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从理论上讲，古代帝制王朝的统治有道与术两个层面，但是在实际上，其实只有术而没有道。
　　什么是道？到底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呢？还是道可道非常道？如果是前者，有哪个皇帝会乐意呢？天下是他的家天下，怎么可能为公？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皇帝的位置在哪儿？至于道可道非常道，倒是可以玄而又玄，含糊地说一说，但谁也不想说清楚，也说不清楚。
　　因此，历朝历代所谓统治，其实都只在术的层面说话。无非是儒家或者法家，它们互为表里还是交替使用，都是术，统治术。儒的味道浓了，就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法的味道浓了，就是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不恤民力。
　　一般来讲，只有在每个王朝初年，皇帝才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因为一场大乱，人死大半，国中都空了，不与民休息也不可能。这种情况下，民为邦本的价值特别突出——没有了民，统治者吃谁去呢？待到人口、经济有一定的恢复之后，这事就不好说了。只有特別低调，也比较节制的皇帝，才会继续与民休息，而稍微放纵一点的皇帝，就可能反着来。等到经济恢复到一定程度了，看上去比较繁荣了，几乎每个皇帝都会大兴土木，滥用民力，只有程度不同的区别罢了。而赋税和赋税附加，也会翻着番地上去。
　　况且，中国的帝制实际上是代理人统治，家业是皇帝的，但一定得雇佣官吏来打理。这样的话，皇帝对于自己的家产是隔着一层的。事实上由于庞大的官僚金字塔的存在，可能隔了还不止一层。
　　生在深宫的皇帝，对于作为他家产一部分的民众是死是活，其实没有特别直接的感受。而基于人性的缘故，代理人趋于为自己牟利，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律。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儒家思想是统治意识形态，可实际统治环境，却一定是法家思想大行其道，严刑峻法，横征暴敛。就算皇帝不想生事，臣子们也一定会撺掇皇帝生事。只要生事，无论是对外征伐，还是大兴土木，他们都会有大利可图。
　　尽管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法家味道的统治术，在攫取民财、挖掘民力方面特别有效，但弄得不好就会变成竭泽而渔。所以，败亡得也快。
　　但是从来不会有统治者真的吸取教训。因为统治者不仅仅有皇帝，作为代理人的官吏，也是统治者，而且是最直接的统治者。对于他们来说，在属于皇帝的财产上打自己的主意，无论把民众剥得多狠，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就像一个公司一样，财产是董事长的，主管盗窃董事长的财产，只要不被董事长发现，获利者就只能是主管。基于人性，在监督不严的情况下，主管都会趋于这样做的。每个朝代都有监察机构，但这机构的运作，走到后来都会趋于瘫痪。这就是为什么历代都喊着儒家的口号，具体统治的操作却都是法家那一套。因为说到底，皇帝的江山是否稳固，代理人中的大多数，其实并不真的在意。

　　历朝历代所谓统治，其实都只在术的层面说话。无非是儒家或者法家，它们互为表里还是交替使用，都是术，统治术。

　　正因为如此，帝制时代每个朝代，都别想长治久安，长的超不过三百年，短的，只有十来年甚至几年。讲到统治，儒家很香，法家很臭，但是臭的却吃得香，跟臭豆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