于是戴上眼镜，整个世界又回复到原来的坚硬、精确，正如它原本的样子，一点不曾被歪曲的样子，梦境烟消云散了。我在纽约的一个芭蕾舞团当过几年演员，之后，就同妈妈一起开办了舞蹈班。妈妈退休后，我独自经营了一段日子，直到我的女儿和我一起工作。其实爸爸也该退休了，只是他还没想好。现在他和妈妈一起住在格林威治的一间小公寓里。基本上，我们一家子没什么特别好说的，这样的人纽约多的是。唯一与众不同的一点是，我的童年是在巴黎的第十区度过的。不过这也是30年前的事了。
我们当时住在一个类似仓库的房子的楼上。每天晚上7点爸爸会把一楼仓库的铁门放下。就像一個乡下火车站的库房一样，那里堆满了箱子和盒子。每天都有人来寄放和寄发行李。除此之外，仓库里还有一个秤台很大的磅秤，最多可以称300公斤的东西。
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巨大的磅秤真的称过什么东西，除了爸爸。有那么几次，当爸爸的合伙人卡斯德拉先生不在店里的时候，他会一动不动地站在秤台中央，双手插袋，脸朝下，一声不响，只是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表盘。我清楚地记得那指针显示的是67公斤。还有几次，爸爸会突然对我说：“要不要一起来？卡特琳？”
于是我上去站在他旁边。我们两个直立着，他的手搭着我的肩，然后纹丝不动，似乎是在等着照相。我拿掉了我的眼镜，爸爸也拿掉了他的。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醺醺然，时间静止了，感觉十分舒畅。
②
直到那天爸爸的合伙人卡斯德拉先生撞见我们这一幕。“你们在干什么？”他大喝一声。醺醺然的气氛一扫而空，爸爸和我重新戴上了眼镜。“你不是看到了吗？我们在称体重。”爸爸说。卡斯德拉先生无意继续这个话题，烦躁地走进了玻璃帷幕后头的办公室。那里面对面摆着两张胡桃木的办公桌，桌前各有一把旋转椅，那是他和爸爸的座位。
爸爸跟我说起他的合伙人雷蒙·卡斯德拉时，总叫他的绰号“钉勾”。“卡特琳，我下午不能去学校接你了。我得和‘钉勾’工作到很晚。”后来我才知道爸爸本来是请卡斯德拉先生来当秘书的。他想找个能把字拼对的人，而卡斯德拉先生年轻时曾准备过文学学位考试。“钉勾”就这样成了爸爸的合伙人。他有事没事就喜欢教训人，他还喜欢宣布坏消息。一大早，他就坐在办公桌前面慢条斯理地看报纸。爸爸坐在他对面，摘了眼镜，听他用带着南部口音的腔调念灾难新闻和犯罪报道。
“你有没有在听啊，乔治？”卡斯德拉先生对爸爸说，“你总是心不在焉、逃避现实，戴上你的眼镜，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吧！”
“非得这样吗？”爸爸问。
“钉勾”的另外一个癖好是：挺着胸脯口授信件。有好几次，我看见爸爸无可奈何地在打字机上“丁零当啷”地敲着卡斯德拉先生口授的商用信件，却不敢——哪怕委婉地——对他说其实这些信一点用处也没有。而卡斯德拉先生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读着，并仔细地指明标点符号以及长音音标。
常常在他转身离开后，爸爸就把刚写完的信随手撕掉了。
③
不但如此，“钉勾”对我也不放过，连我的作文他都强迫要念给我听写。虽然偶尔几次我作文分数很高，可通常老师对作文的评语是“不知所云”。
爸爸对我说：“如果你也觉得‘不知所云’，就把那段听写部分删掉，自己重写一遍。”爸爸还会模仿他的样子，带着他那种滑稽的南方腔调跟我说：“分号，上引号，逗号，冒号，破折号，换行，再来一个破折号，下引号。”笑得我都要岔气了。
“严肃点，小姐！”爸爸说，“别忘了在U上面加个分音符！还有，戴上你的眼镜，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
一天下午，我和爸爸刚从学校回来，卡斯德拉先生硬要看我的成绩单。他一边咂吧着嘴里含的烟斗一边念着我的分数，然后用黑眼珠盯着我看，说：“小姐，我还以为你的成绩会很好，至少是拼字这一科。我很失望，你的成绩单上，只有——”“行了，卡斯德拉。”爸爸突然打断他，“连我听着都觉得累，你就不能让孩子清静会儿？”
“好，很好！”卡斯德拉先生“嗖”地起身，挺起他倨傲的胸膛，笔直又威严十足地消失在门口。
到美国之后，我再回忆起巴黎高城街的那个仓库和卡斯德拉先生时，觉得那异常遥远，远到让人不由得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过。有一个傍晚，我和爸爸在纽约中央公园散步时，问起他为什么给卡斯德拉先生那么大的权力，甚至让他干预我们的生活，包括支配我们听写、教训我们道德规范等等。
“为什么我们都不敢，哪怕只是打断他的无理质问呢？”
“没法子，”爸爸说，“他曾经在危难的时候救过我。”但是他不肯说起其中的细节。
我只记得有一回，卡斯德拉先生发了很大的脾气，他冲爸爸嚷道：“乔治，你应该不会忘记，让你免除牢狱之苦的人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卡斯德拉先生结识爸爸之前，是一所郊区中学的法文老师。他还借爸爸对他曾经出过书的敬重（他出过几本诗集），占了点小便宜。我现在在纽约的家中，还收藏有一本他的诗集，那是我们离开法国时，爸爸塞进皮箱用以保存过去的点滴记忆的。它的书名叫作《抒优曲》，是卡斯德拉先生自己编辑出版的。出版地址上写着：巴黎第十区阿凯杜克街15号。封底的作者介绍还有这么几行字：雷蒙·卡斯德拉，朗格多克地区百花诗竞赛得奖者，波多尔市“缪塞”诗赛得奖者，暨比斯开湾—北非文艺协会会员。
（摘自中信出版社《戴眼镜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