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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马海甸
文：[俄] 奥·伊文斯卡娅
著名俄国诗人、小说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文章有时简写为鲍·列·)的情人奥尔加·伊文斯卡娅(1913—1995)生前就是充满争议的人物。誉之者称为小说《日瓦戈医生》女主角拉拉的原型；毁之者甚至直指她为克格勃派到作家床头的“内应”。不管怎么说，她的长篇回忆录《时间的俘虏——与帕斯捷尔纳克一起的年月》仍值得一读。下面选译的《电话铃声》，选自该书第二部分《诗人与沙皇》的一章。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文章有时简写为奥·曼·)写诗讽刺斯大林，当即被捕。帕斯捷尔纳克、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及曼氏之妻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昵称娜佳)到处奔走求援。就在这时，斯大林给帕斯捷尔纳克来电。作者摘录了三位当事人的有关回忆，比较全面在反映了这一段史实。
关于与领袖的电话交谈，一如阿赫玛托娃所说：“有着无数的民间创作。一首两韵八行诗甚至胆敢写道(当然是在帕斯捷尔纳克时代)，鲍里斯坑了奥西普。我和娜佳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行为可获得一个大大的四分。(注：苏联的学分以五分为满分，大大的四分即接近优秀。)
我想，关于这应该更详细地谈谈。不仅记下我所记得的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的叙述，而且要记下安娜·阿赫玛托娃和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回忆中的这个事件。
我从没见过曼德尔施塔姆。然而一想起鲍·列·的叙述，尤里·奥列沙（注：尤里·奥列沙(1899—1960)苏联作家。）所描绘的肖像对于我就显得很亲切——男人的体型“由于不仅在冬天才穿的皮大衣大得衣不称身而臃肿。在路上，在笨重的皮大衣和高高的羊皮帽顶之间，脸颊像小钻石在发光……曼德尔施塔姆的脸刮得光光的，牙齿掉了，样子苍老，外表威严。他的脑袋老向后仰；双手老以一种非常实际的、非日常秩序的姿势结束或开始！”
曼德尔施塔姆显然是这些诗人之一，他揣摸到隐藏于近乎地球规模的人物个性的畸变，关于这遂写下一首短诗——暴君可怕的真实肖像和为之效劳的半人。曼德尔施塔姆想向在诗歌中与自己同等的人朗读这首诗。
1934年4月底的一个晚上，鲍·列·在特维尔大街遇到奥西普·埃米列维奇，后者朗诵了自己的诗作：
我们活着，不曾感到自己的国家，
十步之外不曾听到我们的说话，
那儿只要有人悄声儿在议论，
都让人想起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他粗大的手指，像胖嘟嘟的蠕虫，
一句话，用秤砣称足有一普特（注：普特，俄国重量单位，相当于16.3公升。）重。
那一双蟑螂般的大眼睛笑盈盈
那一双长筒皮靴亮晶晶。
细脖子的领袖仍围着这个恶棍，
他戏弄着这些半人半兽的仆人，
有的在呼啸，在的咪咪叫，有的抽噎，
就让他一个人恶声恶气称人为你。
他像踢马掌般发出一道道命令—--
朝着鼠蹊，脑门，朝着眉毛和眼睛。
他每判上一次极刑—--都乐呵呵，
这奥塞梯人的胸膛真宽阔。
“我没听过这，您也不曾向我读过这，”鲍·列·当时在街心花园说，“因为您知道，现在发生了多么怪异可怕的现象，他们开始抓人；我怕隔墙有耳，也许，在街心公园的长凳上，有可能聆听和叙述，让我们这样认为，我啥也没听见。”
谈到写这首诗的动机，奥·埃·说，它憎恨法西斯主义的所有表现要远甚于其他。
这首诗的每个词儿——现实的观察，精确的细节，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塔·雅科夫列夫娜曾谈过到这些细节是打哪儿捕捉到的。杰米扬·别德内依（注：杰米扬·别德内依（1883—1945)苏联诗人。）曾在日记里写到，他不想借书给斯大林，因为书页上留下油腻腻的指印。大概是别德内依的秘书告发了他，杰米扬从此失宠。奥·埃·的反诗就得自这里。
1934年5月14日晚，有人手持雅戈达（注：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格伯乌”，局长，领导肃反工作后被处决。）亲自签署的逮捕证登门；彻夜进行搜索。安娜·阿赫玛托娃在场，她回忆说，这一切是在邻居基尔萨诺夫家嗷嗷叫的夏威夷吉他声中进行的。
没能搜索到反诗(它不曾笔录下来)。
鲍·列·为曼德尔施塔姆被捕而深感不安。
除了为人的命运感到不安，还因为可能有人责难，似乎他没能管住自己的嘴巴，把诗告诉了什么人。
鲍·列·满城乱转，逢人就讲，他与此无涉，错不在他，他事先证明自己无罪和不知出于何故这样想，有人会把曼德尔施塔姆失踪的责任归到他身上。
在我转述阿赫玛托娃关于鲍·列·如何帮助曼德尔施塔姆的谈话之前，先谈谈他告诉我的与斯大林的电话谈话。
在沃尔洪卡大街十四号楼九号公寓响起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斯大林同志要与您通话”后——鲍·列·险些儿没成了哑巴；他对这次谈话全无准备。但话筒里传来“他”的声音——斯大林的声音。领袖用的是“你”，有点儿粗鲁、随便：“讲讲你们文学圈的人是怎么谈论曼德尔施塔姆被捕的。”
鲍·列·以他所特有的习惯不马上直奔题目，而是首先加以带哲理性的发挥，他回答说：“您知道，他们啥也没说，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文学团体，没有文学团体，就不会有谁说什么，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都害怕。”等等。
话筒长时间地沉默，然后说：“好吧，现在给我谈谈您对曼德尔施塔姆的看法。您对待他就像对待诗人吗？”
鲍·列·以他所特有的气喘吁吁开始说，他和曼德尔施塔姆分属迥然不同的流派：“当然，他是大诗人，但我俩没有任何接触点——我们急剧地改造了诗歌，而他是学院派。”他就这一点谈了很久。斯大林既不鼓励他，也没加以赞扬，更不置任何感叹词。在这种情况下，鲍·列·沉默了。斯大林嘲笑说：“看来，你不善于保护同志。”便搁下了话筒。
鲍·列·告诉我，这时候他简直透不过气来：这样侮辱性地扔下话筒；真的，他似乎不是同志，谈话进行得不像它理应进行的那样。那时候他对自己非常不满，心情很不痛快，他开始向克里姆林宫打电话，央求话务员为他接通斯大林。这整件事情实在太荒唐。人们回答他说，无论如何接不通，“斯大林同志正忙着。”他束手无策和激动不安地证明，斯大林刚给他来过电话，他们没能把话说完，而这非常重要！
他极其不安和兴奋地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整个晚上对邻居说：“我应该给他(即斯大林)写一封信。您的名字变得不公正；您不让我说到最后——要知道，现时所有的不快都同您的名字搅在一起，您应该了解清楚这一点……
这一封信终于还是寄出了。
曼德尔施塔姆被捉的那天，帕斯捷尔纳克不仅迈出了不能改变的一步，而且超出了人力的范围，用阿赫玛托娃的话来说，几乎创造了奇迹：
同一天，我去找帕斯捷尔纳克，他去《消息报》找布哈林为曼德尔施塔姆求情，我到克里姆林宫找叶努基泽（注：阿韦利·叶努基泽(1877—1937) 时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秘书。大肃反时被处决。）。那时，能潜入克里姆林宫几乎是奇迹。这是演员鲁斯拉 诺夫通过叶努基泽安排的。叶努基泽很有礼貌，但马上问到：“可能有某些诗？”我们加快了速度，大概，因此减轻了判决……斯大林命令重审案件并……致电帕斯捷尔纳克……斯大林通知，已发下指示，曼德尔施塔姆将会一切如常。他问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不为之奔走。“如果我的诗人朋友遭到不幸，我就是翻墙也要搭救他。” 帕斯捷尔纳克回答，如果不是他奔走，斯大林不会知道这件案子。“为什么您不向我或作家组织提出？”“作家组织打一九二七年就不管这些事了。”“他是您的朋友吧？” 帕斯捷尔纳克犹豫起来。一会儿，斯大林又问：“他是大师吗？是大师吗？” 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这没有意义。”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知道，斯大林在审查他，看他是否认识诗，他用这个来解释自己期期艾艾的回答。“为什么我们老是谈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我早就想跟您聊聊了。”“聊些什么呢？”——“聊聊生与死。”斯大林放下了话筒。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在X论述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中还有更加惊人的信息。那儿极其可怕地描写了斯大林电话铃响的表面和历史。这一切透出了齐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帕斯捷尔纳克（注：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下文的齐娜为其小名。）的信息，她异常憎恨曼德尔施塔姆，并认为他们损坏了她“循规蹈矩的丈夫”的名誉。娜佳从来不去找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也不曾求过他什么，一如罗伯特·佩因所说，这些消息来自齐娜，这些遐迩皆知的漂亮话即出自她：“我的男孩子们(儿子们)最热爱斯大林——其次是妈妈。”
娜·雅·曼德尔施塔姆就这点写道：
有人叫帕斯捷尔纳克听电话，这事先已通知了他。帕斯捷尔纳克劈头就抱怨，听不清，因为他是在公寓里打电话，楼道里孩子们在闹。我和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悄悄地互问，他给我们打电话——不也在“公寓里打的吗？”他与斯大林谈话，就像与我们大家。
斯大林告诉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的案子正在重新审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然后又出人意表地说：为啥帕斯捷尔纳克不向作家组织“或者向我”提出——不为曼德尔施塔姆奔走。“如果我是诗人而我的诗人朋友遭到不幸，我就是翻墙也要搭救他。”
帕斯捷尔纳克回答：“作家组织打1927年起就不管这些事儿，如果我不奔走，您大概还什么也不知道。”接着善于“朋友”这个词儿帕斯捷尔纳克还补充了一些话，希望能更准确地表示他与奥·曼·的关系，这些关系大概还可 以纳入“友谊”的概念中。
这个解释带有强烈的帕斯捷尔纳克色彩，与案子没有任何关系。斯大林发问打断了他：“然而他是大师，是大师吗？” 帕斯捷尔纳克回答：“事情不在这儿。”“那么在哪儿呢？”斯大林问。帕斯捷尔纳克说，希望能与他见面好好谈谈。“谈什么？”“谈生与死。”斯大林搁下了话筒。
正因为这，我不曾指出录下诗的那个人的名字，正因为我相信他与审讯和逮捕无关，我不想引用帕斯捷尔纳克的反驳，倘若不认识他，这个反驳很可能转而反对他！顺便说，这个反驳完全没有过错，它仅仅流露出帕斯捷尔纳克的某些自我专注和自我中心。
……鲍·列·对自己与斯大林的谈话很不满，向许多人抱怨他未能把会晤付诸实现……鲍·列·就像我们国家的许多人一样，对克里姆林宫的隐士病态地感兴趣。
……这就是……时代惊人的特点：为啥不受制约的统治者允诺全无价值地在地上建立真正的天堂，就得以欺骗自己的同时代人。现时任何人都不怀疑，两个诗人与统治者发生冲突，诗人们都有着道德的威望、历史感和内在的正义性。
然而，鲍·列·沉重地感受到自己的失败，他对我说，打那以后很久写出诗……在我看来，帕斯捷尔纳克相信，他的交谈者体现了时代、历史和未来，他仅仅想就近观察这个仍在生和呼吸着的奇迹。
现时有流言传播，在与斯大林交谈时，帕斯捷尔纳克如此的惊惶失措，以至抛弃了奥·曼·。他发病前不久，我在街上遇到他，他向我谈到这。我建议他把谈话记录下来，但他不愿意。可能，事情到了这一步，他已经顾不上过去。
怎么能指责帕斯捷尔纳克，尤其考虑到斯大林立刻答应就案件和自己的良心重新进行审查？按现在的说法，似乎斯大林要求帕斯捷尔纳克为奥·曼·担保，但他拒绝了。类似的事情不曾发生过，也不曾谈过这样担保的话。
奥·曼·听了详尽的报告后，对帕斯捷尔纳克十分满意，特别是他关于作家组织“打1927年就不管事”那一句。“给以准确的证明，”他笑着说。他不满的是谈话中的事实：“是什么令帕斯捷尔纳克犯糊涂了？我自己应该摆脱他身处其中的窘境。”又说：“他完全正确，一连几天为在于技巧，为啥斯大林这样害怕技巧，他似乎很迷信；认为我们能跳神。最后说：“诗作无疑可以做成一种印象，如果他这样到处说重新审查。”
顺利说一句，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像夜莺似的歌唱技巧和大师，事情真不知该怎样完结。可能宰奥·曼·一如宰掉米霍埃尔斯（注：所罗门·米霍埃尔斯(1890—1948)犹太籍苏联演员、导演，传为秘密警察所杀。），或最少采取激烈的手段，以毁掉手稿……如果他们高估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遗产——无论我或诗作都靡有孑遗。那时就像所谓的——“大风吹散了灰烬”。
与斯大林谈话的外国说法非常荒谬。有人这样写道，似乎奥·曼·在帕斯捷尔纳克家当着外人朗诵诗作，把可怜的主人“带到克里姆林宫并加以折磨”。这儿的每一句都显示出对我们生活的无知。
在沃罗涅日流放期间，鲍·列·与阿赫玛托娃到卡塔尼扬请求把奥·埃·迁到另一个城市，但遭到了拒绝。
最后，娜·雅·回忆说：“来访问我的惟一一个人，是帕斯捷尔纳克，他跑来向我了解奥·曼·的死讯，除他之外，没有人敢来。”
在与卓·阿·马斯连尼科娃（注：俄国雕塑家，曾为帕斯捷尔纳克塑像，并著有《会晤》一书记录帕氏的言谈。）于1958年9月7日的谈话中(她写日记并准确地记下了自己与鲍·列·谈话的日期)，与“领袖”谈话的尾声看来另有一种方式：
“您想跟我谈些什么？”斯大林问。
“喏，各种各样，关于生与死。” 帕斯捷尔纳克答。
“好，随便什么时候我有空了，我会请您到这儿来，我们吃过茶后聊聊。再见。”
鲍·列·接着说：
“以后我回忆起谈话，我不想改变自己回答中的任何话。”
我不相信，鲍·列·能够忘却自己为之痛苦的不满，斯大林有损尊严的掷话筒行为。我想，他不会忘记这一点，仅仅不想在让他产生好感的谈话中“回忆往事”。大概，安娜·阿赫玛托娃和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的证明，此中的认识得自当时和直接的谈话，更不用说我得诸鲍·列的谈话，距真理要近得多。
文：[俄] 奥·伊文斯卡娅
著名俄国诗人、小说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文章有时简写为鲍·列·)的情人奥尔加·伊文斯卡娅(1913—1995)生前就是充满争议的人物。誉之者称为小说《日瓦戈医生》女主角拉拉的原型；毁之者甚至直指她为克格勃派到作家床头的“内应”。不管怎么说，她的长篇回忆录《时间的俘虏——与帕斯捷尔纳克一起的年月》仍值得一读。下面选译的《电话铃声》，选自该书第二部分《诗人与沙皇》的一章。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文章有时简写为奥·曼·)写诗讽刺斯大林，当即被捕。帕斯捷尔纳克、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及曼氏之妻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昵称娜佳)到处奔走求援。就在这时，斯大林给帕斯捷尔纳克来电。作者摘录了三位当事人的有关回忆，比较全面在反映了这一段史实。
关于与领袖的电话交谈，一如阿赫玛托娃所说：“有着无数的民间创作。一首两韵八行诗甚至胆敢写道(当然是在帕斯捷尔纳克时代)，鲍里斯坑了奥西普。我和娜佳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行为可获得一个大大的四分。(注：苏联的学分以五分为满分，大大的四分即接近优秀。)
我想，关于这应该更详细地谈谈。不仅记下我所记得的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的叙述，而且要记下安娜·阿赫玛托娃和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回忆中的这个事件。
我从没见过曼德尔施塔姆。然而一想起鲍·列·的叙述，尤里·奥列沙（注：尤里·奥列沙(1899—1960)苏联作家。）所描绘的肖像对于我就显得很亲切——男人的体型“由于不仅在冬天才穿的皮大衣大得衣不称身而臃肿。在路上，在笨重的皮大衣和高高的羊皮帽顶之间，脸颊像小钻石在发光……曼德尔施塔姆的脸刮得光光的，牙齿掉了，样子苍老，外表威严。他的脑袋老向后仰；双手老以一种非常实际的、非日常秩序的姿势结束或开始！”
曼德尔施塔姆显然是这些诗人之一，他揣摸到隐藏于近乎地球规模的人物个性的畸变，关于这遂写下一首短诗——暴君可怕的真实肖像和为之效劳的半人。曼德尔施塔姆想向在诗歌中与自己同等的人朗读这首诗。
1934年4月底的一个晚上，鲍·列·在特维尔大街遇到奥西普·埃米列维奇，后者朗诵了自己的诗作：
我们活着，不曾感到自己的国家，
十步之外不曾听到我们的说话，
那儿只要有人悄声儿在议论，
都让人想起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他粗大的手指，像胖嘟嘟的蠕虫，
一句话，用秤砣称足有一普特（注：普特，俄国重量单位，相当于16.3公升。）重。
那一双蟑螂般的大眼睛笑盈盈
那一双长筒皮靴亮晶晶。
细脖子的领袖仍围着这个恶棍，
他戏弄着这些半人半兽的仆人，
有的在呼啸，在的咪咪叫，有的抽噎，
就让他一个人恶声恶气称人为你。
他像踢马掌般发出一道道命令—--
朝着鼠蹊，脑门，朝着眉毛和眼睛。
他每判上一次极刑—--都乐呵呵，
这奥塞梯人的胸膛真宽阔。
“我没听过这，您也不曾向我读过这，”鲍·列·当时在街心花园说，“因为您知道，现在发生了多么怪异可怕的现象，他们开始抓人；我怕隔墙有耳，也许，在街心公园的长凳上，有可能聆听和叙述，让我们这样认为，我啥也没听见。”
谈到写这首诗的动机，奥·埃·说，它憎恨法西斯主义的所有表现要远甚于其他。
这首诗的每个词儿——现实的观察，精确的细节，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塔·雅科夫列夫娜曾谈过到这些细节是打哪儿捕捉到的。杰米扬·别德内依（注：杰米扬·别德内依（1883—1945)苏联诗人。）曾在日记里写到，他不想借书给斯大林，因为书页上留下油腻腻的指印。大概是别德内依的秘书告发了他，杰米扬从此失宠。奥·埃·的反诗就得自这里。
1934年5月14日晚，有人手持雅戈达（注：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格伯乌”，局长，领导肃反工作后被处决。）亲自签署的逮捕证登门；彻夜进行搜索。安娜·阿赫玛托娃在场，她回忆说，这一切是在邻居基尔萨诺夫家嗷嗷叫的夏威夷吉他声中进行的。
没能搜索到反诗(它不曾笔录下来)。
鲍·列·为曼德尔施塔姆被捕而深感不安。
除了为人的命运感到不安，还因为可能有人责难，似乎他没能管住自己的嘴巴，把诗告诉了什么人。
鲍·列·满城乱转，逢人就讲，他与此无涉，错不在他，他事先证明自己无罪和不知出于何故这样想，有人会把曼德尔施塔姆失踪的责任归到他身上。
在我转述阿赫玛托娃关于鲍·列·如何帮助曼德尔施塔姆的谈话之前，先谈谈他告诉我的与斯大林的电话谈话。
在沃尔洪卡大街十四号楼九号公寓响起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斯大林同志要与您通话”后——鲍·列·险些儿没成了哑巴；他对这次谈话全无准备。但话筒里传来“他”的声音——斯大林的声音。领袖用的是“你”，有点儿粗鲁、随便：“讲讲你们文学圈的人是怎么谈论曼德尔施塔姆被捕的。”
鲍·列·以他所特有的习惯不马上直奔题目，而是首先加以带哲理性的发挥，他回答说：“您知道，他们啥也没说，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文学团体，没有文学团体，就不会有谁说什么，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都害怕。”等等。
话筒长时间地沉默，然后说：“好吧，现在给我谈谈您对曼德尔施塔姆的看法。您对待他就像对待诗人吗？”
鲍·列·以他所特有的气喘吁吁开始说，他和曼德尔施塔姆分属迥然不同的流派：“当然，他是大诗人，但我俩没有任何接触点——我们急剧地改造了诗歌，而他是学院派。”他就这一点谈了很久。斯大林既不鼓励他，也没加以赞扬，更不置任何感叹词。在这种情况下，鲍·列·沉默了。斯大林嘲笑说：“看来，你不善于保护同志。”便搁下了话筒。
鲍·列·告诉我，这时候他简直透不过气来：这样侮辱性地扔下话筒；真的，他似乎不是同志，谈话进行得不像它理应进行的那样。那时候他对自己非常不满，心情很不痛快，他开始向克里姆林宫打电话，央求话务员为他接通斯大林。这整件事情实在太荒唐。人们回答他说，无论如何接不通，“斯大林同志正忙着。”他束手无策和激动不安地证明，斯大林刚给他来过电话，他们没能把话说完，而这非常重要！
他极其不安和兴奋地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整个晚上对邻居说：“我应该给他(即斯大林)写一封信。您的名字变得不公正；您不让我说到最后——要知道，现时所有的不快都同您的名字搅在一起，您应该了解清楚这一点……
这一封信终于还是寄出了。
曼德尔施塔姆被捉的那天，帕斯捷尔纳克不仅迈出了不能改变的一步，而且超出了人力的范围，用阿赫玛托娃的话来说，几乎创造了奇迹：
同一天，我去找帕斯捷尔纳克，他去《消息报》找布哈林为曼德尔施塔姆求情，我到克里姆林宫找叶努基泽（注：阿韦利·叶努基泽(1877—1937) 时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秘书。大肃反时被处决。）。那时，能潜入克里姆林宫几乎是奇迹。这是演员鲁斯拉 诺夫通过叶努基泽安排的。叶努基泽很有礼貌，但马上问到：“可能有某些诗？”我们加快了速度，大概，因此减轻了判决……斯大林命令重审案件并……致电帕斯捷尔纳克……斯大林通知，已发下指示，曼德尔施塔姆将会一切如常。他问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不为之奔走。“如果我的诗人朋友遭到不幸，我就是翻墙也要搭救他。” 帕斯捷尔纳克回答，如果不是他奔走，斯大林不会知道这件案子。“为什么您不向我或作家组织提出？”“作家组织打一九二七年就不管这些事了。”“他是您的朋友吧？” 帕斯捷尔纳克犹豫起来。一会儿，斯大林又问：“他是大师吗？是大师吗？” 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这没有意义。”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知道，斯大林在审查他，看他是否认识诗，他用这个来解释自己期期艾艾的回答。“为什么我们老是谈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我早就想跟您聊聊了。”“聊些什么呢？”——“聊聊生与死。”斯大林放下了话筒。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在X论述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中还有更加惊人的信息。那儿极其可怕地描写了斯大林电话铃响的表面和历史。这一切透出了齐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帕斯捷尔纳克（注：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下文的齐娜为其小名。）的信息，她异常憎恨曼德尔施塔姆，并认为他们损坏了她“循规蹈矩的丈夫”的名誉。娜佳从来不去找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也不曾求过他什么，一如罗伯特·佩因所说，这些消息来自齐娜，这些遐迩皆知的漂亮话即出自她：“我的男孩子们(儿子们)最热爱斯大林——其次是妈妈。”
娜·雅·曼德尔施塔姆就这点写道：
有人叫帕斯捷尔纳克听电话，这事先已通知了他。帕斯捷尔纳克劈头就抱怨，听不清，因为他是在公寓里打电话，楼道里孩子们在闹。我和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悄悄地互问，他给我们打电话——不也在“公寓里打的吗？”他与斯大林谈话，就像与我们大家。
斯大林告诉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的案子正在重新审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然后又出人意表地说：为啥帕斯捷尔纳克不向作家组织“或者向我”提出——不为曼德尔施塔姆奔走。“如果我是诗人而我的诗人朋友遭到不幸，我就是翻墙也要搭救他。”
帕斯捷尔纳克回答：“作家组织打1927年起就不管这些事儿，如果我不奔走，您大概还什么也不知道。”接着善于“朋友”这个词儿帕斯捷尔纳克还补充了一些话，希望能更准确地表示他与奥·曼·的关系，这些关系大概还可 以纳入“友谊”的概念中。
这个解释带有强烈的帕斯捷尔纳克色彩，与案子没有任何关系。斯大林发问打断了他：“然而他是大师，是大师吗？” 帕斯捷尔纳克回答：“事情不在这儿。”“那么在哪儿呢？”斯大林问。帕斯捷尔纳克说，希望能与他见面好好谈谈。“谈什么？”“谈生与死。”斯大林搁下了话筒。
正因为这，我不曾指出录下诗的那个人的名字，正因为我相信他与审讯和逮捕无关，我不想引用帕斯捷尔纳克的反驳，倘若不认识他，这个反驳很可能转而反对他！顺便说，这个反驳完全没有过错，它仅仅流露出帕斯捷尔纳克的某些自我专注和自我中心。
……鲍·列·对自己与斯大林的谈话很不满，向许多人抱怨他未能把会晤付诸实现……鲍·列·就像我们国家的许多人一样，对克里姆林宫的隐士病态地感兴趣。
……这就是……时代惊人的特点：为啥不受制约的统治者允诺全无价值地在地上建立真正的天堂，就得以欺骗自己的同时代人。现时任何人都不怀疑，两个诗人与统治者发生冲突，诗人们都有着道德的威望、历史感和内在的正义性。
然而，鲍·列·沉重地感受到自己的失败，他对我说，打那以后很久写出诗……在我看来，帕斯捷尔纳克相信，他的交谈者体现了时代、历史和未来，他仅仅想就近观察这个仍在生和呼吸着的奇迹。
现时有流言传播，在与斯大林交谈时，帕斯捷尔纳克如此的惊惶失措，以至抛弃了奥·曼·。他发病前不久，我在街上遇到他，他向我谈到这。我建议他把谈话记录下来，但他不愿意。可能，事情到了这一步，他已经顾不上过去。
怎么能指责帕斯捷尔纳克，尤其考虑到斯大林立刻答应就案件和自己的良心重新进行审查？按现在的说法，似乎斯大林要求帕斯捷尔纳克为奥·曼·担保，但他拒绝了。类似的事情不曾发生过，也不曾谈过这样担保的话。
奥·曼·听了详尽的报告后，对帕斯捷尔纳克十分满意，特别是他关于作家组织“打1927年就不管事”那一句。“给以准确的证明，”他笑着说。他不满的是谈话中的事实：“是什么令帕斯捷尔纳克犯糊涂了？我自己应该摆脱他身处其中的窘境。”又说：“他完全正确，一连几天为在于技巧，为啥斯大林这样害怕技巧，他似乎很迷信；认为我们能跳神。最后说：“诗作无疑可以做成一种印象，如果他这样到处说重新审查。”
顺利说一句，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像夜莺似的歌唱技巧和大师，事情真不知该怎样完结。可能宰奥·曼·一如宰掉米霍埃尔斯（注：所罗门·米霍埃尔斯(1890—1948)犹太籍苏联演员、导演，传为秘密警察所杀。），或最少采取激烈的手段，以毁掉手稿……如果他们高估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遗产——无论我或诗作都靡有孑遗。那时就像所谓的——“大风吹散了灰烬”。
与斯大林谈话的外国说法非常荒谬。有人这样写道，似乎奥·曼·在帕斯捷尔纳克家当着外人朗诵诗作，把可怜的主人“带到克里姆林宫并加以折磨”。这儿的每一句都显示出对我们生活的无知。
在沃罗涅日流放期间，鲍·列·与阿赫玛托娃到卡塔尼扬请求把奥·埃·迁到另一个城市，但遭到了拒绝。
最后，娜·雅·回忆说：“来访问我的惟一一个人，是帕斯捷尔纳克，他跑来向我了解奥·曼·的死讯，除他之外，没有人敢来。”
在与卓·阿·马斯连尼科娃（注：俄国雕塑家，曾为帕斯捷尔纳克塑像，并著有《会晤》一书记录帕氏的言谈。）于1958年9月7日的谈话中(她写日记并准确地记下了自己与鲍·列·谈话的日期)，与“领袖”谈话的尾声看来另有一种方式：
“您想跟我谈些什么？”斯大林问。
“喏，各种各样，关于生与死。” 帕斯捷尔纳克答。
“好，随便什么时候我有空了，我会请您到这儿来，我们吃过茶后聊聊。再见。”
鲍·列·接着说：
“以后我回忆起谈话，我不想改变自己回答中的任何话。”
我不相信，鲍·列·能够忘却自己为之痛苦的不满，斯大林有损尊严的掷话筒行为。我想，他不会忘记这一点，仅仅不想在让他产生好感的谈话中“回忆往事”。大概，安娜·阿赫玛托娃和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的证明，此中的认识得自当时和直接的谈话，更不用说我得诸鲍·列的谈话，距真理要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