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工作在我国（除港澳台之外）的发展，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无论是行业实务还是专业教育，比社会工作在任何其他领域，都应该强调本土的創新。
　　如同社会工作源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一样，企业社会工作直接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产物，与之相关的社会工作领域有工业社会工作、职业社会工作、工会社会工作等，相较于这些叫法，企业社会工作强调的是社会工作的场域，是一个涉及企业组织内外、以内为主的服务。之所以强调“本土的创新”，是因为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背景、道路、形式与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有许多的不同。
　　我国现代企业的形成，主要是三个来源，一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改革演变；二是民营企业的兴起；三是境外企业（含港澳台）的进入。前者的改革进程中有一个将“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的锐变，把原有的社会职能以改革的名义去除了，而现在又在新的背景上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回过来检视其社会职能。中者在发展的初期，关注的只是经济功能和经济目标，而经过多年的发展，也殊途同归一样与国企、集体企业关注了“企业社会责任”。后者则在境外接受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有部分会把其理念与做法引进来，也有些企业进来后并不实施。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80年代以来，一种叫做“工业园区”的集中发展模式在全国开花，大量企业是集中在一个与原有村镇、城区有一定距离的，比较纯粹自勺经济功能区里。
　　在这些变化中，我国社会结构也随之出现了非常大的变迁，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城镇、工业园区大流动。而建立于户籍制度基础上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大挑战。尤其是70、80年代出生的人群代替50、60年代出生人群，成为新型的流动大军，流动儿童，以及被称为“小候乌”的留守儿童、被称为“老候乌”的离家随迁照顾流动儿童的老人，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关系重构、社会融合的冲击之大，恐怕在全球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都是未曾遇到的一种新型“移民”浪潮。
　　因此，无论是员工个人与家庭层面，企业层面，还是园区层面与社会层面，我国企业社会工作既覆盖生产适应、环境协调、企业福利、职业生涯等微观内容，也涉及如何推动缺乏社会功能的“工业园区”发展为“产业社区”，以及社会福利制度、公共服务等社会政策的改革。无论是微观的需求，还是中观的社区建设与宏观的政策发展，无不关系着不断变迁着的产业大军的切身利益和生活质量。因此，在我国开展企业社会工作，应该有新的视野、新的理念、以及新的理论和方法。
　　珠三角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发展的前沿之一，对企业社会工作的本土探索，也走在了前列。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理念、理论以及个案、小组、社区等工作方法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含义。中国特色的由工会推动的企业社会工作。基于“产业社区”的整合型企业社会工作等一些新的形式更是大大丰富了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实践和理论建设，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