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审议，修订草案中新增一条“常回家看看”，引起巨大关注和争论。8月13日，由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共同发布新“24孝”行动标准让这种讨论更进一步。
　　观点一：孝本来没有绝对标准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问题迫在眉睫。而在家庭养老仍为主流的情况下，子女孝顺与否，确实事关老年人的晚年幸福。“新24孝”的出台，说明大家意识到着力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只是诸如“教父母学会上网”、“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支持单身父母再婚”、“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等这样简单的内容，有多大意义，引起不少人的质疑。
　　这“24孝”可能也是根据一些社会现象总结而来，有一定针对性，但要说这些就代表了“孝”，则未必准确。看看这新24孝的内容，并没有比春节晚会上传唱的歌曲《常回家看看》走出多远。实际上，“孝”本来没有什么绝对标准，子女孝顺与否，父母冷暖自知。硬生生地总结出什么标准，初衷再好，折射出的都是一种惯性的行政思维模式，社会效果可想而知。
　　老龄化的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关心，首先需要解决的，不是水过地皮湿的简单号召，不是急于发布口号，或编唱什么歌曲和童谣，而是脚踏实地地一步步从净化社会风气、重铸社会道德，修补孝道伦理出发。说到底，一个社会的“孝道”，应该是民间自发培育而成。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实实在在为老年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实事来引导，比如解决老年人的“老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多建一些公立的养老院，多关注孤残老人的心理救助，比发布“孝”的行动标准意义大多了。
　　观点二：尽孝何必“标准化操作”
　　毋庸讳言，随着标准化操作概念的推广，新“24孝”不仅其内涵无限丰富，所涵盖的范围也日渐宽广，乃至于我们时时为标准所困、为操作所累。与工作中的标准化操作不同，生活中原本应展现公众丰富多彩的一面，然而在标准化的束缚中，我们就像是同一种形象的简单复制粘贴，生活也变得索然寡味。当尽孝也要对照标准逐一完成的时候，令人情何以堪！
　　标准化操作强调的是服从，用在工作中自然无可指摘，然而用在日常生活中，却不免变换了味道。包括尽孝在内，伦理道德需要的是发自内心的认可与遵从，倘若没有了这样的精神内核，无论形式再怎么丰富，都不免只留下一具形式主义的躯壳。令人遗憾的是，社会管理者似乎越来越青睐于通过标准化定义塑造躯壳——教人从内心深处接受道德感召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相比之下，制定行为标准又是多么的简单易行。只是不知道，忽略了心灵感召的标准，究竟能有多少实践意义？这种避重就轻的行为，又何异于买椟还珠？
　　观点三：倡导尽孝更要有制度保障
　　新“24孝”行动标准发布的最大意义在于，其将“孝敬”细化为简单易行、便于操作的实际行动，并切实强调了“孝道不是责任，而是机会”的含义。原因很简单，尽孝首先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认同，一种不会等到“机会成熟才去尽孝”的情感表达，一种力所能及、从容自然的行动付出。新“24孝”行动标准的发布，若能让更多人理解“孝敬”的含义，并能促使更多人用自己的方式去切实践行，相信更多的人、更多的家庭能因此受益，更加温馨和睦。
　　然而简单分析不难发现，广义上尽孝的完成，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比如说，在新“24孝”行动标准里，对为数不少的“漂一族”而言，“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这样原本不是很复杂的事，很多人做起来却不轻松。在分析“工薪阶层为什么难于常回家看看”这个问题时候，有报道便总结出“请假太难让回家没有时间”、“买票太难让回家难度加大”、“生活压力让回家成本变高”等原因。当很多人的尽孝变得“力所不能及”的时候，强调制度保障，也就显得大有必要了。
　　所以，每一个“上有父母”的人完成尽孝，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与环境条件作为基本的支撑。比如说，我们的养老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如果足够完善健全，每一个人对父母现在的养老、对自己未来的养老，便少去很多“前路茫茫”、“心里没底”的忧惧和担心；再比如，每位职工的休假权如果都能得到根本的保障、针对每位工薪阶层的收入分配改革都能尽早落地——进一步说，每位工薪阶层如果都能生活得更为体面、更有尊严，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有时间、有能力去完成比新“24孝”行动标准更高、更全方位的尽孝。
　　编后语：
　　新“24孝”出炉为什么却引来质疑的声音？按说中国人的血液里对“孝”及其文化传统有极强的认同感，但新“24孝”在经济转型的社会中很难与孝文化传统进行对接，形式大于内容的做法以及强制性标准都让人无所适从。尽孝、养老，表面上看是很私人化的事情，是单纯的民间叙事，实际上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与国家制度建设息息相关。没有养老体制的基本保障，没有户籍制度的深入变革，没有公共服务的健全，乃至于没有人性化的休假制度，做子女的想好好服侍老人，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