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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成行
艾琳·佩登终于赶上了飞往新西兰的飞机，但直到飞机降落前，她仍不确定自己能否继续前往南极，她的研究计划是否还未开始就要结束？
那是1970年，45岁的佩登参加了美国南极考察队。她踌躇满志，准备深入地球最南端，对南极冰的性质进行研究。如果成行，佩登将成为首位在南极内陆开展实地研究的女性。
但是，当时负责美国南极考察后勤工作的美国海军做了一个硬性规定：必须另外有位女士专门负责在现场陪同佩登，以便应对佩登在南极期间可能提出的任何医疗需求。佩登对此不以为然：“我认为唯一可能发生的意外就是会扭到脚踝，不过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原本有一位新西兰女地球物理学家计划加入佩登的研究队伍，但她未能通过体检，在最后一刻被取消同行资格。飞机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降落，佩登忐忑不安地走下飞机。当得知一位新的女伴已经安排妥当时，她终于松了口气。
这位新的女伴名叫维克斯。她将在南极和佩登共事，并担任现场助理。维克斯不是科学家，而是一名图书管理员，但作为佩登的同伴，科研背景并不是必需的，重要的是，维克斯是女性。作为一名熟练的登山爱好者，她很顺利地通过了体检。有了她的陪伴，佩登如愿来到了南极。
首次测量
被要求带一位女士随行，只是佩登的南极之行遇到的众多拦路虎之一。南极天气异常寒冷干燥，她刚到那里，眼镜就被冻裂了，她只能临时找个环氧树脂瓶戴在头上救急。她的指甲脱落，鼻血直流，头痛欲裂。她和维克斯在南极内陆待了一个月，每天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工作12小时，还要忍受接连不断的狂风暴雪的侵袭。
佩登的研究项目包括在冰层深处部署探测器，以考察甚低频无线电波如何在冰层中传播。以前，科学家一般是在地表测量和收集冰层的数据，由此推断地下岩石的属性，但佩登希望将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她的团队完成了国际上第一次对南极冰的多种电气特性的测量，确定了甚低频无线电波在极地进行长距离传播的方式。后來，他们将这项研究加以扩展，用相关技术来测量冰层的厚度并利用不同频率的无线电波在冰面下寻找各种结构。
在佩登到达之前，美国人已经在南极伯德站附近的冰层上钻了一个深度达几千米的孔。佩登把探测器放到这个孔中进行测量。她的探测器包括两个电子设备舱，内含遥测仪、接收器、数据放大器和信号放大器等。由于一些重要的部件在运输过程中丢失了，因此，佩登不得不从一名研究生那里借来设备加以改装。
特殊意义
除了开发出一种新工具来探测冰雪覆盖的南极的地下秘密，佩登的研究工作还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尽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佩登的工作，但当时美国海军不愿将女性带到南极大陆。启程去南极之前，佩登曾被私下告知，如果她没完成实验并发表成果，那么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都不会有其他美国女性获准到南极进行科学研究。
佩登说：“如果我的实验没有成功，他们（美国海军）将不会再带女性去南极了。海军通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你绝对不能失败。’这些话在从事实验工作的人听起来真是匪夷所思，因为这种研究带有实验性质，谁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发现。因此，这确实有点冒险，但我很愿意冒险。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最后，佩登的实验取得了成功，研究成果也得以发表。
冲破障碍
由于性别，佩登在求学和职业发展中遭遇过不少无形的障碍，但她从未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她说：“这是因为我的母亲为打破性别歧视所做出的非凡努力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佩登的母亲是家中最大的孩子，她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尽管两个女孩都很有天赋，家里的经济情况也足以负担她们的学费，但她们的父亲坚持认为女孩没必要接受教育。于是，佩登的母亲和姨妈自己想出解决办法：她们两人轮流工作，用挣到的钱供对方上学。佩登的母亲最后没能完成学业，但姨妈完成了学业，成了一位教师。
母亲艰苦求学的经历给了佩登信心和勇气。20世纪40年代，佩登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就读，很多时候课堂上只有她一个女生，但她从不因此感到困扰。她说：“其他人的态度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外人，但我一点也不在意。当初我的母亲就是这样过来的，我相信我也可以。”
佩登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也屡受挫折。当她去面试时，招聘方往往派一个女性（一般是秘书）来接待，告诉她“你申请的职位不接受女性应聘”，说完就把她关在门外。佩登说：“就是这样。要得到一个面试机会都非常非常难。”多次碰壁之后，她才在一家公司找到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
面对女性在社会上特别是科技界的不公平境遇，佩登没有抱怨，也没有退缩，而是不断提升自己，一步一个脚印从容前行，在多个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她是第一位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博士学位的女性。她是被美国华盛顿大学工程学院聘用的第一位女性。她曾担任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天线与传播学会会长，并荣获该协会“年度人物”奖。
多亏了许许多多像佩登这样的学界先驱，女性才得以登上科学舞台，为全球科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在南极大陆，有座悬崖就是用佩登的名字命名的。它立在地球最南端的冰天雪地中，无声地宣告着女性在科学领域所创造的成就。
（摘自《科学画报》2020年第7期）
艾琳·佩登终于赶上了飞往新西兰的飞机，但直到飞机降落前，她仍不确定自己能否继续前往南极，她的研究计划是否还未开始就要结束？
那是1970年，45岁的佩登参加了美国南极考察队。她踌躇满志，准备深入地球最南端，对南极冰的性质进行研究。如果成行，佩登将成为首位在南极内陆开展实地研究的女性。
但是，当时负责美国南极考察后勤工作的美国海军做了一个硬性规定：必须另外有位女士专门负责在现场陪同佩登，以便应对佩登在南极期间可能提出的任何医疗需求。佩登对此不以为然：“我认为唯一可能发生的意外就是会扭到脚踝，不过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原本有一位新西兰女地球物理学家计划加入佩登的研究队伍，但她未能通过体检，在最后一刻被取消同行资格。飞机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降落，佩登忐忑不安地走下飞机。当得知一位新的女伴已经安排妥当时，她终于松了口气。
这位新的女伴名叫维克斯。她将在南极和佩登共事，并担任现场助理。维克斯不是科学家，而是一名图书管理员，但作为佩登的同伴，科研背景并不是必需的，重要的是，维克斯是女性。作为一名熟练的登山爱好者，她很顺利地通过了体检。有了她的陪伴，佩登如愿来到了南极。
首次测量
被要求带一位女士随行，只是佩登的南极之行遇到的众多拦路虎之一。南极天气异常寒冷干燥，她刚到那里，眼镜就被冻裂了，她只能临时找个环氧树脂瓶戴在头上救急。她的指甲脱落，鼻血直流，头痛欲裂。她和维克斯在南极内陆待了一个月，每天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工作12小时，还要忍受接连不断的狂风暴雪的侵袭。
佩登的研究项目包括在冰层深处部署探测器，以考察甚低频无线电波如何在冰层中传播。以前，科学家一般是在地表测量和收集冰层的数据，由此推断地下岩石的属性，但佩登希望将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她的团队完成了国际上第一次对南极冰的多种电气特性的测量，确定了甚低频无线电波在极地进行长距离传播的方式。后來，他们将这项研究加以扩展，用相关技术来测量冰层的厚度并利用不同频率的无线电波在冰面下寻找各种结构。
在佩登到达之前，美国人已经在南极伯德站附近的冰层上钻了一个深度达几千米的孔。佩登把探测器放到这个孔中进行测量。她的探测器包括两个电子设备舱，内含遥测仪、接收器、数据放大器和信号放大器等。由于一些重要的部件在运输过程中丢失了，因此，佩登不得不从一名研究生那里借来设备加以改装。
特殊意义
除了开发出一种新工具来探测冰雪覆盖的南极的地下秘密，佩登的研究工作还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尽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佩登的工作，但当时美国海军不愿将女性带到南极大陆。启程去南极之前，佩登曾被私下告知，如果她没完成实验并发表成果，那么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都不会有其他美国女性获准到南极进行科学研究。
佩登说：“如果我的实验没有成功，他们（美国海军）将不会再带女性去南极了。海军通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你绝对不能失败。’这些话在从事实验工作的人听起来真是匪夷所思，因为这种研究带有实验性质，谁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发现。因此，这确实有点冒险，但我很愿意冒险。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最后，佩登的实验取得了成功，研究成果也得以发表。
冲破障碍
由于性别，佩登在求学和职业发展中遭遇过不少无形的障碍，但她从未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她说：“这是因为我的母亲为打破性别歧视所做出的非凡努力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佩登的母亲是家中最大的孩子，她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尽管两个女孩都很有天赋，家里的经济情况也足以负担她们的学费，但她们的父亲坚持认为女孩没必要接受教育。于是，佩登的母亲和姨妈自己想出解决办法：她们两人轮流工作，用挣到的钱供对方上学。佩登的母亲最后没能完成学业，但姨妈完成了学业，成了一位教师。
母亲艰苦求学的经历给了佩登信心和勇气。20世纪40年代，佩登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就读，很多时候课堂上只有她一个女生，但她从不因此感到困扰。她说：“其他人的态度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外人，但我一点也不在意。当初我的母亲就是这样过来的，我相信我也可以。”
佩登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也屡受挫折。当她去面试时，招聘方往往派一个女性（一般是秘书）来接待，告诉她“你申请的职位不接受女性应聘”，说完就把她关在门外。佩登说：“就是这样。要得到一个面试机会都非常非常难。”多次碰壁之后，她才在一家公司找到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
面对女性在社会上特别是科技界的不公平境遇，佩登没有抱怨，也没有退缩，而是不断提升自己，一步一个脚印从容前行，在多个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她是第一位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博士学位的女性。她是被美国华盛顿大学工程学院聘用的第一位女性。她曾担任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天线与传播学会会长，并荣获该协会“年度人物”奖。
多亏了许许多多像佩登这样的学界先驱，女性才得以登上科学舞台，为全球科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在南极大陆，有座悬崖就是用佩登的名字命名的。它立在地球最南端的冰天雪地中，无声地宣告着女性在科学领域所创造的成就。
（摘自《科学画报》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