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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全球经济格局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能否实现较快的增长，要看中国是否能够从总供给、总需求、发展模式等三个方面加快实施经济结构调整。
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面临的经济结构调整，从总供给层面看，就是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从总需求层面看，就是从主要依靠投资到主要依靠消费;从经济发展模式看，就是从政府主导的模式转向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主导模式。
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关键。金融市场也不例外。相对于“十二五”规划，“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为“十三五”规划建议首提。为此规划建议：要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发展普惠金融，着力加强对中小微企业、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金融服务。
过去几十年金融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规模做得很大，机构做得很多，但是金融市场本身并没有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针对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一系列问题，《财经》记者近日在成都举行的“创新、资本、跨越——2015北京大学成都金融论坛”会后，专访了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他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的金融市场规模做得很大，但金融市场本身并没有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要化解金融不能支持实体经济的问题，就是改革的问题。改革从金融体系来说就是要增加竞争，让市场来决定价格，一定要把市场的决策权还给市场。
《财经》：11月3日，“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正式发布，首次提出了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这句话从字面去理解，似乎是说当前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不够高。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如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黄益平：核心问题是政府对金融的干预也就是金融抑制还太严重。过去几十年金融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规模做得很大，机构做得很多，但是金融市场本身并没有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比如说对利率汇率，央行的干预还是比较明显。再如银行信贷配置，包括企业上市发行债券等，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都还比较大。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就更明显了。总体来说，就是市场机制在金融领域并没有真的发挥作用。
所谓“金融没有支持实体经济”，我对这一说法其实是有一定疑问的。实体经济这个定义本身就不是特别清楚。比如说房地产、金融服务业算不算实体经济？这些都可以再讨论。
不过现在的问题也很明显，现在货币供应量不少，但经济没有被刺激起来，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原因是，现在经济状况不好，增加贷款和货币供应，但企业有没有这样的需求，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并不是说你把钱拿出来企业一拿走，经济活动就起来了。有很多企业家说他的企业根本没订单，你给他们贷款他也没什么用。
第二个方面，很多钱可能去炒房子、炒股票，在市场上转，没有去支持生产。但刚才我说了，何谓实体经济是不明确的。第三个方面，我觉得问题比较大的，是我们的金融抑制。很多企业都遇到了困难。企业遇到困难，最明显的无非是两类。一类是民营企业，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现在碰到出口困难，他本身对资金也没有什么需求。另外就是国企重工业，投资品，包括资源行业，这些行业产能过剩很厉害，但是企业关不掉，关不掉还要继续给它提供各种支持它才能继续运转下去。僵尸企业占用大量的资源，说明有很大一块资金其实是无效运转。因此看上去钱是发出去了，经济活动却没有增加。
《财经》：2016年，中国经济会面临沉重的去产能、去杠杆、提高经济效率的中期挑战。这都可能会导致银行业不良资产率一定幅度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平衡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协调？
黄益平：明年如果采取一些比较大的动作去产能、去杠杆的话，可能主要会担心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失业，第二个是不良资产，第三个是经济活动下行去产能的时候稳GDP增长的挑战会更大，因为你要关闭很多工厂，短期内增长下行压力会加大。
但是怎么协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我的考虑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个问题是，假如这些问题真的会出现，决策者的选择就是想长痛还是短痛之间的取舍。要做选择。病状已经在这里了，你闭着眼睛不看它不是一个选择，但如果留着这些问题不处理可能未来的问题更大。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去做（去杠杆去产能）。
当然在做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策略。越拖问题越大。原来的两个主导产业现在都碰到困难，一个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是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品重工业。这两个行业单纯地靠周期性因素已经很难起死回生。IMF提到，中国所有的结构性改革如果落实下去，在短期会压低中国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其实说的就是短痛;但是这个短痛如果做得好，过了五六年以后，我们的GDP会因此提高2个百分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推进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也就是最近讲的结构侧改革，实际上就是结构改革必须要推进的原因。美国、欧洲、日本也都在讲结构改革。供给侧改革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词而已。供给侧改革当然很重要，但东西并不是新东西。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60条都是供给侧的改革。
但另外一个方面，如果采取去杠杆去产能和结构改革这一系列措施的话，可能会进一步导致下行的压力，我觉得可以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做一定的配合，可以适度地更宽松一些，尽量来缓冲一下下行的压力。
《财经》：PPI已持续43个月为负，这种情况令人忧虑。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通缩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和财政政策需要继续保持稳健、宽松还是保持弹性？ 黄益平：最终还要看要不要稳经济。但我不赞成很多人说的这么长时间的PPI下行就表明经济增长还不是一个新常态的说法。通常来说如果PPI为负的话，意味着你的增长潜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你应该采取一些反周期性的政策来反通缩刺激经济增长。这种观点，我认为在结构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是有道理的。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有很多通缩，来源于过剩产能。这些过剩产能，不是通过简单的货币或财政政策就可以把它给化解掉的。所以需要结构性改革，需要产业重组，甚至需要去产能。这些改革措施完了之后也许我们的增长潜力可以回升。所以这个时候，再想着希望通过力度更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缓解现在的PPI，我觉得是不现实的。
《财经》：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数据下滑惨重，消费增长比较缓慢。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黄益平：显而易见，首先要判断现在的增长是不是太离谱，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增长太低了，那么显然要采取更大的政策措施来稳增长，这个毫无疑问。我的看法是，确实出口也不是很健康，全球经济也没有这么糟糕，为什么我们下行很厉害？我觉得这跟我们正处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有关系。过去支持我们出口的产业现在一下子都不行了，新的能够出口的有竞争力的产业还在形成过程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出口从全球来看表现都更加弱一些的原因。
但从经济本身来说，消费比较稳健，更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率还可以。如果劳动力就业市场还可以的话，我们就没必要对经济增长数据惊慌失措。但政府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稳增长，我觉得也很正常，任何国家都会采取反周期的宏观政策。
如果要采取稳增长的措施，那么就是从需求端来做文章。需求侧的政策是用来管短期周期，供给侧的改革是用来管长期增长的。需求端的政策一般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出口短期内能帮忙的地方很少。哪怕是货币现在再贬值一点，也很难使我们的出口在短期内有很大的起色;消费当然可以对百姓的福利、医疗都形成支持，但支持力度可能效果也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消费的决策主体是每一个消费者，由分散的个体来决定要不要花钱。所以真正有效的稳增长（短期），恐怕还是要靠投资。此时如果增加一些投资我们也能理解，但是在选择产业的时刻可能需要更加谨慎一些，更多地用市场的方法来选择实施这些想法。
《财经》：中国目前通缩的环境下，货币宽松释放的流动性并没有完全进入实体经济。中国10月新增贷款、社会融资遭到“腰斩”，创15个月新低。您认为货币当局应采取哪些措施，可以改善流动性不能进入实体经济的现象？
黄益平：我其实并不是特别赞同“流动性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这个说法。流动性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那去哪儿了呢？过去我们说钱去了资本市场，可能是有这个问题;现在一个客观的问题是，经济本身运行状况不好，所以货币的乘数在不断地下降，根据央行所做的调查，企业的贷款需求也在下降。这个时候如果仅仅通过增加流动性的释放，然后期待经济就被刺激起来了，其实是不现实的。
为什么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四万亿一刺激经济就起来了，乃是因为举国保增长。不光是增加了流动性，还上了很多项目，财政花了很多钱，也增加了很多企业的订单，总需求增加了。
在今年这种情况下，单纯地依靠货币政策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个作用是有限的。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它只能在边际上帮你稳一稳、压一压，但仅靠货币政策和增加流动性就把经济给托起来，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在PPI下行的情况下，企业做投资做业务的意愿都不是很高。简单地来说，确实是资金的周转速度下降了。同时我们也知道，一大批钱去了所谓的“僵尸企业”，而且政府不得不给。你能想象，它本来就是产能过剩，效率不好，但这个钱还不得不给他们来维持运转，但这些钱并没有对经济增长做新的贡献。这个钱实际上并没有支持我们的经济增长。
《财经》：尽管中央已经三番五次发文对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进行优惠倾斜和要求商业银行等进行贷款扶持，但从效果上来看并不十分理想。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哪些新思维？
黄益平：中小企业确实有资金需求，但是在整个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需求也在减弱。
但是从很多政策效果上来说，目前的制度安排确实不利于中小企业进行融资。一个简单的佐证是，在正规部门贷不到款，导致很多企业到非正规市场上去融资，成本是很高的。为什么企业愿意去融资？说明它是在有需求的前提下贷不到款。
现在的融资难、融资贵，我觉得要把这两个方面分开来说。如果中小企业的需求在正规市场、正规银行得到满足的话，正规银行的成本并不是很高，问题是他们融不到款。所以企业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正规市场上融资难的问题;如果在正规市场上融不到，他就只好去非正规市场上去融资，比如我们很多的影子银行、地下钱庄、小贷等一些非正规市场。但是，非正规市场的问题是出现了融资贵。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化解问题？化解金融不能支持实体经济的问题，就是改革的问题。改革从金融体系来说是要增加竞争，让市场来决定价格;为什么很多中小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有产权歧视，很多银行的人跟我私下交流都说，如果贷款给了民营企业，产生了坏账以后，责任追究起来非常复杂，处罚措施非常严厉，比国有企业的贷款问题追究起来要严厉很多。所以银行就尽量避免贷款给民营企业。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又要控制和降低融资成本。但中小企业本身风险就比较大。然后银行又不能单独提高利率，就不能产生效益。金融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你的利率必须覆盖风险。风险高的企业利率应该相应要高一些。但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却是，一方面想给中小企业增加融资，另一方面要把融资成本给降下来，你可以想象，最后银行会作什么样的决策。所以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增加竞争，让更多的适合服务中小企业的机构来增加融资供应。四大行的比较优势不在这儿。 我们需要的是发展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和民营银行，大大加快民营银行建立的速度。通过竞争，让更多的银行愿意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第二个改革方向是，你真的把利率放开了，给它一个定价，这样反而能够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定价不能上升的情况下增加贷款，一般金融机构都不愿意做的。如果我的利率不能覆盖风险，岂不是自讨苦吃。要把市场的决策权还给市场。
《财经》：怎么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未来商业银行的冲击？
黄益平：互联网金融帮助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效果已经有目共睹。很多企业已经通过互联网的渠道进行融资。但这里主要的问题是，第一，互联网金融能不能发展出成熟的金融手段，来比较稳定地、更加系统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金融的核心是资金融通，资金融通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互联网金融通过移动终端和大数据处理，能不能转化成有效的风险评估和净值调查的金融手段，让互联网金融变成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融资方式，有些企业做得好，有些企业不一定。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质量也参差不齐，很难统一地来说。但是用大数据做判断来分析你的风险，作金融决策，这个潜力是有的。
第二个挑战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形成新的风险。很多互联网金融公司可能既没有移动终端，也没有金融大数据。这样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本身到底是不是金融机构是有疑问的。潮起潮落中间有很多这样的公司。如果这样的公司多了，体量比较大，那潜在的风险其实也很大。
《财经》：央行10月23日宣布双降的同时，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接近尾声？
黄益平：利率的上下限其实早就放开了。但是事实上现在商业银行的定价，并不完全由它们自己决定，或者说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这说明监管机构对它们一段时期内的窗口指导还是存在的。
利率市场化的过程还没有结束。核心是行政对利率的限制取消了，但是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任务，第一个就是资金的合理定价的问题;这同时包括金融机构和贷款的企业，其双方有没有很好的市场机制和市场行为。如果你不受市场纪律的约束，随意可以做利率竞争，或者说是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能借，这绝对是很危险的。现在可能还需要做很多工作，真正改进资金的定价机制。第二个就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央行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应该是比较顺畅地传导到各种资金定价，包括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那个时候央行可以放弃对商业银行利率的干预。从目前来看后面的两步还是蛮艰巨的。
央行一直在不断地推进利率市场化。但是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对商业银行采取窗口指导了，我不是特别确定。有些国家到很久以后还保留一些窗口指导，比如日本央行对金融机构就还有一些窗口指导。我相信央行在准确地推进市场化改革，但什么时候能够完结，不太好判断。
《财经》：“8·11”汇改后，由于汇率市场的波动较大，中国货币当局加大了人民币汇率管理力度。但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化的步伐放缓下来？下一步汇改市场化该走哪些步骤？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黄益平：市场化的方向肯定不会有任何变化。改善汇率的市场形成机制，让人民币汇率变得更加灵活，是央行一贯的方针。“8·11”改革的初衷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来的。最后出现了一些波动，央行加强了管理的力度，源于国际市场的反应有一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如果你不想让人民币成为地区性货币贬值的一个源头，就需要适当地加强管理的力度。
如果“8·11”后任由贬值持续下去而不加约束的话，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资本外流，甚至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管理是对的。中国人民银行管理外汇通过三个主要渠道。第一个就是直接在市场上买卖，第二个是通过每日的交易区间，第三个是设定每天早晨的中间价。过去一两年，央行对前两项基本上都没有太多的约束。央行最主要的干预在“8·11”以前体现在每天早上定的中间价。之前每天早上定的中间价和头一天的外汇收盘价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大，所以导致了很多批评。相当于每天早上公布的中间价成了一种政策意图。
“8·11”改革主要是为了化解这个问题，让第二天早上的中间价跟前一天市场上的价格有很明显的联系。这三个改革措施如果全部实施下来，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我相信央行对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肯定不会改变，未来还是要市场化。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让汇率的灵活度开始提高，波动幅度可以更大一些，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汇率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我们都在分头推进。但是在资本项目最大限度开放之前，要先解决汇率市场化的问题。客观地来说，央行对资本项目实现自由化的时候还是相对谨慎，比如考虑采取托宾税和准备金等措施，就是为了防止资本的大进大出。但改革一直没有停步，这是毫无疑问的。
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面临的经济结构调整，从总供给层面看，就是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从总需求层面看，就是从主要依靠投资到主要依靠消费;从经济发展模式看，就是从政府主导的模式转向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主导模式。
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关键。金融市场也不例外。相对于“十二五”规划，“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为“十三五”规划建议首提。为此规划建议：要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发展普惠金融，着力加强对中小微企业、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金融服务。
针对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一系列问题，《财经》记者近日在成都举行的“创新、资本、跨越——2015北京大学成都金融论坛”会后，专访了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他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的金融市场规模做得很大，但金融市场本身并没有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要化解金融不能支持实体经济的问题，就是改革的问题。改革从金融体系来说就是要增加竞争，让市场来决定价格，一定要把市场的决策权还给市场。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财经》：11月3日，“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正式发布，首次提出了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这句话从字面去理解，似乎是说当前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不够高。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如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黄益平：核心问题是政府对金融的干预也就是金融抑制还太严重。过去几十年金融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规模做得很大，机构做得很多，但是金融市场本身并没有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比如说对利率汇率，央行的干预还是比较明显。再如银行信贷配置，包括企业上市发行债券等，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都还比较大。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就更明显了。总体来说，就是市场机制在金融领域并没有真的发挥作用。
所谓“金融没有支持实体经济”，我对这一说法其实是有一定疑问的。实体经济这个定义本身就不是特别清楚。比如说房地产、金融服务业算不算实体经济？这些都可以再讨论。
不过现在的问题也很明显，现在货币供应量不少，但经济没有被刺激起来，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原因是，现在经济状况不好，增加贷款和货币供应，但企业有没有这样的需求，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并不是说你把钱拿出来企业一拿走，经济活动就起来了。有很多企业家说他的企业根本没订单，你给他们贷款他也没什么用。
第二个方面，很多钱可能去炒房子、炒股票，在市场上转，没有去支持生产。但刚才我说了，何谓实体经济是不明确的。第三个方面，我觉得问题比较大的，是我们的金融抑制。很多企业都遇到了困难。企业遇到困难，最明显的无非是两类。一类是民营企业，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现在碰到出口困难，他本身对资金也没有什么需求。另外就是国企重工业，投资品，包括资源行业，这些行业产能过剩很厉害，但是企业关不掉，关不掉还要继续给它提供各种支持它才能继续运转下去。僵尸企业占用大量的资源，说明有很大一块资金其实是无效运转。因此看上去钱是发出去了，经济活动却没有增加。
《财经》：2016年，中国经济会面临沉重的去产能、去杠杆、提高经济效率的中期挑战。这都可能会导致银行业不良资产率一定幅度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平衡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协调？
黄益平：明年如果采取一些比较大的动作去产能、去杠杆的话，可能主要会担心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失业，第二个是不良资产，第三个是经济活动下行去产能的时候稳GDP增长的挑战会更大，因为你要关闭很多工厂，短期内增长下行压力会加大。
但是怎么协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我的考虑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个问题是，假如这些问题真的会出现，决策者的选择就是想长痛还是短痛之间的取舍。要做选择。病状已经在这里了，你闭着眼睛不看它不是一个选择，但如果留着这些问题不处理可能未来的问题更大。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去做（去杠杆去产能）。
当然在做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策略。越拖问题越大。原来的两个主导产业现在都碰到困难，一个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是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品重工业。这两个行业单纯地靠周期性因素已经很难起死回生。IMF提到，中国所有的结构性改革如果落实下去，在短期会压低中国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其实说的就是短痛;但是这个短痛如果做得好，过了五六年以后，我们的GDP会因此提高2个百分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推进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也就是最近讲的结构侧改革，实际上就是结构改革必须要推进的原因。美国、欧洲、日本也都在讲结构改革。供给侧改革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词而已。供给侧改革当然很重要，但东西并不是新东西。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60条都是供给侧的改革。
但另外一个方面，如果采取去杠杆去产能和结构改革这一系列措施的话，可能会进一步导致下行的压力，我觉得可以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做一定的配合，可以适度地更宽松一些，尽量来缓冲一下下行的压力。
《财经》：PPI已持续43个月为负，这种情况令人忧虑。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通缩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和财政政策需要继续保持稳健、宽松还是保持弹性？ 黄益平：最终还要看要不要稳经济。但我不赞成很多人说的这么长时间的PPI下行就表明经济增长还不是一个新常态的说法。通常来说如果PPI为负的话，意味着你的增长潜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你应该采取一些反周期性的政策来反通缩刺激经济增长。这种观点，我认为在结构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是有道理的。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有很多通缩，来源于过剩产能。这些过剩产能，不是通过简单的货币或财政政策就可以把它给化解掉的。所以需要结构性改革，需要产业重组，甚至需要去产能。这些改革措施完了之后也许我们的增长潜力可以回升。所以这个时候，再想着希望通过力度更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缓解现在的PPI，我觉得是不现实的。
《财经》：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数据下滑惨重，消费增长比较缓慢。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黄益平：显而易见，首先要判断现在的增长是不是太离谱，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增长太低了，那么显然要采取更大的政策措施来稳增长，这个毫无疑问。我的看法是，确实出口也不是很健康，全球经济也没有这么糟糕，为什么我们下行很厉害？我觉得这跟我们正处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有关系。过去支持我们出口的产业现在一下子都不行了，新的能够出口的有竞争力的产业还在形成过程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出口从全球来看表现都更加弱一些的原因。
但从经济本身来说，消费比较稳健，更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率还可以。如果劳动力就业市场还可以的话，我们就没必要对经济增长数据惊慌失措。但政府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稳增长，我觉得也很正常，任何国家都会采取反周期的宏观政策。
如果要采取稳增长的措施，那么就是从需求端来做文章。需求侧的政策是用来管短期周期，供给侧的改革是用来管长期增长的。需求端的政策一般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出口短期内能帮忙的地方很少。哪怕是货币现在再贬值一点，也很难使我们的出口在短期内有很大的起色;消费当然可以对百姓的福利、医疗都形成支持，但支持力度可能效果也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消费的决策主体是每一个消费者，由分散的个体来决定要不要花钱。所以真正有效的稳增长（短期），恐怕还是要靠投资。此时如果增加一些投资我们也能理解，但是在选择产业的时刻可能需要更加谨慎一些，更多地用市场的方法来选择实施这些想法。
增加竞争，让市场决定价格
《财经》：中国目前通缩的环境下，货币宽松释放的流动性并没有完全进入实体经济。中国10月新增贷款、社会融资遭到“腰斩”，创15个月新低。您认为货币当局应采取哪些措施，可以改善流动性不能进入实体经济的现象？
黄益平：我其实并不是特别赞同“流动性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这个说法。流动性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那去哪儿了呢？过去我们说钱去了资本市场，可能是有这个问题;现在一个客观的问题是，经济本身运行状况不好，所以货币的乘数在不断地下降，根据央行所做的调查，企业的贷款需求也在下降。这个时候如果仅仅通过增加流动性的释放，然后期待经济就被刺激起来了，其实是不现实的。
为什么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四万亿一刺激经济就起来了，乃是因为举国保增长。不光是增加了流动性，还上了很多项目，财政花了很多钱，也增加了很多企业的订单，总需求增加了。
在今年这种情况下，单纯地依靠货币政策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个作用是有限的。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它只能在边际上帮你稳一稳、压一压，但仅靠货币政策和增加流动性就把经济给托起来，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在PPI下行的情况下，企业做投资做业务的意愿都不是很高。简单地来说，确实是资金的周转速度下降了。同时我们也知道，一大批钱去了所谓的“僵尸企业”，而且政府不得不给。你能想象，它本来就是产能过剩，效率不好，但这个钱还不得不给他们来维持运转，但这些钱并没有对经济增长做新的贡献。这个钱实际上并没有支持我们的经济增长。
《财经》：尽管中央已经三番五次发文对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进行优惠倾斜和要求商业银行等进行贷款扶持，但从效果上来看并不十分理想。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哪些新思维？
黄益平：中小企业确实有资金需求，但是在整个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需求也在减弱。
但是从很多政策效果上来说，目前的制度安排确实不利于中小企业进行融资。一个简单的佐证是，在正规部门贷不到款，导致很多企业到非正规市场上去融资，成本是很高的。为什么企业愿意去融资？说明它是在有需求的前提下贷不到款。
现在的融资难、融资贵，我觉得要把这两个方面分开来说。如果中小企业的需求在正规市场、正规银行得到满足的话，正规银行的成本并不是很高，问题是他们融不到款。所以企业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正规市场上融资难的问题;如果在正规市场上融不到，他就只好去非正规市场上去融资，比如我们很多的影子银行、地下钱庄、小贷等一些非正规市场。但是，非正规市场的问题是出现了融资贵。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化解问题？化解金融不能支持实体经济的问题，就是改革的问题。改革从金融体系来说是要增加竞争，让市场来决定价格;为什么很多中小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有产权歧视，很多银行的人跟我私下交流都说，如果贷款给了民营企业，产生了坏账以后，责任追究起来非常复杂，处罚措施非常严厉，比国有企业的贷款问题追究起来要严厉很多。所以银行就尽量避免贷款给民营企业。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又要控制和降低融资成本。但中小企业本身风险就比较大。然后银行又不能单独提高利率，就不能产生效益。金融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你的利率必须覆盖风险。风险高的企业利率应该相应要高一些。但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却是，一方面想给中小企业增加融资，另一方面要把融资成本给降下来，你可以想象，最后银行会作什么样的决策。所以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增加竞争，让更多的适合服务中小企业的机构来增加融资供应。四大行的比较优势不在这儿。 我们需要的是发展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和民营银行，大大加快民营银行建立的速度。通过竞争，让更多的银行愿意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第二个改革方向是，你真的把利率放开了，给它一个定价，这样反而能够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定价不能上升的情况下增加贷款，一般金融机构都不愿意做的。如果我的利率不能覆盖风险，岂不是自讨苦吃。要把市场的决策权还给市场。
《财经》：怎么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未来商业银行的冲击？
黄益平：互联网金融帮助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效果已经有目共睹。很多企业已经通过互联网的渠道进行融资。但这里主要的问题是，第一，互联网金融能不能发展出成熟的金融手段，来比较稳定地、更加系统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金融的核心是资金融通，资金融通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互联网金融通过移动终端和大数据处理，能不能转化成有效的风险评估和净值调查的金融手段，让互联网金融变成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融资方式，有些企业做得好，有些企业不一定。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质量也参差不齐，很难统一地来说。但是用大数据做判断来分析你的风险，作金融决策，这个潜力是有的。
第二个挑战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形成新的风险。很多互联网金融公司可能既没有移动终端，也没有金融大数据。这样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本身到底是不是金融机构是有疑问的。潮起潮落中间有很多这样的公司。如果这样的公司多了，体量比较大，那潜在的风险其实也很大。
市场化改革仍在推进
《财经》：央行10月23日宣布双降的同时，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接近尾声？
黄益平：利率的上下限其实早就放开了。但是事实上现在商业银行的定价，并不完全由它们自己决定，或者说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这说明监管机构对它们一段时期内的窗口指导还是存在的。
利率市场化的过程还没有结束。核心是行政对利率的限制取消了，但是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任务，第一个就是资金的合理定价的问题;这同时包括金融机构和贷款的企业，其双方有没有很好的市场机制和市场行为。如果你不受市场纪律的约束，随意可以做利率竞争，或者说是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能借，这绝对是很危险的。现在可能还需要做很多工作，真正改进资金的定价机制。第二个就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央行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应该是比较顺畅地传导到各种资金定价，包括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那个时候央行可以放弃对商业银行利率的干预。从目前来看后面的两步还是蛮艰巨的。
央行一直在不断地推进利率市场化。但是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对商业银行采取窗口指导了，我不是特别确定。有些国家到很久以后还保留一些窗口指导，比如日本央行对金融机构就还有一些窗口指导。我相信央行在准确地推进市场化改革，但什么时候能够完结，不太好判断。
《财经》：“8·11”汇改后，由于汇率市场的波动较大，中国货币当局加大了人民币汇率管理力度。但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化的步伐放缓下来？下一步汇改市场化该走哪些步骤？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黄益平：市场化的方向肯定不会有任何变化。改善汇率的市场形成机制，让人民币汇率变得更加灵活，是央行一贯的方针。“8·11”改革的初衷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来的。最后出现了一些波动，央行加强了管理的力度，源于国际市场的反应有一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如果你不想让人民币成为地区性货币贬值的一个源头，就需要适当地加强管理的力度。
如果“8·11”后任由贬值持续下去而不加约束的话，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资本外流，甚至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管理是对的。中国人民银行管理外汇通过三个主要渠道。第一个就是直接在市场上买卖，第二个是通过每日的交易区间，第三个是设定每天早晨的中间价。过去一两年，央行对前两项基本上都没有太多的约束。央行最主要的干预在“8·11”以前体现在每天早上定的中间价。之前每天早上定的中间价和头一天的外汇收盘价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大，所以导致了很多批评。相当于每天早上公布的中间价成了一种政策意图。
“8·11”改革主要是为了化解这个问题，让第二天早上的中间价跟前一天市场上的价格有很明显的联系。这三个改革措施如果全部实施下来，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我相信央行对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肯定不会改变，未来还是要市场化。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让汇率的灵活度开始提高，波动幅度可以更大一些，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汇率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我们都在分头推进。但是在资本项目最大限度开放之前，要先解决汇率市场化的问题。客观地来说，央行对资本项目实现自由化的时候还是相对谨慎，比如考虑采取托宾税和准备金等措施，就是为了防止资本的大进大出。但改革一直没有停步，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