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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常”祖传五代，已有200余年历史，其制作的工艺葡萄，曾被慈禧误以为真，早在1915年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中，“葡萄常”就因荣获一等奖而蜚声海外，毛泽东主席曾在选集五卷中称常家五位女艺人为“葡萄常五处女”，如今，第五代“葡萄常’又有怎样的表现?
“葡萄常”葡萄为玻璃制工艺品，利用家传绝技制作的葡萄像真葡萄一样，绿的晶莹，紫得成熟，让人垂涎，最绝的还是那层白霜。2006年6月10日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上，记者在北京地坛举办的宣传活动中看到了“葡萄常”第五代传人常弘、常燕现场所展示的工艺葡萄。她们是如何继承这一200年的工艺?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事?近日记者在北京朝阳区花家地北里的一栋居民楼里，敲开了葡萄常第五代传人常弘的大门。只见客厅桌子上摆放着许多葡萄珠，有紫色、绿色，有绿中透紫、有紫中透红……
只见常弘将调好的颜色，根据葡萄珠、梗、叶、须所需要的颜色，往上涂色。特别是葡萄珠，她反复涂了3遍颜色直至满意为止。她制作的葡萄叶是用宣纸放在模子里压制而成，须子是用纸绳做的。“葡萄上色后，晾干，再蘸上一层薄薄的蜡。好似蘸糖葫芦似的，这层蜡的薄厚度是个技术活。”常弘说，“上霜”是制作葡萄珠的最后一道难关，也是“葡萄常”的绝技。这绝招就在“上霜”上，上过霜的葡萄远处一看，好似刚从葡萄架上摘下来的一样，水灵灵的。
经过11道工序后就是攒活(组装)。将零散的葡萄珠、叶、梗子、须子攒成一串串的各种形状的葡萄，即成为了工艺品。
常弘与妹妹常燕，是2004年才重新拾起了沉寂20年的葡萄工艺的。谈到“葡萄常”的历史，常弘颇有感触地说，“国家扶持则兴，反之则衰”。
看到仿真葡萄，慈禧大喜赏韩其哈日布妻为“常在”并赐匾“天仪常”
“葡萄常”的创始人韩其哈日布是蒙古族正蓝旗人。清道光年间，他的母亲富贵，随入嫁北京的公主来到京城，后由公主作主嫁给了正蓝旗蒙古营里的一名亲兵，婚后靠着皇宫发放的俸禄维生。至咸丰九年清政府停止给旗人俸禄，富贵一家便从崇文门外的旗营里搬出来，定居在花市一带靠做泥葫芦、泥人和泥葡萄珠手艺谋生。韩其哈日布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母亲学艺，一天，他在琉璃厂溜达，看到卖料器葡萄很受顾客喜欢，但拿在手上太沉。这个料器葡萄是用有色的玻璃制作出来的实心葡萄珠，难怪它非常厚实、沉重。他想，做成空心的葡萄不就减轻重量了吗?他琢磨着用一根金属管粘上烧到火候的玻璃溶液，吹成空心的葡萄珠，经过贯活、蘸青、攒活、揉霜等一系列工艺流程的反复实验后，终于烧制出了逼真美观、水灵灵的葡萄。他尝试拿到街头叫卖，深受人们喜爱。闯出了路子后，他和母亲转而烧制玻璃葡萄谋生。
韩其哈日布青出于蓝胜于蓝。他用玻璃做成的葡萄甚至演绎出一段传奇——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正值阴历十月，她在德和园看戏时，发现戏楼旁的葡萄架上结满了水灵灵的葡萄，很诧异，“葡萄成熟季节已过去，怎么还有这等鲜活的葡萄呢?”但转念一想，“定是上天眷顾我的!”传旨“小李子，摘串葡萄给我尝尝。”“回禀太后，葡萄是假的。”李连英探后说。“你去查查，到底是谁做的。竟有那么仿真的葡萄。”后经查得知是韩其哈日布及其妻所做。慈禧大喜，赏韩其哈日布妻为“常在”，并赐匾“天仪常”。为感恩，韩其哈日布改名常在，家人改姓常。“葡萄常”一时名噪京城。
1915年常在的小儿子常渭臣精心制作的料器葡萄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荣获一等奖，“葡萄常”的声名鹊起。常在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儿子常桂馨(蒙古名扎伦布)有五儿一女，二儿子常渭臣(蒙古名依罕布)有一个女儿。常在看到两个儿子吃喝玩乐、四处借债，怕把他们家里的秘方卖了，就对女儿们说：“从现在起立下规矩，这个秘方传女不传男，不传外人和媳妇。”从此，常在的三个女儿为了继续支撑门户，为了保住家传的绝活，均未出嫁。“常家的姑奶奶都要强，儿子都是公子哥儿。”她们在当时均有很好的口碑。也有人问，“不结婚如何传?”常家是姑侄传。常在的两个孙女常玉龄、常玉清，也与三个姑姑同命相怜，立志终身不嫁，以能把“葡萄常”的手艺传下来。姑侄五“处女”，为此牺牲了青春和爱情。
国家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葡萄常”的后代，没有理由再保持沉默了!
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葡萄常”五处女进了北京市绢花厂。为了将“葡萄常”的手艺造福于民，国家扶持，要成立工艺葡萄制作车间。为打消“葡萄常”传人的顾虑，1955年，上级决定将崇文区法院工作的、常秀厚(常在的曾孙)调到北京市绢花厂任党支书、副厂长，葡萄制作车间成立后，“葡萄常”的手艺就这样第一次在社会传下去了。
“据姑奶奶常玉龄生前告诉我，‘文革’前，我家有个柜子，里面放着20多个国家订货的钱币，遗憾的是‘文革’全抄了。”1966年的“文革”灾难，常家姑侄也遭到迫害。在不解和痛苦的煎熬下，常家姑侄先后有四人去世。
粉碎“四人帮”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沉睡的民族工艺。在一次发展民族工艺的会上，李先念副主席问道，“‘葡萄常’还有没有人?”一语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葡萄常”的记忆。北京市有关部门一级级四处寻找，欲恢复“葡萄常”传统民族工艺，终于在崇文区花市一个大杂院中找到了常氏唯一的传人——常玉龄，此时，她已是七十古稀的老人了。
1978年，崇文区花市街道组织了“葡萄常联社”，常玉龄不顾年迈体弱，从垒灶、吹珠到上霜，都亲自动手，并把家传绝技传授给了社会上招来的一批待业青年。常弘、常燕因上小学，而失去学艺的机会。这一年里常玉龄得到了很高的政治待遇，成为了北京市政协委员和全国三八红旗手。1986年，常玉龄去世后，“葡萄常”由此消声匿迹。
上世纪80年代初，常弘在北京59中学高中毕业后作为北京市绢花厂职工子女被招进该厂。
2004年3月，常弘在《京华日报》上看到了一篇《“葡萄常”难寻，绒鸟不在》的文章。“国家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葡萄常’的后代，我们没有理由再保持沉没了!于是我就去找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于志海，说我想恢复这一有200多年的传统技艺。”常弘说。她的想法得到于志海的大力支持，他说，你就大胆干吧，要无愧于“葡萄常”第五代传人的声誉。
常弘回家后就与母亲、三妹商量，一点一点地回忆和琢磨着做起了工艺葡萄。“许多原料与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不用对色，现在的葡萄也不像原来那样专一，原来的葡萄就是绿色和紫色两种。现在同样的 紫葡萄也有色彩区别，提子色浅偏红，玫瑰香偏紫色重。要改革，不能按原来的路子走!”
“这俩丫头怎么琢磨的，又让我看到了‘葡萄常’的葡萄‘葡萄常’又恢复了。”
她俩发现，老祖常在发明的“葡萄”外面的那层霜还不算逼真，传统的霜还较为粗糙，要将那层霜改进得更细腻。做葡萄前，姐妹俩就到市场去观察葡萄的形状与颜色。“巨峰葡萄成熟时，果实呈紫色。青提成熟时，颜色青黄。黑蜜、‘红黑姐妹’成熟时颜色深紫黑。玫瑰香成熟时先粉红后紫黑。高妻成熟时呈黑色，京秀成熟时呈玫瑰红或鲜紫红。”她俩一一记下不同的葡萄色彩、形状和葡萄皮上的霜。调色，是道技术难关。调色用的颜料，不仅有黄、绿、蓝、白等颜色，为了粘合与不掉色，还要外加白糖、水胶、淀粉、酒。
两姐妹从找原材料人手，经过熔料、溜条、加色、吹捏、成形等多道工序，经过3个多月的试制，在2004年7月，制作出第一件1米见方的葡萄盆景。
“由于是第一次制作葡萄，到底像不像‘葡萄常’的葡萄，代表家传技术?心里没谱，我们姐儿俩多方打听，寻找到了‘葡萄常’技术唯一的外姓徒弟李淑惠，并请她来认定。”当70多岁的老人一眼看见摆在她面前的“葡萄”时，连声说：“这俩丫头是怎么琢磨的?!又让我看到了‘葡萄常’的葡萄了!‘葡萄常’又恢复了。”
得到老师傅的认可后，常弘就把研制出来的工艺葡萄拿去给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看，于志海告诉她有一个参展机会。这样，2004年9月底，常弘、常燕姐妹的作品参加了北京市文联、北京市民问文艺家协会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的《建国55周年还看今朝》大型民间艺术展，使这一民间绝技重现于世。
令常弘、常燕感动的是，“观众反应很强烈，有的老艺人看了后都说，‘葡萄常’又出来了!又让我们看到了!有的小孩拉着母亲的手说，想吃展台上的那些葡萄……大家对‘葡萄常’那么热爱，是我们原来没有体会到的”。
从那以后，凡是有民间文艺家协会举办的活动，她们都要参加。常弘现在还在一家服务部门上班，她的妹妹常燕在北京第96中学当美术教师。她们只有业余时间才能做一点工艺葡萄，两年来常弘、常燕已经参加了5次这样大型的全国性的工艺展览。
常弘打算过一两年能专职做葡萄后，把葡萄再改进，以便推向市场，做成高档工艺品打到国际市场，即便是礼品，也是有限量的。常弘的眼里露出了自信的光芒。
访谈
记者：你作为“葡萄常”第五代传人，开始了“葡萄常”的再创业。有没有想到如何传承的问题?
常弘：祖上规矩“传女不传男”，到我这一代，常家是3个闺女。我是老大，二妹1968年出生8个月时就患了脑炎变为残疾，“葡萄常”只有我与三妹继承。我生的是儿子，而三妹不要孩子，若我不传儿子，“葡萄常”只有失传。所以，我只有打破这个规矩。我跟儿子谈过这件事，把秘方告诉他，但他学的是法律，是国家检察官学院大三的学生。想在他参加工作后的业余时间教他手艺。
记者：有没有想到带徒弟?
常弘：必须是在保障艺人切身利益的前提下。过去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之说。我现在不敢辞工作而专心于葡萄工艺的制作，就是怕养活不了自己。现在，韩国、日本的民问艺人相当于大学教授的待遇，他们被国家养着，得以将手艺传下去而无后顾之忧。我国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人亡艺绝”将后悔莫及。
记者：你认为还应该怎样做更好?
常弘：若国家将艺人的待遇提到议事日程，建议将品牌纯手工艺集中在类似秀水一条街的地方，可起名“纯手工艺一条街”、“工艺传人一条街”或其他名字。可以使中外游人在一条街中，就看到了“泥人张”、“面人郎”、“鬃人白”、“花儿金”、“风筝哈”、“葡萄常”……中国最棒的民间工艺，看到不同工艺的历史及传人。原来外国游客来京爬香山、吃烤鸭、逛秀水。现在我们吸引他们逛工艺，那将会是怎样的光景!
“葡萄常”葡萄为玻璃制工艺品，利用家传绝技制作的葡萄像真葡萄一样，绿的晶莹，紫得成熟，让人垂涎，最绝的还是那层白霜。2006年6月10日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上，记者在北京地坛举办的宣传活动中看到了“葡萄常”第五代传人常弘、常燕现场所展示的工艺葡萄。她们是如何继承这一200年的工艺?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事?近日记者在北京朝阳区花家地北里的一栋居民楼里，敲开了葡萄常第五代传人常弘的大门。只见客厅桌子上摆放着许多葡萄珠，有紫色、绿色，有绿中透紫、有紫中透红……
只见常弘将调好的颜色，根据葡萄珠、梗、叶、须所需要的颜色，往上涂色。特别是葡萄珠，她反复涂了3遍颜色直至满意为止。她制作的葡萄叶是用宣纸放在模子里压制而成，须子是用纸绳做的。“葡萄上色后，晾干，再蘸上一层薄薄的蜡。好似蘸糖葫芦似的，这层蜡的薄厚度是个技术活。”常弘说，“上霜”是制作葡萄珠的最后一道难关，也是“葡萄常”的绝技。这绝招就在“上霜”上，上过霜的葡萄远处一看，好似刚从葡萄架上摘下来的一样，水灵灵的。
经过11道工序后就是攒活(组装)。将零散的葡萄珠、叶、梗子、须子攒成一串串的各种形状的葡萄，即成为了工艺品。
常弘与妹妹常燕，是2004年才重新拾起了沉寂20年的葡萄工艺的。谈到“葡萄常”的历史，常弘颇有感触地说，“国家扶持则兴，反之则衰”。
看到仿真葡萄，慈禧大喜赏韩其哈日布妻为“常在”并赐匾“天仪常”
“葡萄常”的创始人韩其哈日布是蒙古族正蓝旗人。清道光年间，他的母亲富贵，随入嫁北京的公主来到京城，后由公主作主嫁给了正蓝旗蒙古营里的一名亲兵，婚后靠着皇宫发放的俸禄维生。至咸丰九年清政府停止给旗人俸禄，富贵一家便从崇文门外的旗营里搬出来，定居在花市一带靠做泥葫芦、泥人和泥葡萄珠手艺谋生。韩其哈日布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母亲学艺，一天，他在琉璃厂溜达，看到卖料器葡萄很受顾客喜欢，但拿在手上太沉。这个料器葡萄是用有色的玻璃制作出来的实心葡萄珠，难怪它非常厚实、沉重。他想，做成空心的葡萄不就减轻重量了吗?他琢磨着用一根金属管粘上烧到火候的玻璃溶液，吹成空心的葡萄珠，经过贯活、蘸青、攒活、揉霜等一系列工艺流程的反复实验后，终于烧制出了逼真美观、水灵灵的葡萄。他尝试拿到街头叫卖，深受人们喜爱。闯出了路子后，他和母亲转而烧制玻璃葡萄谋生。
韩其哈日布青出于蓝胜于蓝。他用玻璃做成的葡萄甚至演绎出一段传奇——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正值阴历十月，她在德和园看戏时，发现戏楼旁的葡萄架上结满了水灵灵的葡萄，很诧异，“葡萄成熟季节已过去，怎么还有这等鲜活的葡萄呢?”但转念一想，“定是上天眷顾我的!”传旨“小李子，摘串葡萄给我尝尝。”“回禀太后，葡萄是假的。”李连英探后说。“你去查查，到底是谁做的。竟有那么仿真的葡萄。”后经查得知是韩其哈日布及其妻所做。慈禧大喜，赏韩其哈日布妻为“常在”，并赐匾“天仪常”。为感恩，韩其哈日布改名常在，家人改姓常。“葡萄常”一时名噪京城。
1915年常在的小儿子常渭臣精心制作的料器葡萄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荣获一等奖，“葡萄常”的声名鹊起。常在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儿子常桂馨(蒙古名扎伦布)有五儿一女，二儿子常渭臣(蒙古名依罕布)有一个女儿。常在看到两个儿子吃喝玩乐、四处借债，怕把他们家里的秘方卖了，就对女儿们说：“从现在起立下规矩，这个秘方传女不传男，不传外人和媳妇。”从此，常在的三个女儿为了继续支撑门户，为了保住家传的绝活，均未出嫁。“常家的姑奶奶都要强，儿子都是公子哥儿。”她们在当时均有很好的口碑。也有人问，“不结婚如何传?”常家是姑侄传。常在的两个孙女常玉龄、常玉清，也与三个姑姑同命相怜，立志终身不嫁，以能把“葡萄常”的手艺传下来。姑侄五“处女”，为此牺牲了青春和爱情。
国家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葡萄常”的后代，没有理由再保持沉默了!
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葡萄常”五处女进了北京市绢花厂。为了将“葡萄常”的手艺造福于民，国家扶持，要成立工艺葡萄制作车间。为打消“葡萄常”传人的顾虑，1955年，上级决定将崇文区法院工作的、常秀厚(常在的曾孙)调到北京市绢花厂任党支书、副厂长，葡萄制作车间成立后，“葡萄常”的手艺就这样第一次在社会传下去了。
“据姑奶奶常玉龄生前告诉我，‘文革’前，我家有个柜子，里面放着20多个国家订货的钱币，遗憾的是‘文革’全抄了。”1966年的“文革”灾难，常家姑侄也遭到迫害。在不解和痛苦的煎熬下，常家姑侄先后有四人去世。
粉碎“四人帮”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沉睡的民族工艺。在一次发展民族工艺的会上，李先念副主席问道，“‘葡萄常’还有没有人?”一语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葡萄常”的记忆。北京市有关部门一级级四处寻找，欲恢复“葡萄常”传统民族工艺，终于在崇文区花市一个大杂院中找到了常氏唯一的传人——常玉龄，此时，她已是七十古稀的老人了。
1978年，崇文区花市街道组织了“葡萄常联社”，常玉龄不顾年迈体弱，从垒灶、吹珠到上霜，都亲自动手，并把家传绝技传授给了社会上招来的一批待业青年。常弘、常燕因上小学，而失去学艺的机会。这一年里常玉龄得到了很高的政治待遇，成为了北京市政协委员和全国三八红旗手。1986年，常玉龄去世后，“葡萄常”由此消声匿迹。
上世纪80年代初，常弘在北京59中学高中毕业后作为北京市绢花厂职工子女被招进该厂。
2004年3月，常弘在《京华日报》上看到了一篇《“葡萄常”难寻，绒鸟不在》的文章。“国家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葡萄常’的后代，我们没有理由再保持沉没了!于是我就去找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于志海，说我想恢复这一有200多年的传统技艺。”常弘说。她的想法得到于志海的大力支持，他说，你就大胆干吧，要无愧于“葡萄常”第五代传人的声誉。
常弘回家后就与母亲、三妹商量，一点一点地回忆和琢磨着做起了工艺葡萄。“许多原料与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不用对色，现在的葡萄也不像原来那样专一，原来的葡萄就是绿色和紫色两种。现在同样的 紫葡萄也有色彩区别，提子色浅偏红，玫瑰香偏紫色重。要改革，不能按原来的路子走!”
“这俩丫头怎么琢磨的，又让我看到了‘葡萄常’的葡萄‘葡萄常’又恢复了。”
她俩发现，老祖常在发明的“葡萄”外面的那层霜还不算逼真，传统的霜还较为粗糙，要将那层霜改进得更细腻。做葡萄前，姐妹俩就到市场去观察葡萄的形状与颜色。“巨峰葡萄成熟时，果实呈紫色。青提成熟时，颜色青黄。黑蜜、‘红黑姐妹’成熟时颜色深紫黑。玫瑰香成熟时先粉红后紫黑。高妻成熟时呈黑色，京秀成熟时呈玫瑰红或鲜紫红。”她俩一一记下不同的葡萄色彩、形状和葡萄皮上的霜。调色，是道技术难关。调色用的颜料，不仅有黄、绿、蓝、白等颜色，为了粘合与不掉色，还要外加白糖、水胶、淀粉、酒。
两姐妹从找原材料人手，经过熔料、溜条、加色、吹捏、成形等多道工序，经过3个多月的试制，在2004年7月，制作出第一件1米见方的葡萄盆景。
“由于是第一次制作葡萄，到底像不像‘葡萄常’的葡萄，代表家传技术?心里没谱，我们姐儿俩多方打听，寻找到了‘葡萄常’技术唯一的外姓徒弟李淑惠，并请她来认定。”当70多岁的老人一眼看见摆在她面前的“葡萄”时，连声说：“这俩丫头是怎么琢磨的?!又让我看到了‘葡萄常’的葡萄了!‘葡萄常’又恢复了。”
得到老师傅的认可后，常弘就把研制出来的工艺葡萄拿去给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看，于志海告诉她有一个参展机会。这样，2004年9月底，常弘、常燕姐妹的作品参加了北京市文联、北京市民问文艺家协会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的《建国55周年还看今朝》大型民间艺术展，使这一民间绝技重现于世。
令常弘、常燕感动的是，“观众反应很强烈，有的老艺人看了后都说，‘葡萄常’又出来了!又让我们看到了!有的小孩拉着母亲的手说，想吃展台上的那些葡萄……大家对‘葡萄常’那么热爱，是我们原来没有体会到的”。
从那以后，凡是有民间文艺家协会举办的活动，她们都要参加。常弘现在还在一家服务部门上班，她的妹妹常燕在北京第96中学当美术教师。她们只有业余时间才能做一点工艺葡萄，两年来常弘、常燕已经参加了5次这样大型的全国性的工艺展览。
常弘打算过一两年能专职做葡萄后，把葡萄再改进，以便推向市场，做成高档工艺品打到国际市场，即便是礼品，也是有限量的。常弘的眼里露出了自信的光芒。
访谈
记者：你作为“葡萄常”第五代传人，开始了“葡萄常”的再创业。有没有想到如何传承的问题?
常弘：祖上规矩“传女不传男”，到我这一代，常家是3个闺女。我是老大，二妹1968年出生8个月时就患了脑炎变为残疾，“葡萄常”只有我与三妹继承。我生的是儿子，而三妹不要孩子，若我不传儿子，“葡萄常”只有失传。所以，我只有打破这个规矩。我跟儿子谈过这件事，把秘方告诉他，但他学的是法律，是国家检察官学院大三的学生。想在他参加工作后的业余时间教他手艺。
记者：有没有想到带徒弟?
常弘：必须是在保障艺人切身利益的前提下。过去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之说。我现在不敢辞工作而专心于葡萄工艺的制作，就是怕养活不了自己。现在，韩国、日本的民问艺人相当于大学教授的待遇，他们被国家养着，得以将手艺传下去而无后顾之忧。我国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人亡艺绝”将后悔莫及。
记者：你认为还应该怎样做更好?
常弘：若国家将艺人的待遇提到议事日程，建议将品牌纯手工艺集中在类似秀水一条街的地方，可起名“纯手工艺一条街”、“工艺传人一条街”或其他名字。可以使中外游人在一条街中，就看到了“泥人张”、“面人郎”、“鬃人白”、“花儿金”、“风筝哈”、“葡萄常”……中国最棒的民间工艺，看到不同工艺的历史及传人。原来外国游客来京爬香山、吃烤鸭、逛秀水。现在我们吸引他们逛工艺，那将会是怎样的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