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道德经》第十七章时，乐了。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这是对领导的评价和划分。
　　最好的领导什么样？你不过知道有这么一个领导存在，说明他懂得道法自然，工作条理顺畅，不用天天开会也能做到一切井然有序。
　　还有一个版本更极致，叫“太上，不知有之”，最好的领导是感觉不到存在的领导。
　　想想也是，感觉不到存在，一切都井然有序，这是多高明的领导艺术啊。排第二位的领导是被人赞扬的领导。排第三位的领导是被人畏惧的领导。最差的领导是被人天天拿在嘴上骂的领导。
　　这种划分非常耐人寻味。
　　我记得很久以前，即使呼伦贝尔这样的边远地区，教学秩序也基本恢复了。我妈在学校工作，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咱们学校现在挺好的，哪怕校长不在，只要打铃的人在，就可以正常运行。”
　　这句话让她挨了一通批，说她不讲党的原则，缺乏组织纪律性。
　　很多年后，他们老同学聚会，还总是提起我妈这句话，因为那其实是一种挺理想的境界。
　　一个学校，如果只靠铃声，就可以各司其职，说明校长领导有方，用不著天天训话、表决心、摁手印，方方面面却都很好。
　　我也发明过一个“白氏理论”：任何一个单位，只要到了开始强调考勤、打卡等纪律的时候，一定是它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
　　因为一个走上坡路的单位，人人不待扬鞭自奋蹄。或许员工10点才来上班，并没有赶在8点打卡，却自觉干到第二天凌晨3点，不需要监督和催促。
　　“东方时空”刚创办的时候，从来不打卡，没有纪律方面的要求，我们却几乎住在单位。
　　到了后来强调打卡的时候，影响力就很弱了。
　　当然，这四句话不仅仅是评价领导或官员，也揭示了生活中的某种秩序和境界。
　　《道德经》第三十六章说：“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要从你这儿拿走什么，一定先给你什么。
　　《道德经》对物质和人性有很深的探索。
　　对于我来说往往是这样：真正失意的时候，我睡得最踏实，我知道不可能再失去什么；但是赶上特别得意的阶段，反而会很恐慌，因为可能要下山了。
　　记得2000年，我似乎挺火，又是“全国十佳青年”，又是悉尼奥运会直播，回来以后中央领导接见，还没跟冠军们的教练握手，先来握我的手，这还了得！
　　之后我把手机关了，闭门研究新节目，整整一年。回头看，要是没有那一年的沉寂，就不会有后续的动力。
　　那时，作家刘恒大哥提醒我：“小白，如日中天，可要小心太阳落山啊。”我说：“大哥您放心，我换个地平线再升一回。”
　　2003年，在我生日的头一天，我把自己担任的三个制片人职务全辞了。我一走，身边十多个人受益：三个副制片人升为正制片人，N个主编升为副制片人，又有N个人升为主编。
　　《道德经》里有这么一层含义：杯满则溢，怎么办？把里面的水泼掉。要是不泼掉这杯水，我恐怕也不会继续走这么长的路。因此，“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有人说，那干脆彻底无为，给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要。这不对。应该是种什么心态呢？要归要，但知足，懂得分寸。“知足者富，死而不亡者寿”。
　　我相信，如果把《道德经》翻译成白话文，给“反腐”中进去的官员一人送一本，他们全得号啕大哭，后悔死了。但是得意的时候看这些文字，又怎能悟出其中的意义呢？很难。
　　（摘自白岩松著作《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