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纪元似乎开始了，而中国参与新纪元规则设计的愿望尤其强烈。
　　3月23日－26日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连续发表3篇文章，提议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并阐释“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要综合药方”，同时力陈应在现有微观金融体制中安排更多的逆周期机制，以确保金融体系更为稳健。
　　随后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英国《泰晤士报》发文公开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债并要求增大中国表决权，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也畅谈财政政策如何在宏观层面与金融更好互动，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则在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私人宴会上就IMF未来设计以及国际金融如何监管等话题发声。中国财经高官如此短时间内高频率亮相，在国际金融议题上意欲展现话语权的姿态明显。
　　诚然，对于已经“礼崩乐坏”的全球金融市场来说，建立全球性的金融监管体系，恢复金融市场秩序刻不容缓。围绕G20伦敦峰会所体现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动向值得高度关注，这很可能影响到今后全球金融体系的调整和变革。未来全球将有可能出现一个全新的有关金融衍生品设计和交易的监管性协议。
　　对于中国来说，G20伦敦峰会仅仅是又一个争取影响力、参与游戏规则制定的舞台。中国应该充分考虑到欧美之间的不同利益，以及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密切关注其发展，熟悉国际金融组织的新议事规则，有限争取话事权。
　　根据以往经验，“新游戏规则”一般都需要在政府力量经过多次磋商之后，才能达成协议。但现在欧盟与美国存在巨大分歧，美国方面试图通过刺激需求挽救经济，重掌金融霸权，而欧洲的如意算盘则是强化金融监管打压美元拓展空间。如果美欧达不成共识，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势必难产。
　　中国当下在国际舞台上的谈判筹码无非是依托庞大人口所宣扬的“消费市场”和外汇储备。就中国目前2万亿美元的外储而言，本身就掺杂着泡沫，它是重商主义政策下中国财富流失的结果，而非社会财富增长的标志。
　　然而中国财经高官此番表态，注定中国政府在相当长时间内采取的是和欧美经济抱团过冬的策略。显然，中国此时要翻脸，全球经济登时陷入深渊。可取之策，似乎就是在经济账怎么算都吃亏的条件下，中国政府利用债权人地位在大国政治博弈中多捞几分。至于如何运筹帷幄参与大国俱乐部游戏，存乎政治家一心。
　　很明显，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意外地带给中国提升国际地位的好时机。虽然覆巢之下无完卵，但与苦难深重的欧美同行相比，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这无疑给中国当代领导人更大的自信和勇气，维护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中国频频在国际舞台上表达自己的声音也就不足为奇。
　　更何况目前欧美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已开始明确对中国地位的崛起做出反应。从危机爆发后学者和政要们提出要建立G2(美国和中国)的议事机制，到金融稳定论坛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宣布吸收中国加入，都可看作外界对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一种认可，刘中国应承担更多国际事务责任的期望。而这种重新定位，显然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2005年时美国对中国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描述。
　　但是，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外界对中国的更加重视，政治家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老大”是不好当的，与“老大”分庭抗礼也会付出极高昂的代价。在大国兴衰的历史中，中国应该牢记一条基本原则：更高的国际地位意味着更大的国际责任。而这些责任短期很可能成为中国的“负累”。
　　就国内来看，在庞大的经济规模背后，问题和弱点不胜枚举，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社会阶层的潜在冲突，都使中国没有放弃“韬光养晦”的本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对外界沸沸扬扬的“中国热”，一定要头脑冷静。当下中国在综合国力、制度准备和精神文化等多个方面都没有做好冲击更高国际地位的准备。
　　从国际局势看，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重大挑战，依然是化解持续不断的“中国威胁论”压力，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之后的不适应和恐惧心理。中国要有效保障自身的利益，光靠彰显大国实力不行，还须放低身段寻找新思维，特别要注意内外兼修，经营好国家形象才是上策。
　　邓小平在1989年后的复杂国际形势下提出“韬光养晦”的战略，其核心是“不要当头”，成为中国至今的一项根本国策。在20年米的国际重大政治、军事、经济事件中，中国基本上没有出阁，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和金融危机对发达经济体的打击不断深化，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苗头：逐步放弃“韬光养晦”策略，并越来越多地介入国际事务。这非常考验中国执政者的政治智慧以及对局势的敏锐掌控力。
　　无论如何，今年对中国是个“大年份”——要庆祝建国60周年，还要大阅兵。越在这时候，中国越要清醒，可以随着形势发展“有限展示”自己，但放弃“韬光养晦”——明显时候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