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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辞书的历史上，字典（书）与词典因收录对象上的差异，形成了各自的辞书发展模式： 字典（书）宗《说文》，主要负责阐释汉字的形体音义，讲明字际关系;词典宗《尔雅》，主要负责对词进行汇集、分类与阐释。而随着语言信息的累积与丰富，魏晋以降，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发展趋势逐渐凸显，字典（书）开始逐渐承担起词典的作用，呈现出一种编纂模式上的“变异”。《康熙字典》作为中国字典（书）的集大成者，用“以字引词”的辞书编纂模式对名物、专名等词进行收录，这种辞书编纂模式正体现出传统字典（书）模式向现代词典模式的过渡。
关键词 《康熙字典》 名物词 专名 词典
《康熙字典》（以下简称《字典》）成书于1716年，作为中国字典（书）的集大成之作，在广博搜集汉字信息的同时也收录了名物、专名等汉语词汇训诂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兼顾词典的功能。而《字典》对于词汇的收录及释义主要是采用“以字引词”的模式，也就是将复词收录在其所属字头之下，在相关字义训释结束后，或直接解释，或援引其他文献对这些词进行说解。而《字典》这种收录模式的具体内涵、形成过程、形成原因以及对后代词典模式的影响仍有待我们发掘。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或可帮助我们进一步厘清汉语语文词典的发展脉络或轨迹，同时也是对汉语字书发展历史的补充与完善。
一、 “以字引词”： 字书编纂模式的嬗变
“以字引词”的字典（书）编纂模式并非《字典》首创，其实早在《说文》时代，就已经开始采用这种编纂模式了。《说文》被视为字典（书）正宗的原因是它系统地对汉字的本义进行说解。而汉字本义蕴含着汉字形体的构造意图，并不能等同于字义。字义是“单个文字记录的语言的意义，特指汉字所记载的汉语词义或语素义”（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2011）21。也就是说，《说文》除了对汉字形体进行说解，也开始进入语言的层面对词义进行说解。而这里的词，可以是单音节词，也可以是复词。为了方便论述，我们将下文讨论的“以字引词”中所提及的“词”定义为复词。如《说文·王部》： “瑾，瑾瑜，美玉也。从玉堇声。”此处“从玉堇声”为造字本义，而“瑾瑜，美玉也”则是将以“瑾”字引出“瑾瑜”一词，同时对这个词进行说解。这说明《说文》已经开始了“以字引词”的辞书编纂模式。但总的来看，《说文》仍以说解汉字本义为主，并未全面地将这种“以字引词”模式扩展到对所有汉字的说解之中。这里所收的词多为不可分训的名物词，如“舳舻”“瑾瑜”“玫瑰”“”等。一方面，这与《说文》对汉字本义阐释的编纂宗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单音节词为主体的语言现状有关。据相关研究表明： “殷商时期词汇系统本质上是单音节的，春秋战国时双音节的数量增大，成为汉语词汇双音化迅速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而魏晋以后，尤其到了唐宋，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经济和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新事物、新概念大量涌现，以单音词为词素构成复音新词也就成为汉语创造新词来表达这些新事物、新概念的主要方法，双音詞为主的词汇系统基本形成。”（徐时仪2016）而随着语文辞书的发展、沉淀，字典（书）所承载的内容也日趋丰富，更多的汉语复词也随之被记录其中。“以字引词”的词语收录模式也因此被后代字书所承袭。我们以“掖”这个字头为例，观察历代字书文献对于与之相关的复词的收录情况：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历代字书对于复词的收录呈递增趋势，这当然与魏晋后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趋势有关。而对于复词的释义也随着辞书释义模式的逐渐成熟而朝着更细致、更精确、更充分的方向发展。而到了《字典》时期，对于复词的收录，无论数量还是释义的丰富性都超越了前代字典（书）文献。
二、 《字典》“以字引词”字典（书）编纂模式的特点
《字典》作为中国字典（书）的集大成之作，其主要特色便是对文字资料的全面收集以及来源广泛的引例体系。而这里所指的资料不仅局限在汉字的形体上，释义、引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信息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字典的内容。而被收录在字头下、作为义项出现的复词，也为《字典》的丰富性做出了贡献。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能看出《字典》中所收录的复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释义内容上，都对前代字典（书）有所超越。但是若是与近现代语文词典相比，还是有很多词未被收入。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字典》的收词类型、收词来源以及释词模式进行讨论。
（一） 《字典》的收词类型
我们发现，《字典》收词的类型主要有如下几类：
1. 名物词
名物词，也就是记载名物的词。所谓的名物，指的其实是事物的名称和特征。在《字典》中收录了大量名物词，其中几乎囊括了名物的各个种类，其中也不乏对一些多音节名物词的收录，如：
（1） 天文类： 蟾 又《广韵》： 视占切，音棎。蟾光，月彩也。《正韵》： 蟾蠩之蟾与月彩之蟾同，一物而有两音者，方言之不同也。
（2） 地理类： 赤 又《史记·孟子列传》：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3） 人体类： 盆 又缺盆。人乳房上骨名。《史记·仓公传》： 疽发乳上，入缺盆。
（4） 疾病类： 《正字通》 风，热病。本作麻。
（5） 医药类： 艽 秦艽，药名。
（6） 官爵类： 辇 又辇郎，官名。《前汉·刘向传》： 向以父德任为辇郎。注： 引御辇郎也。
（7） 服饰类： 蔍 又《字汇补》： 与麤同。《汉娄先生碑》： 蔍络，大布之衣。
（8） 器物类： 薮 又《韵会》： 窭薮，戴器也。《前汉·东方朔传注》： 以盆盛物戴于头者，则以窭薮荐之。《苏林曰》： 薮音数钱之数。 （9） 宫室类： 序 又《玉篇》： 学也。《礼·王制》： 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注： 东序，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西序，小学，在西郊。
（10） 植物类： 鉒 《通雅》： 鉒金，鉒银，皆草也。
（11） 动物类： 《骈雅》： 羊之异者，一角，谓之。
（12） 物产类： 油 石油。《水经注》： 高孥洧水肥可然。《梦溪笔谈》： 鄜延出石油。《广舆记》： 石油出肃州南山。
（13） 神怪类： 阿 又鬼名。《庄子·达生篇》： 东北方之下者，陪阿鲑蠪跃之。注： 陪阿，状如小儿，长尺四，黑衣，赤帻，大冠，带剑持戟。[1]
（14） 宗教类： 夷 又优婆夷。《梵书·翻譯名义》： 男曰优婆塞，女曰优婆夷，所云清净男女也。
（15） 交通类： 戎 又兵车名。大曰元戎，小曰小戎。《诗·秦风》： 小戎俴收。
2. 专名
此处的专名是专用名称的简称。通常指人名、地名等只能表达单一概念的词。在《字典》中也收录了相当丰富的专名，其中包括人名（包括姓氏）、地名（国名、州名、郡县名等）、民族名、山名、水名、星名、神名、乐律名等，具体情况如下：
（1） 人名： 七 又人名。《续仙传》： 殷七七，名文祥。《苏轼诗》： 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论时节遣花开。
（2） 姓氏： 万 又三字姓。西魏有柱国万纽于谨。
（3） 国名： 与 又不与，国名。《山海经》： 有不与之国，烈姓黍食。
（4） 州名： 严 又《韵会》： 州名。隋睦州，宋改严州。
（5） 郡名： 吴 又《说文》： 郡也。《后汉·郡国志》： 吴郡，顺帝分会稽置。《韵会》： 吴郡、吴兴、丹阳为三吴。《正字通》： 水经以吴兴、吴郡、会稽为三吴。指掌图以苏、常、湖为三吴，其说不同。
（6） 县名： 淯 又淯阳，县名，在南阳郡。《前汉·地理志》作育阳。《后汉·郡国志》作淯阳。
（7） 城名： 芦 又城名。《北史·皮豹子传》： 宋以文德为武都王，守葭芦城。
（8） 水名： 震 又《书·禹贡》： 震泽底定。《传》： 震泽，吴南太湖名。
（9） 山名： 倾 又西倾，山名。
（10） 星名： 须 又须女，星名。《史记·天官书·婺女注》： 正义曰： 须女，四星。亦婺女，天少府也。
（11） 神名： 又祝融，神名。《礼·月令》： 其神祝融。注： 颛顼氏之子犂，为火官。
（12） 乐律名： 宾 又律名。《礼·月令》： 律中蕤宾。注： 仲夏气至，则蕤宾之律应。《白虎通》： 蕤者，下也。宾者，敬也，言阳气上极，阴气始宾敬之也。
（13） 歌名： 驹 又骊驹，歌名。《前汉·儒林传》： 王式谓歌吹诸生曰： 歌骊驹。注： 服虔曰： 逸《诗》篇名，见《大戴礼》，客欲去歌之。
（14） 书名： 历 又《爰历》，书名。《说文叙》赵高作《爰历篇》，所谓小篆。
（15） 法名： 欺 又诋欺，汉法名。汉有诽谤诋欺法，至哀帝始除之。
（16） 卦名： 归 又归妹，卦名。
（17） 台名： 眺 又台名。《三辅黄图》： 影蛾池，一曰眺蟾台。
（18） 宫名： 盪 又汉宫名。《三辅黄图》： 骀荡宫。又作骀盪，云春时景色骀荡也。注： 荡，盪字同。
（19） 门名： 直 又门名。《三辅黄图》： 长安城西出第二门曰直城门。
（20） 族名： 霫 《广韵》： 奚霫，东北夷名。
3. 其他
名物与专名是从词义角度对《字典》进行的划分。如果从构词类型的角度看，《字典》中收录的复词还包括一些叠音词和联绵词。为了避免名物与专名与此类的交叉，我们在此处强调此类多为描述情貌性状的形容词、动词。
（1） 联绵词： 匐 《诗·大雅》： 诞实匍匐。注： 儿以手行也。又尽力奔趋往也。《诗·邶风》： 凡民有丧，匍匐救之。笺： 尽力也。又作服。
（2） 叠音词： 采 又《诗·秦风》： 蒹葭采采。传： 采采，犹萋萋，盛也。又《诗·曹风》：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传： 采采，众多也。朱注： 采采，华饰也。《谢灵运·缓歌行》： 采采彤云浮。
这类单纯词主要出现的时期为上古，具有不可分训的特点，因此之前的字书文献也会对这类词进行收集与整理，并不能突出《康熙字典》收词特点，本文并不将其作为论述重点。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发现《字典》中所收的复词有如下特征： 首先，这些词的结构凝固、意义固定，很难或者不能通过对其构词语素进行分析获知词义，这也间接地说明《字典》对这些词汇收录的必要性;其次，这些词常常与文化相关，来源广泛，内涵丰富，《字典》对这类词进行收录正能体现其兼容并蓄的辞书特色;最后，《字典》所收录的这些词均有较强的时代特点，如名物与专名，通常与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关系密切。《字典》虽未用较固定的体例将其时代性说明，我们却可间接地从其所引述的文献中了解此方面的信息。 （二） 《字典》的收词来源
《字典》内容的丰富性来源于其所引述资料的广博，这也是集体编纂的官修辞书较个人编纂辞书的优势之一。《字典》的收词来源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1. 小学类文献
小学类文献，主要包括辞书文献： 1. 字典（书），如《说文》《玉篇》《类篇》《字汇》《正字通》等;2. 词典，特别是雅学类文献，如《尔雅》《广雅》《骈雅》《通雅》等;3. 韵书，如《广韵》《集韵》《韵会》《洪武正韵》等。另外，还有一些经传注疏，如《尔雅注疏》《礼记注》等。
2. 历史类文献
《康熙字典》的编者大量援引了历史类相关文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等，笔者发现除却当时未定稿的《明史》外，二十四史中的二十三史都被编入其中。字典还引用了很多记录当时典章制度的文献资料，如《通志》《通史》《文献通考》《续通考》等。此外，相关注疏文献也在字典的引用范圍内。这些史书文献中常用志、表的形式记录天文、历法、地理、职官、车舆、服饰等专题，因此很多专名、名物词也多集中于此，为《字典》搜集资料，训诂词义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3. 经学文献
经学文献，主要指儒家经典文献，如《诗经》《尚书》《易经》《礼记》等。[2]自汉以降，儒学经典一直是经师训诂的主流，也因此产生了大量的训诂资料。其中便不乏对于词语考释、训诂的资料，如礼学文献中便记载了大量有关车舆、宫室、服饰、兵器、礼乐之器等名物词训诂的材料。
4. 宗教文献
《字典》中援引了大量宗教文献，涉及对很多宗教词语的训诂。这也是《字典》内容广博的具体表现之一。其中包括的佛教文献，如《金刚经》《无上内秘真藏经》《佛说四十二章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贤愚经》《楼炭经》《梵书》《翻译名义》《佛国记》《佛经音义》等;道教文献，如《黄庭经》《包元经》《道书》《灵宝经》等。这些宗教文献中，记载了很多关于宗教词汇的训诂内容，佛教文献中更是收录了很多外来词。
5. 方志文献
《字典》中还引用了大量的方志文献，上至藩国，下至郡县，可谓内容丰富。如《朝鲜国志》《肇庆府志》《杭州府志》《广州志》《襄城县志》《孝感县志》等。这些文献不仅对地名、人名等有所记载，对于地方物产、名物也多有介绍，因此也成为《字典》收词的重要参考。
6. 地理类文献
《字典》在对一些专名进行考释时，也引述了很多地理类文献，如《山海经》《水经注》《广舆记》《异物志》《十三州志》《三辅黄图》，保留了大量关于地名、水名、山名等训诂材料。
7. 医学文献
《字典》中有关医药、人体、疾病方面的名物词主要来自一些古代医学文献。如《本草纲目》《千金方》《黄帝素问》《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
8. 文学作品
历代文学作品及相关注疏也常常作为名物、专名词训诂的材料。文学作品包括历代诗词、散文、小说等。诗词文献常见的有李白诗、杜甫诗、白居易诗、李贺诗、李商隐诗等，散文多见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大家名作，小说则鲜少明清作品，多为魏晋唐宋元时期作品，如《搜神记》《世说新语》《洞冥记》《酉阳杂俎》《白鹤子》等。这些文学作品材料为考释名物、专名提供了佐证。
9. 笔记类文献
笔记，是古代文人随笔记录的文体，其内容丰富，形式较随意。在笔记类文献资料中，往往不乏学者对于名物、地名等内容的记述与考释，《字典》的编者对此也多有引用。《字典》中引用的笔记类文献有《容斋随笔》《梦溪笔谈》《东京梦华录》《渑水燕谈录》《国老谈苑》《癸辛杂识》等。
10. 风土记、风俗记、游记文献
风土记、风俗记、游记文献多记载各地的风土人情，其中不乏与地方特色相关的民俗名物以及地名等的训诂资料。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类所记述的内容不局限于本国，日本、柬埔寨、朝鲜等邻国的一些名物别称也常被记述在内，因此该类文献中多有对外语、少数民族语言及方言的记录，这些材料对汉语词汇、音韵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类材料有《风俗通》《日本风土记》《真腊风土记》《鸡林类事》《风土时岁记》《岳阳风土记》《诸蕃风俗记》等。
（三） 《字典》的引词、释词模式
前代字典（书）所奠定的以单字为收录单位的辞书结构以及古代汉语单音节词为主体的特点，使《字典》仍保留了前代字书基本结构形态。但是汉语词汇的双音化、多音化趋势以及《字典》“兼善美具”的编纂初衷，使得《字典》必须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才能实现了内容上的“激增”，成为一部真正具有集大成性质的辞书。而我们认为《字典》创新的关键在于其“以字引词”的辞书编纂模式及对“引词”的释义模式。
1. 引词模式
《字典》的引词模式，也就是将该词归入其所涉字的字头之下。通常《字典》对单音节词义项训释完结之后，或将复词当作该字的一个义项引入，如上文“蟾光”“痳风”“辇郎”等例;或将复词作为词素义项的例词引入，如“戎”下收词素有“兵车”一项，下引“元戎”“小戎”等词。这种引词模式的优点便是使《字典》兼具词典的部分功能。但是，引词模式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所涉复词的所属字头是不定的，上文中“震泽”“归妹”“淯阳”等都归入该词所涉的第一个字头下，而“骊驹”“爰历”“秦艽”等则都归入所涉的第二个字头之下。这种内部体例不一致的情况，可能会造成查检上的困难。二是被释词条常常未被较清楚的标出，致使《字典》部分体例混乱。如上文中所举“骀荡宫”本为被释词，“汉宫名”本为对这个词的解释，却被当作对“盪”的解释。而本来“骀盪（荡）”便有“广大”“春色舒放”[3]之意，宫名或取此寓意。很明显，《字典》在对某些词进行释义时，并未处理好被释词和释义的关系，仍将其当成单音节词的一个义项来处理，造成释义上的错误，类似的例子还有“陪阿”“直城门”等。这也间接说明《字典》的“引词”模式仍具有“过渡”的特点： 一方面它已经开始注意对词的收录，但是另一方面它仍未完全脱离原有字典（书）模式的藩篱，仍未将词看作是独立的释义单位。因此，我们将这种模式称为“引词”，强调词对字的依附;相比而言，现代词典的收词模式是将词收录在该词首字的字头之下，这样一来是强调语言单位的层级性，二来是字头对词的统领与聚合功能，我们这里称之为“统词”。 2. 释词模式
引用他书对文字、词汇进行训诂是《字典》编纂特色之一，这种编纂模式也基本上可用“释义+引例”来概括。而释义来源则有两类，一类为字典编者所加，一类则转引其他文献。《字典》通常对所转引的释义采取直接引用。一方面，这种方式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文献的本来面貌，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而另一方面，这种未经二次编纂加工的释义，在形式上呈现“各自为政”的特点，致使《字典》内部体例不一，层次混乱。
就释义本身的微观结构来看，无论释义内容为字典编者所加，还是来源于其他文献，其释义模式仍未脱离传统训诂的释义类型，即利用形训、声训、同义、义界等方式进行释义。而对于复词的训释，《字典》则多用“义界”的方式。王宁（2002）将训诂的义界归纳为“主训词+义值差”的模式。《字典》中所收录的名物词、专名词，其释义所用的主训词多为“名”，表示该词的性质，而义值差多为其所属类别，字典中常见的作为义值差类别有： 木、草、花、菜、竹、果、药、马、兽、龟、鸟、台、器、玉、车、卦、乐、官等，正如上文所举众例，《字典》中义值差多是一个词。
而引例与释义的关系也往往比较复杂： 二者或为单纯举例关系，如上文所提“殷七七”“辇郎”“不与”，所引例证完全是对释义内容的举证;二者或为补充关系，如上文所提“优婆夷”“陪阿”，引例内容间接地对被释词进行补充说解，同时引例文献的来源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词语所出现的相关词语进行辨析，如“优婆塞”“三吴”等。我们可将这种引例与释义的组合，看成是《字典》对传统释义模式改良的大胆尝试： 通过释义与引例的组合关系，《字典》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语文类工具书训释过简不明的问题，丰富、广博的文献材料也为《字典》的释义提供了参考与佐证。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即便《字典》在释义模式上利用引例的方式对传统字书训释有所改善，但是仍未跨越传统词义训诂模式，与现代辞书相对科学的释义进行比较，仍存在很大差距。传统词义训诂的特征之一就是简洁凝练，通常释义内容不过寥寥数语。然而，由于单音节词语多义化的发展趋势，义值差过少会造成词义所指含糊不明，而传统训诂模式中的义值差往往很少，以一个居多。我们以“缺盆”为例，《字典》中的解釋为： “人乳房上骨名”，人们只能通过此释义获得较初步、含糊的认知，具体“缺盆”所指的是乳房上的哪处，读者仍无法获知。而到了《汉语大词典》，则对人体骨骼“缺盆”进行了较细致的说解： 前胸壁上方锁骨上缘的凹陷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告之后百余日，果为疽发乳上，入缺盆，死。司马贞索隐： 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由此例对比，便可了解古今辞书释义上的差距。当然，词汇释义的准确与详尽程度和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是紧密相关的，有了如现代医学、解剖学等的佐证，辞书的释义势必会向着更准确、严谨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人们对辞书进行反复编修的原因之一。
三、 《字典》“以字引词”字书编纂模式的价值与意义
《字典》“以字引词”编纂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原有字典（书）模式的一种革新与超越。虽然与现代较严谨的辞书模式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是这种以字引词的辞书编纂模式对于中国语文辞书的发展是不容小觑的。我们将其价值与意义归纳为如下几点：
首先，我们认为《字典》的“以字引词”模式是对传统雅学类辞书模式的超越。传统雅学类书籍，是按照意义类别对词进行划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日趋丰富，词汇系统也由于历代词汇的积累沉淀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性与复杂性特征。雅学类辞书的分类体系也因此日趋精密，如《尔雅》有“释器”一章，专门对器物类名物进行训诂，而到了后代的《通雅》，则设“器用”一章，其中另设书札、碑帖、金石、书法、装潢、纸笔墨砚、印章、古器、礼器、杂器、卤簿、戎器、车类、戏剧等专题。但是，利用传统的方法，即便辞书编者个人学识再广博，也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将语言中所涉的各个门类穷尽，总会存在无力顾及的“盲区”。同时，正是因为义类与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模式紧密联系，个体认知上的“短板”也会导致对词类划分的局限： 一些词或很难被合理归类，一些词义类别或被辞书编者所忽略。而这正是传统雅学类辞书的弊端。从词的外在客观属性来看，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得到解决。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因此名物词的存在必然依赖于文字。《字典》这种“以字引词”的词汇记录形式，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雅学类辞书分类“盲区”导致的漏收问题。
其次，《字典》丰富的资料来源，为后代辞书编纂提供了参考蓝本。官修字书的性质使《字典》在编纂时能尽可能地调动人力、物力资源，真正做到旁征博引。从《字典》引用的文献上来看，来源广泛，数量众多，版本信息相对可靠。虽与前代字书文献相比，《字典》编者对词义训诂的原创部分并不多，但是正是这种广泛的引用模式，使《字典》成为盛放各类型文献资料的“博物架”，广泛汲取从古至今各类文献资料的精华，从而达到编纂模式上的革新，使得《字典》在辞书形式上超越前代字典（书），成为真正的集大成之作。同时《字典》的这种编纂模式也为后代辞书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中国后来编写的一系列大型辞书，如《中华大字典》（1915）、《辞海》（1936）、《辞源》（1915）等无不将《字典》作为参考资料。而同为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在战后出版的一系列被冠以“大”“广”“林”“海”等的大型汉和辞书，也多受到《字典》的影响。（黄一波1981）我们以“掖”为例，观察《大汉和辞典》对于与该字相关的汉字词的收录，发现《字典》中的“引词”，除了“张掖”“缝掖”两个词因首字非“掖”未被收录，其余数词均被引用。（渚桥辙次1984）而这种借鉴与影响，与《字典》“以字引词”的辞书编纂模式不无关系，很多后代具有词典功能的辞书都将《字典》收的词当作其收词参考。
最后，《字典》“以字引词”的辞书编纂模式对后代词典类辞书模式的形成具有承启之功。中国学者自20世纪初以来便开始筹划编写反映语言共时层面的辞书，而要反映当时语言的共时层面就势必要结合汉语近现代的发展特点，对复音词进行收录。黎锦熙在《国语辞典》中提出了“词”的概念，《国语辞典》“是我国第一部已经有了‘词’概念的语文性辞书，……它第一次自觉地建立了以字头为条目标志、以聚合在字头下的词为解释单位的新体例”（王宁2008）。这里的词并不局限于前代辞书中的名物、专名、单纯词等，而是开始向收录口语词与古今通用词等方面着力。《国语辞典》所创立的“以字统词”辞书编纂模式正式开启了这种“字典”向“词典”模式的过渡的质变。但是，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发现这种过渡其实早在《字典》时代便开始酝酿，我们可以将“以字引词”模式看作是后来“以字统词”的前奏，在这种前奏影响下的《中华大字典》（1915）、《中华新字典》（1912）开始更加注重对多音词的收录。而这种经历过“质变”后的词典，其结构框架仍带有传统字书类辞书的痕迹，很多后来所编写的大型辞书仍无法脱离《字典》的214部首体系。我们不能忽略《字典》对后代词典类辞书文献的影响。 如果我们站在现有辞书成果上去评述《字典》，会发现这部辞书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如错讹众多，释义不到位，内部体例不一致，不重视口语词的收录，等等。然而，我们必须了解： 当时辞书编纂还未形成独立的理论和方法，辞书编纂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作为一部大型、学者型、历史型文言辞书，《字典》无疑完成了历史所交给它的任务。一直以来，我们将字书发展的起点定为《说文解字》，而将《尔雅》看作是“词典的先河”。（刘叶秋1983）28字典（书）与词典因编排、查检方式上的区别而发展走上了各自的发展轨道。然而，如果观察近现代语文词典文献，我们发现其发展轨迹脉络似乎更加复杂： 以往的“单轨”的发展途径似乎很难将其发展演变的历史厘清。现代的百科词典、分类词典模式则是原有雅学类辞书的延续。而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词典发展成因似乎用字书模式的“变异”予以更合理的解答。而《字典》“以字引词”的辞书编纂模式正可以为这种“变异”提供佐证。
附 注
[1]笔者据《庄子集释》（郭庆藩1961）652考证，“陪阿”当为“倍阿”，疑作者讹。
[2]如果按照传统文献学四部分类的方法，上文提及的小学文献也当属此类。这里我们为了论述的需要，将二者分为两类。
[3]“《玉篇》： 骀荡，广大意。又《正字通》： 春色舒放曰骀荡。”（《康熙字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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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學院 湛江 524088）
（责任编辑 刘 博）
关键词 《康熙字典》 名物词 专名 词典
《康熙字典》（以下简称《字典》）成书于1716年，作为中国字典（书）的集大成之作，在广博搜集汉字信息的同时也收录了名物、专名等汉语词汇训诂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兼顾词典的功能。而《字典》对于词汇的收录及释义主要是采用“以字引词”的模式，也就是将复词收录在其所属字头之下，在相关字义训释结束后，或直接解释，或援引其他文献对这些词进行说解。而《字典》这种收录模式的具体内涵、形成过程、形成原因以及对后代词典模式的影响仍有待我们发掘。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或可帮助我们进一步厘清汉语语文词典的发展脉络或轨迹，同时也是对汉语字书发展历史的补充与完善。
一、 “以字引词”： 字书编纂模式的嬗变
“以字引词”的字典（书）编纂模式并非《字典》首创，其实早在《说文》时代，就已经开始采用这种编纂模式了。《说文》被视为字典（书）正宗的原因是它系统地对汉字的本义进行说解。而汉字本义蕴含着汉字形体的构造意图，并不能等同于字义。字义是“单个文字记录的语言的意义，特指汉字所记载的汉语词义或语素义”（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2011）21。也就是说，《说文》除了对汉字形体进行说解，也开始进入语言的层面对词义进行说解。而这里的词，可以是单音节词，也可以是复词。为了方便论述，我们将下文讨论的“以字引词”中所提及的“词”定义为复词。如《说文·王部》： “瑾，瑾瑜，美玉也。从玉堇声。”此处“从玉堇声”为造字本义，而“瑾瑜，美玉也”则是将以“瑾”字引出“瑾瑜”一词，同时对这个词进行说解。这说明《说文》已经开始了“以字引词”的辞书编纂模式。但总的来看，《说文》仍以说解汉字本义为主，并未全面地将这种“以字引词”模式扩展到对所有汉字的说解之中。这里所收的词多为不可分训的名物词，如“舳舻”“瑾瑜”“玫瑰”“”等。一方面，这与《说文》对汉字本义阐释的编纂宗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单音节词为主体的语言现状有关。据相关研究表明： “殷商时期词汇系统本质上是单音节的，春秋战国时双音节的数量增大，成为汉语词汇双音化迅速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而魏晋以后，尤其到了唐宋，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经济和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新事物、新概念大量涌现，以单音词为词素构成复音新词也就成为汉语创造新词来表达这些新事物、新概念的主要方法，双音詞为主的词汇系统基本形成。”（徐时仪2016）而随着语文辞书的发展、沉淀，字典（书）所承载的内容也日趋丰富，更多的汉语复词也随之被记录其中。“以字引词”的词语收录模式也因此被后代字书所承袭。我们以“掖”这个字头为例，观察历代字书文献对于与之相关的复词的收录情况：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历代字书对于复词的收录呈递增趋势，这当然与魏晋后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趋势有关。而对于复词的释义也随着辞书释义模式的逐渐成熟而朝着更细致、更精确、更充分的方向发展。而到了《字典》时期，对于复词的收录，无论数量还是释义的丰富性都超越了前代字典（书）文献。
二、 《字典》“以字引词”字典（书）编纂模式的特点
《字典》作为中国字典（书）的集大成之作，其主要特色便是对文字资料的全面收集以及来源广泛的引例体系。而这里所指的资料不仅局限在汉字的形体上，释义、引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信息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字典的内容。而被收录在字头下、作为义项出现的复词，也为《字典》的丰富性做出了贡献。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能看出《字典》中所收录的复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释义内容上，都对前代字典（书）有所超越。但是若是与近现代语文词典相比，还是有很多词未被收入。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字典》的收词类型、收词来源以及释词模式进行讨论。
（一） 《字典》的收词类型
我们发现，《字典》收词的类型主要有如下几类：
1. 名物词
名物词，也就是记载名物的词。所谓的名物，指的其实是事物的名称和特征。在《字典》中收录了大量名物词，其中几乎囊括了名物的各个种类，其中也不乏对一些多音节名物词的收录，如：
（1） 天文类： 蟾 又《广韵》： 视占切，音棎。蟾光，月彩也。《正韵》： 蟾蠩之蟾与月彩之蟾同，一物而有两音者，方言之不同也。
（2） 地理类： 赤 又《史记·孟子列传》：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3） 人体类： 盆 又缺盆。人乳房上骨名。《史记·仓公传》： 疽发乳上，入缺盆。
（4） 疾病类： 《正字通》 风，热病。本作麻。
（5） 医药类： 艽 秦艽，药名。
（6） 官爵类： 辇 又辇郎，官名。《前汉·刘向传》： 向以父德任为辇郎。注： 引御辇郎也。
（7） 服饰类： 蔍 又《字汇补》： 与麤同。《汉娄先生碑》： 蔍络，大布之衣。
（8） 器物类： 薮 又《韵会》： 窭薮，戴器也。《前汉·东方朔传注》： 以盆盛物戴于头者，则以窭薮荐之。《苏林曰》： 薮音数钱之数。 （9） 宫室类： 序 又《玉篇》： 学也。《礼·王制》： 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注： 东序，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西序，小学，在西郊。
（10） 植物类： 鉒 《通雅》： 鉒金，鉒银，皆草也。
（11） 动物类： 《骈雅》： 羊之异者，一角，谓之。
（12） 物产类： 油 石油。《水经注》： 高孥洧水肥可然。《梦溪笔谈》： 鄜延出石油。《广舆记》： 石油出肃州南山。
（13） 神怪类： 阿 又鬼名。《庄子·达生篇》： 东北方之下者，陪阿鲑蠪跃之。注： 陪阿，状如小儿，长尺四，黑衣，赤帻，大冠，带剑持戟。[1]
（14） 宗教类： 夷 又优婆夷。《梵书·翻譯名义》： 男曰优婆塞，女曰优婆夷，所云清净男女也。
（15） 交通类： 戎 又兵车名。大曰元戎，小曰小戎。《诗·秦风》： 小戎俴收。
2. 专名
此处的专名是专用名称的简称。通常指人名、地名等只能表达单一概念的词。在《字典》中也收录了相当丰富的专名，其中包括人名（包括姓氏）、地名（国名、州名、郡县名等）、民族名、山名、水名、星名、神名、乐律名等，具体情况如下：
（1） 人名： 七 又人名。《续仙传》： 殷七七，名文祥。《苏轼诗》： 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论时节遣花开。
（2） 姓氏： 万 又三字姓。西魏有柱国万纽于谨。
（3） 国名： 与 又不与，国名。《山海经》： 有不与之国，烈姓黍食。
（4） 州名： 严 又《韵会》： 州名。隋睦州，宋改严州。
（5） 郡名： 吴 又《说文》： 郡也。《后汉·郡国志》： 吴郡，顺帝分会稽置。《韵会》： 吴郡、吴兴、丹阳为三吴。《正字通》： 水经以吴兴、吴郡、会稽为三吴。指掌图以苏、常、湖为三吴，其说不同。
（6） 县名： 淯 又淯阳，县名，在南阳郡。《前汉·地理志》作育阳。《后汉·郡国志》作淯阳。
（7） 城名： 芦 又城名。《北史·皮豹子传》： 宋以文德为武都王，守葭芦城。
（8） 水名： 震 又《书·禹贡》： 震泽底定。《传》： 震泽，吴南太湖名。
（9） 山名： 倾 又西倾，山名。
（10） 星名： 须 又须女，星名。《史记·天官书·婺女注》： 正义曰： 须女，四星。亦婺女，天少府也。
（11） 神名： 又祝融，神名。《礼·月令》： 其神祝融。注： 颛顼氏之子犂，为火官。
（12） 乐律名： 宾 又律名。《礼·月令》： 律中蕤宾。注： 仲夏气至，则蕤宾之律应。《白虎通》： 蕤者，下也。宾者，敬也，言阳气上极，阴气始宾敬之也。
（13） 歌名： 驹 又骊驹，歌名。《前汉·儒林传》： 王式谓歌吹诸生曰： 歌骊驹。注： 服虔曰： 逸《诗》篇名，见《大戴礼》，客欲去歌之。
（14） 书名： 历 又《爰历》，书名。《说文叙》赵高作《爰历篇》，所谓小篆。
（15） 法名： 欺 又诋欺，汉法名。汉有诽谤诋欺法，至哀帝始除之。
（16） 卦名： 归 又归妹，卦名。
（17） 台名： 眺 又台名。《三辅黄图》： 影蛾池，一曰眺蟾台。
（18） 宫名： 盪 又汉宫名。《三辅黄图》： 骀荡宫。又作骀盪，云春时景色骀荡也。注： 荡，盪字同。
（19） 门名： 直 又门名。《三辅黄图》： 长安城西出第二门曰直城门。
（20） 族名： 霫 《广韵》： 奚霫，东北夷名。
3. 其他
名物与专名是从词义角度对《字典》进行的划分。如果从构词类型的角度看，《字典》中收录的复词还包括一些叠音词和联绵词。为了避免名物与专名与此类的交叉，我们在此处强调此类多为描述情貌性状的形容词、动词。
（1） 联绵词： 匐 《诗·大雅》： 诞实匍匐。注： 儿以手行也。又尽力奔趋往也。《诗·邶风》： 凡民有丧，匍匐救之。笺： 尽力也。又作服。
（2） 叠音词： 采 又《诗·秦风》： 蒹葭采采。传： 采采，犹萋萋，盛也。又《诗·曹风》：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传： 采采，众多也。朱注： 采采，华饰也。《谢灵运·缓歌行》： 采采彤云浮。
这类单纯词主要出现的时期为上古，具有不可分训的特点，因此之前的字书文献也会对这类词进行收集与整理，并不能突出《康熙字典》收词特点，本文并不将其作为论述重点。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发现《字典》中所收的复词有如下特征： 首先，这些词的结构凝固、意义固定，很难或者不能通过对其构词语素进行分析获知词义，这也间接地说明《字典》对这些词汇收录的必要性;其次，这些词常常与文化相关，来源广泛，内涵丰富，《字典》对这类词进行收录正能体现其兼容并蓄的辞书特色;最后，《字典》所收录的这些词均有较强的时代特点，如名物与专名，通常与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关系密切。《字典》虽未用较固定的体例将其时代性说明，我们却可间接地从其所引述的文献中了解此方面的信息。 （二） 《字典》的收词来源
《字典》内容的丰富性来源于其所引述资料的广博，这也是集体编纂的官修辞书较个人编纂辞书的优势之一。《字典》的收词来源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1. 小学类文献
小学类文献，主要包括辞书文献： 1. 字典（书），如《说文》《玉篇》《类篇》《字汇》《正字通》等;2. 词典，特别是雅学类文献，如《尔雅》《广雅》《骈雅》《通雅》等;3. 韵书，如《广韵》《集韵》《韵会》《洪武正韵》等。另外，还有一些经传注疏，如《尔雅注疏》《礼记注》等。
2. 历史类文献
《康熙字典》的编者大量援引了历史类相关文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等，笔者发现除却当时未定稿的《明史》外，二十四史中的二十三史都被编入其中。字典还引用了很多记录当时典章制度的文献资料，如《通志》《通史》《文献通考》《续通考》等。此外，相关注疏文献也在字典的引用范圍内。这些史书文献中常用志、表的形式记录天文、历法、地理、职官、车舆、服饰等专题，因此很多专名、名物词也多集中于此，为《字典》搜集资料，训诂词义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3. 经学文献
经学文献，主要指儒家经典文献，如《诗经》《尚书》《易经》《礼记》等。[2]自汉以降，儒学经典一直是经师训诂的主流，也因此产生了大量的训诂资料。其中便不乏对于词语考释、训诂的资料，如礼学文献中便记载了大量有关车舆、宫室、服饰、兵器、礼乐之器等名物词训诂的材料。
4. 宗教文献
《字典》中援引了大量宗教文献，涉及对很多宗教词语的训诂。这也是《字典》内容广博的具体表现之一。其中包括的佛教文献，如《金刚经》《无上内秘真藏经》《佛说四十二章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贤愚经》《楼炭经》《梵书》《翻译名义》《佛国记》《佛经音义》等;道教文献，如《黄庭经》《包元经》《道书》《灵宝经》等。这些宗教文献中，记载了很多关于宗教词汇的训诂内容，佛教文献中更是收录了很多外来词。
5. 方志文献
《字典》中还引用了大量的方志文献，上至藩国，下至郡县，可谓内容丰富。如《朝鲜国志》《肇庆府志》《杭州府志》《广州志》《襄城县志》《孝感县志》等。这些文献不仅对地名、人名等有所记载，对于地方物产、名物也多有介绍，因此也成为《字典》收词的重要参考。
6. 地理类文献
《字典》在对一些专名进行考释时，也引述了很多地理类文献，如《山海经》《水经注》《广舆记》《异物志》《十三州志》《三辅黄图》，保留了大量关于地名、水名、山名等训诂材料。
7. 医学文献
《字典》中有关医药、人体、疾病方面的名物词主要来自一些古代医学文献。如《本草纲目》《千金方》《黄帝素问》《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
8. 文学作品
历代文学作品及相关注疏也常常作为名物、专名词训诂的材料。文学作品包括历代诗词、散文、小说等。诗词文献常见的有李白诗、杜甫诗、白居易诗、李贺诗、李商隐诗等，散文多见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大家名作，小说则鲜少明清作品，多为魏晋唐宋元时期作品，如《搜神记》《世说新语》《洞冥记》《酉阳杂俎》《白鹤子》等。这些文学作品材料为考释名物、专名提供了佐证。
9. 笔记类文献
笔记，是古代文人随笔记录的文体，其内容丰富，形式较随意。在笔记类文献资料中，往往不乏学者对于名物、地名等内容的记述与考释，《字典》的编者对此也多有引用。《字典》中引用的笔记类文献有《容斋随笔》《梦溪笔谈》《东京梦华录》《渑水燕谈录》《国老谈苑》《癸辛杂识》等。
10. 风土记、风俗记、游记文献
风土记、风俗记、游记文献多记载各地的风土人情，其中不乏与地方特色相关的民俗名物以及地名等的训诂资料。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类所记述的内容不局限于本国，日本、柬埔寨、朝鲜等邻国的一些名物别称也常被记述在内，因此该类文献中多有对外语、少数民族语言及方言的记录，这些材料对汉语词汇、音韵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类材料有《风俗通》《日本风土记》《真腊风土记》《鸡林类事》《风土时岁记》《岳阳风土记》《诸蕃风俗记》等。
（三） 《字典》的引词、释词模式
前代字典（书）所奠定的以单字为收录单位的辞书结构以及古代汉语单音节词为主体的特点，使《字典》仍保留了前代字书基本结构形态。但是汉语词汇的双音化、多音化趋势以及《字典》“兼善美具”的编纂初衷，使得《字典》必须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才能实现了内容上的“激增”，成为一部真正具有集大成性质的辞书。而我们认为《字典》创新的关键在于其“以字引词”的辞书编纂模式及对“引词”的释义模式。
1. 引词模式
《字典》的引词模式，也就是将该词归入其所涉字的字头之下。通常《字典》对单音节词义项训释完结之后，或将复词当作该字的一个义项引入，如上文“蟾光”“痳风”“辇郎”等例;或将复词作为词素义项的例词引入，如“戎”下收词素有“兵车”一项，下引“元戎”“小戎”等词。这种引词模式的优点便是使《字典》兼具词典的部分功能。但是，引词模式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所涉复词的所属字头是不定的，上文中“震泽”“归妹”“淯阳”等都归入该词所涉的第一个字头下，而“骊驹”“爰历”“秦艽”等则都归入所涉的第二个字头之下。这种内部体例不一致的情况，可能会造成查检上的困难。二是被释词条常常未被较清楚的标出，致使《字典》部分体例混乱。如上文中所举“骀荡宫”本为被释词，“汉宫名”本为对这个词的解释，却被当作对“盪”的解释。而本来“骀盪（荡）”便有“广大”“春色舒放”[3]之意，宫名或取此寓意。很明显，《字典》在对某些词进行释义时，并未处理好被释词和释义的关系，仍将其当成单音节词的一个义项来处理，造成释义上的错误，类似的例子还有“陪阿”“直城门”等。这也间接说明《字典》的“引词”模式仍具有“过渡”的特点： 一方面它已经开始注意对词的收录，但是另一方面它仍未完全脱离原有字典（书）模式的藩篱，仍未将词看作是独立的释义单位。因此，我们将这种模式称为“引词”，强调词对字的依附;相比而言，现代词典的收词模式是将词收录在该词首字的字头之下，这样一来是强调语言单位的层级性，二来是字头对词的统领与聚合功能，我们这里称之为“统词”。 2. 释词模式
引用他书对文字、词汇进行训诂是《字典》编纂特色之一，这种编纂模式也基本上可用“释义+引例”来概括。而释义来源则有两类，一类为字典编者所加，一类则转引其他文献。《字典》通常对所转引的释义采取直接引用。一方面，这种方式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文献的本来面貌，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而另一方面，这种未经二次编纂加工的释义，在形式上呈现“各自为政”的特点，致使《字典》内部体例不一，层次混乱。
就释义本身的微观结构来看，无论释义内容为字典编者所加，还是来源于其他文献，其释义模式仍未脱离传统训诂的释义类型，即利用形训、声训、同义、义界等方式进行释义。而对于复词的训释，《字典》则多用“义界”的方式。王宁（2002）将训诂的义界归纳为“主训词+义值差”的模式。《字典》中所收录的名物词、专名词，其释义所用的主训词多为“名”，表示该词的性质，而义值差多为其所属类别，字典中常见的作为义值差类别有： 木、草、花、菜、竹、果、药、马、兽、龟、鸟、台、器、玉、车、卦、乐、官等，正如上文所举众例，《字典》中义值差多是一个词。
而引例与释义的关系也往往比较复杂： 二者或为单纯举例关系，如上文所提“殷七七”“辇郎”“不与”，所引例证完全是对释义内容的举证;二者或为补充关系，如上文所提“优婆夷”“陪阿”，引例内容间接地对被释词进行补充说解，同时引例文献的来源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词语所出现的相关词语进行辨析，如“优婆塞”“三吴”等。我们可将这种引例与释义的组合，看成是《字典》对传统释义模式改良的大胆尝试： 通过释义与引例的组合关系，《字典》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语文类工具书训释过简不明的问题，丰富、广博的文献材料也为《字典》的释义提供了参考与佐证。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即便《字典》在释义模式上利用引例的方式对传统字书训释有所改善，但是仍未跨越传统词义训诂模式，与现代辞书相对科学的释义进行比较，仍存在很大差距。传统词义训诂的特征之一就是简洁凝练，通常释义内容不过寥寥数语。然而，由于单音节词语多义化的发展趋势，义值差过少会造成词义所指含糊不明，而传统训诂模式中的义值差往往很少，以一个居多。我们以“缺盆”为例，《字典》中的解釋为： “人乳房上骨名”，人们只能通过此释义获得较初步、含糊的认知，具体“缺盆”所指的是乳房上的哪处，读者仍无法获知。而到了《汉语大词典》，则对人体骨骼“缺盆”进行了较细致的说解： 前胸壁上方锁骨上缘的凹陷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告之后百余日，果为疽发乳上，入缺盆，死。司马贞索隐： 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由此例对比，便可了解古今辞书释义上的差距。当然，词汇释义的准确与详尽程度和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是紧密相关的，有了如现代医学、解剖学等的佐证，辞书的释义势必会向着更准确、严谨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人们对辞书进行反复编修的原因之一。
三、 《字典》“以字引词”字书编纂模式的价值与意义
《字典》“以字引词”编纂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原有字典（书）模式的一种革新与超越。虽然与现代较严谨的辞书模式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是这种以字引词的辞书编纂模式对于中国语文辞书的发展是不容小觑的。我们将其价值与意义归纳为如下几点：
首先，我们认为《字典》的“以字引词”模式是对传统雅学类辞书模式的超越。传统雅学类书籍，是按照意义类别对词进行划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日趋丰富，词汇系统也由于历代词汇的积累沉淀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性与复杂性特征。雅学类辞书的分类体系也因此日趋精密，如《尔雅》有“释器”一章，专门对器物类名物进行训诂，而到了后代的《通雅》，则设“器用”一章，其中另设书札、碑帖、金石、书法、装潢、纸笔墨砚、印章、古器、礼器、杂器、卤簿、戎器、车类、戏剧等专题。但是，利用传统的方法，即便辞书编者个人学识再广博，也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将语言中所涉的各个门类穷尽，总会存在无力顾及的“盲区”。同时，正是因为义类与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模式紧密联系，个体认知上的“短板”也会导致对词类划分的局限： 一些词或很难被合理归类，一些词义类别或被辞书编者所忽略。而这正是传统雅学类辞书的弊端。从词的外在客观属性来看，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得到解决。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因此名物词的存在必然依赖于文字。《字典》这种“以字引词”的词汇记录形式，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雅学类辞书分类“盲区”导致的漏收问题。
其次，《字典》丰富的资料来源，为后代辞书编纂提供了参考蓝本。官修字书的性质使《字典》在编纂时能尽可能地调动人力、物力资源，真正做到旁征博引。从《字典》引用的文献上来看，来源广泛，数量众多，版本信息相对可靠。虽与前代字书文献相比，《字典》编者对词义训诂的原创部分并不多，但是正是这种广泛的引用模式，使《字典》成为盛放各类型文献资料的“博物架”，广泛汲取从古至今各类文献资料的精华，从而达到编纂模式上的革新，使得《字典》在辞书形式上超越前代字典（书），成为真正的集大成之作。同时《字典》的这种编纂模式也为后代辞书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中国后来编写的一系列大型辞书，如《中华大字典》（1915）、《辞海》（1936）、《辞源》（1915）等无不将《字典》作为参考资料。而同为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在战后出版的一系列被冠以“大”“广”“林”“海”等的大型汉和辞书，也多受到《字典》的影响。（黄一波1981）我们以“掖”为例，观察《大汉和辞典》对于与该字相关的汉字词的收录，发现《字典》中的“引词”，除了“张掖”“缝掖”两个词因首字非“掖”未被收录，其余数词均被引用。（渚桥辙次1984）而这种借鉴与影响，与《字典》“以字引词”的辞书编纂模式不无关系，很多后代具有词典功能的辞书都将《字典》收的词当作其收词参考。
最后，《字典》“以字引词”的辞书编纂模式对后代词典类辞书模式的形成具有承启之功。中国学者自20世纪初以来便开始筹划编写反映语言共时层面的辞书，而要反映当时语言的共时层面就势必要结合汉语近现代的发展特点，对复音词进行收录。黎锦熙在《国语辞典》中提出了“词”的概念，《国语辞典》“是我国第一部已经有了‘词’概念的语文性辞书，……它第一次自觉地建立了以字头为条目标志、以聚合在字头下的词为解释单位的新体例”（王宁2008）。这里的词并不局限于前代辞书中的名物、专名、单纯词等，而是开始向收录口语词与古今通用词等方面着力。《国语辞典》所创立的“以字统词”辞书编纂模式正式开启了这种“字典”向“词典”模式的过渡的质变。但是，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发现这种过渡其实早在《字典》时代便开始酝酿，我们可以将“以字引词”模式看作是后来“以字统词”的前奏，在这种前奏影响下的《中华大字典》（1915）、《中华新字典》（1912）开始更加注重对多音词的收录。而这种经历过“质变”后的词典，其结构框架仍带有传统字书类辞书的痕迹，很多后来所编写的大型辞书仍无法脱离《字典》的214部首体系。我们不能忽略《字典》对后代词典类辞书文献的影响。 如果我们站在现有辞书成果上去评述《字典》，会发现这部辞书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如错讹众多，释义不到位，内部体例不一致，不重视口语词的收录，等等。然而，我们必须了解： 当时辞书编纂还未形成独立的理论和方法，辞书编纂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作为一部大型、学者型、历史型文言辞书，《字典》无疑完成了历史所交给它的任务。一直以来，我们将字书发展的起点定为《说文解字》，而将《尔雅》看作是“词典的先河”。（刘叶秋1983）28字典（书）与词典因编排、查检方式上的区别而发展走上了各自的发展轨道。然而，如果观察近现代语文词典文献，我们发现其发展轨迹脉络似乎更加复杂： 以往的“单轨”的发展途径似乎很难将其发展演变的历史厘清。现代的百科词典、分类词典模式则是原有雅学类辞书的延续。而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词典发展成因似乎用字书模式的“变异”予以更合理的解答。而《字典》“以字引词”的辞书编纂模式正可以为这种“变异”提供佐证。
附 注
[1]笔者据《庄子集释》（郭庆藩1961）652考证，“陪阿”当为“倍阿”，疑作者讹。
[2]如果按照传统文献学四部分类的方法，上文提及的小学文献也当属此类。这里我们为了论述的需要，将二者分为两类。
[3]“《玉篇》： 骀荡，广大意。又《正字通》： 春色舒放曰骀荡。”（《康熙字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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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學院 湛江 524088）
（责任编辑 刘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