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和医学院之外的那个世界在飞速变化。价值观的更替与医生这个职业的最初定位，开始出现了错位。世界的膨胀和变化，还挑战着人们对传统的认识。而这时的医学技术平台，已几乎可以对所有希望接近的业内人士开放。各家医学院或是医院的人，都可以接触最先进的学术会议、最新的学术进展，和世界一流的专家交谈、切磋、进修。
　　确切地说，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单独一家医院在技术上全面地独领风骚，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在中国，按照目前的医疗系统安排，有综合，有专科。当初由协和调出去的专家去领导、建设的专科医院，在技术上，注定会超过协和现在的那个专业科室。
　　但是除了技术因素，医学还有另外的意义。
　　这“另外的意义”，就是为医之道，就是医学中的人性化因素。近百年之间，医学技术在进步，就像一个比喻说的那样，“今日的技术，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巨人”。它在成长和壮大，攫取了我们的注意力，带来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统一而有计划的大开发，这场开发产生了经济利润。它展示的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全新、方兴未艾的领域。人们折服于技术的魔力，似乎再也不能控制那源自更深层本质的东西了。可是，技术给人类造成的影响仍然不清晰。广泛开展的无休止的技术变革，使得人们在狂喜、迷乱之间，“在最难以置信和最原始的无助之间徘徊”。
　　对医学来说，在医学技术与医学面对的人性之间，一开始是拉开了距离，后来变成了鸿沟，进而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医疗的形象负面，比如医生这个职业的从业自豪感和自主动力一日日在降低，比如专业化和技术化削弱了医生与病人的感情交流，比如大众对技术的狂热吹捧、大众对医疗技术高费用又加以无情的贬低，两者矛盾、混乱地交织在一起。
　　今天的医生这个职业，还被无奈地赋予了更多的关系和更庞杂的内容。比起一百年前，这个职业离科技更近，离人性更远；离专门更近，离整体更远。
　　如果深入到医生这个群體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百年流转中也在演变。从前老少间“传、帮、带”的关系，可以很浓厚，亲密无间，可以像一个大家庭，大家信奉同一种价值观，奔向同一个目标。而在今日，医生们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关心本专业的传承和未来。一方面是，自己跟本专业的传承和未来究竟有什么关系？回答这个问题时，已经没有从前“老协和时代”那么多的责任和主动；另一方面是，如果老师想“传、帮、带”，这部分如何计算、评估、尊重他们的付出？而年轻一代又会怎么看待老师的付出、苦心、价值观？像“老协和”那样曾经以“无以复加”的严厉、精雕细刻、言传身教为特点的“导师制”，是否能生存在今日的社会土壤上，已经是一个问题。端详“导师制”的导师和学生这两个方面，都会发现今日它们之间的格局已不比从前，在今日的运转必将不如当年那样顺畅和自如。
　　所有这些，与医学的演变有关，也与社会的演变有关，更与中国这样一个百年间价值观几度翻转、剧变的事实有关。在巴金辞世时，曾有文章这么写：
　　“一个人走了，中国文学——一个时代最后的象征也随之终结。上个世纪30年代就基本建立起来的‘巴、老、茅、曹’并称的中国现代文学文豪时代曲终人散，也给当今文坛、读者留下了一片无文豪、巨匠相伴的空寂和青涩……天空已无巨星的光耀、灵翅的扇动。在无尽的追思和缅怀中，中国文坛就这样走进了一个‘文豪后时代’。”
　　这段感慨，读来发人深思。因为它说的，不仅是某一个领域里的故事。最起码在医学，也面临着相同的境地。
　　协和曾经的名声和耀眼光芒，确实是因为从这里走出了一连串可以让同行、老百姓记住的名字，人们把他们叫做“医圣”、“医学家”或者“名医”。他们除了精湛技艺——技术上的杰出，还有一点也不该忽略——为医做人的精神。
　　他们为病人而生，在病人床边工作，向病人学习，以诊治病人为幸福。他们愿意“做一辈子的值班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关爱”。那时的医生，成天泡在病房里，像铁屑被磁石吸引着。当病人终于康复，得到的是一种“爱情爆发般的幸福感”。
　　而现在，他们曾经站过的这块高地上，却已归于寂寥。大师终会陨落，在一个信仰飘零的时代，医学界同样处于自己难以解脱的尴尬境地：医生们难以参与医疗政策，病人和医生之间变形扭曲的不信任关系，医生的收入没有透明的高薪保证，医生职业的冷漠和辛酸……信仰缺失，幸福感低下。在这里倒不是传达一种悲观的论调，而是希望表明：在新的时代、新的体系下，需要创造出新的系统来评价医生这个职业。只是，目前一切还处在未定型，一切还需要年轻人持久努力。
　　
　　摘自《协和医事》，参见“本刊11月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