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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占黑，作家。1991年生于浙江嘉兴，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2018年，凭借首部小说集《空响炮》获得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近日，出版小说集《小花旦》。
作家王占黑闲下来的时候，总喜欢出门乱逛。走路或者骑行，跟各种人、事物打照面。在更多“90后”同龄人习惯网上冲浪的时候，她更喜欢用“肉身”跟外界互动，在大街小巷，看飘雨、落叶。
王占黑笔下的人物也都是游游荡荡的。在她最近出版的小说集《小花旦》里，主人公们都在进行各自的人生漫游。“每个人都在走来走去，这跟我的偏好有关，我不喜欢静止的东西”。
走起来可以帮助她思考，坐着不动思绪就无法流动，所以每次接受采访，她都会选在公园、江边之类的室外。这次，她和《环球人物》记者约见在上海南郊的龙华寺，采访前，她和记者在素斋吃了顶有名的罗汉面，虽然是周一，素斋里仍然坐满了人。她看了看周围的食客说：“这里比外卖便宜，所以很多人把这里当社区食堂。”
社区，一直是王占黑关注的主题。她的作品不多，总共有3本小说集，構成“街道英雄三部曲”，写的都是老社区里的人和事。“社区是一个起点，不管人们走到城市的哪里，醒来跟睡着的地方都在这”。
两年前，王占黑凭借首部小说《空响炮》摘得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审称她“衔接和延续自契诃夫、沈从文以来的写实主义传统，朴实、自然，方言入文，写城市平民的现状，但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争”。这次得奖，让她成了文坛新势力中值得期待的一员。
写江南屋檐下的邻里生活
《小花旦》一开始叫《小花旦的故事》，发表在2018年第6期的《山西文学》上。新书里，最大的修改集中在方言上，晦涩的、不必要的方言被去掉，保留了生动的、不需要注释的地道吴语。
江南老社区里的街坊故事，语言是故事延展的底色，书里管大爷叫“爷叔”，壁虎叫“四脚蛇”，人物嘴巴一张，就把读者拉回到南方水乡的语境里——那里的一花一树都是王占黑最熟悉的。
1991年，王占黑出生在浙江嘉兴，后来到上海学习、生活。江浙沪地区气候潮湿，一到每年6、7月还会赶上黄梅天。在寸土寸金的老社区里，人们把晾衣竿伸到窗户外面，在空调外机顶上晒鞋子、干萝卜，和几条街以外的写字楼、新住宅区形成明显区隔，活用空间的灵巧变通和商业区的严整体面并行不悖。
饶是如此，老社区和居住在里面的阿婆、爷叔，常常成为被遗忘和忽略的群体。很难想象，愿意把这些人的故事翻出来写一写的，居然是个“90后”姑娘。她在书里写起上世纪90年代的工厂岁月、做小生意的夫妻、命运漂泊的中年女人，细碎的生活片段甚至比亲历者的口述还要真实，以至于常有人说她写的像非虚构作品。
“前两本书写的，更多是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我模模糊糊知道工厂生活是什么样的，因为我爸妈是工人，这些想象的源头是一种生活经验跟记忆，记忆是很重要的。”在《空响炮》里，王占黑描绘了一个鲜活的老社区，主角都过了风华正茂的年纪，有约定一起死的老人，日日期盼买断赔偿金的国企员工，还有为女儿操持婚礼却得知女儿不打算办婚宴的母亲……
王占黑珍视记忆，她并不比别人经历得更多，只是更愿意在那些走来走去的过程中和外界产生交集。从北京天坛公园里“土法撸铁”的大爷，到苏州河桥洞底下穿着时髦、吹萨克斯的爷叔，她都能聊上几句。
不久前，她从外地回到上海，旅行中买的一顶斗笠没法塞进行李箱，索性戴在了头上。从虹桥站出来，都市的氛围扑面而来，这顶斗笠让她跟出差的上班族显得格格不入。中途有个年轻人过来问她这顶斗笠从哪买的，俩人侃侃而谈，开心地聊了半天，话说完又恢复到各自玩手机的状态，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什么尴尬的地方。
“大家好像给‘跟陌生人说话’这件事加了高光，其实这是很容易发生的。”王占黑说。体察他人近乎成为一种本能，那些被别人一带而过、转眼就忘的日常会话，往往清晰地留在她脑子里，也自然流淌到笔端。
社区是情感庇护所
现在的王占黑，和陌生人搭话丝毫不怯，而多年前还在青春期的她，却是个同龄朋友不多的内向女孩。
中考后，王占黑从入学门槛低的菜场小学、菜场初中去到了全市最好的高中。忽然进入新环境，和同学之间的落差让她觉得很不适应：“刚进去的时候成绩不好，发现周围很多人有钱又努力、聪明又有见识，而我是一个特别单调的人，那时候就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
相比陌生的学校，社区成了她的避风港。她跟邻居一起散步、聊天，感到舒适开心，在她眼里，这些长辈个个形象高大，是“英雄”一般的存在。“回想小时候，同龄人是不太在场的。”在场的是小区里的阿姐、阿婆和爷叔，对她来说，邻里之情并不比血缘感情轻。
那段自我封闭的时期，也是写作的萌芽期。每天放学后，王占黑飞快写完作业，然后打开收音机，边听边写点东西，“当时不爱跟同龄人沟通，写作算是自己跟自己玩的一种方式，但是不会给人看，就自己藏着。”别人的青春期常常写日记、心情，她写的是些颇具现实意味的小说，模模糊糊有些现在小说的雏影。
解封的时刻在大学。在复旦中文系的4年里，她办杂志、报纸，演话剧、组乐队，青春期被远远抛在脑后，开心的日子里，乡愁不曾光顾，也丝毫不见写作的欲望。
王占黑小名叫点点，大一有门课要练繁体字，同学提起毛笔写“王点点”，繁体的“点”拆开就是黑和占，于是有了王占黑这个“诨号”。后来，被用在了几乎所有的社交账号上，也包括她经常会写点东西的豆瓣。
这个豆瓣ID到她研究生时期，被更加频繁地登录。那时候，本科时期的朋友离开学校，几乎同一时间，还传来了父亲重病的消息。“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一下子掉进了低谷”，她开始不怎么去上课，一直在寝室待着，也不怎么睡觉，唯一做的事就是写小说。“实在找不到什么快乐的事去做，就自己再创造一个世界。”
看着屏幕上闪烁的光标，王占黑脑海里浮现的是当年小区里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街坊邻居。那里是她曾经的庇护所，对邻里旧事的回忆和重塑，让她得以重回那个庇护所，从记忆的线索里找到一些能量。 最开始贴在豆瓣上的故事，大致组成了她第二本短篇小说集《街道江湖》的内容。长大后，原本记忆中的“英雄”，慢慢现出各自的失落和局限。她在书中写道：“原来，一个小区和一个世界的历史是毫无差别的。聚集过多少人，打过多少副牌，飞过多少唾沫星子，流传过多少件轰动一时的喜报或丑闻，谁也讲不清楚。有的活得长久，有的说没就没了;有的常说常新，版本多变，也有的，悄无声息地，被渐渐遗忘。”
写作也是介入现实的一种
对王占黑来说，一个故事的生发是从提问开始的。
她经常会在脑子里思考一些社会议题，再由议题想开去形成故事。比如《去大润发》最开始的提问是“免费班车都去哪了”，《黑鱼的故事》灵感来自于对“循环放鱼”现象的思考——有人会把佛教徒放生的鱼捞回来再卖，形成一个所谓商业循环。
在原本的构思中，《去大润发》是一篇言情小说，王占黑写完后觉得“挺浪漫、挺年轻”，却没得到读者的认同。故事里，“我”和穿黑色T恤的男孩同乘一辆去大润发的班车，还在夜晚打烊前进行了一番倒数计时式的扫货，本该是个粉红色的邂逅故事，王占黑还是在里面糅进了很多社会问题，言情的色彩一下子就被冲淡了。
“写作也是介入社会的一种，我没有把它当成纯文学，做一些具体的事和写作是平行的。”王占黑一直想着要“介入”，写出来的东西就总是透着现实。
随着人物的漫游，社区不再是故事唯一的落脚点，小花旦、大黑鱼、李清水，这些人物开始不断从社区中走出来。在《黑鱼的故事》里，王占黑想写一个从老小区搬出去的人，追溯他搬出去之后的心态变化。故事被搁置在“下岗潮”背景下，这一次她没有写下岗潮引发的悲剧命运，“下岗在不同地域影响不同，江浙地区有小商品经济的基础，大家离开集体工厂之后很快各谋生路，其中有一部分人成功了。”故事写了一对卖海鲜的夫妻，丈夫手脚勤快利落，妻子是精打细算的江浙女子，两人一手一脚拼出了买新房的钱，离开了老社区。
书中人物走出社区，暗合了王占黑自己的步伐。写《小花旦》时，她刚毕业，在一所国际学校教高中语文。“我不再生活在庇护我的环境里，跟大多数都市年轻人一样，是漂泊无依的状态，写作上的转变是挺自然的。”
那時，她要平衡工作和写作，却没法做到切换自如，“下班后累得要死，感觉人要废掉了”。今年夏天，她从学校辞职，时间有了，但生活上的漂泊感也更强了。
从《空响炮》到《小花旦》，王占黑觉得“进步蛮大”。“以前描述一个人的状态，是画一幅图给人看，力图画得真。现在更想探索人的内心，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人物不再是我画的对象，而是自己生长出来。”她说，“城市的面貌足够大，人可以去任何地方。”
作家王占黑闲下来的时候，总喜欢出门乱逛。走路或者骑行，跟各种人、事物打照面。在更多“90后”同龄人习惯网上冲浪的时候，她更喜欢用“肉身”跟外界互动，在大街小巷，看飘雨、落叶。
王占黑笔下的人物也都是游游荡荡的。在她最近出版的小说集《小花旦》里，主人公们都在进行各自的人生漫游。“每个人都在走来走去，这跟我的偏好有关，我不喜欢静止的东西”。
走起来可以帮助她思考，坐着不动思绪就无法流动，所以每次接受采访，她都会选在公园、江边之类的室外。这次，她和《环球人物》记者约见在上海南郊的龙华寺，采访前，她和记者在素斋吃了顶有名的罗汉面，虽然是周一，素斋里仍然坐满了人。她看了看周围的食客说：“这里比外卖便宜，所以很多人把这里当社区食堂。”
社区，一直是王占黑关注的主题。她的作品不多，总共有3本小说集，構成“街道英雄三部曲”，写的都是老社区里的人和事。“社区是一个起点，不管人们走到城市的哪里，醒来跟睡着的地方都在这”。
两年前，王占黑凭借首部小说《空响炮》摘得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审称她“衔接和延续自契诃夫、沈从文以来的写实主义传统，朴实、自然，方言入文，写城市平民的现状，但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争”。这次得奖，让她成了文坛新势力中值得期待的一员。
写江南屋檐下的邻里生活
《小花旦》一开始叫《小花旦的故事》，发表在2018年第6期的《山西文学》上。新书里，最大的修改集中在方言上，晦涩的、不必要的方言被去掉，保留了生动的、不需要注释的地道吴语。
江南老社区里的街坊故事，语言是故事延展的底色，书里管大爷叫“爷叔”，壁虎叫“四脚蛇”，人物嘴巴一张，就把读者拉回到南方水乡的语境里——那里的一花一树都是王占黑最熟悉的。
1991年，王占黑出生在浙江嘉兴，后来到上海学习、生活。江浙沪地区气候潮湿，一到每年6、7月还会赶上黄梅天。在寸土寸金的老社区里，人们把晾衣竿伸到窗户外面，在空调外机顶上晒鞋子、干萝卜，和几条街以外的写字楼、新住宅区形成明显区隔，活用空间的灵巧变通和商业区的严整体面并行不悖。
饶是如此，老社区和居住在里面的阿婆、爷叔，常常成为被遗忘和忽略的群体。很难想象，愿意把这些人的故事翻出来写一写的，居然是个“90后”姑娘。她在书里写起上世纪90年代的工厂岁月、做小生意的夫妻、命运漂泊的中年女人，细碎的生活片段甚至比亲历者的口述还要真实，以至于常有人说她写的像非虚构作品。
“前两本书写的，更多是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我模模糊糊知道工厂生活是什么样的，因为我爸妈是工人，这些想象的源头是一种生活经验跟记忆，记忆是很重要的。”在《空响炮》里，王占黑描绘了一个鲜活的老社区，主角都过了风华正茂的年纪，有约定一起死的老人，日日期盼买断赔偿金的国企员工，还有为女儿操持婚礼却得知女儿不打算办婚宴的母亲……
王占黑珍视记忆，她并不比别人经历得更多，只是更愿意在那些走来走去的过程中和外界产生交集。从北京天坛公园里“土法撸铁”的大爷，到苏州河桥洞底下穿着时髦、吹萨克斯的爷叔，她都能聊上几句。
不久前，她从外地回到上海，旅行中买的一顶斗笠没法塞进行李箱，索性戴在了头上。从虹桥站出来，都市的氛围扑面而来，这顶斗笠让她跟出差的上班族显得格格不入。中途有个年轻人过来问她这顶斗笠从哪买的，俩人侃侃而谈，开心地聊了半天，话说完又恢复到各自玩手机的状态，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什么尴尬的地方。
“大家好像给‘跟陌生人说话’这件事加了高光，其实这是很容易发生的。”王占黑说。体察他人近乎成为一种本能，那些被别人一带而过、转眼就忘的日常会话，往往清晰地留在她脑子里，也自然流淌到笔端。
社区是情感庇护所
现在的王占黑，和陌生人搭话丝毫不怯，而多年前还在青春期的她，却是个同龄朋友不多的内向女孩。
中考后，王占黑从入学门槛低的菜场小学、菜场初中去到了全市最好的高中。忽然进入新环境，和同学之间的落差让她觉得很不适应：“刚进去的时候成绩不好，发现周围很多人有钱又努力、聪明又有见识，而我是一个特别单调的人，那时候就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
相比陌生的学校，社区成了她的避风港。她跟邻居一起散步、聊天，感到舒适开心，在她眼里，这些长辈个个形象高大，是“英雄”一般的存在。“回想小时候，同龄人是不太在场的。”在场的是小区里的阿姐、阿婆和爷叔，对她来说，邻里之情并不比血缘感情轻。
那段自我封闭的时期，也是写作的萌芽期。每天放学后，王占黑飞快写完作业，然后打开收音机，边听边写点东西，“当时不爱跟同龄人沟通，写作算是自己跟自己玩的一种方式，但是不会给人看，就自己藏着。”别人的青春期常常写日记、心情，她写的是些颇具现实意味的小说，模模糊糊有些现在小说的雏影。
解封的时刻在大学。在复旦中文系的4年里，她办杂志、报纸，演话剧、组乐队，青春期被远远抛在脑后，开心的日子里，乡愁不曾光顾，也丝毫不见写作的欲望。
王占黑小名叫点点，大一有门课要练繁体字，同学提起毛笔写“王点点”，繁体的“点”拆开就是黑和占，于是有了王占黑这个“诨号”。后来，被用在了几乎所有的社交账号上，也包括她经常会写点东西的豆瓣。
这个豆瓣ID到她研究生时期，被更加频繁地登录。那时候，本科时期的朋友离开学校，几乎同一时间，还传来了父亲重病的消息。“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一下子掉进了低谷”，她开始不怎么去上课，一直在寝室待着，也不怎么睡觉，唯一做的事就是写小说。“实在找不到什么快乐的事去做，就自己再创造一个世界。”
看着屏幕上闪烁的光标，王占黑脑海里浮现的是当年小区里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街坊邻居。那里是她曾经的庇护所，对邻里旧事的回忆和重塑，让她得以重回那个庇护所，从记忆的线索里找到一些能量。 最开始贴在豆瓣上的故事，大致组成了她第二本短篇小说集《街道江湖》的内容。长大后，原本记忆中的“英雄”，慢慢现出各自的失落和局限。她在书中写道：“原来，一个小区和一个世界的历史是毫无差别的。聚集过多少人，打过多少副牌，飞过多少唾沫星子，流传过多少件轰动一时的喜报或丑闻，谁也讲不清楚。有的活得长久，有的说没就没了;有的常说常新，版本多变，也有的，悄无声息地，被渐渐遗忘。”
写作也是介入现实的一种
对王占黑来说，一个故事的生发是从提问开始的。
她经常会在脑子里思考一些社会议题，再由议题想开去形成故事。比如《去大润发》最开始的提问是“免费班车都去哪了”，《黑鱼的故事》灵感来自于对“循环放鱼”现象的思考——有人会把佛教徒放生的鱼捞回来再卖，形成一个所谓商业循环。
在原本的构思中，《去大润发》是一篇言情小说，王占黑写完后觉得“挺浪漫、挺年轻”，却没得到读者的认同。故事里，“我”和穿黑色T恤的男孩同乘一辆去大润发的班车，还在夜晚打烊前进行了一番倒数计时式的扫货，本该是个粉红色的邂逅故事，王占黑还是在里面糅进了很多社会问题，言情的色彩一下子就被冲淡了。
“写作也是介入社会的一种，我没有把它当成纯文学，做一些具体的事和写作是平行的。”王占黑一直想着要“介入”，写出来的东西就总是透着现实。
随着人物的漫游，社区不再是故事唯一的落脚点，小花旦、大黑鱼、李清水，这些人物开始不断从社区中走出来。在《黑鱼的故事》里，王占黑想写一个从老小区搬出去的人，追溯他搬出去之后的心态变化。故事被搁置在“下岗潮”背景下，这一次她没有写下岗潮引发的悲剧命运，“下岗在不同地域影响不同，江浙地区有小商品经济的基础，大家离开集体工厂之后很快各谋生路，其中有一部分人成功了。”故事写了一对卖海鲜的夫妻，丈夫手脚勤快利落，妻子是精打细算的江浙女子，两人一手一脚拼出了买新房的钱，离开了老社区。
书中人物走出社区，暗合了王占黑自己的步伐。写《小花旦》时，她刚毕业，在一所国际学校教高中语文。“我不再生活在庇护我的环境里，跟大多数都市年轻人一样，是漂泊无依的状态，写作上的转变是挺自然的。”
那時，她要平衡工作和写作，却没法做到切换自如，“下班后累得要死，感觉人要废掉了”。今年夏天，她从学校辞职，时间有了，但生活上的漂泊感也更强了。
从《空响炮》到《小花旦》，王占黑觉得“进步蛮大”。“以前描述一个人的状态，是画一幅图给人看，力图画得真。现在更想探索人的内心，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人物不再是我画的对象，而是自己生长出来。”她说，“城市的面貌足够大，人可以去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