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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命运常常和考试连在一起。一考定终身的事，在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许多人就是通过考试脱颖而出的。
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曾让不少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个人命运借助考卷彻底改变。新中国虽然没有了科举制度，但并没有取消考试，许多考试仍然可以决定命运、改变命运，考试仍然不失为一种相对公平的评价机制和人才选拔方式。
人的一生，常常要面对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考试。求学期间的考试，多如牛毛，自不待言；就业之后，也会遇到各种考试。其中，有被动应考的，也有主动参考的。有的考试，尽管当时很重视，但事后看却无关紧要；有的考试，可能当时并不太在意，但却决定了此后的人生走向，甚至影响了一生。所以，尽管许多人都是“久经考场”，但许多考试考过之后就忘了，难忘的考试可能只有那么几次，而改变命运的考试尤其难忘。
对我来说，有三次决定命运的考试，是不会忘记的。
头一次，是1972年年初的升高中考试。那时，尽管农村许多小学都“戴帽子”办起了初中，但能够读高中的还是极少数，记得我们考高中那一年升学率还不到20%。当时，我年龄尚小，身板单薄，难以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如果考不上高中，我就必须在农村“修理地球”，父亲对此深感忧虑，也不止一次对我表达过，我的心理负担也很重，就连做梦都梦见过考试，但我对此一筹莫展：因为那两年正是“文革”，我接受的教育形同儿戏，很多知识都很欠缺，更不知道考高中要考哪些内容、如何复习，我甚至连复习的时间、复习的资料都没有。也许是有千余人参加、却只录取200人的升学考试竞争太激烈吧，这次考试也特别正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种“架势”：考卷是密封的，考生名字也是密封的，监考也是极为严格的，堪比现在的高考。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我不仅考了个第一，而且总分遥遥领先，我的“知名度”也因此大增，我也因此“毫无争议”地被录取了。
第二次，就是十年浩劫后的首次高考了。这次高考，全国积压了11届初高中学生，仅报名应考的就有570万人，最初计划录取还不到20万人（后来扩招了“走读生”，最終达到27万人），我所在的地区高考录取率只有4%，但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清楚，还是满怀信心地准备迎考，而且期望值不低，我甚至看不上当地的大学。那时，我在一个国营农场当农工，因为喜欢写稿，也向外面投稿，常常被抽出来写材料，在农场已是小有名气，在高考报名前就被农场许多人看好。这也引来了一些人的嫉恨，农场政治处管报名的人一开始就有意刁难我，他以我未能提供高中毕业证明而拒绝报名（其实，当年对学历并没有硬性规定，没有高中毕业证，但能达到同等学历即可，许多初中生都毫无障碍地参加了高考），直到报名截止日的最后半天，远在东北老家的中学才寄来了我的高中毕业证明，我再次前去报名，农场政治处那个人才不得不接受我的报名。如果再晚半天的话，我将与这盼望已久、来之不易的高考失之交臂。
从1977年10月21日得知恢复高考消息到正式报名，距开考的时间已经很短了，我复习的时间则非常有限，我不敢奢望连队给我放假，也不敢为此请假。如果我旷工复习，可能连报名资格都会被取消。没办法，我只能把复习放在别人休息的晚上，可用的时间太少了。尽管对高考了解甚少、复习资料缺乏、复习很不充分、临场发挥也不理想，但仗着平时看书学习的积累，我还是考出了高出当地当年录取线60分的成绩。当年全农场有70多人报考，而上了录取线的文理科考生总共才有7人。
很快，我接到了招办的体检通知，便和本队的高军相约一起到银川市新城区医院进行体检。当天，我们还兴奋地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并在照片上留下“高考留念”四个字。我感觉大学已在向我招手了，每天都憧憬着大学校园的生活。那些天，我很亢奋，就连干活、走路都比平时有劲，甚至感觉不到累。
没过几天，高军在深夜把我从宿舍里叫出来，以十分悲愤的语气告诉我：上大学的事，泡汤了！全场上线的7个人，有4个人被场党委判定为“政审”不合格而“不宜录取”！他和我都在其中。等我得知消息，农场已把“政审”结论上报了招生办。而他的姨夫还是农场党委委员，也参加了这个“政审”会，竟然无可奈何，只能将这个消息悄悄透露出来。
当头一棒！我几乎被打懵了。我绝望了，甚至想要以死抗争。父亲的严厉斥责，让我冷静下来。
不能坐以待毙！冷静下来之后，我开始写申述材料，然后就是上访、邮寄材料，上门投递、面对面陈情、多方寻求支持。有人甚至建议我直接给邓小平写信，申述冤屈。就在这时，我得到可靠消息：本场有位也未过“政审”关的考生，被当地一所学校录取了。
看来，“政审”关并非牢不可破！我仿佛看到了曙光。原来，此时外地大学均已录取完毕，宁夏这所学校尚未招满新生，而“问题”考生和大龄高分考生便成为他们“物色”的对象。那么，我是否也有希望被录取呢？但“政审不合格”几个大字，足以让人“望而生畏”，很少有人有胆量敢于承担这个政治责任。后来听说，还是两位高层领导看了我的高考成绩、“政审”结论和连队鉴定（全是好评）之后，很为我感到惋惜，于是拍板决定录取我。
当我拿着录取通知书，迎着人们狐疑的目光，到场部办理入学手续时，居然没有再碰到阻力。那时，我心里还有点犹豫：如果再考，我有足够的信心考入全国一流大学，但是，下一次再给我来个“政审不合格”怎么办？能走就走吧，先逃出这个是非之地再说。显然，这是一种缺乏政治眼光的短视行为，也让我为此付出了难以挽回的代价：1978年7月，我找到了当年全国统一高考（1977年的高考分省出题）的所有试卷，发现所有试题都难不倒我。也许，我真的能够考入理想的大学！而第二年的“政审”，也不再是“拦路虎”了，“家庭出身”，再也不是一个人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了！
后来，我在学校一间办公室里看见有一堆档案材料堆在地上，从中找到了自己的高考档案，只见牛皮纸档案袋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政审不合格”。就是这几个字，几乎断送了我的前途。
如此“政审”，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说到“政审不合格”，有人可能会认为我家有多么严重的历史问题，我的长辈有多么大的罪恶，我本人犯下过多少不可饶恕的错误，实际上，这些全都不存在，相反，我的长辈做了很多善事，且以“大善人”闻名乡里，他们从没有做过任何欺行霸市、横行乡里、损人利己的坏事。说到底，就是过去有一点家产，去世多年的祖父因此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1980年，我家的成分又改为“中农”，“富农分子”的帽子自然也随风吹了）。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居然将我一个亲属因为用废旧图纸练习毛笔字而受过记过处分的事，也记入我的“政审”档案，并作为我“政审不合格”的一个依据，这就有借“政审”名义打击报复之嫌了。 无论如何，我还是冲破“左”的阴霾，走向了人生的新天地，我的命运就此改变。而其他3个未过“政审”关的人，实际上也都没有多大“问题”，除了我们两个当年被录取之外，第二年，另两人再次参加高考，其中，农场学校校长的女儿被外地大学录取，高军也再次走进考场并再次上线，虽然因为考分不高未能上学，但不久就被农场学校录用为教师。
虽然没有被录取到理想的大学，已成为我终生的遗憾，但我毕竟因高考而改变了命运。
决定我命运的第三次考试，就是1984年11月参加的光明日报招聘记者考试。当时，我在一所师范学校任教，几乎每天都沉浸在教学相长的乐趣之中，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都被我利用。每次登上讲台，看见学生们渴求知识的目光和专注听讲的神情，听到学生们当面或背后对我的赞语，我都很欣慰、很陶醉，而业余时间废寝忘食的写作又让我感到充实。我不仅在当地报刊，而且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等许多全国性报刊上发表过各类稿件。当《宁夏日报》《宁夏科技报》登出招聘光明日报记者的启事时，我居然无动于衷，因为我既没有告别讲坛的想法，也不敢想自己会成为那唯一的“幸运者”，更不知道这个“光明日报记者”该如何当、自己能不能胜任，我真是一点信心都没有。直到办公室的几位老师再三动员、鼓动，我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悄悄去报名，然后又悄悄參加了为期一天半的考试，一连答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文与写作三张试卷。其中，作文题是二选一，我在答完所有试题之后，看到还有时间，就把另一篇作文也一挥而就，居然没有任何涂改，直到我把整张试卷检查一遍之后，考试结束的铃声还没有敲响。但我当时对自己能考第几名、能否被录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完全出乎意料，我居然超过了许多名牌大学毕业生，高居榜首，考分也遥遥领先，我也因此成为三名候选者之一。但当报社最终选定我时，原单位却不肯放人了，以致让报社为我的调动大费周章。报社专门向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发函求援，随后，便有许多领导签署意见、很多人为我的调动而一次次奔波。经过半年多的周折，我终于跨进了光明日报社的大门。正是这次考试，给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人生舞台，也决定了我大半生的走向，让我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活跃在宁夏乃至全国各地，也让我作了只有在新闻岗位上才能产生的贡献。
我平生最不怕的就是考试，最热衷的也是考试，因为我从小便被人欺负、被人歧视，感觉自己处处不如人、什么都矮人一等，除了努力学习以证明自己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外别无他法，而考试便是验证学习成绩的最直接、最直观、最有效的方式，所以，尽管当时很少有人重视学习，也都不看重考试成绩，但我还是盼着考试，希望通过考试有个扬眉吐气的机会，进而被人刮目相看。
这三次考试，都被我抓住了。通过了这三次考试，我的人生也被改写了。为此，我感谢这三次考试。
我之所以能在这三次事关命运的考试中“胜出”，与我几十年来的读书爱好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人生的考试不只在考场。在人的一生中，除了这种走进考场答题、也会得个考分的考试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非正式的考试。在人的一生中，不是一两次考试考好了，就吉星高照、万事大吉了，有些无形的考试远比这些有形的考试重要。现实生活中，既有毕业多年一事无成的高考状元，也有一次考试不佳、错失许多机缘、但最终却创造出不凡业绩的英才。期望一考定终生、考得好就一劳永逸，是很幼稚的。人的一生，就是由无数个考试组成的，有形的、无形的考试将伴随人的一生，我们经常都处在考场之中，所以要有随时应考的思想准备，认真答好每一道人生考题。
我即将告别职业生涯之际，报社派出审计小组，对我进行离任审计。这对我是又一场考试，而且是更严格、更全面、更具体的考试，而30多年的自省自律、慎独慎微、“夹紧尾巴做人”、脚踏实地做事，让我坦然接受了这次“考试”。也就是在此时，我才从审计报告中获知：光明日报社共对我进行过13次考核，我获得的“优秀”等级有9次。听说，许多人工作多年都与“优秀”无缘，而我居然得了这么多个“优秀”！这让我有了一点欣慰：人生的这一张答卷，我也算及格了。当然，我也不会幼稚到为此骄傲自满。
我剩下的时光不多了，也不会有人再来考核我了，我也无须别人来考核，但我会自己给自己打分。
（作者系光明日报高级记者。）
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曾让不少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个人命运借助考卷彻底改变。新中国虽然没有了科举制度，但并没有取消考试，许多考试仍然可以决定命运、改变命运，考试仍然不失为一种相对公平的评价机制和人才选拔方式。
人的一生，常常要面对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考试。求学期间的考试，多如牛毛，自不待言；就业之后，也会遇到各种考试。其中，有被动应考的，也有主动参考的。有的考试，尽管当时很重视，但事后看却无关紧要；有的考试，可能当时并不太在意，但却决定了此后的人生走向，甚至影响了一生。所以，尽管许多人都是“久经考场”，但许多考试考过之后就忘了，难忘的考试可能只有那么几次，而改变命运的考试尤其难忘。
对我来说，有三次决定命运的考试，是不会忘记的。
头一次，是1972年年初的升高中考试。那时，尽管农村许多小学都“戴帽子”办起了初中，但能够读高中的还是极少数，记得我们考高中那一年升学率还不到20%。当时，我年龄尚小，身板单薄，难以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如果考不上高中，我就必须在农村“修理地球”，父亲对此深感忧虑，也不止一次对我表达过，我的心理负担也很重，就连做梦都梦见过考试，但我对此一筹莫展：因为那两年正是“文革”，我接受的教育形同儿戏，很多知识都很欠缺，更不知道考高中要考哪些内容、如何复习，我甚至连复习的时间、复习的资料都没有。也许是有千余人参加、却只录取200人的升学考试竞争太激烈吧，这次考试也特别正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种“架势”：考卷是密封的，考生名字也是密封的，监考也是极为严格的，堪比现在的高考。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我不仅考了个第一，而且总分遥遥领先，我的“知名度”也因此大增，我也因此“毫无争议”地被录取了。
第二次，就是十年浩劫后的首次高考了。这次高考，全国积压了11届初高中学生，仅报名应考的就有570万人，最初计划录取还不到20万人（后来扩招了“走读生”，最終达到27万人），我所在的地区高考录取率只有4%，但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清楚，还是满怀信心地准备迎考，而且期望值不低，我甚至看不上当地的大学。那时，我在一个国营农场当农工，因为喜欢写稿，也向外面投稿，常常被抽出来写材料，在农场已是小有名气，在高考报名前就被农场许多人看好。这也引来了一些人的嫉恨，农场政治处管报名的人一开始就有意刁难我，他以我未能提供高中毕业证明而拒绝报名（其实，当年对学历并没有硬性规定，没有高中毕业证，但能达到同等学历即可，许多初中生都毫无障碍地参加了高考），直到报名截止日的最后半天，远在东北老家的中学才寄来了我的高中毕业证明，我再次前去报名，农场政治处那个人才不得不接受我的报名。如果再晚半天的话，我将与这盼望已久、来之不易的高考失之交臂。
从1977年10月21日得知恢复高考消息到正式报名，距开考的时间已经很短了，我复习的时间则非常有限，我不敢奢望连队给我放假，也不敢为此请假。如果我旷工复习，可能连报名资格都会被取消。没办法，我只能把复习放在别人休息的晚上，可用的时间太少了。尽管对高考了解甚少、复习资料缺乏、复习很不充分、临场发挥也不理想，但仗着平时看书学习的积累，我还是考出了高出当地当年录取线60分的成绩。当年全农场有70多人报考，而上了录取线的文理科考生总共才有7人。
很快，我接到了招办的体检通知，便和本队的高军相约一起到银川市新城区医院进行体检。当天，我们还兴奋地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并在照片上留下“高考留念”四个字。我感觉大学已在向我招手了，每天都憧憬着大学校园的生活。那些天，我很亢奋，就连干活、走路都比平时有劲，甚至感觉不到累。
没过几天，高军在深夜把我从宿舍里叫出来，以十分悲愤的语气告诉我：上大学的事，泡汤了！全场上线的7个人，有4个人被场党委判定为“政审”不合格而“不宜录取”！他和我都在其中。等我得知消息，农场已把“政审”结论上报了招生办。而他的姨夫还是农场党委委员，也参加了这个“政审”会，竟然无可奈何，只能将这个消息悄悄透露出来。
当头一棒！我几乎被打懵了。我绝望了，甚至想要以死抗争。父亲的严厉斥责，让我冷静下来。
不能坐以待毙！冷静下来之后，我开始写申述材料，然后就是上访、邮寄材料，上门投递、面对面陈情、多方寻求支持。有人甚至建议我直接给邓小平写信，申述冤屈。就在这时，我得到可靠消息：本场有位也未过“政审”关的考生，被当地一所学校录取了。
看来，“政审”关并非牢不可破！我仿佛看到了曙光。原来，此时外地大学均已录取完毕，宁夏这所学校尚未招满新生，而“问题”考生和大龄高分考生便成为他们“物色”的对象。那么，我是否也有希望被录取呢？但“政审不合格”几个大字，足以让人“望而生畏”，很少有人有胆量敢于承担这个政治责任。后来听说，还是两位高层领导看了我的高考成绩、“政审”结论和连队鉴定（全是好评）之后，很为我感到惋惜，于是拍板决定录取我。
当我拿着录取通知书，迎着人们狐疑的目光，到场部办理入学手续时，居然没有再碰到阻力。那时，我心里还有点犹豫：如果再考，我有足够的信心考入全国一流大学，但是，下一次再给我来个“政审不合格”怎么办？能走就走吧，先逃出这个是非之地再说。显然，这是一种缺乏政治眼光的短视行为，也让我为此付出了难以挽回的代价：1978年7月，我找到了当年全国统一高考（1977年的高考分省出题）的所有试卷，发现所有试题都难不倒我。也许，我真的能够考入理想的大学！而第二年的“政审”，也不再是“拦路虎”了，“家庭出身”，再也不是一个人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了！
后来，我在学校一间办公室里看见有一堆档案材料堆在地上，从中找到了自己的高考档案，只见牛皮纸档案袋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政审不合格”。就是这几个字，几乎断送了我的前途。
如此“政审”，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说到“政审不合格”，有人可能会认为我家有多么严重的历史问题，我的长辈有多么大的罪恶，我本人犯下过多少不可饶恕的错误，实际上，这些全都不存在，相反，我的长辈做了很多善事，且以“大善人”闻名乡里，他们从没有做过任何欺行霸市、横行乡里、损人利己的坏事。说到底，就是过去有一点家产，去世多年的祖父因此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1980年，我家的成分又改为“中农”，“富农分子”的帽子自然也随风吹了）。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居然将我一个亲属因为用废旧图纸练习毛笔字而受过记过处分的事，也记入我的“政审”档案，并作为我“政审不合格”的一个依据，这就有借“政审”名义打击报复之嫌了。 无论如何，我还是冲破“左”的阴霾，走向了人生的新天地，我的命运就此改变。而其他3个未过“政审”关的人，实际上也都没有多大“问题”，除了我们两个当年被录取之外，第二年，另两人再次参加高考，其中，农场学校校长的女儿被外地大学录取，高军也再次走进考场并再次上线，虽然因为考分不高未能上学，但不久就被农场学校录用为教师。
虽然没有被录取到理想的大学，已成为我终生的遗憾，但我毕竟因高考而改变了命运。
决定我命运的第三次考试，就是1984年11月参加的光明日报招聘记者考试。当时，我在一所师范学校任教，几乎每天都沉浸在教学相长的乐趣之中，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都被我利用。每次登上讲台，看见学生们渴求知识的目光和专注听讲的神情，听到学生们当面或背后对我的赞语，我都很欣慰、很陶醉，而业余时间废寝忘食的写作又让我感到充实。我不仅在当地报刊，而且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等许多全国性报刊上发表过各类稿件。当《宁夏日报》《宁夏科技报》登出招聘光明日报记者的启事时，我居然无动于衷，因为我既没有告别讲坛的想法，也不敢想自己会成为那唯一的“幸运者”，更不知道这个“光明日报记者”该如何当、自己能不能胜任，我真是一点信心都没有。直到办公室的几位老师再三动员、鼓动，我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悄悄去报名，然后又悄悄參加了为期一天半的考试，一连答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文与写作三张试卷。其中，作文题是二选一，我在答完所有试题之后，看到还有时间，就把另一篇作文也一挥而就，居然没有任何涂改，直到我把整张试卷检查一遍之后，考试结束的铃声还没有敲响。但我当时对自己能考第几名、能否被录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完全出乎意料，我居然超过了许多名牌大学毕业生，高居榜首，考分也遥遥领先，我也因此成为三名候选者之一。但当报社最终选定我时，原单位却不肯放人了，以致让报社为我的调动大费周章。报社专门向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发函求援，随后，便有许多领导签署意见、很多人为我的调动而一次次奔波。经过半年多的周折，我终于跨进了光明日报社的大门。正是这次考试，给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人生舞台，也决定了我大半生的走向，让我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活跃在宁夏乃至全国各地，也让我作了只有在新闻岗位上才能产生的贡献。
我平生最不怕的就是考试，最热衷的也是考试，因为我从小便被人欺负、被人歧视，感觉自己处处不如人、什么都矮人一等，除了努力学习以证明自己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外别无他法，而考试便是验证学习成绩的最直接、最直观、最有效的方式，所以，尽管当时很少有人重视学习，也都不看重考试成绩，但我还是盼着考试，希望通过考试有个扬眉吐气的机会，进而被人刮目相看。
这三次考试，都被我抓住了。通过了这三次考试，我的人生也被改写了。为此，我感谢这三次考试。
我之所以能在这三次事关命运的考试中“胜出”，与我几十年来的读书爱好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人生的考试不只在考场。在人的一生中，除了这种走进考场答题、也会得个考分的考试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非正式的考试。在人的一生中，不是一两次考试考好了，就吉星高照、万事大吉了，有些无形的考试远比这些有形的考试重要。现实生活中，既有毕业多年一事无成的高考状元，也有一次考试不佳、错失许多机缘、但最终却创造出不凡业绩的英才。期望一考定终生、考得好就一劳永逸，是很幼稚的。人的一生，就是由无数个考试组成的，有形的、无形的考试将伴随人的一生，我们经常都处在考场之中，所以要有随时应考的思想准备，认真答好每一道人生考题。
我即将告别职业生涯之际，报社派出审计小组，对我进行离任审计。这对我是又一场考试，而且是更严格、更全面、更具体的考试，而30多年的自省自律、慎独慎微、“夹紧尾巴做人”、脚踏实地做事，让我坦然接受了这次“考试”。也就是在此时，我才从审计报告中获知：光明日报社共对我进行过13次考核，我获得的“优秀”等级有9次。听说，许多人工作多年都与“优秀”无缘，而我居然得了这么多个“优秀”！这让我有了一点欣慰：人生的这一张答卷，我也算及格了。当然，我也不会幼稚到为此骄傲自满。
我剩下的时光不多了，也不会有人再来考核我了，我也无须别人来考核，但我会自己给自己打分。
（作者系光明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