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长期战乱，割据政权迭相更替，经济凋敝，文化教育衰废。但是，甘肃境内的陇右、河西地区却相对安定，中原官吏、学士纷纷前来避难，于是“中原章句之儒业，自此之后逐渐向西北转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再加上各个割据政权重视培养统治人才，遂使甘肃地区的官私教育颇具特色，并出现了一大批对发展封建教育有所建树的人物，使陇右、河西地区文化教育繁荣兴盛，人才迭出。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曹魏统治者鉴于世局动荡、经济凋敝、教育衰废、生徒流失的状况，从培养人才、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下令兴学，“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益于天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同时，在选士制度上，实行九品中正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教育和选士制度。魏明帝时，凉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仓慈都在其所任，倡导教育，立学明训，推行教化，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兴盛和商贸的繁荣。到了西晋时，学校教育有了重大变化，中央官学除太学外，又设国子学。这是为贵胄子弟而设的“高等学校”，也是我国于太学之外另设国子学的开始，
　　地方学校的设置，教育的推行，使魏晋时期陇人学有成者，代不乏人。敦煌周生烈，著有《论语义说》《周生子》，被征为魏国的博士。天水人姜维自幼乐学不倦，及长继承诸葛亮遗志，独撑蜀汉危局达数十年，名垂青史。北地泥阳人傅玄博学善文，著《傅子》140篇，提出了按所需官吏培养人才的教育主张。安定朝那人皇甫谧在医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造诣颇深，不仅著有《黄帝针灸甲乙经》《帝王世纪》《高士传》等传世，还办学授徒，培养出了张轨、挚虞等一批名臣。
　　五凉时期，河西和陇右地区的各族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大都注意引用汉族地主，提倡汉族文化，立学校，置博士，以教育贵族官僚子弟，遂使官学发展，私学昌盛，学者云集，人才济济。前凉的奠基者安定乌氏人张轨，好学明经，被誉为九品中正中的“二品之精”，他出任凉州刺史时。就设立学馆，征召学子，选拔贤才，延师明训，为其后世尊儒倡学树立了典范。陇西狄道人西凉武昭王李暠，自幼好学，既精通经史，能诗善赋，又熟诵兵法，兼备武略。他割据河西后，在敦煌建兴办官学，“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并专设学官，拜儒林名宿刘晒等人为祭酒，掌管文教和注记。西凉官学的建立，为贵族子弟提供了优先受教育的机会，对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仅汉人建立的前凉、西凉政权重视教育，崇尚礼教，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也很重视兴儒倡学，起用士人。后凉主氐人吕光深受汉文化熏陶，能诗善文，尊重士人，曾将敦煌学者宋繇“举秀才，除郎中”。南凉王鲜卑人秃发利鹿孤为振兴图强，重文倡儒，推行教化，并采纳臣僚“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教胄子”的进言，兴办中央官学，聘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鲜卑贵族子弟。北凉主卢水胡人沮渠蒙逊重视文教，史载其博涉群史，通晓天文，钦慕华风，倾身儒雅，曾专门兴建游林堂，与群臣在此谈论经传；他还拜刘晒为秘书郎，筑陆沉观使其聚徒讲学，并月致羊酒。由此可见，北凉政权重视教育之程度。
　　五凉政权在兴办官学的同时，还倡办私学。汉末以来，由于战乱频仍，官府学校日渐沦废，陇右、河西地区的相对安定使中原儒业逐渐西移，一些避乱的学者来此传学授业，而本地的名儒硕士也纷纷开馆延学，以至到五凉时期陇右、河西地区私人讲学之风盛行，出现了拥有学生数百乃至上千人的私学。如敦煌人宋纤“隐居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者三千余人。”敦煌人郭瑀“隐居临松山，凿石窟而居，作《春秋墨说》……弟子著录千余人。”陇西安阳人王嘉，隐居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均见《晋书》)
　　北朝时期，随着佛学、玄学的传播和兴盛，儒学独尊的地位已不复存在，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为了加速封建化进程，仍全面推行汉化措施，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崇儒政策，兴办学校，培养儒士，逐步建立起包括太学、国子学、四门小学、皇宗学以及算学、律学在内的中央官学体制。在地方还普遍建立了郡国学校制度，学校教育出现了短暂繁荣的局面。
　　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甘肃，虽然玄学风行，佛学兴盛，儒学独尊的地位受到冲击，但各割据政权为了巩固统治，都十分注重提倡汉族文化，遂使官学发展，私学昌盛，学者云集，人才济济。尤其是河西地区，在文化教育上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成为北方文化教育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