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画为生的唐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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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寅(1470-1523),初字伯虎,后更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江苏吴县吴趋里(今苏州)人。少有俊才,博雅多识,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他玩世不恭而又才气横溢,在诗文上声名显赫,展露出异常的个性,具有蔑视圣贤、关注民生的特点,从而成为江南纵情任性的代表人物,并与祝允明、沈周和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在绘画上,尤其擅长山水与人物,作品运用形象化的笔墨来表现独立人格的精神追求,流注着一种愤怒且狂放不羁的思想在里面,以个性鲜明、构思精巧的艺术风格所著称。与沈周、文微明、仇英并称“明四家”,对明中期以后的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唐寅的这种艺术风格如何形成?早期的坎坷经历及生活上的穷困潦倒,促使唐寅在30岁以后选择以出卖书画为谋生之途。这既为情势所逼的无奈,又是符合他本性和独特人生观之举,借此可以获得一种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格的超然,亦对他后期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唐寅独特艺术风格的产生,与他的卖画生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一、賣文胃画为谋生手段
  明成化六年(1470年),唐寅出生于吴趋里一市井细民之家,父亲唐广德是一名商贾,可能是经营肉铺及酒馆的商人,正如唐寅自谓:“计仆少年,居身屠沽,鼓刀涤血。”唐寅少时聪慧过人,性格狂逸洒脱。《明史》云:“(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这种个性曾使一心望子成龙的唐父不禁感叹:“此儿必成名,殆难成家乎!”因此特意为他请了老师,祝允明撰《唐伯虎墓志铭》中说道:“其父广德,贾业而士行,将用子畏起家,致举业师教子畏,子畏不得违父旨。”但是到了唐寅25岁时,父母妻儿相继殁,这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亦愁白了许多头发。从此他悲IM欲绝,沉湎于酒色以寻求慰藉,还时常代妓女写情诗。
  后经祝允明劝诫,使其遵从先父的遗志,参加科举考试,答应“试捐一年力为之”。弘治十一年间(1498年)乡试中,唐寅夺得头名解元,主考官梁储及学士程敏政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对其文章非常欣赏。至此,唐寅在功名上的前途似乎一片光明。但好景不长,弘治十二年(1499年)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由于受到礼部会试舞弊案的牵连,正当唐寅踌躇满志地人京会试时,却没想到在同考的徐经科场受贿案中,不仅被削除了功名,还被捕下狱,身体和心灵都受到了极大创伤。在《与文微明书》中,唐寅用悲愤的笔调记述了科场案的前后过程,当高中乡试第一时,荐绅交游,举手相庆。而被卷人科场案后,遭受酷刑,其“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集”。最后以“夤缘求进”的罪名,被斥为吏。唐寅耻为下吏,不就而归。
  短短一年就经历了从巅峰跌到谷底的人生挫折。唐寅在《上宁王》中表明了当时的心态:“是非满目纷纷事,问我如何总不知。”生活境遇十分难堪,外人对他充满了鄙夷。正如其自况曰:“昆山焚如,玉石皆毁,下流难处,众恶所归。绩丝成网罗,狼众乃食人。马尾切白玉,三言变慈母,海内遂以寅为不耻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几乎为当时的舆论所不容。甚至还要忍受包括一些亲朋好友复杂的眼光。加上生计日薄,又与“继室反目仳离,不久又与弟申异炊”,连家人也弃他而去,可以说是落魄至极,这所有的一切对素来心高气傲的唐寅来说是难以忍受的。
  坎坷的经历及科举上的突变,使他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愤恨。对此,唐寅毅然选择了靠卖文鬻画谋生,开始了他充满痛苦的不平人生。在诗作中,他从不讳言自己以卖画为生,并戏称为自娱,如《言志》诗中自豪地说:“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日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后又在《感怀》诗中云:“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
  如此曲折的早期人生及以鬻画为业的艰难现实,对唐寅的艺术影响至深,这在其艺术上也必然有所反映。唐寅的绘画注重情意的随性抒发,不但表现了他的人品思想和画学观,而且也把自己愤慨的心情表现在画面中,强调的是笔墨意趣。在《画谱卷》的题记中,他说“予弃经生业,乃托之丹青自娱”,并明确表示“寄兴寓情,更求诸笔墨之外”。而唐寅的诗歌作品,经常能以一种嘲讽狂羁的态度来审视眼前的缙绅社会,如在《把酒对月歌》中写道:“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又在《桃花庵歌》中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这两首诗都鲜明地表达了他视富贵如粪土的志向。
  唐寅虽承认以卖文鬻画为生,却很少有关他收取现钱的记录。如《唐伯虎全集》卷五收录了他作于弘治四年(1491年)的《刘秀才墓志》,袁宏道评:“子畏原不知文,志铭尤非所长,而不乏求之者,想白雪无权,黄金有命也耶,一笑一笑。”可见唐寅即使为童年的好友刘嘉作墓志时,也得到相当的文润。到唐寅36岁时,给徐祯卿“谋家无资,贻书见让”,看得出“卖文”的动机一目了然。
  二、卖画方式多样化
  明中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社会的繁荣,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对物欲的追逐及自我的肯定成为人们生活的新主题。当时“江南人住神仙地,雪月风花分四季。满城旗队看迎春,又见鳌山烧火树”。发达的经济,刺激了世人价值观的转变,绘画交易现象由此开始普遍,方式亦多样,艺术市场得以逐步繁荣,使得大多数画家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市场中来。作为苏州地区的画家店寅,自然也加人了这一行列。他的卖画方式也多种多样,主要有友情赠送、订购、延请、直接现金交易等。
  唐寅与师友朋辈间的交往异常密切,因此少不了以画作为祝寿的礼物而友情赠送。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亥集》中有言:“启南、子畏二公,往往题他人画为应酬之具。”可知唐寅有相当的画是为应酬之作。常用的表达祝寿内容的是《椿萱图》,《店伯虎全集》中有题诗:“漆园椿树干年色,堂北萱根三月花。巧画斑衣相向舞,双亲从此寿无涯。”还有《仙山楼阁图》,是他为好友王宠的母亲的祝寿之作,张丑评曰:“向从王龙冈(王宠子)家购得子畏青绿横看大幅。原系写寿履吉母者。其布景用笔全师王右丞。”唐寅在这里用了山水题材来表达祝寿,是其细笔风格的精心之作。他的另一幅《山路松声图》画作,以全景式山水为构图,用笔灵动,整体工细秀美。上有题款“治下唐寅画呈李父母大人先生”,当是为吴县知县李经应酬赠送所作。   此外,这一时期以订购的方式进行交易也十分流行。《吴越所见书画录》著录了唐寅的《寿星图》,画幅左侧有题款“人来种杏不虚寻,仿佛庐山小径深。常向静中参大道,不因忙里废轻吟。愿随雨化三春泽,未许云闲一片心。老我近来多肺疾,好分紫雪扫烦襟。晋昌唐寅”。从题诗的内容来看,很明显的是一首写给医生的作品,又据本幅拖尾祝允明书写的《医师陆君约之仁轩铭》,可知是唐寅为医师陆约之作的画。这类画作很多,还有作为商品画代表作之一的《双鉴行窝图》,其画幅的左下角题有“双鉴行窝吴郡唐寅为富溪汪君作”。可知唐寅是受安徽新安来的某人所托而作。
  在明中期,出资人将画家延请至家中作画,短则几日,长则数月甚至几年,亦是当时书画交易的方式之一。像仇英在项元汴家中长期作画即是典型的一例。唐寅的书画作品中有不少是在此种情形下完成的,《逊允迦记》中记载“唐子畏客江阴夏氏,款治浃旬,乞画久未落笔。一旦晨起,作《莺莺图》”,这些更是明显延请的方式。
  除此以外,去市场上直接现金交易的卖画,也是其参与市场的主要方式。祝允明在《祝氏集略》中称唐寅“四方慕之,无贵贱贫富,日诣门征索”,可见唐寅画作受欢迎的程度。《尧山堂外纪》中称他“晚年寡出,常坐临街小楼,唯乞画者携酒造之,则酣畅竟日。虽任适诞放,而一毫无所苟”。这里所说的临街小楼,是唐寅在阜桥开店的老屋,看来他是经常到闹市的地方卖画。
  既然以鬻画为业,那么唐寅的卖画状况如何呢?卖文鬻画毕竟是一种市场行为,其收益是不稳定的,这可能意味着唐寅从此将过上一种物质相对匮乏的生活。而当时市场上的画价又很便宜,因此大部分时候唐寅的经济状况始终不尽如人意。如:“荒村风雨杂鸣鸡,燎釜朝厨愧老妻。谋写一只新竹卖,市中笋价贱如泥。”某一时期的书画收益欠稳定之时,而家中又没有一定的积蓄,唐寅甚至会陷人无米下炊的生活窘境。他的诗句生动地描写了这一状况:“十朝风雨若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还有1518年唐寅49岁时作的《丹阳景图》,题诗前有小引:“风雨侠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孙思和。”看得出唐寅卖画的生意很不好,生活十分惨淡,但又强苦中作乐,维持一点儿文人的清高。
  然而,纵观唐伯虎的后半生,他的物质生活也偶有宽松之时。弘治十八年(1505年),36岁的唐伯虎在苏少卜l城西北建造了桃花庵别业,至正德二年(1507年)始建成。唐寅的后半生基本上在桃坞别业中度过。好友祝允明、黄云、沈周等人经常来饮酒作诗:‘旧般饮其中,客来便共饮,去不问,醉便颓寝。”有时唐寅还会“坐临小楼,写画易酒,醉则岸帻浩歌”。他购地建桃坞的经费,也主要来自个人的卖画。由此可见,店寅的诗画谋生之路至少给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当他生意好的时候,求画者渐多致使忙不过来,便请老师周臣代笔。因此,后人在辨别店寅画作的真伪时就说:“及六如以画名世,或懒于酬应,每请东村(周臣)代为之。今伯虎流传之画,每多周笔,在具眼者辨之。”可见唐寅的名声。于是一些贪图私利的人,不惜作伪以牟取暴利。据《图画宝鉴》记载:“唐寅才艺宏博……其笔资秀雅,青于蓝也。吴门伪笔最多,鉴定自能别焉。”
  三、卖画影响其风格
  以卖画为生使唐寅取得了经济上的自给,由此决定了他人格上的独立。对他后半生的诗画文艺创作亦产生了深刻的作用,甚至直接影响到其艺术观和创作风格。
  唐寅总体的绘画风格面貌跟他的师承关系密不可分。史载唐寅初拜师于沈周,如《吴郡丹青志·沈周传》说:“一时名士,如店寅,文壁之流咸出龙门,往往至于风云之表。”在京城科考舞弊案发生之后学于周臣门下,其画风渐渐脱去沈周的特征。如他的《骑驴归思图》画法几乎与周臣的一致,画上题诗云:“乞求无得束书归,依旧骑驴向翠微。满面风霜尘土气,山妻相对有牛衣。吴郡唐寅诗意图。”对于唐寅的画风,王稚登指出:“唐寅画法沉郁,风骨奇峭,刊落庸琐,务求浓厚,连江叠峨,洒洒不穷,信士流之雅作,绘事之妙诣也。评者谓其画,远攻李唐,足任偏师;近交沈周,可当半席。”唐寅的技法十分全面,并深得宋元之法。毛大伦在《增绘宝鉴》中写道:“唐寅山水,人物无不臻妙,虽得刘松年,李稀古之效法,其笔资秀雅,青出于蓝也。”
  在民间流传最广的是唐寅的人物仕女画。他的人物画多感慨世情之作,表现出愤世嫉俗的心态。他兼取诸家之法,特别是吸收了院派和文人画的长处,独树一帜,开创了一条能表现自我精神的画路,行笔秀劲填密,有着潇洒清逸的气韵。故董其昌说:“唐伯虎虽学李古,亦深于李伯时,故人物、舟车、楼观无所不工。”这一类作品多取材于历史与民间故事,尤其以描写欢场女子为多。唐寅的人物画可大致分为工笔和写意两类。前者典型的有《王蜀宫妓图》,画中精心描绘了四位盛装等待君王召唤的宫妓形象,工笔重彩,体现了画家在造型用笔及设色等方面的高超技艺。作品继承了唐代张萱人物画的特點,衣纹作铁线描,用笔细劲,形象俊俏之致,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后者以《秋风纨扇图》(上海博物馆藏)为例,唐寅把李公麟的行云流水措和颜辉的折芦描法掺和起来,挥洒自如,富有韵律感。画中的诗句“秋风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托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借题发挥来讽刺世态炎凉的社会风气。同时也怜人自怜,抒写失意心绪,正如项元汴评此图曰: “唐子畏先生,风流才子,而遭谗被摈,抑郁不得志,虽复佯狂玩世以自宽,而受不自己者椰揄亦已多矣,此图、此诗盖自伤自解也。”
  明徐渤对他的仕女画亦十分推崇,在其《红雨楼题跋》中说:“画家人物最难,而美人为尤难。绮罗珠翠,写人丹青易俗,故鲜有此技名家者。昊中惟仇实父、唐子畏擅长。”他的大多仕女画都是表现宫妓、妓女等下层女性生活的青楼题材,如《王蜀宫妓图》《淘谷赠词图》等,这与他科场舞弊案后颓废自弃,终日寄情于声色不无关系。明王世懋在《王奉常集》中评说:“唐伯虎(解元)于画无所不佳,而尤一美人,在钱舜举、杜怪居之上,盖其生平风流韵多也。”王氏的这一说法颇为中肯。   那么,这种风格的产生与他卖画为生又有怎样的关系呢?这时期在繁华的江南城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唱妓越来越盛。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记载:“今时娟妓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在苏州这样经济发达的城市,此业就显得尤为兴盛。唐寅作为一个命运曲折而又多情重义的文人,面对那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女性,自有惺惺相惜之意,于是便以这种题材来表现自己的性情。同时,更深层的原因是,他的这种题材源于当时绘画商品化及自己卖画的需要。唐寅生活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此时的商人和地主大都喜交名士,吸收了众多的文人和画家与之交往,而这些富豪往往把自己装扮成好文知画的风雅人士。面对特殊的消费群体,唐寅在创作人物画作品时,就不能不考虑接受者的审美趣味和心理需要。对那些附庸风雅的商人和地主来讲,有着婀娜身姿、笑靥如花的美人较之男子形象恐怕更能令他们赏心悦目,从心理上更愿意接受与收藏。这是唐寅人物画中大量出现仕女题材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生计的需要,唐寅还应人所求,描绘过大量的色情画之类的春宫图。明沈德符说“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后有仇实甫(英)”,可见唐寅十分擅长画此类题材。但是传说中的春宫真迹底本多已失传,传世的临摹本有《退食闲宴》《竞春图卷》《花阵六奇》等。
  另外,唐寅山水画造诣很高,清代盛大士在《溪山卧游录》中说:“云林伯虎,笔情墨趣,皆师荆关而能变化之,故云林有北苑之气韵,伯虎参松雪之清华。其效法虽似北宗,实得南宗之神髓者也。”阐述得极有见地。但唐寅是院派这种风格正统的画法,而不是沈周和文微明那种文人画风格,是有特定原因的。其中的重要因素是,作为一名文人雅士,工细严谨的院体绘画方式与逸笔草草的文人画相比,更容易迎合普通民众的欣赏习惯。唐寅一生以卖文鬻画为生,必然会比较注重观众的需求,并随着对象的变化而选择适宜的艺术风格。
  唐寅的花鸟作品不多,但不可不提。他擅长水墨写意花鸟,墨韵明净,意境高雅。如祝允明诗曰:“唐郎写竹如写字,正以风情韵度高。”其所繪《雨竹图》扇面(上海博物馆藏),以浓墨绘近竹,淡墨绘远竹,笔墨淋漓,气韵酣畅。书画作品的情托于象,而意趣更在点画外。正如唐寅自己所说:“故柳子厚善论为文,余以为不止于文,万事有诀也。……所谓神游物外,意在笔先,笔尽意足。虽未能尽失活泼之机,而工拙之间,殆亦可见。若有具眼者,当求诸点画之外,方为韵士。”这种风格的花鸟画,无论从题材还是画法来看,也都是适应社会大众喜好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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