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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学的具象化空间被越来越丰富逼真的视觉媒体所取代，文学的存在之处，就是人物的精神空间，这是一个极其私人的体验，是任何视觉效果所不能替代的深邃空间。
人们越来越忙了。鸡犬相闻、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已被现代立体交通网所分解，社会化生产使人们习惯于交际和奔走，走出县界、省界和国界，走出一个日益扩大的活动空间。从亚洲到非洲，从地球到月球，航天事业正在实现真正的“天涯比邻”和“天涯咫尺”。人们的另一个间接活动空间——精神空间，也由于现代信息工具的发达而得到高速拓展。邮路四通八达，电信瞬息万里。即使在祖辈相传的赵家庄或李家大屋，你仍可以从电视中饱览北京盛况，从报纸中领略中东风云，通过磁带和书本体会贝多芬的辉煌以及原子世界的奇妙。上下古今，万千气象，密集信息正越过曾经时代的沉寂，突然涌到我们这些显得十分狭小的大脑中来。
活动空间越大，时间就越紧促。精神领域中空间与时间的函数关系，理所当然地使人们体会到一寸光阴一寸金。一切费时的信息传达方式已逐渐被人们疏远。开会要短，说话要短，作文要短，悠悠然的文学即文字之学，也在面临考验。古典戏曲的缓慢节奏，已使青年观众们远离剧院了；长篇叙事诗和长篇小说作为时间上的高耗品，其读者也在减少——只有极少的杰作能造成例外。与几年前人们较多闲暇的情状相比，现在人们忙得甚至没有太多时间来光顾短篇小说了。这里除了有文学本身的质量问题外，其他多种信息渠道的出现，很难说没有对文学造成压力和挑战。文学作者们眼睁睁地看着一批又一批非文学性报刊应运而生，更有一批又一批载有密集信息的文摘报刊为读者所欢迎。他们还眼睁睁地看到，尽管文学作者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下班后的人们往往更多地坐到电视机前去了。影视文学、声像艺术，正在使人们津津然陶陶然。
文学正在汹涌而来的信息浪潮中黯然失色吗？
我们已经失去了恐龙，失去了甲骨文，失去了长袍马褂……没有理由认为任何事物都会万寿无疆。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历史久远的事物都面临末日。人类还存在，还需要用符号来表达感情，那么被誉为“人学”的文学，理应无缘受到文物部门的垂顾。这是一个确实却稍显笼统的回答。也许，为了进一步讨论文学是否消亡，我们还须探明文学特有的价值，看它对于人类是否具有其他事物所无法替代的长处——任何事物有所长就不会被淘汰，哪怕小如竹筷。
当我们清点文学之长时，也会冷静而惊愕地发现，随着电子声像手段的广泛运用，文学曾有的某些长处正在弱化或消失，某些职能正分让或传交给其他信息手段。这种动向虽然令人沮丧，却也是确实的。
文学无法在平面写实方面与影视竞争。远古时期没有什么文学，最早的“文学”大概算那些象形文字，像牛像羊，像日月山川什么的。古希腊艺术家普遍认为“艺术摹仿自然”，主张文学照相似的反映生活。中国古人也首先提到“赋”，即强调铺陈直叙，摄万象、状万物。因為没有摄影，更无电视电影，文学义不容辞地要独负写实重任，作品中自然倚重平面的白描。因此，你要知道云梦泽吗？请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其东”如何，“其西”如何，“其高”如何，“其卑”如何。作者洋洋洒洒，把东西南北、山石草木写得无微不至。你要知道梁山好汉的出征英姿吗？那么可在《水浒传》中随便挑出一首战场诗，作者用墨如泼，把天地人马刀枪剑戟写得面面俱到。作者对实写物象的这种劲头，还体现在巴尔扎克对一栋楼房或一条街道的数十次描写中，体现在雨果对一所修道院数万字的介绍中。人们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自己未能看到的世界，观察到自己未能观察到的事物，从而开阔眼界，长见识。然而，今天的人们如果要知道云梦风光，去看看摄影画报不是更简便吗？如果要知道沙场壮景，去看看宽银幕战争片不是更畅快吗？不仅省时，而且声像效果比文字效果更强烈。它能用直接的有声有色来取代文字描写间接的“有声有色”。屏幕上几个镜头，往往功盖大片文字。
叙事诗越来越让位于抒情诗，而小说领域里，不仅大场面大事件的题材越来越多地分让给影视，不少小说家也不再热心于铺陈物象，艺术触须更多地伸向人物的情绪和感觉，伸向那些更能发挥文字优势的领域。这不是说不写实，更不意味着作家沉湎于主观世界。以徐怀中的《西线轶事》为例，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战争，其规模不会小于梁山好汉们所经历的任何一场征杀，但作者在战况交代和战场描写方面寥寥数笔带过，笔墨始终倾注于男女战士们的心态。不是从外形观照来再现战争，而是以内心窥探来表现战争。作者也写到红河、战车、木棉花等诸多物象，但显然不再是那种刀枪剑戟式的面面俱到了；不是全景式的，是特写式的；不是平面的，是曲面的或变形的——即收聚于作者主观审美焦点。不难看出“物象”型小说，更适宜改编为影视，而“心态”型小说，一旦搬上屏幕就会损耗掉大量内容和光彩。小说这种由“物象”型到“心态”型的转变，不仅仅是所谓中国情节小说受了外国心理小说的影响，这种转变是国际性的，是在现代信息手段日益发达的条件下，小说扬长避短参加竞争的自然转向，是它力图使自己有别于影视的自然趋赴。
文学也很难在直接宣传方面与其他舆论工具争雄。古代不仅没有电子声像宣传，连报刊新闻也没有。奏疏和塘报仅为宫廷所用，对下宣传则靠文告和鸣锣，因此当时文学又兼有新闻报道的功用。古代的理论事业也极有限，鲜有专门的理论机关及机关刊物，故文、史、哲从不分家，多位一体。这样，儒家文论历来主张用文学来“明理”“载道”“讽谏”“劝世”，即强调它的直接宣传作用。《国语·周语》载：“故天子所政，使公卿至于烈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荀子·赋》中也有这样的话：“天下不治，请陈佹诗。”这样，就把诗当成公文报告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敷显仁义，颂扬忠烈，可算是当时的“哲理诗”；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抨击苛政，指斥贪赃，可算是当时的“问题小说”；至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常常于篇末来一段“太史公曰”，考究得失，评论是非，这都是把一些非文学因素夹进小说中来了。如果说上述优秀作品“多位一体”现象在当时是难免的，或是必需的，那么后来情况就出现了变化。我们已经有了新闻之后，哪位长官还靠下属“献诗”来了解下情呢？我们要了解理论，还需要到小说当中去寻找各种“太史公曰”吗？ 纵然文学很难在思想功能方面争雄，然而它可以在培育人的感情素质和性格素质方面来发挥自己的所长。可以发现，众多作者的兴趣侧重逐渐由“明理”转向“缘情”，由“言传”转向“意会”，由阐发事理以服人，转向表现情绪以感人；即由直接的宣传教化转向间接的陶冶感染。人们已经看到，中国古代那种“写中心、唱中心”式的诗歌，包括《雅》《颂》中的“歌德诗”和“讽谏诗”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继之而起的是唐宋以后大量描写征夫、思妇、游子、寒士等题材的抒情感怀诗。到今天，活跃诗坛的大量诗歌更以其情操、情趣、情致的独特性和多层次性赢得读者。当代小说中，越来越多的作者更注重人物的微妙感情探究和复杂性格分析。随手举王安忆的《流逝》为例，作者及笔下人物评议政治，评议人生，评议世间众相，仍然有不少“理”。主人公赵家媳妇那段关于生存意义的大段内心独白，全是理论，类似情形在《捕蛇者说》里根本没有。但《捕蛇者说》表面上不太说理，实际上以理念为纲，推出明确单一的主题；而《流逝》表面上不避理，实际上以情绪为纲，议论为传达情绪服务。两者的根本性指归不同。《流逝》的主题是什么？赵氏家族在运动中的家道衰落值得同情还是值得庆幸？赵家媳妇终于得到的“实惠精神”是朴素还是平庸？人生幸福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动态过程还是静态目标？据说编辑部当时对此都各执一说，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但又可感可悟，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概可以预测未来文学方位的又一个坐标点——“感悟”型。
重心态甚于物象，重感悟甚于思想，发展中的文学正在趋长避短，弱化自己的某些特性而同时强化自己的某些特性。这当然是大体而言，不能概括有个别。这当然也是相对而言，既说“侧重”就不是说“唯一”——心态离不开物象，感悟离不开思想，矛盾的双方面总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问题只是：它们在什么样的层次中进行了什么样新的组合？在新的机制中，孰纲孰目？孰表孰里？
演变就是演变，并不意味着演变前后有着什么高级和低级之别。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各有价值，但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文学是必然有所演变的。这种演变过去就有。
我们已经经历了口传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三个历史阶段，每一次信息手段的丰富和发展，都带来一次文学体裁门类的增加和分化。各门类间或有交叉，有迭合，有杂交品种。理论与文学结合可以生出文学宣传，包括杂文、朗诵诗、哲理小说等等。新闻与文学结合可以产生非虚构文学，即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等。
正由于门类越分越多，因此各门类就该有自己更确定的功能和更专擅的范围。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不善于扬长避短而去越俎代庖，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近来有不少电影导演已经认识到，真正好的小说是难于改成电影的，好的小说题材往往不是好的电影题材。其实在小说与戏剧、小说与新闻之间的问题何尝不是如此？以前有过一段小说戏剧化，命不长。现在又有些作者热心于小说新闻化，靠匆忙采访抓素材，靠道听途说找热门，靠问题尖锐造影响，这样的“小说”既缺乏新闻的真實性魅力，又无小说艺术魅力，实在不足为训。
七十二行，各有长短；十八般武艺，各有利弊。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局限和用途，认识了这一切，就是大有作为的开始。两千多年前，一群土人在荒漠的黄河流域唱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时，绝没有想到今后还会有词赋、小说、桐城派、浪漫主义和电视连续剧。今天，我们也很难预测未来文学的具体面貌，但我们至少应该指出：要使文学在“信息爆炸”中巩固和开拓自己的阵地，找到文学的独特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选自《夜行者梦语——韩少功随笔》，东方出版中心，有删减）
人们越来越忙了。鸡犬相闻、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已被现代立体交通网所分解，社会化生产使人们习惯于交际和奔走，走出县界、省界和国界，走出一个日益扩大的活动空间。从亚洲到非洲，从地球到月球，航天事业正在实现真正的“天涯比邻”和“天涯咫尺”。人们的另一个间接活动空间——精神空间，也由于现代信息工具的发达而得到高速拓展。邮路四通八达，电信瞬息万里。即使在祖辈相传的赵家庄或李家大屋，你仍可以从电视中饱览北京盛况，从报纸中领略中东风云，通过磁带和书本体会贝多芬的辉煌以及原子世界的奇妙。上下古今，万千气象，密集信息正越过曾经时代的沉寂，突然涌到我们这些显得十分狭小的大脑中来。
活动空间越大，时间就越紧促。精神领域中空间与时间的函数关系，理所当然地使人们体会到一寸光阴一寸金。一切费时的信息传达方式已逐渐被人们疏远。开会要短，说话要短，作文要短，悠悠然的文学即文字之学，也在面临考验。古典戏曲的缓慢节奏，已使青年观众们远离剧院了；长篇叙事诗和长篇小说作为时间上的高耗品，其读者也在减少——只有极少的杰作能造成例外。与几年前人们较多闲暇的情状相比，现在人们忙得甚至没有太多时间来光顾短篇小说了。这里除了有文学本身的质量问题外，其他多种信息渠道的出现，很难说没有对文学造成压力和挑战。文学作者们眼睁睁地看着一批又一批非文学性报刊应运而生，更有一批又一批载有密集信息的文摘报刊为读者所欢迎。他们还眼睁睁地看到，尽管文学作者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下班后的人们往往更多地坐到电视机前去了。影视文学、声像艺术，正在使人们津津然陶陶然。
文学正在汹涌而来的信息浪潮中黯然失色吗？
我们已经失去了恐龙，失去了甲骨文，失去了长袍马褂……没有理由认为任何事物都会万寿无疆。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历史久远的事物都面临末日。人类还存在，还需要用符号来表达感情，那么被誉为“人学”的文学，理应无缘受到文物部门的垂顾。这是一个确实却稍显笼统的回答。也许，为了进一步讨论文学是否消亡，我们还须探明文学特有的价值，看它对于人类是否具有其他事物所无法替代的长处——任何事物有所长就不会被淘汰，哪怕小如竹筷。
当我们清点文学之长时，也会冷静而惊愕地发现，随着电子声像手段的广泛运用，文学曾有的某些长处正在弱化或消失，某些职能正分让或传交给其他信息手段。这种动向虽然令人沮丧，却也是确实的。
文学无法在平面写实方面与影视竞争。远古时期没有什么文学，最早的“文学”大概算那些象形文字，像牛像羊，像日月山川什么的。古希腊艺术家普遍认为“艺术摹仿自然”，主张文学照相似的反映生活。中国古人也首先提到“赋”，即强调铺陈直叙，摄万象、状万物。因為没有摄影，更无电视电影，文学义不容辞地要独负写实重任，作品中自然倚重平面的白描。因此，你要知道云梦泽吗？请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其东”如何，“其西”如何，“其高”如何，“其卑”如何。作者洋洋洒洒，把东西南北、山石草木写得无微不至。你要知道梁山好汉的出征英姿吗？那么可在《水浒传》中随便挑出一首战场诗，作者用墨如泼，把天地人马刀枪剑戟写得面面俱到。作者对实写物象的这种劲头，还体现在巴尔扎克对一栋楼房或一条街道的数十次描写中，体现在雨果对一所修道院数万字的介绍中。人们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自己未能看到的世界，观察到自己未能观察到的事物，从而开阔眼界，长见识。然而，今天的人们如果要知道云梦风光，去看看摄影画报不是更简便吗？如果要知道沙场壮景，去看看宽银幕战争片不是更畅快吗？不仅省时，而且声像效果比文字效果更强烈。它能用直接的有声有色来取代文字描写间接的“有声有色”。屏幕上几个镜头，往往功盖大片文字。
叙事诗越来越让位于抒情诗，而小说领域里，不仅大场面大事件的题材越来越多地分让给影视，不少小说家也不再热心于铺陈物象，艺术触须更多地伸向人物的情绪和感觉，伸向那些更能发挥文字优势的领域。这不是说不写实，更不意味着作家沉湎于主观世界。以徐怀中的《西线轶事》为例，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战争，其规模不会小于梁山好汉们所经历的任何一场征杀，但作者在战况交代和战场描写方面寥寥数笔带过，笔墨始终倾注于男女战士们的心态。不是从外形观照来再现战争，而是以内心窥探来表现战争。作者也写到红河、战车、木棉花等诸多物象，但显然不再是那种刀枪剑戟式的面面俱到了；不是全景式的，是特写式的；不是平面的，是曲面的或变形的——即收聚于作者主观审美焦点。不难看出“物象”型小说，更适宜改编为影视，而“心态”型小说，一旦搬上屏幕就会损耗掉大量内容和光彩。小说这种由“物象”型到“心态”型的转变，不仅仅是所谓中国情节小说受了外国心理小说的影响，这种转变是国际性的，是在现代信息手段日益发达的条件下，小说扬长避短参加竞争的自然转向，是它力图使自己有别于影视的自然趋赴。
文学也很难在直接宣传方面与其他舆论工具争雄。古代不仅没有电子声像宣传，连报刊新闻也没有。奏疏和塘报仅为宫廷所用，对下宣传则靠文告和鸣锣，因此当时文学又兼有新闻报道的功用。古代的理论事业也极有限，鲜有专门的理论机关及机关刊物，故文、史、哲从不分家，多位一体。这样，儒家文论历来主张用文学来“明理”“载道”“讽谏”“劝世”，即强调它的直接宣传作用。《国语·周语》载：“故天子所政，使公卿至于烈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荀子·赋》中也有这样的话：“天下不治，请陈佹诗。”这样，就把诗当成公文报告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敷显仁义，颂扬忠烈，可算是当时的“哲理诗”；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抨击苛政，指斥贪赃，可算是当时的“问题小说”；至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常常于篇末来一段“太史公曰”，考究得失，评论是非，这都是把一些非文学因素夹进小说中来了。如果说上述优秀作品“多位一体”现象在当时是难免的，或是必需的，那么后来情况就出现了变化。我们已经有了新闻之后，哪位长官还靠下属“献诗”来了解下情呢？我们要了解理论，还需要到小说当中去寻找各种“太史公曰”吗？ 纵然文学很难在思想功能方面争雄，然而它可以在培育人的感情素质和性格素质方面来发挥自己的所长。可以发现，众多作者的兴趣侧重逐渐由“明理”转向“缘情”，由“言传”转向“意会”，由阐发事理以服人，转向表现情绪以感人；即由直接的宣传教化转向间接的陶冶感染。人们已经看到，中国古代那种“写中心、唱中心”式的诗歌，包括《雅》《颂》中的“歌德诗”和“讽谏诗”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继之而起的是唐宋以后大量描写征夫、思妇、游子、寒士等题材的抒情感怀诗。到今天，活跃诗坛的大量诗歌更以其情操、情趣、情致的独特性和多层次性赢得读者。当代小说中，越来越多的作者更注重人物的微妙感情探究和复杂性格分析。随手举王安忆的《流逝》为例，作者及笔下人物评议政治，评议人生，评议世间众相，仍然有不少“理”。主人公赵家媳妇那段关于生存意义的大段内心独白，全是理论，类似情形在《捕蛇者说》里根本没有。但《捕蛇者说》表面上不太说理，实际上以理念为纲，推出明确单一的主题；而《流逝》表面上不避理，实际上以情绪为纲，议论为传达情绪服务。两者的根本性指归不同。《流逝》的主题是什么？赵氏家族在运动中的家道衰落值得同情还是值得庆幸？赵家媳妇终于得到的“实惠精神”是朴素还是平庸？人生幸福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动态过程还是静态目标？据说编辑部当时对此都各执一说，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但又可感可悟，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概可以预测未来文学方位的又一个坐标点——“感悟”型。
重心态甚于物象，重感悟甚于思想，发展中的文学正在趋长避短，弱化自己的某些特性而同时强化自己的某些特性。这当然是大体而言，不能概括有个别。这当然也是相对而言，既说“侧重”就不是说“唯一”——心态离不开物象，感悟离不开思想，矛盾的双方面总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问题只是：它们在什么样的层次中进行了什么样新的组合？在新的机制中，孰纲孰目？孰表孰里？
演变就是演变，并不意味着演变前后有着什么高级和低级之别。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各有价值，但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文学是必然有所演变的。这种演变过去就有。
我们已经经历了口传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三个历史阶段，每一次信息手段的丰富和发展，都带来一次文学体裁门类的增加和分化。各门类间或有交叉，有迭合，有杂交品种。理论与文学结合可以生出文学宣传，包括杂文、朗诵诗、哲理小说等等。新闻与文学结合可以产生非虚构文学，即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等。
正由于门类越分越多，因此各门类就该有自己更确定的功能和更专擅的范围。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不善于扬长避短而去越俎代庖，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近来有不少电影导演已经认识到，真正好的小说是难于改成电影的，好的小说题材往往不是好的电影题材。其实在小说与戏剧、小说与新闻之间的问题何尝不是如此？以前有过一段小说戏剧化，命不长。现在又有些作者热心于小说新闻化，靠匆忙采访抓素材，靠道听途说找热门，靠问题尖锐造影响，这样的“小说”既缺乏新闻的真實性魅力，又无小说艺术魅力，实在不足为训。
七十二行，各有长短；十八般武艺，各有利弊。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局限和用途，认识了这一切，就是大有作为的开始。两千多年前，一群土人在荒漠的黄河流域唱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时，绝没有想到今后还会有词赋、小说、桐城派、浪漫主义和电视连续剧。今天，我们也很难预测未来文学的具体面貌，但我们至少应该指出：要使文学在“信息爆炸”中巩固和开拓自己的阵地，找到文学的独特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选自《夜行者梦语——韩少功随笔》，东方出版中心，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