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量过很多‘绞圈房子’和石库门建筑的大门尺寸，它们都是相同的”。
　　项先尧是上海电视台的导演，他的最新作品十集纪录片《石库门前》即将登上荧屏。但此时，他却选择重拍部分内容。
　　《石库门前》讲述的是石库门的起源，在石库门申遗大热的当下，关于其起源的研究却引发了新的争议。
　　被遗忘的祖先
　　《上海地方志》“里弄住宅”一节所赋予石库门的定义为：“上海里弄住宅建筑起源于19世纪中叶，是在中国江南传统住宅建筑的基础上，受到西方城市联列式住宅布局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这个定义阐述了两点：首先，江南传统住宅是石库门的“父亲”；其次，石库门是中西合璧式建筑。
　　但近几年“绞圈房子”这种建筑形式的重新发现，让高级建筑师徐大纬对石库门起源的主流观点提出了质疑。
　　徐大纬的质疑有二：一是江南传统建筑种类繁多，石库门到底由哪个特定分支演变而来？二是石库门联排式布局真的来自西方吗？
　　在徐大纬看来，作为上海民居的特有形态，“绞圈房子”在石库门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可遗忘，它也是石库门的祖先。
　　“上海测绘院的‘天地图’可以查阅上海地区历年的航拍图。1948年的航拍图中，‘绞圈房子’比比皆是，布满城区，直到2006年的图中还能在七宝和三林地区找到一些分布。然而它却莫名地在学界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几十年。”徐大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曾任上海大学建筑学系系主任的王海松教授告诉徐大纬，在其主编的《中国古建筑丛书》上海分册中，就“遗漏了这种建筑形式。”
　　这样的遗忘可能与“绞圈房子”的屋主人多是社会下层的农民和商人有关。
　　徐大纬告诉本刊记者，“绞圈房子”脱胎于江南古民居中的厅堂式建筑，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作为通道的避廊演变成了家中次子们即“爷叔和娘舅”所居住的东西厢房，而其他部分的建筑特征几近相同。
　　与江浙相比，上海位于平原，当厅堂式建筑传入地广人稀的上海时，也就有了东西两厢房产生的建筑和土地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客堂间和东西厢房正是石库门建筑的基本特征之一。《上海弄堂》中写道：它虽然无法跟过去传统民居的层层进进、庭院深深相比，也无法凿池叠石、赏花折柳，但它毕竟还保留着正当中规整的客堂，有楼上安静的内室，还有常见的两厢。
　　徐大纬认为：“绞圈房子”是近代上海民居的根，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演进、脱胎成为上海早期石库门。
　　较真的徐大纬找到了项先尧，对他讲述了自己的观点。
　　“拍摄之前，我就知道‘绞圈房子’，”项先尧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特地向石库门研究中心的专家咨询，他们认为还是原来的界定较为正确。徐大纬的新论点在石库门研究界依然争议颇多，但我被徐老师的论据说服了。”
　　于是，就有了这部纪录片部分内容的重拍。
　　中国基因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资深总建筑师蔡镇钰博士说：“上海石库门仅是在山花及门檐上被欧洲投资者洒了一些外国的花饰而已。”这句话指明了石库门建筑中，中国基因是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部分。
　　“无论是石库门建筑本身，还是它的布局方式，都是很中国的产物，”徐大纬说，“我丈量过很多‘绞圈房子’和石库门建筑的大门尺寸，它们都是相同的。”
　　传统汉民居的门宽、高在1.44米和2.80米左右，仔细琢磨的话，会发现这个尺寸“只能右不能左”。
　　展开鲁班尺便可看见，每一个长度刻度下，都标有这个尺寸所指应的凶吉。1.40米到1.44米中指应的是：离乡、死别、死、退丁、失财，1.45米至1.48米则指应：登科、贵子、兴、添丁等，所以门宽只会在这些吉利的尺寸间细微调整；门高更是不能矮一厘米，2.79米对应的就是灾至。
　　老木匠口耳相传的建筑法则在这里成为建筑血统的佐证。
　　于中国汉民居而言，“四”是最主要的血统密码。
　　四合院是北京重要的城市名片。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四合院这种“合”字结构的民居，在中国很多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延续方式。
　　明初经洪洞县大槐树处迁往全国各地的移民曾达百万人之多，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对于当时的明王朝以及后来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也是随着这次人口大迁徙，流传到大江南北。
　　现今留存在各地的古民居有北京老舍故居四合院，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四川李家大四合院，扬州汪鲁门四合院，客家族厅堂组合府邸式民居，大理白族张家花园四合院，苏州东山春在楼四合院，福建西部古民居四合院，等等。
　　专家认为，“合”字结构证明了石库门与中国传统汉民居的血统一脉相承。
　　当“合”字结构的院落成片出现时，连接一个个院落的通道也变成了建筑的一部分。在北方，它被称为胡同，而到了上海，则被称为里弄。
　　中文中“里”有着古老的解释，它的一个含义为街坊，中国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弄在方言中指小巷。“里弄”又称“弄堂”。
　　“堂”字出于何处呢？
　　弄堂里大户人家的客堂间是聚会、待客、祭祖之处，往往有着别致的名字，这些名字源于传承。古代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祠堂，每个祠堂都有堂号，如王氏“三槐堂”、赵氏“半部堂”等。家族在城市中分散而居，宗族文化的渗透，让客堂间也有了自己的堂号。
　　石库门弄堂中，每户人家的大门两旁，有“堂”字界碑石，堂號、主人的姓氏被刻在界碑石上，在上海的新天地，现在还能找到一块刻有“三省堂朱界”的碑石。 　　弄堂里那些排列整齐的界碑，如今或湮没于角落，或被破坏，也有被作为铺路石垫于青石板上的，但它们存在的痕迹仍依稀可寻。
　　联排式建筑源自西方？
　　出版于1997年的《上海弄堂》一书中写道：从整体看，一个个“石库门”单元被联排在一起，呈西方联立式住宅的布局方式。
　　这或许是石库门“受到西方城市联列式住宅布局的影响而发展起来”一说的起源。
　　《雾都孤儿》描绘了英国伦敦东部贫民窟的景象，那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期，英国贫民窟由“背靠背”的工人排屋所组成。
　　同样的阴暗和封闭，使人联想起上海弄堂的封闭结构。“这种住宅基本保持了中国传统住宅建筑对外较为封闭的特征，虽身居闹市，但关起门来却也可以自成一统。”《上海弄堂》中如是说。
　　但英国在1846年出台了《卫生条例》，在1864年出台了相关的《修正条例》，禁止这种封闭式联排屋的存续，当时工人的排屋和贫民窟全部拆除，封闭式院子不再允许被建造，新建的工人住宅必须是开放式的。
　　学术界公认1870年是上海石库门出现的时间，它的诞生晚于英国禁令近三十年。徐大纬说，消失三十年的英国贫民窟不会影响到上海弄堂的布局。
　　相关史料记载：1843年上海的英商及傳教士共26人，他们是最早的一批来沪外侨。英国侨民中，主要是从事大宗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其中不乏在海外已有产业根基的望族。徐大纬认为，早期英商不属于贫民阶层，没有关于贫民窟的记忆，他们将这种布局引入中国的可能性较低。
　　联排式建筑的确存在于欧美，而类似石库门“天井”这样封闭的内部结构，在欧美却无迹可寻。
　　石库门里弄排列格局和欧洲联排格局的不同之处在于：石库门是封闭式的，且户户朝南；而欧洲则为开放式，户户面街，忽略朝向。
　　联排式建筑在中国自古有之，传统江南民居沿街、临河的联排格局，那种“非”字型或“鱼骨状”布局，均与石库门血脉相连。
　　狗肉弄里卖狗肉，花衣街上做衣裳
　　董家渡地区是上海最早建造石库门的区域之一，随着市政动迁，糖弄坊、引线弄、狗肉弄、篾竹路、花衣街、咸瓜街、芦席街等弄堂早已消失。
　　不过，从其命名来看，就可知晓这些消失的石库门里，曾经住着什么人，操持着怎样的营生。
　　太平天国和小刀会起事，给上海带来了江浙一带的富商。上海租界的房产成为难民居住、经商和储存财物的刚需，富商们原本住惯了的传统二层三合院绞圈房，遂成为房产投资商的不二选择。
　　总体而言，上海石库门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木结构——白色外立面；水泥结构——灰色外立面；清水红砖——红色外立面。
　　罗小未是第一个提出二层合院建筑即为石库门起源的学者。她曾介绍：简易木板房被取缔后，上海租界内开始出现用中国传统的“立帖式”木结构加砖墙承重的方式建造起来的新式住宅。它的“平面和空间更接近于江南传统的二层楼的三合院或四合院形式，更适合于中国居民的永久性居住”。
　　徐大纬的研究则论证了二层三合院绞圈房与一层三合院绞圈房的关系：富农迁入古镇，谋生方式从农耕转为经商。住宅拔高，满足了家庭作坊的商住两用需求。
　　“卖狗肉的乡绅到了租界还需靠着老营生过活，原有房屋的功能，一样都不能少”，徐大纬说。
　　高级建筑师万全林家族五代生活在练塘古镇，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练塘的两次兴盛都与战乱有关。从太平天国到北伐，富人们寻求平安之所，只通水路的练塘就成了避难天堂。”
　　这些战乱也成就了上海的兴盛，石库门正是这场兴盛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