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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杜宜瑾，从教书育人到参政议政，社会角色几经转换，人生信念坚定不移，他深信，在致力为公的前提下，科学的力量是无穷的，感情的力量是无穷的，人格的力量更是无穷的。
一项证明一个参政议政的有效方法
在杜宜瑾的脑海里，仍清晰地记得刚刚出任安徽省副省长时尴尬的一幕。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安徽省人口出生率和文盲率两个指标位居全国倒数第二，这一结果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分管这两项工作的副省长，杜宜瑾不得不面对省政协委员们面对面毫不留情的批评：“政府对邓小平同志‘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句名言，到底是怎么理解的？两项指标这么落后，分管领导做了哪些工作？政府有什么责任？”
安徽扫盲和计划生育工作多年积累下来的沉疴，杜宜瑾刚刚接手副省长的工作，受到政协委员们的批评有口难辩。他认为，政协委员们的话虽然尖锐，但出发点是好的，与政府考虑的问题并没有分歧。安徽省青壮年中文盲那么多，再不着手提高人口素质，安徽的经济怎样保持可持续发展？而人口的无序增长，又怎样使安徽经济快速腾飞？
杜宜瑾把尖锐的批评当作推动力，开始了攻坚战。经过一番努力，从1991年起，安徽省连续5年完成了国家下达的控制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之下。杜宜瑾在一片尖锐的批评声中开始了从政道路，同时创造了从政生涯中的一个亮点。
如今，杜宜瑾从被监督的位置走上了监督者的位置，成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主管参政议政工作。他认为，中国的民主监督不同于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舆论监督，更不是一些国家政党之间以推翻对方为目的的相互倾轧，而是善意地、协商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支持和帮助执政党改进工作，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担任致公党领导人后，杜宜瑾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与政府部门合作”。1999年，他前往交通部与黄镇东部长座谈内河航运考察问题，后在交通部和长江水运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他亲自带领致公党的专家组，西起四川、重庆，东至江苏、上海，对长江航运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所行之处，考察组体会了长江水运管理者的甘苦，决心要为“内河航运”这颗失去光泽的明珠拭去多年的浮尘。结束考察之后，考察组撰写了《中国内河航运的可持续发展》调研报告，并与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关于可持续发展与内河航运”的专题研讨会。
2002年，致公党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应充分重视内河航运建设的报告》，不久中共中央复函，表示将在制定“十五”计划时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并加以落实。这一消息令杜宜瑾深受鼓舞。这不仅证明了民主党派与政府有关部门合作进行参政议政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也增强了民主党派与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强合作的信心。
受命大学校长，竟不解地问道：“没有搞错吧”
作为民主党派领导干部，杜宜瑾深感自己成长的每一步都与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培养密不可分。
从高中、大学直到研究生，杜宜瑾都享受着国家助学金，在党和政府培养下，他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学生要饮水思源，不忘国家，不忘人民。
1983年，杜宜瑾被任命为安徽大学校长，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因为他当时还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以至省委书记找他谈话时，他不解地问道：“没有搞错吧？我不会呀！”书记笑着说：“不会可以学嘛，我们相信你。”省委书记简单的一句话，既给了杜宜瑾信心，又给了他前进的动力。
早在60年代初，杜宜瑾师从著名物理学家王竹溪，进行统计物理方面的研究。80年代正是他学术生涯的高峰期，起初他舍不得离开自己钻研了20多年的专业，但想到国家对自己多年的培养，想到祖国的教育事业，他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从此，杜宜瑾从面对一个一百多人的班级到面对一个上万人的高校，从面对专业教学的科研到面对全校的管理。对杜宜瑾来说，这一切需要从头学起。
80年代末，时值高校多事之秋。杜宜瑾召集全校学生干部，与他们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他说，“我不仅是你们的校长，也是你们的师长，更是一位家长。如今我也有两个孩子在上大学，一个在天津，一个在沈阳。我和我的老伴，天天都在牵挂孩子。你们的父母也和我一样，天天都在惦念你们，担心你们。家长总希望自己的孩子听老师的话，在学校里学好本领。家长把你们送到学校来，我这个校长，一定要为你们负责，为你们的前途着想。你们还不十分了解中国的国情，更缺乏对旧社会的了解。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我几十年亲身经历所得到的深刻认识。”后来一些同学告诉杜宜瑾，正是他这番语重心长的坦言，使大家冷静下来，潜心于读书。
身带人口报表和计算器，“量化”出一个“中华人口奖”
1988年，杜宜瑾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当选为安徽省副省长。从面对一方校园到负责11个厅（局）和
38所高校，他深感担子之重，责任之大。
他反复思忖：如果干不好不仅是个人进退得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影响工作，尤其是对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产生负面影响。但舞台巳经搭好了，我就要敢于负责，做好工作。
在杜宜瑾所分管的11项工作中，除了他所熟知的高等教育外，其余都比较生疏。但他坚信在一定条件下、事物的运动中可以学到知识和本领。物理学研究是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多是些抽象的理论，而政府工作是对社会运动形态的管理与决策，往往是些宏观决策和微观运作，二者似平并无多大联系，但杜宜瑾不断摸索，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实践，依靠党的领导、群众的爱护、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就会变被动为主动，变生疏为熟知。
被中国人认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计划生育工作，是杜宜瑾分管的众多工作中最为生疏的，也是他投入精力最多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安徽省位居倒数第二的现实，更是把他逼上了梁山。杜宜瑾上任后，不到半年的时间，走遍了全省58个县、市，到基层甚至到农户家，把计划生育工作落到实处。
杜宜瑾将多年来在教学和科研中潜移默化形成的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延伸到政府工作中，对一些浮夸的、虚假的东西深恶痛绝。在近两年的时间内，人口报表和计算器成了他随身携带的两个物件，正当人们不解这位副省长何以沉湎于数字世界中时，杜宜瑾创造性地运用统计物理模型方法寻找出了人口增长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他又认真总结出一套“计划生育量化管理”方法。经过5年的实践检验，这一方法很符合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并且在国家计生委的支持下，在全国推广。安徽省按“四普”时的生育水平推算，5年全省少生210万人。为此杜宜瑾本人也于1996年获得了中国人口领域的最高奖项———中华人口奖。
不带“帽子”、“票子”，带“点子”
由于经常下基层调研，杜宜瑾与一些县、市干部很熟识，并且成了好朋友。他下去的时候常常对当地的干部说：“我来既不能带来‘帽子’，也不能带来‘票子’，但我会带来一两个‘点子’，如果连‘点子’都带不来的话，那我就真的是‘扰民’了！”听了这番话，基层干部都能与他交心。
一次，全省召开各县党政一把手人口形势分析会，与会人员认为这将是一次批判会，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头，不免心里忐忑不安。然而会议一开场，杜宜瑾真诚地说，“你们是率百万大军的头面人物，在领导岗位上都已经十几年了，论领导工作我要向你们学习，今天面对面地分析各县的情况，大家可能有些受不了，在此，我向大家道声对不起。”接着，他向与会者深深地鞠了一躬。杜宜瑾以诚相待的态度感动了大家，会议在一片诚恳的自我批评的气氛中展开。
有一次，一位一直担任副职的干部对自己的职务晋升问题有意见，但羞于开口，最后他找到了杜宜瑾谈了心里话。杜宜瑾坦诚地说：“没关系，先听听你的想法，如果我觉得有充分的理由，肯定会替你反映。再说想进步是一件正常的事，为什么不敢开口？”
“杜省长，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是自己提出来的话，弄不好落下一个伸手要官的罪名！”
“这没什么，譬如在学校里，助教想当讲师，讲师想当副教授，副教授想当教授，都是很自然的事，关键在于用正当的办法，努力去工作，去实践。想提升是一个人起码的上进要求嘛！”
事实证明，杜宜瑾诚以待人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广交了真诚相待的朋友。
党外人士在政府任职的环境比较宽松，如果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杜宜瑾时常提醒自己不能放松要求。
有一次他去安徽砀山视察，当地盛产葡萄酒，有些干部便打算送他一些土特产品，却被他婉拒了。他说：“无党派人士，同样是国家干部，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要求任何干部都是要执行的，我们不能做出格的事！”
如今，作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了解侨情，反映侨意，集中侨智，成了杜宜瑾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先后出访了欧洲、拉美的一些国家，对海外侨情进行调查与了解。
杜宜瑾敏锐地注意到海外侨团的变化。一些由华人中上层人士、高学历人士组建的新侨团，如法国的华人企业家联谊会、美国高级医生华人总会等，在华人社会和所在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华人华侨之间依靠血缘、地缘联系转向更多地依靠业缘联系，这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华人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国内涉侨部门对海外华人华侨应提供更多的经济、法律等深层次的服务。
在出访中，他曾遇到这样的提问：“作为非中共干部，你有职有权吗？”
杜宜瑾这样回答：“我当过9年的副省长，我不仅有职务，而且有责任，更有完成我承担任务的权力。”
“那么，你们致公党什么时候执政？”
“致公党是参政党，很多人现在就是政府的官员，参与治国，管理着国家的大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前夕，杜宜瑾说，此时有很多祝福的话想说。在我心中，千万句祝福汇成了一句话：感谢中国共产党对我的培养！
一项证明一个参政议政的有效方法
在杜宜瑾的脑海里，仍清晰地记得刚刚出任安徽省副省长时尴尬的一幕。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安徽省人口出生率和文盲率两个指标位居全国倒数第二，这一结果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分管这两项工作的副省长，杜宜瑾不得不面对省政协委员们面对面毫不留情的批评：“政府对邓小平同志‘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句名言，到底是怎么理解的？两项指标这么落后，分管领导做了哪些工作？政府有什么责任？”
安徽扫盲和计划生育工作多年积累下来的沉疴，杜宜瑾刚刚接手副省长的工作，受到政协委员们的批评有口难辩。他认为，政协委员们的话虽然尖锐，但出发点是好的，与政府考虑的问题并没有分歧。安徽省青壮年中文盲那么多，再不着手提高人口素质，安徽的经济怎样保持可持续发展？而人口的无序增长，又怎样使安徽经济快速腾飞？
杜宜瑾把尖锐的批评当作推动力，开始了攻坚战。经过一番努力，从1991年起，安徽省连续5年完成了国家下达的控制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之下。杜宜瑾在一片尖锐的批评声中开始了从政道路，同时创造了从政生涯中的一个亮点。
如今，杜宜瑾从被监督的位置走上了监督者的位置，成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主管参政议政工作。他认为，中国的民主监督不同于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舆论监督，更不是一些国家政党之间以推翻对方为目的的相互倾轧，而是善意地、协商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支持和帮助执政党改进工作，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担任致公党领导人后，杜宜瑾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与政府部门合作”。1999年，他前往交通部与黄镇东部长座谈内河航运考察问题，后在交通部和长江水运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他亲自带领致公党的专家组，西起四川、重庆，东至江苏、上海，对长江航运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所行之处，考察组体会了长江水运管理者的甘苦，决心要为“内河航运”这颗失去光泽的明珠拭去多年的浮尘。结束考察之后，考察组撰写了《中国内河航运的可持续发展》调研报告，并与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关于可持续发展与内河航运”的专题研讨会。
2002年，致公党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应充分重视内河航运建设的报告》，不久中共中央复函，表示将在制定“十五”计划时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并加以落实。这一消息令杜宜瑾深受鼓舞。这不仅证明了民主党派与政府有关部门合作进行参政议政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也增强了民主党派与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强合作的信心。
受命大学校长，竟不解地问道：“没有搞错吧”
作为民主党派领导干部，杜宜瑾深感自己成长的每一步都与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培养密不可分。
从高中、大学直到研究生，杜宜瑾都享受着国家助学金，在党和政府培养下，他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学生要饮水思源，不忘国家，不忘人民。
1983年，杜宜瑾被任命为安徽大学校长，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因为他当时还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以至省委书记找他谈话时，他不解地问道：“没有搞错吧？我不会呀！”书记笑着说：“不会可以学嘛，我们相信你。”省委书记简单的一句话，既给了杜宜瑾信心，又给了他前进的动力。
早在60年代初，杜宜瑾师从著名物理学家王竹溪，进行统计物理方面的研究。80年代正是他学术生涯的高峰期，起初他舍不得离开自己钻研了20多年的专业，但想到国家对自己多年的培养，想到祖国的教育事业，他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从此，杜宜瑾从面对一个一百多人的班级到面对一个上万人的高校，从面对专业教学的科研到面对全校的管理。对杜宜瑾来说，这一切需要从头学起。
80年代末，时值高校多事之秋。杜宜瑾召集全校学生干部，与他们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他说，“我不仅是你们的校长，也是你们的师长，更是一位家长。如今我也有两个孩子在上大学，一个在天津，一个在沈阳。我和我的老伴，天天都在牵挂孩子。你们的父母也和我一样，天天都在惦念你们，担心你们。家长总希望自己的孩子听老师的话，在学校里学好本领。家长把你们送到学校来，我这个校长，一定要为你们负责，为你们的前途着想。你们还不十分了解中国的国情，更缺乏对旧社会的了解。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我几十年亲身经历所得到的深刻认识。”后来一些同学告诉杜宜瑾，正是他这番语重心长的坦言，使大家冷静下来，潜心于读书。
身带人口报表和计算器，“量化”出一个“中华人口奖”
1988年，杜宜瑾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当选为安徽省副省长。从面对一方校园到负责11个厅（局）和
38所高校，他深感担子之重，责任之大。
他反复思忖：如果干不好不仅是个人进退得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影响工作，尤其是对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产生负面影响。但舞台巳经搭好了，我就要敢于负责，做好工作。
在杜宜瑾所分管的11项工作中，除了他所熟知的高等教育外，其余都比较生疏。但他坚信在一定条件下、事物的运动中可以学到知识和本领。物理学研究是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多是些抽象的理论，而政府工作是对社会运动形态的管理与决策，往往是些宏观决策和微观运作，二者似平并无多大联系，但杜宜瑾不断摸索，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实践，依靠党的领导、群众的爱护、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就会变被动为主动，变生疏为熟知。
被中国人认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计划生育工作，是杜宜瑾分管的众多工作中最为生疏的，也是他投入精力最多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安徽省位居倒数第二的现实，更是把他逼上了梁山。杜宜瑾上任后，不到半年的时间，走遍了全省58个县、市，到基层甚至到农户家，把计划生育工作落到实处。
杜宜瑾将多年来在教学和科研中潜移默化形成的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延伸到政府工作中，对一些浮夸的、虚假的东西深恶痛绝。在近两年的时间内，人口报表和计算器成了他随身携带的两个物件，正当人们不解这位副省长何以沉湎于数字世界中时，杜宜瑾创造性地运用统计物理模型方法寻找出了人口增长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他又认真总结出一套“计划生育量化管理”方法。经过5年的实践检验，这一方法很符合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并且在国家计生委的支持下，在全国推广。安徽省按“四普”时的生育水平推算，5年全省少生210万人。为此杜宜瑾本人也于1996年获得了中国人口领域的最高奖项———中华人口奖。
不带“帽子”、“票子”，带“点子”
由于经常下基层调研，杜宜瑾与一些县、市干部很熟识，并且成了好朋友。他下去的时候常常对当地的干部说：“我来既不能带来‘帽子’，也不能带来‘票子’，但我会带来一两个‘点子’，如果连‘点子’都带不来的话，那我就真的是‘扰民’了！”听了这番话，基层干部都能与他交心。
一次，全省召开各县党政一把手人口形势分析会，与会人员认为这将是一次批判会，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头，不免心里忐忑不安。然而会议一开场，杜宜瑾真诚地说，“你们是率百万大军的头面人物，在领导岗位上都已经十几年了，论领导工作我要向你们学习，今天面对面地分析各县的情况，大家可能有些受不了，在此，我向大家道声对不起。”接着，他向与会者深深地鞠了一躬。杜宜瑾以诚相待的态度感动了大家，会议在一片诚恳的自我批评的气氛中展开。
有一次，一位一直担任副职的干部对自己的职务晋升问题有意见，但羞于开口，最后他找到了杜宜瑾谈了心里话。杜宜瑾坦诚地说：“没关系，先听听你的想法，如果我觉得有充分的理由，肯定会替你反映。再说想进步是一件正常的事，为什么不敢开口？”
“杜省长，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是自己提出来的话，弄不好落下一个伸手要官的罪名！”
“这没什么，譬如在学校里，助教想当讲师，讲师想当副教授，副教授想当教授，都是很自然的事，关键在于用正当的办法，努力去工作，去实践。想提升是一个人起码的上进要求嘛！”
事实证明，杜宜瑾诚以待人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广交了真诚相待的朋友。
党外人士在政府任职的环境比较宽松，如果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杜宜瑾时常提醒自己不能放松要求。
有一次他去安徽砀山视察，当地盛产葡萄酒，有些干部便打算送他一些土特产品，却被他婉拒了。他说：“无党派人士，同样是国家干部，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要求任何干部都是要执行的，我们不能做出格的事！”
如今，作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了解侨情，反映侨意，集中侨智，成了杜宜瑾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先后出访了欧洲、拉美的一些国家，对海外侨情进行调查与了解。
杜宜瑾敏锐地注意到海外侨团的变化。一些由华人中上层人士、高学历人士组建的新侨团，如法国的华人企业家联谊会、美国高级医生华人总会等，在华人社会和所在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华人华侨之间依靠血缘、地缘联系转向更多地依靠业缘联系，这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华人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国内涉侨部门对海外华人华侨应提供更多的经济、法律等深层次的服务。
在出访中，他曾遇到这样的提问：“作为非中共干部，你有职有权吗？”
杜宜瑾这样回答：“我当过9年的副省长，我不仅有职务，而且有责任，更有完成我承担任务的权力。”
“那么，你们致公党什么时候执政？”
“致公党是参政党，很多人现在就是政府的官员，参与治国，管理着国家的大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前夕，杜宜瑾说，此时有很多祝福的话想说。在我心中，千万句祝福汇成了一句话：感谢中国共产党对我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