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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寨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独特的现象，既表现出消解性、反叛性等后现代特征，也表现出追求符号消费、资本推动生产的现代性特征。在各项山寨活动火热发展的进程中，山寨文化凝合了创新和模仿，而这种凝合在实现对现代性消解的同时又与现代性难解难分；在闹腾中赢取众多草根群众基础的同时，又始终带着追求资本的烙印。
关键词：山寨文化；现代性；后现代性；消解；消费
一、基于模仿的山寨文化
“山寨”一次来自广东话，也可写作“山砦”，现代意义上的“山寨”主要被用于形容产品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模式，其中涉及手机数码、服装、电影等不同领域，主要特征是模仿、拼贴、平民、恶搞。由于山寨起源于模仿，故而山寨产品制作成本低廉，从早先对商品logo的模仿、拼贴到对文化产品如春晚、电影等的剪辑、恶搞，山寨已然形成了一种文化效应。山寨文化基于“模仿”来指称相对的正品，所用的方法大约是抄袭、拼贴、组合、戏谑、恶搞等等，但山寨由于它的反叛精神使其不同于一般的模仿，而是破坏性中略带创新的特殊符号。正是这种反叛，使山寨与正品之间产生巨大的反差从而引起大众的戏谑，借助网络形成娱乐文化。中国对于山寨文化的态度偏向两极：非好即坏。这一方面是由于山寨文化的发展范围愈发广泛，尤其是在文化产业中所起作用，对于模仿和拼接的手法究竟是激发了创新还是扼杀了创新的讨论众说纷纭；山寨文化中究竟是后现代性的解构成分更多，还是代表草根阶层的经济文化的现代性的成分更多亦是颇有争议。支持山寨文化者认为，山寨文化反映出的戏谑性，正是通过自嘲对现代性、消费性进行解构，例如针对“iphone”恶搞出的“梨”牌手机，恰是对大众追求品牌潮流的讽刺，这些后现代手法中无不充斥着创新和碰撞。相反者认为，山寨文化反映出的仍是一种对消费的臣服，是一种大众文化语境下追求品牌不可得而相继模仿以自我安慰的病态心理。
本文并不试图评判山寨文化的好坏或未来走势，仅是从哲学的角度审视山寨文化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碰撞。
二、消解性的后现代特征
“山寨”一词包含许多不可言说和不可表达的方面；而恰恰就是这种特征，说明了山寨文化具有超出传统思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山寨文化以消费式、调侃式的方式对官方的经济或文化产品进行“改写”：剪辑、错拼、嫁接、调侃、消费，这些背后都蕴含着现代主义的特征。后现代主义文化并不能简单被归类为模仿，他是一种戏谑，肆意的戏谑，随意的破坏和拼接，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并无特定意图和构思，他的特征表现为无深度、削弱宏大叙事、杂乱无章。现代性文化的诸多模式被打破，我们无法以连贯、逻辑地方式进行叙事，亦失去了情感和个性的深度，后现代文化的杂乱无章是一种无目的性的拼接行为。所以，山寨文化作为大众文化后现代性的体现而言，是合理的。
例如“山寨春晚”之类的山寨节目通过对央视春晚在节目外形上的模仿，颠覆了春晚这类权威符号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是从另一个方面对社会权威和资源中心的调侃和挑战。正是由于传统春晚门槛的限制，山寨春晚则成了平民、草根的身份象征，而山寨春晚的恶搞性一方面是对个体身份的伸张，另一方面亦是对获得集体认同、接纳的渴望。从这个方面而言，山寨文化对权威中心的消解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性并不像德里达和罗蒂意义上的自行去消解现代性，而是深含着对现代性的依依不舍和渴望。
诚然如此，后现代性思潮与山寨文化间还是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后现代主义坚决否认本体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而山寨文化中有着明显的反权威主义和对个人话语权的强调；后现代主义是反基础主义、反本质还原主义，而山寨产品对正品的仿制某种程度上是走在行业政策的边缘，这点争议与后现代性不谋而合；后现代与山寨的对象同时都具有随意性与话语共享性，并力图打破原有对象的整体性与同一性的框架，使那些被压抑与被遮蔽的内容以适当的方式呈现出来。
三、消费性的现代特征
互联网时代，使得新媒体越于大众视线之上，人们更多地寻求在陌生的网络平台上放飞自我个性，这使山寨文化进一步成了一场“山寨狂欢”。媒介对文化的影响愈发深，媒介所掌握的话语权进一步影响着现实的消费。而媒介催生下的消费更演化成了一种符号消费。山寨手机的出现则是对这种大众文化语境下消费的符号化的最好印证。当人们面临媒体中手机广告的狂轰滥炸时，消费的欲求也随之被激发起来了，而山寨手机正提供了这种虚假欲求，并且满足的代价相对很低。山寨机确实质量不过關，售后服务难以保证，但是重要的是，人们购买的并非山寨手机物本身，而是山寨的符号。即使山寨手机与正品之间存在些许差异，但这种仿制使人们内心的虚荣得到了满足，尤其对于草根而言，似乎社会间的等级秩序被拉平了，从而得到了心理上的宽慰。
而由于大众文化的影响，人们消费商品的目的开始逐渐趋于建立社会联系，消费与否将不再完全取决于产品本身，媒体的主导性被逐渐放大，人们追求消费品亦为追求大众“话题”，在此背景下，山寨文化新奇、出挑，山寨产品常成为人们的谈资，尤其是电影、电视节目等文化产物。相反，其他山寨产品如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其生产动机亦无法挣脱大众文化的影响。正是因为人们的大力追求个别品牌，才导致小作坊厂家为追求盈利而生产山寨产品。
四、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碰撞
山寨文化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它并不精致，但却值得品味；它并不高尚，但却引领了时代风尚；它并不令人满意，但却自鸣得意。山寨文化席卷而来，它没有强大的经济和社会资本做后盾，也没有专业操作团队精雕细琢，但却在一段时间内影响并改变了民众的文化消费习惯，甚至给主导文化带来恐慌。① 但同样，山寨文化也无法摆脱大众文化对它的影响和操控。技术不断向文化进行渗透和侵蚀，使文化丧失了深度，趋于平面化、大众化和同一化，大众文化就是这种文化典型。文化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商品化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全面渗透结果，使文化原有的本性、旨趣、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文化本身由此失去了自律性和自足性，文化不再服从于自由的创造性和审美的精神需求，而必然要迎合受众、大众的需要和口味，走向平庸和媚俗。② 所以，今天分析和解说“山寨文化”确实是存在多种难处：“山寨文化”是集社会、文化、历史、思维、生产、思想心态以及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于一身的复杂事物。它的多质性，实际上是现代性在大众文化驱动下恶性膨胀的结果。③ 一方面，“山寨文化”从现代性中孕育出来，并一定程度上袭承和发展了现代性的成果。另一方面，“山寨文化”又批判和解构现代性，与现代性对立对抗，以达到超越现代性和重构自身价值序列和生活秩序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阿甘： 山寨革命[M]. 中信出版社， 2009.
[2]郑祥福等： 大众文化时代的消费问题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3]伊格尔顿： 理论之后[M]. 商务印书馆， 2009.
[4]伊格尔顿： 文化的观念[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5]戴维·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 商务印书馆， 2004.
[6]王宁： 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J]. 中国文化研究， 1997， 第17期.
[7]易代阳： 山寨文化消费特征及发展走向研究[D].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注释：
①意义解读的错位与断裂——山寨文化的“生产-消费”机制研究，张威《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1.05.01.
②大众文化批判立论的后现代转向，姜华，《北方论丛》，2004.11.25.
③“山寨文化”的后现代性指涉，方旭东，《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01.
作者简介：陈超超，1990年5月，女，汉族，籍贯：浙江省温州市，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助教，工作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毕业院校：浙江师范大学，毕业专业：哲学，研究方向：外国哲学。
关键词：山寨文化；现代性；后现代性；消解；消费
一、基于模仿的山寨文化
“山寨”一次来自广东话，也可写作“山砦”，现代意义上的“山寨”主要被用于形容产品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模式，其中涉及手机数码、服装、电影等不同领域，主要特征是模仿、拼贴、平民、恶搞。由于山寨起源于模仿，故而山寨产品制作成本低廉，从早先对商品logo的模仿、拼贴到对文化产品如春晚、电影等的剪辑、恶搞，山寨已然形成了一种文化效应。山寨文化基于“模仿”来指称相对的正品，所用的方法大约是抄袭、拼贴、组合、戏谑、恶搞等等，但山寨由于它的反叛精神使其不同于一般的模仿，而是破坏性中略带创新的特殊符号。正是这种反叛，使山寨与正品之间产生巨大的反差从而引起大众的戏谑，借助网络形成娱乐文化。中国对于山寨文化的态度偏向两极：非好即坏。这一方面是由于山寨文化的发展范围愈发广泛，尤其是在文化产业中所起作用，对于模仿和拼接的手法究竟是激发了创新还是扼杀了创新的讨论众说纷纭；山寨文化中究竟是后现代性的解构成分更多，还是代表草根阶层的经济文化的现代性的成分更多亦是颇有争议。支持山寨文化者认为，山寨文化反映出的戏谑性，正是通过自嘲对现代性、消费性进行解构，例如针对“iphone”恶搞出的“梨”牌手机，恰是对大众追求品牌潮流的讽刺，这些后现代手法中无不充斥着创新和碰撞。相反者认为，山寨文化反映出的仍是一种对消费的臣服，是一种大众文化语境下追求品牌不可得而相继模仿以自我安慰的病态心理。
本文并不试图评判山寨文化的好坏或未来走势，仅是从哲学的角度审视山寨文化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碰撞。
二、消解性的后现代特征
“山寨”一词包含许多不可言说和不可表达的方面；而恰恰就是这种特征，说明了山寨文化具有超出传统思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山寨文化以消费式、调侃式的方式对官方的经济或文化产品进行“改写”：剪辑、错拼、嫁接、调侃、消费，这些背后都蕴含着现代主义的特征。后现代主义文化并不能简单被归类为模仿，他是一种戏谑，肆意的戏谑，随意的破坏和拼接，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并无特定意图和构思，他的特征表现为无深度、削弱宏大叙事、杂乱无章。现代性文化的诸多模式被打破，我们无法以连贯、逻辑地方式进行叙事，亦失去了情感和个性的深度，后现代文化的杂乱无章是一种无目的性的拼接行为。所以，山寨文化作为大众文化后现代性的体现而言，是合理的。
例如“山寨春晚”之类的山寨节目通过对央视春晚在节目外形上的模仿，颠覆了春晚这类权威符号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是从另一个方面对社会权威和资源中心的调侃和挑战。正是由于传统春晚门槛的限制，山寨春晚则成了平民、草根的身份象征，而山寨春晚的恶搞性一方面是对个体身份的伸张，另一方面亦是对获得集体认同、接纳的渴望。从这个方面而言，山寨文化对权威中心的消解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性并不像德里达和罗蒂意义上的自行去消解现代性，而是深含着对现代性的依依不舍和渴望。
诚然如此，后现代性思潮与山寨文化间还是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后现代主义坚决否认本体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而山寨文化中有着明显的反权威主义和对个人话语权的强调；后现代主义是反基础主义、反本质还原主义，而山寨产品对正品的仿制某种程度上是走在行业政策的边缘，这点争议与后现代性不谋而合；后现代与山寨的对象同时都具有随意性与话语共享性，并力图打破原有对象的整体性与同一性的框架，使那些被压抑与被遮蔽的内容以适当的方式呈现出来。
三、消费性的现代特征
互联网时代，使得新媒体越于大众视线之上，人们更多地寻求在陌生的网络平台上放飞自我个性，这使山寨文化进一步成了一场“山寨狂欢”。媒介对文化的影响愈发深，媒介所掌握的话语权进一步影响着现实的消费。而媒介催生下的消费更演化成了一种符号消费。山寨手机的出现则是对这种大众文化语境下消费的符号化的最好印证。当人们面临媒体中手机广告的狂轰滥炸时，消费的欲求也随之被激发起来了，而山寨手机正提供了这种虚假欲求，并且满足的代价相对很低。山寨机确实质量不过關，售后服务难以保证，但是重要的是，人们购买的并非山寨手机物本身，而是山寨的符号。即使山寨手机与正品之间存在些许差异，但这种仿制使人们内心的虚荣得到了满足，尤其对于草根而言，似乎社会间的等级秩序被拉平了，从而得到了心理上的宽慰。
而由于大众文化的影响，人们消费商品的目的开始逐渐趋于建立社会联系，消费与否将不再完全取决于产品本身，媒体的主导性被逐渐放大，人们追求消费品亦为追求大众“话题”，在此背景下，山寨文化新奇、出挑，山寨产品常成为人们的谈资，尤其是电影、电视节目等文化产物。相反，其他山寨产品如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其生产动机亦无法挣脱大众文化的影响。正是因为人们的大力追求个别品牌，才导致小作坊厂家为追求盈利而生产山寨产品。
四、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碰撞
山寨文化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它并不精致，但却值得品味；它并不高尚，但却引领了时代风尚；它并不令人满意，但却自鸣得意。山寨文化席卷而来，它没有强大的经济和社会资本做后盾，也没有专业操作团队精雕细琢，但却在一段时间内影响并改变了民众的文化消费习惯，甚至给主导文化带来恐慌。① 但同样，山寨文化也无法摆脱大众文化对它的影响和操控。技术不断向文化进行渗透和侵蚀，使文化丧失了深度，趋于平面化、大众化和同一化，大众文化就是这种文化典型。文化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商品化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全面渗透结果，使文化原有的本性、旨趣、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文化本身由此失去了自律性和自足性，文化不再服从于自由的创造性和审美的精神需求，而必然要迎合受众、大众的需要和口味，走向平庸和媚俗。② 所以，今天分析和解说“山寨文化”确实是存在多种难处：“山寨文化”是集社会、文化、历史、思维、生产、思想心态以及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于一身的复杂事物。它的多质性，实际上是现代性在大众文化驱动下恶性膨胀的结果。③ 一方面，“山寨文化”从现代性中孕育出来，并一定程度上袭承和发展了现代性的成果。另一方面，“山寨文化”又批判和解构现代性，与现代性对立对抗，以达到超越现代性和重构自身价值序列和生活秩序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阿甘： 山寨革命[M]. 中信出版社， 2009.
[2]郑祥福等： 大众文化时代的消费问题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3]伊格尔顿： 理论之后[M]. 商务印书馆， 2009.
[4]伊格尔顿： 文化的观念[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5]戴维·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 商务印书馆， 2004.
[6]王宁： 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J]. 中国文化研究， 1997， 第17期.
[7]易代阳： 山寨文化消费特征及发展走向研究[D].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注释：
①意义解读的错位与断裂——山寨文化的“生产-消费”机制研究，张威《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1.05.01.
②大众文化批判立论的后现代转向，姜华，《北方论丛》，2004.11.25.
③“山寨文化”的后现代性指涉，方旭东，《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01.
作者简介：陈超超，1990年5月，女，汉族，籍贯：浙江省温州市，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助教，工作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毕业院校：浙江师范大学，毕业专业：哲学，研究方向：外国哲学。